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都是这样。突然从天而降的机会，预示着争吵有望结束的短暂窗口。她紧皱的眉头开始动摇。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理取闹。他也明白这一点。

“这就太可笑了，”他降低了语调说，“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一直是爱着你的。”

“哼！”她说，强装怒容的样子几乎难以察觉。“那就是你表现得太差了。”

“真的吗？”

“嗯，大多数时候。”

“包括你的生日？”

“我生日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表现还算中规中矩。”

“所以我该怎么做呢？告诉我。我很诚恳地在问你。”

“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需要说：‘劳拉。我爱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劳拉。”他说着，拉起了她的手，“我爱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劳拉在沙发上打盹的时候，大卫正在打电话给他的医生预约时间。他告诉医生的助理情况十分紧急，终于争取到了当天下午的时间。劳拉醒来之后，他告诉她已经做好了预约。还没等她反对，他抢先开口：“拜托你，这次就听我的吧，好吗？”

医生上了年纪，只有耳朵后面还留着少量灰白的头发。大卫一只胳膊环抱着劳拉，询问大夫是否能陪同她一起进检查室，大夫并未反对。兰辛大夫看到劳拉血肉模糊的脸颊不由关切地发出“啧啧”声。他让劳拉挨个把身上的肿包展示给他看，她照做了。他不时提出温和却极有针对性的问题，她也尽力去回答。这些结束之后，她从钱包里掏出了那个密封袋，给大夫讲述了她的马蝇理论以及她找到的证据。

之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医生突然变得面无表情，仿佛他的好奇心在那一刻已经完全耗光了。他接过密封袋，敷衍地扫了一眼，然后就把它扔在了桌子上，还抓成了一团。

“除了瘙痒之外，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兰辛大夫问道。

劳拉耸了耸肩说：“都挺好的。”

虽然这明显不是事实，但大卫忍住了，没有说话。兰辛大夫追问道：“你过去几个月感觉如何，情绪上？”

劳拉再次耸耸肩。“我觉得挺好的。”

“睡眠如何？”

“我不怎么睡得着，总是想挠。”劳拉说。

与此同时，大卫也开口了：“劳尔！拜托！”

劳拉和兰辛大夫同时错愕地转向大卫。大卫不顾劳拉的眼神示意，接着说：“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要——瘙痒的问题很严重，这点我知道。但亲爱的，你已经不记得了吗？瘙痒开始之前你的睡眠已经有问题了，因为工作的压力，这是你说的——我的意思是，我能不能说，自从我们搬到这里之后，你一直压力比较大？”

他等着劳拉自己接过话茬，但她并没有。于是他只能接着对兰辛大夫和盘托出，就像讲述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他确实是这样感觉的——把所有的糟心事都讲了一遍。他说完才发现，劳拉看上去好像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这时他才意识到他刚才所做的这些事情的真实后果：他主观上虽然想要帮助她，但客观上却在没有征得劳拉同意的情况下暴露了她所有的弱点，将她的隐秘展现在一个外人面前，并以此证明她的这一切痛苦完全是心理上的。

医生说：“劳拉，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开一份处方，帮你缓解造成你现在面临的压力的一些深层次因素。听上去，你在过去几个月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如果你的情绪能有所改善的话，你皮肤的状况也会不治自愈，我想到时候连你自己也会感到惊讶的。”

大卫赶紧试图补救自己刚才犯下的错误：“那瘙痒问题怎么办呢？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如果您这边解决不了的话，麻烦您帮我们转诊到皮肤科吧。”他转向劳拉，“你说呢？”

但此时的劳拉看上去心力交瘁，已经丧失了全部的斗志。她伤痕累累的脸上多了一团愁云惨雾。她说：“如果您觉得情绪疗法可以起效，那我愿意尝试。您说什么我都愿意照做。”

医生写好了处方，惊慌失措的大卫跟着劳拉走出了诊室。罪恶感将他淹没。他说：“亲爱的，你能在这儿等我一下吗？”接着急匆匆地赶回诊室。他进门时，医生刚要写完接诊记录。

“大卫，你怎么回来了？”

“抱歉，大夫——我只是……呃，我可能让您误会了。劳拉不是疯子。她最近压力太大是不假，但都是有原因的——工作啊，搬家啊。可能是我给她的支持不够。而且我觉得——我觉得如果她说她真的感觉痒，我们应该相信她。我就是想说这个。”

兰辛大夫使劲用手搓他那长满了皱纹的额头。“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你说的我都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吧。”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了劳拉给他的密封袋。“你觉得这是什么？”

大卫盯着被搓揉得皱巴巴的密封袋看了看。“这是……她从患处找到的……东西。”

“但是，你觉得这里面具体是什么？”

“虫卵？或者是幼虫？太小了我实在看不清。就是因为这个，她才拿过来化验啊！”

“你可能觉得太小了看不清。”医生说，“但对于劳拉来说并不是。劳拉觉得她看到了什么。你不敢肯定，但劳拉觉得她能确定。”

大卫沉默了。他猜到了医生话里的意思，他不想附和。兰辛大夫继续说：“这不是单纯的压力的问题。但这也不是寄生虫。她的情况是典型的所谓‘火柴盒标志’。原先病人都是拿着空火柴盒给医生，作为证明他们皮肤下有寄生虫的证据。现在人们都改用塑料袋或者特百惠保鲜盒了，要么就是用手机拍照。但无论用什么容器，里面装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死皮，皮肤或者纤维碎屑。所有这些都体积太小肉眼看不见，但在患者本人眼里则完全不同——她的大脑现在已经跟她的身体形成了对立，她伤害自己的身体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证据。”

大卫死死地捏着手中的密封袋。这种颇具造化弄人意味的解读是那么的不公平，那么的让人绝望：劳拉千辛万苦找到的关于自身病情的证据，最终却被用来证明她已经失去了理智。

“兰辛大夫，”大卫说，“如果换成我呢？如果是我找到您，声称我感到皮肤瘙痒。您会不会也这么干脆利落地否定我的说法？”

医生闻言皱起了眉，噘了噘嘴。“年轻人，你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否定你太太的说法。虽然寄生虫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但劳拉的痛苦是真实的。寄生虫妄想症可能是抑郁症的一个症状，但也可能是精神病的早期先兆——而且这种病很难医治，恰恰因为大多数病人都不愿意接受治疗。现在，劳拉愿意接受她亟须的治疗。如果你爱她，就不要妨碍她重获健康。请回吧。”

就这样，劳拉开始了药物疗程。她服用的既有抗抑郁药物，也有她被引荐去咨询的心理医生称为“相对温和”的抗精神病药物。这次的治疗跟之前劳拉给自己制定的节食疗法一样，在某些方面似乎是有效的。比如她的睡眠质量终于好转了，尽管她睡眠的时长从一开始的每晚八个小时，增长到了每晚九个小时、十个小时，直到下午还得补个觉。大卫经常下班回家就看见她躺在还残留着药水痕迹的沙发上。她的体重增加了，漂亮的黑色长发开始变得稀疏。但不管怎样，她不再像之前那样不停地抓挠了，脸上的伤口也开始愈合。只是她身上的肿包还是不停地冒头——大卫不由自主地还是认为那是某种咬伤——但劳拉已经可以控制着自己不去抓，过一两天这些肿包就会自行消退。大卫告诉自己这样就够了，毕竟她正在逐渐康复。但是每次看到沙发上那个双目无神、行动迟缓的女人，他都忍不住怨恨她夺走了他的爱人。

二人的关系陷入了僵局，大卫也不得不直面这样的局面将持续终生的可能。午夜梦回，当劳拉仍在沉睡时，大卫总是忍不住思考寄生虫的事情，回想这个虽然让人不快但至少更加真切的想法。毕竟无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劳拉看起来不仅抑郁，而且似乎失去了灵魂。也许她真的染上了某种罕见的皮肤传染病，但由于大卫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导致医生错误地将她划入精神病患者的行列，导致她有苦难言、只能默默承受？

尽管这个可能性让大卫心里充满了罪恶感，但他一旦抱定了这个想法，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深爱着劳拉——原来那个真实的劳拉，那个他在酒吧遇到的、泼了自己一身啤酒的姑娘。但眼前的这个劳拉（他已经记不起她上一次涂口红是什么时候了）行事万分小心，生怕自己内心的紊乱表露出来。

于是，一天早晨，他让劳拉坐好，给她披上她最喜欢的毯子，给她沏好了茶，问她感觉怎样，她一如既往地回答：“我感觉很好。”但她的眼白已经变成了不健康的黄色，鼻孔周围是一圈红色，好像被火燎过一样。

“我在想，”他边说边在她身旁的沙发上坐下，“我还是担心你。我怀疑是不是我们放弃得太早了，是不是你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是说，你的皮肤。”

她出神地盯着茶杯底，慢慢地说：“我有时也有这种怀疑。”

“我知道丙戊酸盐是有效的。但是也许还有别的问题。”

“没准。有可能。”

“或许应该再问问别人？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你是说，再找个心理医生？”

“我想找个皮肤科大夫。找个好的。”说着，他打开一个文件袋，给她展示里面放着的一沓他精心准备的文件：都是通过同行评审的学术专著论文，是他在单位打印的。“有很多证据表明，真实的——我的意思是，从肌体角度讲真实的——皮肤病往往被误诊为心理性疾病。在女性患者群体中，这样的情况尤其普遍。兰辛大夫上岁数了。在他们那个年代，所有疾病都有心理因素的影响：不管是肌纤维痛，还是慢性疲劳，在他们看来全是心病。如果我们想要一个靠谱的说法，还是得找个好大夫。不对，好大夫还不够，得找最好的。”

“听起来要花不少钱啊。”她说。

“别担心这个，劳拉。钱不是问题。”

她的眼睛突然闪现出一丝光彩，嘴角浮现出熟悉的微笑。“可以记在表里。”

“去他妈的表格。”他说，“劳拉，我爱你，我会照顾好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们开车来到大卫新找到的诊所。一路上车窗都敞开着，二人吹着风把这次就诊的计划又过了一遍。他们在家就商量好，不带装了证据的密封袋了——袋子自从上次看病回来就一直躺在冰箱里，没有人再碰过。关于现在正在吃的药，也是除非对方问起，否则不要主动去说。他们希望以一个“清白之身”走进诊室，避免再像上次那样，一递上密封袋就引起医生的怀疑。这次，劳拉希望从零开始：我只是感觉瘙痒。除此之外，我很健康。

这位皮肤科大夫的办公室很宽敞，四白落地，闻起来都觉得干净。尽管大卫提出要陪劳拉一起进去，这位医生还是表现出了高于兰辛大夫的职业态度，婉拒了大卫的请求。原定的接诊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但一转眼，三十分钟过去了。直到过了四十五分钟，劳拉才从诊室出来。大卫一见，马上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迎了上去。

“她怎么说？”

“她说确实有肿包，确实有压力，之类的。她问我有没有吃药，我告诉她在吃丙戊酸盐。我早知道不应该直说的。你说得对，我可以感觉出她的想法变了。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最后，她只给我开了祛疤药膏。”

大卫失望地摇了摇头，反倒是劳拉开始安慰起他来。“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不会容易。这才刚开始。”这话没错。他们的确知道，这确实只是开始。他们已经在网上跟一大票疑难杂症的患者取得了联系，还从很多支持者那里得到了一份十二页长的同情此类患者的医生名单。他们最终会找到答案，哪怕要穷其一生。大卫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成功，而且他从劳拉的眼睛里、从她涂了口红的嘴唇上挂着的微笑中可以看出，她也有信心。

他从没想过，曾在脑海中预演过无数次的场景竟会在这个灰云密布、冷风习习的日子，在了无生气的诊所停车场变成现实。但那句话已从心底升起，他已无法阻挡，也乐得顺其自然：

“劳拉，”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一周后，他们在法院领证结婚了。这件事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无论是双方父母、旧金山的新朋友，还是纽约的老相识。劳拉原来的裙子都穿不下了，于是干脆买了条新的，她又买了一顶漂亮的复古小帽，用一片薄纱装饰了一下。他们请另一对私定终身的小两口来作见证，又托路人帮忙拍了几张合影。劳拉看到照片后似乎有点悲伤，原因大卫也能猜得到：这些照片永远不可能装裱起来挂在墙上，供后代欣赏。照片里的劳拉看起来苍白得吓人，脸颊上的伤疤就算隔着面纱仍然触目惊心。但他们来日方长，下次可以拍更好看的。结婚这件事的意义正在于此：现在，他们拥有无穷无尽的机会，可以想尽一切办法去爱彼此。他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去找到正确答案。

新婚之夜，大卫躺在劳拉身边，看着一道月光照在她的胳膊上。第一块咬痕，也就是一切的肇始，早已痊愈，只留下一道表面光滑的疤。很难想象，这么小的东西竟然能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就算是子弹，取出身体之后留下的痛苦也未必会比这更大。

那道疤的上方，有一团新的肿块。大卫用手指轻抚着这块柔软的皮肉。尽管劳拉身上其他位置的皮肤凉凉的，但这个肿包摸起来却暖暖的，甚至有点烫手。他正摸着，突然感觉手指下的肿包鼓了一下。那转瞬即逝的触感，短暂得就像眼皮一眨、秒针一动。

大卫惊慌地抽回了手，揉着手指希望清除那种真切得让人不安的感觉。他希望刚才的那一下不过是自己的想象，但是双眼却不停地提供相反的证据：肿包表面紧绷的皮肤开始颤抖着变形，就好像皮肤下面有什么东西正在用力地往外拱，想要冲破束缚。

“劳拉，”大卫轻呼着，“劳拉，快醒醒。”但她睡得昏昏沉沉，怎么叫也叫不醒。他在黑暗中眯起眼睛，看着她手臂的皮肤此时已如不安分的大海那样上下翻腾。接着，就在他的眼前，她手臂上的肿包突然一鼓，中心处出现了一个暗色的针眼，冒出一颗半透明的血泡。接着，血泡猛地破裂，把血溅得到处都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盘踞劳拉体内的寄生虫左右扭动着从皮肉里露出头来。

大卫连忙伸手去抓。他牢牢拽住寄生虫探出劳拉体外的部分，用力地往外拉。虫子在他的拉扯下猛地伸展开，就像一条有生命的绳子。他一把将虫子摔在床单上，这个浑身湿滑、不可名状的怪物仍然不停地抽搐、翻滚着。

那虫子的身体一节一节的，就像一根十五厘米长的白色管子，身上长着数不清的脚，像海草一样诡异地颤抖着，不停地拍击着床面。这么大的标本火柴盒根本装不下，密封袋根本关不住。大卫想好了，明天，他们要用厚玻璃罐装着这份不容辩驳的证物，去找大夫辩理。她一直是对的，幸好他选择了相信她。他差一点——真的是一念之间——就失去了一切。

现在他们安全了。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他人的质疑了。劳拉的身上可能还潜藏着成千上万的幼虫，但它们的母亲已经死了，而明天，所有的医学手段都将站在劳拉这一边，帮助她对抗感染，直至彻底肃清所有寄生虫，直至她重获健康。

床上的寄生虫用尽最后的力气剧烈摆动。大卫凑近看时，饥饿难耐的它却猛地一跃而起，一条腿扫到了大卫的脸。大卫忙伸手去抓，但为时已晚：寄生虫抓住了大卫，用尽全力往他身体里钻。伴随一阵钻心的剧痛，大卫眼前白光一闪，虫子从他的眼睛与骨头之间的柔软部位扎了进去。

大卫感到无数只尖脚在他的面颊内侧不停摆动，抓挠着他的头骨，碰触着他大脑的边缘。接着，一切难以言喻的感觉都烟消云散，只在他的眼睛下方留下一个如蚊子叮咬大小的肿包，以及一阵瘙痒。他的身边，熟睡中的劳拉翻了个身，轻哼了几声，抓了抓痒。大卫栽倒在她的身边，任由他爱人的肌肤之下孕育出的怪物，凭借它精准无误的直觉，沿着血管朝心脏游去。

注释：

劳拉的昵称。

一种抗癫痫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