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联开始对索尔仁尼琴进行迫害（开始还“躲躲闪闪”，后来却是公开行为），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兴奋”情绪也不见了。一些人与索尔仁尼琴划清了界限，另外一些人开始贬低他的价值，给他戴上了一顶“过去主义者”的大帽子。从那时起一直到《法国文学》被蓄意禁刊为止，皮埃尔·戴克斯都勇敢地与索尔仁尼琴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于这位艺术理论兼文学评论家而言（以及成千上万名这样的人来说），索尔仁尼琴是在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唱了挽歌。

索尔仁尼琴使戴克斯及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还有“现实主义”者和“缓和政策”的拥护者，他们在《癌病房》的问世后将其称为“疯人院”（戴高乐将军手下大臣乔治·戈尔斯的谑称）。对于他们来说，索尔仁尼琴是“缓和政策”讨厌的绊脚石，“像蚊子的叮咬一样让人嫌恶”，而他的被驱除出境则是莫斯科自由主义最好的证明（难道将索尔仁尼琴驱除出境就像将阿里斯蒂德从雅典驱除一样残酷吗？）。亨利·基辛格建议福特总统不要同意1974年11月参议院作出的授予索尔仁尼琴荣誉公民称号的决定（在他之前只有拉法耶特和丘吉尔获得过该称号）。然而，美国国务院却推迟了在众议院的批复表决过程，发布了一份官方秘密文件，称这将会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索尔仁尼琴被置于曾长时间争议过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趋同论”的焦点上。这一理论是由美国律师塞缪埃尔·皮萨尔提出的，并曾获得萨哈罗夫的支持。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的第一篇文章中也能听到这一理论的回声。索尔仁尼琴反对“趋同论”，用他的话来说，这一理论会摧毁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而他却看到俄罗斯民族精神正在涅槃重生：“萨哈罗夫对我们俄罗斯鲜活的民族力熟视无睹”。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进步、思想自由甚至民主都只是“市场环境下催生出来的供人顶礼膜拜的幻象”。他引用了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曾说过的一句话：“西欧派是面对文化更强大一方精神上卑躬屈膝的产物”。作为回应，萨哈罗夫指责索尔仁尼琴陷入了“孤立主义”。对于这位学者、以启蒙思想为圭臬的人兼苏联原子科学之父来说，科学没有止境，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索尔仁尼琴同样接受了自然科学教育，他以罗马俱乐部对能源快速消耗现象的研究成果为例，呼吁俄罗斯人民要“自我克制”。早在1948年，当时他与自己的好朋友列夫·科佩列夫（当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沙拉什卡”的犯人，两个人就曾展开了类似的争论。

争论也包括移民这一话题。基于对人的普遍理解，萨哈罗夫捍卫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离开自己的国家；但索尔仁尼琴却认为，只是那些在自己的本国内部进行战斗的人才配得上尊重，他说：“无论移民到哪里，这永远是一个缺点，它把自己的故土交给了强暴势力”，因此，他谴责西尼亚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马克西莫夫和加利奇移居国外的行径。尤里·达尼埃尔留在了苏联，而1966年和他一起被起诉的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却跑到了巴黎，尤里·达尼埃尔反驳说，类似的立场彻底抹杀了第一批俄罗斯移民对民族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西尼亚夫斯基按照自己的方式回应了索尔仁尼琴，他在文章《俄罗斯的文学进程》中提到了俄罗斯的“另外一幅面容”，即继母的角色，她僵化而残忍，使自己众多的子女陷入到了疯狂的境地。“但所有人都在奔跑。俄罗斯—母亲，俄罗斯—妓女，你要为这个由你喂养大而后却怀着耻辱之心把他扔到污水池的孩子而负责！……”尽管这样，索尔仁尼琴还是为保留俄罗斯移民文化做了许多工作。例如，他向所有俄罗斯的移民呼吁，创建了全俄回忆录文库，后来把这个文库无偿赠送给了莫斯科的俄罗斯侨民之家（现在它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名）。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西欧派分子”萨哈罗夫滞留在了莫斯科，成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现在它已分布在全世界）最后一个活生生的象征，而“根基派作家”索尔仁尼琴却违背了自己的心愿来到了国外，先是定居在苏黎世，之后又来到了美国。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验证作家观点是否正确而巧妙安排的。安德烈·马尔罗说：“索尔仁尼琴的伟大之处在于尽管他处于国家警察的掌控之下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却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他现在却成了一个移民。这个移民所说的道理就其本身而言非常重要，但在我看来，影响力则截然不同。杰出的移民有很多，而且不仅仅来自俄罗斯。他的立场非常高尚，但并不总是很重要。”

索尔仁尼琴每走一步都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理由。比如，他极为勉强、毫不情愿地加入到了《大陆》杂志（“对于开办自由的俄罗斯杂志而言，这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作者以及出版社都处于俄罗斯本土的话，那么心情将会愉悦得多”）的工作，这招致了君特·格拉斯对他的嫉恨，后者指责他于1974年10月与斯普林格反动出版集团展开合作。在创建了俄罗斯社会基金会，以帮助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被驱逐的人们及其家人，并把《古拉格群岛》的稿酬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后（就像托尔斯泰把《复活》的稿酬捐给反仪式派信徒一样），他面临的是瑞士税务机关的指控，后者认为协议的某些条款不符合法律程序，但后来对案件进行详细审查后彻底取消了指控。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在莫斯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这位《白皮书》（写的是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埃尔诉讼案件）的作者遭到了第三次监禁，理由是他暗自发放基金会的钱款。

其实，索尔仁尼琴不怕陷入到争论中。例如，他使人们再次关注1928年有关肖洛霍夫作假事件的传言，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认为《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不是肖洛霍夫，而是死于国内战争期间的顿河作家费奥多尔·克留科夫。1974年，索尔仁尼琴为一部作者署名为d的专著《〈静静的顿河〉的急流》写了一个前言（如今这部书的作者已被人所熟知，她就是伊丽娜·尼古拉耶夫娜·梅德韦杰娃——托马舍夫斯卡娅）。某种程度上，这部“文本解析”力求通过文本细读直接告诉读者，文中有两个作者，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语言大师，一个是笨拙的文坛新秀。索尔仁尼琴夺走了肖洛霍夫的杰作，而让苏联政权失去了一位公认的天才作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深爱《静静的顿河》，深爱那片南俄大地，深爱那些勇敢彪悍的哥萨克，并想在《1914年8月》里尽情地歌颂它（尽管他自己并不属于那片土地，因为他的祖先不是哥萨克人而是移居到这里的农民）。

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成为新论争的导火索，例如，当他揭露强行将那些所谓“流亡国外的人”（即苏联战俘）“遣返回国”的真相时（战争后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实施的行为）就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历史学者尼古拉·托尔斯泰于1978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雅尔塔的牺牲者》，作者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当局知道，这些人将遭到强行驱逐，而且在祖国等待他们的是悲惨的命运。索尔仁尼琴在英国电视节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英国，甚至还发起了一场为这些“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举行募捐的活动。

尽管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但他也没有逃脱反犹倾向的指控。1974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译者让·卡塔拉（他是前法国驻爱沙尼亚外交官，1940年定居于苏联，1973年才返回法国）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被斯大林迫害的犹太作家在《古拉格群岛》中沉默不语，与此同时，那些占据了古拉格领导岗位的犹太肃反人员的名字却得到了突出的强调。其中，索尔仁尼琴在讲到肃反人员弗伦克尔时这样说道：“我认为他不喜欢这个国家。”作家这样指责是把他当成了肃反人员还是犹太人？这位作者还指出，在遭受俄罗斯人迫害的民族清单中没有犹太人。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列宁在苏黎世》出版后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帕尔乌斯—格尔方德在书中成了俄国革命的“灰衣主教”。的确，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犹太人恺撒·马尔科维奇难道不是“暗藏在后方掩体”里的人物吗？犹太诗人西蒙·马尔基什之子在一篇论述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犹太人形象的文章中，详尽地研究了基督教的反犹传统（并非主动继承的），并一直追溯到14世纪因本民族的不幸命运而起来复仇的犹太人形象。

尽管索尔仁尼琴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同情，但他的言论，首先，完全可以解读成让犹太人离开俄罗斯的特殊“邀请”，因为在俄罗斯他们无事可做；其次，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作者还附带有大量有关以色列神权政治优点的怪论。2008年12月，安德烈·马尔科维奇在《查理》周刊上撰文，也加入到了谴责索尔仁尼琴的队伍。对于他而言，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否定世俗国家和民主的极端右派民族主义者，作家认为犹太人“实在是太多了”。

但最大的一场争议是围绕1917年的革命到底是“俄罗斯”人发动的还是“非俄罗斯”人发动而展开的。与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和谢苗·弗兰克的观点（他们认为革命是俄罗斯极端主义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截然不同，索尔仁尼琴断然宣称，俄罗斯的民主及社会主义等思想都是舶来品，俄罗斯人民成了这场革命的主要牺牲品。（然而他也多次强调，把这些想法付诸实现的是俄罗斯“解放者”自身，而为这些解放者“施肥浇水”并使之发展壮大的则是目光短浅的俄罗斯当局。）革命是对俄罗斯人们实行了一场“大屠杀”——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核心观点。斯大林时代的研究专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古拉格群岛》有很多不正确之处，同时，谴责作家对集中营里的布尔什维克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在这里，我们想强调一点，即索尔仁尼琴的冷嘲热讽在某些时候的确过于残忍，梅德韦杰夫揭示了《古拉格群岛》的主要矛盾所在（他这样认为）：怎么能下结论说“一切革命都是谎言”（这些革命不分青红皂白就消灭了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而与此同时却为《肯吉尔四十天暴动》唱赞歌，并祝福那把由罐头盒制成的小刀呢？我们觉得，这种指责并不公平，因为话题谈的是手无寸铁的犯人们起义的事情，但索尔仁尼琴却很少忏悔或是替自己辩解，而在美国版《古拉格群岛》的前言中索尔仁尼琴却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可以认为这是对梅德韦杰夫的正式答复。他提醒自己的读者，要认清对肯吉尔暴动的错误解释，他说这根本就不是为暴力进行辩白。按照他的观点，肯吉尔事件与“盲目的”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论作家如何解释，梅德韦杰夫还是成功地摸到了“索尔仁尼琴这部机器”运行中暴露出来的深刻而又有机的矛盾：即非暴力（当然，是就这个词的一定含义而言的）天使，经济上的自我限制，全民族范围内的禁欲主义，这些应该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战士同时具备的素质。肯吉尔赞歌是20世纪创作出来的众多歌颂暴动的歌曲中最动听的一首。但如何能够把肯吉尔与玛特廖娜相提并论呢？与索尔仁尼琴关在同一个战俘营的难友德米特里·帕宁（在《第一圈》中他是索洛格金的原型）则相反，指责作家没有竭尽全力号召人民来推翻苏联。

与伟大信念相伴的总是一定的盲目性，伟大的真理同样有其黑暗的一面。所有那些反对索尔仁尼琴的人，都有权驳斥这块“巨石”上面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作为一名先知作家，而且首先是一名斗士，索尔仁尼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争论。一些人怀疑他狂妄自大，另外一些人嘲笑他把玛特廖娜当成了自己的圣像。他是一名反犹主义者吗？他对皮缅大牧首不公正吗？他不知道评判的尺度吗？他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是不是有点粗糙？他对集中营刑事罪犯的仇恨是不是并没有遵照基督教的训导？他对肖洛霍夫的指责是不是过于武断？他对美国的评判有充足的证据吗？索尔仁尼琴敢于表达人类的极度绝望，他深入到人的生存极限，就像沙拉莫夫所说，在那里人们开始觉得，“生活的底”永远地留在了他的个人生活中。索尔仁尼琴的创作聚焦于一个人那无法治愈的伤痛。一个火轮不知疲倦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晃动，就像在《红轮》第一卷《一九一四年八月》里霍亨施泰因高地上燃烧的那团火柱一样，当一位年轻的女圣徒在“火上取暖”（这里是转义，在《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章第五章中，她穿着单薄的裙子站在相邻营地的门卫室旁冻得瑟瑟发抖，却没有人敢放她进去），作者就坐在自己营区的篝火旁，他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于是小声地对自己嘟囔道：“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这个庄重的誓言也传给了他本人。这个火光，这个红轮成了联结作家全部创作的核心象征，因为火光意味着考验和救赎。那个乞求原谅的“小妹妹”一定会成为新但丁的缪斯女神贝雅特丽齐。火轮同时也是命运之轮，是磨碎人们生活的磨石和圣徒头上的光圈……

人们总是想从文学作品中吸取某种经验教训，是否需要像以前那样去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在共产主义制度垮台后，正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古拉格的问题已经一清二楚了，可以不必再谈论这一话题了。在民主确立之后，俄国不再需要传播关于善与恶的宗教。如今有关善与恶的问题还有其他机构来负责！建立新的国际道德标准，使一些国家有权干涉塞尔维亚的问题；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那些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没有人在意这一大型的原始大屠杀，离不开西方强国的纵容（它们巧妙地周旋于自己的后殖民政策），就像发生在卢旺达的大规模屠杀图西族的行为；俄罗斯在对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方面变得越来越强硬，因为欧美坚持要求俄国将原有的一切地缘地位都如数返还；伊斯兰恐怖主义日益高涨——这些构成了新世界的种种表象，这个世界同索尔仁尼琴与之斗争的那个旧世界毫无相似之处。他在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大声疾呼索然无味。尽管这样，这些呐喊在很多方面与新一代人的追求是相契合的，如不说谎话，做好自己，从“底层”而不是“自上”来建立民主，在日常生活、个人生活以及与大众消费有关的生活中践行自我克制的生活方式。

然而，索尔仁尼琴对当代社会思想的影响受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不利的因素蕴含着他道德体系的本质属性问题：这个体系的基础是基督教，而上帝是这个体系的源泉。就算索尔仁尼琴领先于时代，就算许多当今西方流行的思想（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由他提出来的，他的威望也会由于他的神权中心主义世界观而遭到质疑。第二个不利因素在于，索尔仁尼琴关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俄罗斯上。事实上，他的所有号召都只针对俄国：俄罗斯应该停止向外扩张并专注于自己的内部问题，这是他再三重复的话题。索尔仁尼琴不仅不同意普京，后者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而且他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说：“坚守一个伟大的帝国就意味着要杀死自己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怎样安置俄罗斯？》）但是这里他同样遇到了别人的误解：这些话被解读成狭隘民族主义的表达。

用一些在传统的思想争论中司空见惯的概念（如左派与右派，过去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普世主义者，命中注定与存在主义等）来评价索尔仁尼琴未必有效。而如果想要给出一番评价，那么就需要评价者自己把这块火石挂在脖子上。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对于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一种终生的考验。在你无论用何方法估量他之前，需要接受他，与他感同身受。阅读《古拉格群岛》是一种道德上的必要体验。《古拉格群岛》会将读者的内心点燃，否则它就不会放过他们。

这本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把人当作残渣的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当然，在索尔仁尼琴之前就有诗人普里莫·莱维和保罗·策兰，作家埃利·威塞尔和维吉尔·乔治乌，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和莱昂·波利亚科夫，历史学家兼亲历者大卫·鲁塞，描写纳粹集中营的奥尔加·沃尔姆瑟，讲述古拉格群岛的尤里·马尔戈林和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详实地再现这毫无人性生活的作家。在他之前，用哲学家克洛德·勒福尔的话说，其他人也“思考过到底是什么夺走了思考能力的问题”。“最后一幕总是血淋淋的，不管是一出多好的喜剧。”（帕斯卡，《思想录》第210条）尽管索尔仁尼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接受”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那关于死亡中孕育死亡的这一思想，关于对人的这种双重否定的思想，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我们大家都想丢开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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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вчapehkоА.Жи3heytвepждaющaяcилacоциaлиctичeckогоpeaли3ma//Дpyж6ahapодов.1963.№11.关于他，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写道：“在数不胜数的作家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某个奥夫恰连科（这是一只善于追踪的狡猾的狼，只不过姓氏是有点羊的味道）作了发言”（《扼杀》）。译者注：奥夫恰连科这个姓的词根有羊舍、牧羊……的含义。

Бapa6aшЮ.Чtоectьcпpaвeдливоctь？//Лиtepatyphaягa3eta.1963.31aвг.c.3.

参见：lukacsg.solzhenicyn.london，1970.

索尔仁尼琴认为，金兹伯格的失误在于参加了莫斯科的赫尔辛基小组，他认为，这与给大清洗的受害者发放津贴是不符的。

tolstoyn.victimsofyalta.london：hodderandstoughton，1977.

markishs.jewishimagesinsolzhenicyn//sovietjewishaffairs.newyork，1977.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