1971年，纽约“新俄罗斯言论报”刊登了侨居历史学者尼古拉·乌里扬诺夫写的名为《索尔仁尼琴之谜》的一篇文章。乌里扬诺夫列举了索尔仁尼琴通晓的“现实生活”的所有领域，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是一个人写成的。而是很多作家共同创作的结果，而且这些作家具有不同的创作趣味和气质，他们的智力水平和专长也各不相同。”乌里扬诺夫认为，索尔仁尼琴是克格勃文学作坊“制造”出来的，因为一个人是无法吸纳如此光怪陆离的现实的。我们姑且不论作者的夸大其词和不友善的语气，但这段话蕴涵的主要思想却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作家表现了广博的现实生活。的确，索尔仁尼琴关注的是广博的现实生活。

他是一个完全靠周围世界滋养的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能够想象出《红轮》中那个自高自大又年老体衰的独裁者待过的房间里的所有陈设，能够想象出《1914年8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包厢里的每一件物品，能够想象出玛特廖娜陋室里每一个花盘的样子。为了进行创作，索尔仁尼琴制作了一张卡片，把材料进行分类，如逸闻、社会现状，还包括语言学知识。他甚至把私生活都记在了卡片上（既包括自己的，也包括朋友的）如果他做的梦让他感觉很有意义或是始终萦绕不去，他也会把这些梦记录下来。索尔仁尼琴出门时总是带着一个记事本。他把会谈、各种情感的表达、偶尔听到的话语或俗语、与当局的争论等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即刻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以便之后把它们有机地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光是谚语，他就记了好几本，还是在沙拉什卡期间，达里词典就成了他的案头书，而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各种俄罗斯谚语汇编简直就是“祈祷词”一样让他爱不释手。

1964年，他回到了塔什干，想见见给他治过病的医生，故地重游既想再次体会一下治疗过程，也想完成《癌病房》最后收尾的写作。就是在佛蒙特的那个“一心用于创作的小屋”里，为了能写出历史小说，索尔仁尼通过不断的回忆还有自己记下来的卡片（随着阅读、旅行还有对事件亲历者的问卷调查以及档案查询越来越充实）来设想故事情节的发生地。

“我只创作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西方，是的，西方不可能给我提供各种灵感。哎呀，要是我现在待在俄罗斯会有多好！是的，我可以到处转转，不用担心别人盯梢，也没有人监视你（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像现在这样，我会周游各地！每一处所在，每一种方言，每一次会谈，都会触动我使我萌生创作的冲动……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全城（列宁格勒），踏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要知道整个二月革命几乎都发生在彼得格勒，所以直到现在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城里的每一个角落，这对写作很有帮助。再加之，我手里还有一张旧地图，还有许多老照片”。1958年，索尔仁尼琴第一次来到列宁格勒。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写道，在这之前他就仔细地研究了整个城市，甚至可以当环城导游了。

我们在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很容易认出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亲戚，还有他的第一位妻子、战友和集中营难友。他必须从现实中汲取素材，甚至连人物的名字往往也选自一些旧手册。例如，据列舍托夫斯卡娅回忆说，《1914年8月》中的瓦尔索诺菲耶夫和奥博多夫斯基以及《癌病房》中汉加尔特这个德文名字都取自梁赞中学1904届“金质奖章的获得者”。他在小说中对朋友们的刻画非常忠实于现实生活，甚至德米特里·帕宁把自己的回忆录叫作《索洛格金笔记》；列夫·科佩列夫（《第一圈》沙拉什卡监狱中鲁宾的原型）是一名很有声望的德国问题专家，他写的回忆录《消愁》非常有趣，后来移居到了德国，成了两个文化的中间人，他对《第一圈》的处理很满意，这本书共九十六章，以他为原型的主人公是一名抓获了一个外交官叛徒的爱国主义者，他还亲自写道并确认说，那些看起来像是作者虚构的事情却是实际发生的真事。

生活让这“三个火枪手”分道扬镳了（他们三个人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照片的题词是“二十年后的重逢”），与其说是因为思想分歧，不如说是充满了真情实感的生活本身。作为比索尔仁尼琴年长8—10岁的人，帕宁和科佩列夫都把他当成了小兄弟来对待，当成了一个求知欲强的学生，而且他们都坚持让萨尼亚听从他们各自的建议。他们对作家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同时也不无醋意；而当他来到西方后，他们两个人又开始为争取获得作家的青睐而争风吃醋，两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想做他的庇护人。当“这位以前的学生”试图摆脱对他的控制并开始走自己的路时，两者又同时给他写充满了仇恨的信件。他们在沙拉什卡时观念上的分歧已有端倪，这一次彻底使他们各奔东西了。帕宁原来是个工程师，后来却成了一名哲学家，著有一部神学著作《钟锤般的世界》，1986年死于国外。科佩列夫直到1997年病逝一直都在德国大学教书。但他们三个人却因为《第一圈》的“三剑客”（涅尔仁—索洛格金—鲁宾）而永垂史册。

巴尔扎克同样是一个植根于现实生活创作的作家，他笔下的男性形象都是一些感情充沛的人（如像父亲般的博爱胸怀、极强的自尊心等），以此写活了他所在的那个人间百态。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现实也几乎由清一色男性组成。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只是一种象征，尽管她们也很重要，但与男性人物相比，她们扮演的是“次要”角色。因此，索尔仁尼琴的女性人物通常并不令人信服。他作品中的男性世界是“历经磨难”的世界，监狱、癌症、战争……所有的主要人物都陷入到一种彻底推翻自我及生存选择的境地。作家在《古拉格群岛》中说道，“斯托雷平车厢”使人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习惯，隔断了与其他人的所有联系（普通的联系和日常生活的联系）。这种摆脱惯常行为的羁绊成了索尔仁尼琴全部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不言而喻，这也是作家自身经历的一个缩影。“不要渴求一切，也不要拥有一切！”——《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这样说道，于是，当犯人波贝宁被带到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那里向他汇报语言削波装置进展情况时，他勇敢地对他说道：“一旦你剥夺了一个人的一切，他就不会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他又自由了。”（《第一圈》，第十八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促使索尔仁尼琴拿起笔的动因就是放弃自我，这也是托尔斯泰曾经的梦想，只不过在“离家出走”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对他而言，劳役生活如此必要，就像久旱逢甘泉”，帕宁这样说道，这似乎是索尔仁尼琴下面这段话的翻版：“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涸竭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古拉格群岛》，第四卷，第一章）但是，那个潜藏在索尔仁尼琴所有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禁欲主义，它作为生活中的一个必要条件，起先并非是自由表达意见的结果，而是在极权体制下人陷于贫困状态造成的。索尔仁尼琴的“人间喜剧”与巴尔扎克笔下由人物无比可怕且巨大的意志力创建的世界不同，也有别于托尔斯泰对自我克制这一核心观念的探索。他的用意是传达出在古拉格群岛受奴役的人被迫奉行禁欲主义这一境况的意义和价值。在完全陷于贫困的境遇下，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仿佛“再生”。人的重生或堕落，由他自己选择（这是索尔仁尼琴所有作品中都会遇到的情景）。正是由于被迫成为了奴隶，像爱比克泰德一样，人才能够彻底释放自己，因为没有经历过监狱磨砺的自我意识，只是一个臆想出来的意志力，只是一个被人逼迫的意志力，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表述是“意志的奴役”，后来路德在自己的《意志奴役论》里继续论述了这一点。

索尔仁尼琴的所有创作遵从的都是1936年就萌生的伟大构想（当时他只有18岁），并在他向自己的未婚妻（她也亲自证明了这一点）求婚的那一天最终成型，这就是写一部有关俄罗斯革命的宏大历史巨著，顺便也写一写父亲的悲剧命运。亚历山大·伊萨季耶夫本人于1944—1945年间战斗过的地方几乎是重复走他父亲当年到过的地方（在长诗《普鲁士之夜》里讲到了这一点），也正是在那里遭到了军队反间谍机关的逮捕。索尔仁尼琴把这种惊人的巧合看作是一种神秘的预示（尽管他一向反感神秘兮兮）。由此可见，这种对家族史的“独特追溯”（即对那个从未谋过面的父亲的追溯，他去世的时候恰逢俄罗斯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成了他创作构思的基础。作家对那些“普鲁士之夜”进行虚构，并在马尔费诺的沙拉什卡和埃基巴斯图兹集中营烂熟于胸，还借助念珠时常回想起其中的细节，这就成了贯穿索尔仁尼琴全部创作的一条有机线索：从30年代在图书馆里苦读的大学生，到1944年观察霍亨斯泰因高地并在此期间不断回忆起萨姆索诺夫将军和自己父亲的军官，再到1948年潜心创作这些《普鲁士之夜》的犯人，最后再到幽居在佛蒙特埋头于故纸堆的作家，那个竭力恢复过去的时代及俄罗斯命运的作家……

看着眼中战火燃烧的普鲁士，年轻稚嫩的诗人不禁诗兴大发：

处于你我之间的是萨姆索诺夫，处于你我之间的是——埋着俄罗斯士兵尸骨泛着白光的十字架。在这个夜晚，我心里藏满了种种奇怪的感受：你对我而言早已不是外人。

1944年随部队走过的那些白俄罗斯的森林使索尔仁尼琴想起了1914年父亲同样也是在这些地区作战过，儿子的经历自然地引导了对父亲命运的思考。就连整个生活都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错觉。他经常会看到同样的一些地方，经历同样的一些悲剧，如透过对索尔仁尼琴大尉的“惩罚”，他看到了上帝对俄罗斯的“报应”。这就是他生活中一以贯之的理念（就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无论是自传性质的作品，还是集中营文学，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插叙，都是这一伟大构想的“伴奏曲”。

索尔仁尼琴最早的“集中营”题材作品是长诗《小路》（《普鲁士之夜》是其中的一章）和讽刺剧本《胜利者的欢宴》（唯一的手稿于1966年从索尔仁尼琴家里查没，在莫斯科曾少量印刷，以便供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审读。据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说，早在1940—1941年，她的丈夫就写过一些文学作品的梗概，甚至还给鲍里斯·拉夫列涅夫展示过，后者建议他就叫《爱革命吧！》。索尔仁尼琴决定，它将是自己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他有意不发表更早一些的创作。在转型初期，列舍托夫斯卡娅在未经前夫同意的情况下就把战争期间写的这些短篇小说投给了《新世界》杂志。当时的主编扎雷金问作家能否出版，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1955年，在塔什干医院里经历了漫长的肿瘤治疗后，索尔仁尼琴在一个土坯农舍里住了一夏天，对于他这样一个异常珍惜时间的人而言，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休息，他非常注意合理利用时间以维持自己的创作力。他夜以继日地写作。题材信手拈来，这就是一个苏联苦役犯人的经历。就这样诞生了剧本《劳动王国》，后改叫《小鹿与沙拉绍夫卡》。之所以选择了戏剧这一体裁也并非偶然，因为还在大学读书时，索尔仁尼琴就是个戏剧迷。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更具说服力，即在经历“人生百态”的牢房里他接受的都是犯人们的口头文化。他贪婪地获取新知识，并向历史学家、哲学家、老革命者还有回到国内的侨居学者澄清俄国那段黑暗时期的历史。他从被流放到古拉格群岛的老犯人那里（如阿纳托利·法斯坚科等）得知了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命运。他无数次地向科佩列夫咨询俄罗斯恐怖主义史。他们在监狱走廊里交流思想，在无数失眠的夜里，他把自己的想法都记到自己的笔记本上……这个囚犯的生活有自己隐秘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获释后，这些笔记本又神奇地回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手里，原来是索尔仁尼琴把它们交给了一名实验室临时雇的女工作人员（在《第一圈》里她叫西莫齐卡）手里，而她一直保存了许多年。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对作家没有向这位女性表达谢意一直忿忿不平。可是，在《牛犊顶橡树》修订版《隐身人》一章里索尔仁尼琴表达了对安涅奇卡·伊萨耶娃的感激之情：“我首先想起的人就是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伊萨耶娃，她是马尔费诺沙拉什卡的工作人员，她冒着被国家安全局以及刑法典严惩的风险从我的手里接过了我的《爱革命吧！》一书的手稿以及我非常珍视的达列夫斯基兄弟的名言警句摘抄（数量非常多），并保存了7年之久，于1956年把它们还给了我（我当时真没有奢望它们能完好无损）。真心地谢谢她”。

在这四年里，索尔仁尼琴与当时最有教养也是最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进行谈话交流。这就像古希腊对话式的学习，在《第一圈》里对它进行了描绘。所以，毫不奇怪，索尔仁尼琴首选的文学体裁恰好就是戏剧的形式，人与人之间一连串对话的形式。

在《小鹿和沙拉绍夫卡》中，有一个作者的代言人，他叫涅莫夫，是集中营的生产队长。当奴隶的监工，而自身也是其中一员，这并不是一个好差事。淳朴的“小鹿”涅莫夫对古拉格群岛丛林里残酷的生存法则并不知情，在这里，只有那些顺应环境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靠损害别人利益的人）才能活下来。犯人们不听“小鹿”说的话，挖苦嘲笑他；最后他失去了自己的特权，高高兴兴地与众人同甘苦共患难。这出剧是按照莎士比亚剧作的模式写成的，即诚实的奴仆堕落了，可是卑鄙之人却得到了高升。一伙由亡命徒、谄媚逢迎者和供人取笑的人组成的“小集团”却不断地责骂集中营的领导，他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品德高尚的人被撤，下流坯得到了任命。但以这一模式为基础却表现了古拉格群岛的方方面面。剧本里充满了犯人说的行话，这些话的意思或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得到了解释，或是直接由那个幼稚的想把一切字眼都“翻译成”普通语言的“小鹿”来一一解析。

必须承认，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涅莫夫这头“小鹿”刚来集中营怎么能引起阅历丰富的营地领导的青睐，后者非常清楚，他需要的不是一个习惯对普通人发号施令的前军官，而是一匹丝毫不知羞耻就能榨干犯人们最后一滴血的狼。但在《古拉格群岛》中对新耶夫撒冷附近位于砖厂的第一个集中营就是这样描述的。剧作展现了劳改营里犯人们的全部生活：男人们和女人们同等对待（这一点有别于重刑犯劳改营），所有人都靠犯人们生活，在“小诊所”里，一名营地医生有八个姑娘服侍他，会计所罗门敲诈虚弱的囚犯（就是那些不会顺应环境的人），而且能事先猜透领导的心愿，女人们为了一份口粮可以出卖自己。剧本里甚至还讲述了1945年发生在信守自己生存“法则”的“小偷”们和屈从于领导各种需要的“小人”们之间的那场内讧。尽管这样，这些“小偷们”和“小人们”却一致盘剥“法西斯匪徒”（即政治囚犯）和“虚弱的囚犯”。对于斯大林而言，犯人是“社会上可靠的人”而“58条”（即刑法第58条，关于“反苏行为”的界定）是“顽固分子”，注定要在“共同的劳动”（通常是伐木）中死去。

“小鹿”涅莫夫是一名战地指挥官，他是从前线直接被关进了集中营。而那个把他从“王座”上掀下来的霍米奇却一直待在后方，只在莫斯科的事务所里跟人打过架。“我这是怎么搞的？——涅莫夫这样问自己，我好像做了一个噩梦……我干嘛非要当什么领导？我还以为自己是在部队里：我是军官！可以命令别人……哎呀！……只有自己不用去做大家都在干的活儿——这是多么让人嫌恶啊。共同的劳动是死！可是当这里的领导还不如死……”

从厨房到派工员的桌子，从“诊所”里的妻妾成群到铸造车间，从建筑工地到集中营领导住的豪宅——这里有霍布斯所说的整个人类，有豺狼，有剥削者，也有社会渣滓，这里同样发生着杀人事件，也同样可以看到隐秘的男欢女爱。“受降级处分”的涅莫夫重新获得了做人的良知，但却失去了柳芭的爱，她对他大声地喊道：“请问，我亲爱的人！你现在不想吃东西吗？而我想吃饭！我饿得受不了了！我一辈子都想吃东西！！难道我和你能在牢狱里活下去吗？你不会委曲求全，你什么都不会做。你一个人还勉强活下去，和我在一起，你必死无疑。”

剧作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的真实以及严谨的纪实性应归功于这部作品非常复杂的布局以及各种“细枝末节”，因为作者想把我们带入到一个众人无法看到的隐蔽世界，告诉我们古拉格群岛里人们的生存现实。

在这部处女作中作家就表露出了想当一个专门记录犯人们狱中生活的专家的想法。这里也已经出现了如下的一些题材，如无望的爱情，男人们如同避难所般牢不可破的友谊等。我们还可以从这里感受到那种出离愤怒的嘲讽激情：要知道，在这部历史纪实作品里写的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必然堕落，而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必然高升——如同琼森的《福尔蓬奈》一样暴露了人性的残暴和全部罪恶，人性中一切不可救药的卑鄙勾当，特别是曲意逢迎；唯一的区别在于故事情节，不像《福尔蓬奈》那样围绕富有的威尼斯绅士的病榻而展开，而是发生在肮脏的古拉格群岛，在监狱的高塔之间，在铁丝网后面，在“营区”里，这儿成了上演人间卑鄙行为的舞台。我们开始辨识梳理出索尔仁尼琴的一个主要隐喻，即古拉格是一个全新的人生舞台。他的剧作是对拉辛的宫廷题材剧、安利·贝克笔下的资产阶级商场、阿里斯托芬作品中的市民广场的全面革新。这是象征地表现人生舞台的一个新场所——这出戏很卑鄙，但像先前一样残暴无比。“嗜血成性的恶魔”凶猛地扑向“无辜的人”，其程度与19世纪末期自然主义戏剧流派表现出来的残暴毫无区别，但布满舞台空间的却是监狱里的铁丝网，于是一群人真成了一群牲畜，清早检查时，在清晨微弱灯光的映衬下他们被查来查去、反复清点。

1963年，现代人剧院想要排演这部剧，但刚开始对台词，一切就戛然而止了，因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里，索尔仁尼琴的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剧作《小鹿和沙拉绍夫卡》将成为戳穿赫鲁晓夫时代斯大林主义的一把利剑。剧本里犯人们之间说的行话俚语，再配上充满象征意味、让人心情压抑的舞台布景（索尔仁尼琴在剧本的附带说明里特别详细地进行了描绘），这一切很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结果。

如果说《劳动王国》记录的是索尔仁尼琴对古拉格群岛的最初印象，那么《第一圈》就是其在马尔费诺实验室的亲身经历。在所谓的96章版的《第一圈》（即由96章组成）这一完整版发表后（第一版1955—1958年创作于科克-捷列克，后来在玛特廖娜的农舍里进一步加工润色，最后在梁赞完稿），这部作品的精细建构变得明晰起来。作者的经历得到了更广博、更全面的描绘。《第一圈》中涅尔仁的不成熟，或者换句话叫作成长经历，要比《小鹿和沙拉绍夫卡》中涅莫夫复杂百倍，因为小说不再局限于古拉格群岛本身，而是拓展到了整个人类的文化和哲学层面。这完全不同于《福尔蓬奈》那个残暴而简单的世界，这更像但丁的多声部小说：现代版的但丁-涅尔仁，这个索洛格金-维吉尔非常熟悉的人，一下子就跨越了人类几个世纪的哲学思想。沙拉什卡正好是一个人收获哲学观念中的自由并使之得到具体实现的理想场所。在古拉格之外，映入眼帘的尽然是一个暗淡无光的奴役王国，如检察官马卡雷金、外交官英诺肯基、御用作家加拉霍夫的世界，还有晚年的斯大林及他的那些整日里提心吊胆的帮凶们的噩梦生活。在那些“古拉格群岛”里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章节里，情节紧张、讽刺意味强烈，它们似乎构成了小说的另一面：这是因为索尔仁尼琴力求“表现”苏联“掌权者”们的生活场景。

《牛犊顶橡树》中专门讲到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印象，1964年复活节那一天他恰好在作家位于梁赞的家里做客。尽管特瓦尔多夫斯基预感到了“现实的危险性”，也被卷入到了声势浩大的“破译”各种声音和形形色色人等的运动中，但他还没有失去自由的观点，他要了一瓶伏特加，点燃了所有的电灯，他的话时而怜悯受害者，时而同情刽子手，谈话最后他几乎都有点神经错乱了。他的这种“神经错乱”多多少少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熟悉的情况：当你的灵魂面临着火的考验，当你处在拱形的地洞面前（那里的专制暴君信心满怀，勉强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当你面对不计其数的告密者和保安人员（他们不断折磨、迫害着那些关在马尔费诺方舟里的犯人们）。

就情节而言，87章版的《第一圈》（1964年修订，由87章组成）明显不同于96章版。这种区别从第一章就可以看出来：在96章版的《第一圈》中，英诺肯基打电话的对象并不是杜布洛莫夫医生，而是美国大使馆，也并非关于药品的问题，而是威胁要把核武器的研制计划交给罗森堡夫妇。故事一下子就被引入到历史的迷雾中，显得特别紧张刺激。小说一开篇就把我们带到了“冷战”时期那个最富争议、最禁心动魄的事件。

索尔仁尼琴再现了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出现的主题。这就是一位爱国者是否应该屈从于暴君。英诺肯基的行为是对不公正当局的一种抗争。新版第61章对这一行为进行了解释。英诺肯基在自己年迈的舅舅那里吸取了历史教训，他住在一个简陋的木屋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正是这种卑微的生活使他免于受到当局的迫害。舅舅偷偷地保留着一捆1917年以来布尔什维克出版的旧报纸：读着这些已经发黄的上面印有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讲话内容的报纸，斯大林的谎言昭然若揭……老人借用赫尔岑的话提了一个关键而又“可怕的”问题：“爱国主义的真义在哪里？为什么对祖国的热爱必须扩及到对她的政府？如果这政府一味地危害百姓，还值得去爱吗？”他的舅舅是1918年1月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四五千示威者之中的一员。而瓦洛京的父亲却是带头驱散惊慌失措人群代表的帮凶，他们用枪托，还粗鲁地嘲讽那些示威者。后来，这位愚钝的肃反人员娶了一个上等人家的娇小姐为妻，这就是瓦洛京的母亲，正是母亲的日记唤醒了英诺肯基的灵魂，让他了解了1910—1917年的俄罗斯，那个以高雅纯美、思想多元、不计其数的出版物及文化的快速繁荣为标志的时代……

英诺肯基也曾想过暗暗地洗刷掉自己父亲的罪恶，他背叛了那个专制政府，尽管他穿的是一身唯唯诺诺外交官的制服，他想拯救真正的俄罗斯，拯救俄罗斯的灵魂，拯救那个他匆匆见过的几乎毫不知情的俄罗斯。他深信：如果苏维埃俄国的主人有权支配那种“致命”武器的话，那么俄国人将永远受奴役。在沙拉什卡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经过“粉饰”的监狱里，一对科学家犯人正在日以继夜地劳作，旨在发明一个能破译人说话声音的解码器（它将被用于反侦及间谍活动），他们住在一栋18世纪盖的老式建筑里，这里有一个种着椴树的花园，周围是高高的围墙；这个位于莫斯科北郊的地方，以前是一所属于奥斯坦京诺附近的三位一体教堂的宗教学校。1961年11月，索尔仁尼琴在奥斯坦京诺宾馆住了一阵。于是他又一次地沿着那道围墙漫步，只不过这时是从另外一侧，从外面来观察它：“收容所面目依旧，还是那样的范围，还是围出来的那不大的地盘，这里曾经收容过许多杰出的人物，这里我们的种种争论和设想泛起过。”（《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

两颗千年椴树，清早的劈柴声，实验室里的各种纠葛，与监狱“临时工”之间的短暂的友谊，晚上犯人们之间的热烈讨论，告密者，少校西金，雅科诺夫工程师和罗伊特曼工程师（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缺陷：一个是曾经的囚犯，另外一个是犹太人），画家康德拉绍夫—伊万诺夫，看门人斯皮里东——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来自对监狱（以前是宗教学校）生活的回忆。作家在小说里的描绘同样得到了传记作家列夫·科佩列夫的确认。从监狱释放后，索尔仁尼琴见过几个曾经的马尔费诺的狱友，如索洛格金的原型帕宁，他曾劝说索尔仁尼琴和他一起回古拉格群岛，因为这样可以摆脱沙拉什卡这种“自愿为奴”的状态（他们在同一天从沙拉什卡被“逐往”集中营，这发生在1950年5月19日）；如鲁宾（初稿里叫列文）的原型科佩列夫，这是一个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如沙拉什卡的画家兼哲学家伊万舍夫-穆萨托夫，小说里的名字是康德拉绍夫-伊万诺夫。就连与涅尔仁的妻子纳嘉之间的有关描写，不仅让人直接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作家及其第一任妻子之间的故事，而且还借鉴了列舍托夫斯卡娅本人写的日记里的内容。分别多年的夫妻却发生了背叛行为，斯特罗门卡学生城特有的氛围，夫妻离异——这些都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至于说马卡雷金检察官位于卡卢加关卡的那套高级公寓（当时他们全家人正在宴饮），正好就在囚犯索尔仁尼琴和他的狱友于1946—1947年间修建的大楼里。

在96章版里，可以明显地发现《第一圈》和伟大构想之间的有机联系。比如，第二十七章里写到涅尔仁和索洛格金在锯柴劳动后短暂休息了一下（“仿佛要把他们生命中陈旧角落里的晦气也吹吐出来似的”），正是在这一刻索尔仁尼琴说出了自己的一个主要想法，那就是写一部革命史：

“如果他们把你遣送到劳改营去，”索洛格金问，“你写的关于新混乱时期（这意味着是革命）的东西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说实在的，在这里同样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保留像一张纸条那样多的东西，可能被处死在这里的风险，也不会小于劳改营。是的，在这儿我也无法进入公共图书馆，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让我接近原始资料；至于写东西的纸，在针叶林带里我总会找到白桦或松树树皮的。而且我还有一个没有任何特工可以使我失去的优势：我的亲身经历以及别人的经历，使我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历史。你不这样认为吗？”

涅尔仁不仅从上学起就听过“历史的警钟”，而且，他和索尔仁尼琴本人一样，都感到自己身上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使命感，尽管他们处在沙拉什卡监狱里，和守门人斯皮里东、索洛格金和鲁宾一起从事共同的劳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里，作家经历的现实与伟大构想——用历史小说来解读俄罗斯的急剧转变——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不难看出，集中营的经历成了他创作的“本源”和出发点。然而，执意创作历史小说的念头影响了对这些往事的追忆，与剧本不同，小说里“真理”与“创作”之间如何进行分配明显地变得越来越复杂。

作家还运用了大量来自现实生活的资料，这同样征服了读者。在卢比扬卡的监狱里，走廊上空荡荡的，当狱监们带犯人们去审讯时，他们为了避免犯人之间打招呼，在每个转弯处都会发出像威尼斯游船的船夫一样清脆的大叫声；虽然特种监狱研究所也有自己的“安全”系统，而且由于突然陷入到这个地球上最可怕的暴君和他的那些战战兢兢的帮凶们制造的世界，犯人们也会感到孤立无援。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生活中其他的一些方面，如科学研究和哲理思考。前者让我们认识了会傅里叶级数和贝塞尔函数的数学家索尔仁尼琴，认识了精通密码术和验声学的物理学家。而哲理层面指的则是涅尔仁身边的人。对于年轻的索尔仁尼琴而言，沙拉什卡成了吕克昂和科学院。霍布斯、拉·波埃西、伊壁鸠鲁、亚略巴古的丢尼修，老子、孔子——这些人成了那些受老式教育长大并因为暴君的恣意妄为而陷入到这个新“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们热议的对象。在《第一圈》中，正是凭着作家的数学天赋、创作天赋及哲理思辨天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作家亲历的丰富世界，三种天赋合作得天衣无缝，这一特征使其迥然有别于作家的其他作品。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他创作的一部最具灵性的小说。如果说它让我们认识了晦暗的20世纪，但与此同时，也把这些数学家犯人们，这些新斯多葛派信徒们，这些力求探讨智者与暴君之关系这一古老话题的人们，带上了诺亚方舟的甲板。

1959年，索尔仁尼琴暂时中断了《第一圈》的写作，他用45天创作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作品是史诗这棵大树上分出的一个小幼芽（例如，舒霍夫就是斯皮里东这个人物的主题变奏，或者，更形象地说，是犯人史诗中一个经过精简和浓缩的典型）。这就像《右手》是《癌病房》的“分枝”，《列宁在苏黎世》是《红轮》的残片一样。

小说的主人公叫伊万·杰尼索维奇，囚号是Щ-854，他在修建热电中心（这个热电中心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现在还在运行）。就像索尔仁尼琴本人一样，在集中营里，他是一个本职工作（瓦工）的行家里手。队长丘林和海军中校布依诺夫斯基（生活中的原型叫布尔科夫斯基）均确有其人；只有伊万·杰尼索维奇一个人是索尔仁尼琴杜撰出来的，他的原型是索尔仁尼琴中尉连队里的一个炮兵，他身上融入了作家在监禁期间对集中营的观察和思考。早在1950—1951年被囚禁期间就产生了写犯人一天的想法。“对于犯人而言，这是一个普通的一天，繁重的工作，我和同伴推着推车，我在琢磨怎样才能表现出集中营的全部生活——只用一天就可以。当然，可以描写自己10年的囚禁生活，通过这些可以表现集中营的全部历史——用一天就完全可以表现这一切，就像把碎片一块一块地粘合在一起，只写一个普普通通、毫不稀奇的犯人，经历的从早到晚的一天生活，就足以表现这一切。”但直到1959年夏天，作家才写完了这部中篇小说。

舒霍夫那剃得光光的、疲惫不堪而又似乎是精瘦的脑袋；用铁锤敲击铁轨发出的起床钟声；集中营及其石砌惩戒室、看守室、卫生所、营房的精确分布；干轻活的犯人；清点人数并逐一核实；大权独揽的队长；搜查连指手套里藏着的刀片时的担惊受怕；在食堂各个窗口前长长的队列；就寝前与营房难友们之间的谈话；珍贵的有点弯的汤勺，上面刻着“乌斯季伊日马”（这是一个集中营的名称，在那里，1943年伊万差点没有因坏血病而死掉），每一次吃完饭后舒霍夫都小心地把它塞回毡靴里：这就是古拉格群岛那些上衣背后被编上号码的囚犯们的日常生活。无法想象的工作强度，在死冷寒天的环境下，瓦工刚拿起砖还在琢磨如何摆放它，水泥就凝住了。当然，还有使劲吸“烟头”（这是生活相对富足的队员送给他的最好礼物）带来的满足感，以及在热乎乎的稀汤里发现了还剩一点儿肉的鱼骨架并用牙齿将它吸磨干净后产生的深深的幸福感……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一份人类学素描，是对囚犯生活的“高度提炼”。在小说中，每个感受、观点、评价、担惊受怕都是通过伊万的视角传达出来的。在这里，星空上看到的时常是那些晃得眼睛都无法睁开的强力探照灯，这是犯人们的天空，显然有别于安德烈公爵的星空或者是古时候恋人们共同面对的星空。这是一个女性缺失了的世界。伊万在擦看守室的地板时对看守说：“我都不记得老婆长什么样了。”对伊万沉迷于砌墙的那段情景描写（“舒霍夫用瓦刀舀起冒着气的水泥浆——正好摔在所需的地方并记住了下面砖缝所在的位置：这个砖缝正好对准上面那块砖的中线”），不少人都提出了异议。埃伦斯特·费舍尔，吉尔奇·卢卡奇还有许多人都在这段描写中品味到了这部小说蕴涵的“社会主义哲学”，即与斯大林奴役政策所预期的截然相反，伊万并没有陷入孤立，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他重新成了历史的主人，他认为劳动并不是强制性的，也不苦，而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一场面的描写引起了德米特里·帕宁对索尔仁尼琴的指责，他实际上是在表达抗议之情，即古拉格群岛上的犯人们无益于自己的工作。在《古拉格群岛》第三部里，索尔仁尼琴进行了辩解：“有时候连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恶的工作，人也会带着不可理解的狂热去做，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自己干了两年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这个怪现象：忽然对劳动本身着了迷，而忘记了它是奴隶劳动，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在砌墙（否则不会在小说里写它）……的劳动中，我就体验过这种奇怪的时刻。”（第三部）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是一名普通的瓦工，他头脑机灵且心地朴实，宽厚待人又勇敢无畏，历经生活磨砺，他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向我们揭示了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里最主要的发现，那就是人只有靠自己做人的尊严才能存活下来。但是，可怕的《科雷马故事》的作者沙拉莫夫却反对说：那里的看守室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小猫啊？在正常的劳改营里，所有的小动物早就被吃光了……至于说从乌斯季伊日马保留至今的汤勺，在乌斯季伊日马，很早以来犯人们就没有汤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