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时他在胡说八道。别让表面的东西把你迷惑了。”

“还有呢？”

“你有没有什么感应？”

“没有。”

“哦，是这样。”换句话说：我们中间有些人——能凭直觉感知的人，能用精神感知的人和充满感情的人——能够获得感应，而其他人——像我这样单调、愚钝、缺乏想象力的人——不能。我憎恨这一点。

“那么依你看，我应该获得什么感应呢？”

“不是依我看，它就在那里。有意思的是，我和莫莉能感觉到它，而你和汤姆不能。”

“你怎么知道汤姆不能，你又怎么知道莫莉可以？”

“你没注意到，汤姆对‘好消息’很无礼吗？如果你有感应，你不会无礼的。莫莉没有这样。第一次看到‘好消息’时，莫莉就有感应了。”

“那我呢？我无礼了吗？”

“没有，但你对此抱有怀疑。”

“那有什么错？”

“‘好消息’有的东西，如果你知道怎样去看，你几乎就能看到它了。”

“你认为我看不到？”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为何如此让我心烦，但确实是这样。我想知道怎样去看；或者，至少戴维能把我想象成应该知道怎样看的人。

“别激动，没看到并不代表你是坏人。”

“但照你说的，这不是真的，是不是？这正是因为我是坏人的缘故。因为，我只能看到眉毛，而不是……那种……光环。”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通。”他那样笑了笑，转身走开了。

“‘好消息’有些小问题。”他们一起下楼的时候，戴维说。

“很抱歉。”我说。

“我不喜欢睡床，”“好消息”说。

“哦，”我说，“你反对我们睡床吗？”我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仿佛香醇的白葡萄酒一样干爽而轻柔，但我担心会发出更多的尖酸刻薄来。

“别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好消息”说，“我只是觉得床让人感觉松软，让你离事物本来的状态越来越远。”

“那又怎么了？”

戴维瞥了我一眼。不是以前他看我的那种“我恨你我希望你早死”的目光，而是一种新的、“我真的真的很失望”的眼光。有一刻，我怀恋起过去的日子来，那时仇恨是我们之间通用的货币。它很管用，就好像在货币出现之前，人们照样可以用猪和大包大包的小麦充当货币来交换一样。虽然你能明白为什么后来人们不用猪了，但猪至少有单纯的美德。

“这是个大问题，凯蒂。”“好消息”说，“但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听我回答了。”

“妈妈，你准备好了，对不对？”汤姆忠诚地问我。

“总而言之，”戴维说，“‘好消息’想要把床搬出他的房间。因为他要在地上睡，他觉得，房间里如果有床，就不是个真正的房间。”

“好的。但我们要把床放哪儿呢？”

“放在我的办公室。”戴维说。

“我也可以把床搬出来吗？”莫莉问道，“我不喜欢。”

“你的床怎么了？”我是对戴维而不是对莫莉说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明白他的朋友把这个世界搅得有多么混乱。

“我觉得床不舒服。”莫莉说。

“到底是哪里让你觉得不舒服了？”

“我就是觉得不舒服，它们不对。”

“等你有了自己的房子，你就是睡在钉子上也跟我无关。可在这里，你就得睡在床上。”

“对不起，”“好消息”说，“我给你们添麻烦了，算了吧，天气也冷了。”

“你确定吗？”戴维问他。

“真的不用了。我可以在床上睡的。”“好消息”停了一下，看着戴维，显然，戴维已经成了他在地球上的代表。

“另外有件事，‘好消息’很关心——呃，我们也很关心——他在哪儿给人治病。”

“他打算在这儿给人看病？”

“是的，要不也没别的地方。”

“我本来以为他只会在这儿住上一两个晚上。”

“也许是一两个晚上，但他需要工作，而且他也有责任来给人治病。所以，你知道的，如果最后他住在这里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

“那间客房不好吗？”

戴维看着他，耸耸肩说。

“不是很理想，”“好消息”说，“因为床。不过，如果没有别的地方的话……”

“太可笑了，我们有一间从没人用过的空的治疗室。”

“恐怕凯蒂的一大嗜好就是挖苦人，”戴维说。

“但是，我还有一大堆别的嗜好，几百万个之多。”我突然想起来我新近的一个嗜好刚刚才光临过我们的家，而戴维却表现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好内疚。“不好意思，也许你的卧室现在要算最好的了。”

“很好啊。在那儿我可以很好地工作。你知道吗，那里有一种好的气氛？”

“最后一件事是，‘好消息’吃素。”

“很好。”

“准确地讲，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很好，很明智。这样对你很有好处，对不对？”

“目前我觉得是这样的。”

“祝你在这儿住得开心。”我对“好消息”说，他确信自己在这儿会很愉快。至于我，我肯定他永远也不想离开。

戴维在厨房里一边和“好消息”交谈，一边为我们做吃的。他做了鸡片还有几样蔬菜，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吃了第一顿饭。交谈的主要话题是关于“好消息”：“好消息”和海龟（据说，它们看到的，比方说，不是用语言可以真正解释的），“好消息”和事物真正的样子（“很糟，伙计。但是还有希望的，你知道吗，一旦你知道在哪儿找到它。”），“好消息”和他能治病的手：莫莉想让他当场就把手变热，但是戴维告诉她，这不是开派对做游戏。

“你一直都能够把手变热吗？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呢？”

“没有。后来才能的，好像是，二十五岁？”

“那你现在多大了？”

“三十二。”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你能这样做呢？”这是汤姆问的，他对“好消息”的魔力一直视而不见。

“那时，我女朋友——她颈部酸痛，让我帮她按摩按摩……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可思议。”

“怎么个不可思议法？”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灯泡变亮了，房间变热了。这都是真的。”

“你认为你的天赋是怎么来的呢?”我很开心地注意到，在我的声音里，少了些酸味。我正在学，我还不是一杯非常好的白葡萄酒，但是可以喝了——你可以把我掺到一杯潘趣酒里了。

“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在孩子们面前告诉你，这样不好。”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好消息”觉得，他是如何变成治疗者的故事不适合未成年人听的话，即使孩子们想，我也不准备和他争论。

“哦，继续啊，”汤姆说。

“不，”“好消息”回答道，“我是认真的。问我别的问题吧。”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莫莉问道。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汤姆哼着鼻子说，“谁要知道这个？白痴。”

“嗨，汤姆，男子汉一点。我们怎能随便评判别人呢，也许有人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呢？”“好消息”说，“莫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想知道我女朋友的名字，而且如果我们了解莫莉的话，很可能是一些特别好的理由。所以，让我们别叫别人白痴好不好？她叫安德里烈娅，莫莉。”

莫莉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而汤姆的脸则变成了一幅郁积着憎恨的画——那种可以被报纸用来给写前南斯拉夫种族分裂的文章做插图用的画——我知道“好消息”为自己树了个敌人。

这顿饭剩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尽量避免敏感话题；“好消息”有礼貌地问了问我们的工作、学校和孩子们数学老师的情况，我们也都有礼貌地一一做了回答（有些时候，简洁得有点生硬），我们就这样打发时间，直到吃完最后一口，也该是收拾碗筷的时候了。

“我来洗碗，”“好消息”说。

“我们有洗碗机，”我告诉他，“好消息”不安地望着戴维。不难猜到下面会是什么，我果然猜对了。

“你不赞成用洗碗机，”我用一种夸张、疲惫的口吻说道，我想要传达这样的意思，“好消息”各种各样的反对有些让人生厌。

“没错，”“好消息”说。

“你对很多东西都不能容忍，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我说。

“是没有问题，”他同意道，“有些事对很多人来说没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对的，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指，比如过去有很多人认为……我不知道……奴隶制没问题，但是，你知道的，他们错了，难道不是吗？他们错得离谱，根本不应该发生。因为它是不好的，对不对？它非常不道德。奴隶。决不。”

“‘好消息’，你觉得奴隶制和洗碗机可以相提并论或者非常相像，真是这样吗？”

“也许对我来说它们一样。”

“也许对你来说，所有的事物都一样。也许恋童癖和——和——肥皂是一样的。也许法西斯和厕所也一样。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会让我的孩子在花园里小便，只因你的道德规范更喜欢这样做。”也许法西斯和厕所是一种东西……我刚才真的这么说了。这是一个我突然闯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这句话或许是个合适不过的论点。

“你发傻啦，又挖苦人，”戴维说。

挖苦人——我可怕的嗜好。“哦，是吗，是我傻，不是那个因为床不真实或者不像真的就不愿意在床上睡觉的人？”我有点后悔了，不用这种幼稚、侮辱人的方式，我也应该能对付奴隶制对洗碗机的争论的。

“我尽量不依靠那些还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东西生活，”“好消息”说，“直到大家都拥有了，我才会加入进来。比方说，当巴西雨林的最后一位农民拥有了一台洗碗机，或者，你知道的，一台卡布奇诺咖啡机，或者一台几乎有房子般大小的电视机，那么就把我也算在内，但在那之前，我有我的立场。”

“你很崇高，”我嘴上说。心里却想，你是疯子。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在这个人身上，我没什么可学的，他决不会让我觉得渺小或者错误或者无知或者放纵——他只是个怪人，我可以泰然地忽视他。

“世界上每个人都拥有洗碗机，”莫莉说道，她显得很困惑。我觉得很丢脸，比起现在，所有那些我觉得我没能当好母亲的时间加在一起也算不上什么。

“那不是真的，莫莉，”我又快又急地说，“你也知道的。”

“那么，谁没有呢？”她不是蛮不讲理。她只是想象不出有谁没有。

“别傻了，”可我这么说也只是争取时间，我在她的生活圈里拼命搜寻着谁是自己用手洗碗的人。“丹尼和夏洛特呢？”丹尼和夏洛特也在莫莉的学校上学，他们住在这条路下面的一套廉价住房里。甚至在说这话时，我就感觉到自己为这种最荒谬、老套的阶级划分内疚不已。

“他们什么都有的，”莫莉说。

“他们有dvd和数字电视，”汤姆说。

“好的，好的，那么那些接受爸爸馈赠的汤姆的电脑的孩子呢？”

“他们不算，”莫莉说，“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甚至连家都没有。并且，他们我谁也不认识。非常感谢，我也不想认识他们，对我来说，他们过得有点太苦了。虽然这样，我还是为他们感到难过，不过我很开心他们有了汤姆的电脑。”

这是我的女儿吗？

孩子的道德教育对我一直都很重要。我跟他们谈过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谈过纳尔逊·曼德拉的重要意义；当然我们也讨论过无家可归、种族主义以及大男子主义、贫穷、金钱以及公平的问题。我和戴维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去给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投保守党选票的人在我家永远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欢迎——尽管我们会不得已为爷爷奶奶做出特殊的安排（因为他们是保守党人）。虽然莫莉在电脑和烤宽面条的插曲里虚情假意的表演让我恶心，但我多少还是认为她的确是在进步，她懂事了，那些谈话和问题并不是毫无用处。而现在，我明白了，她只是个让人讨厌、假装慷慨的女人，在以后的二十年里，她一直都会是沃里克郡某个令人作呕的慈善舞会委员会的成员，一边埋怨着难民问题，一边把她不要的开丝米送给清洁女工。

“你看，”“好消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玩这个游戏的原因。财产游戏。因为我觉得现代人被宠坏了，从而变得懒惰而冷漠了。”

我看着懒惰、冷漠以及被宠坏的女儿，然后对“好消息”说，孩子们会很乐意帮他一起洗碗的。

prozac，一种抗抑郁的药物。

horns：牛角；妻子与人通奸的人头上的想象的角（譬喻说法，如汉语中的“绿帽子”）。

借cbs“＄64，000question”电视节目所说的双关语。

警察乐队，是斯汀早期的乐队，他后来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