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镇的妇女收容所。我在本地的报纸上读到的。他们没有一点儿给孩子玩的东西。”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受惊的、不幸的妇女的那些受惊的、不幸的孩子们一无所有；而我们应有尽有，还是双份的。我们捐赠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们富余出来的一部分。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呢？

“为什么非要我们捐赠东西给他们呢？为什么政府不能？”汤姆问道。

“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戴维说道。“我们自己也该为某些东西买单。”

“我们付过了，”汤姆说道。“我们自己付了那台电脑的钱。”

“我是说，”戴维说道，“要是我们替那些穷人的遭遇担忧的话，我们就不能等政府来做所有的事。我们必须去做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

“好吧，我并不认为这事很好，”汤姆说道。

“怎么不好？”

“因为这是我的电脑。”

戴维只是绽开了他圣洁无邪的笑容。

“为什么就不能当他们只是不够走运呢？”莫莉问戴维，我笑了起来。直到最近一阵子，“你总是不太走运”还是戴维的说辞，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拥有梦工厂的游戏，或者一件新的阿森纳队客场球衣，或者任何一样学校里其他学生拥有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这些孩子可没有那么走运，”戴维以新诞生的天使的缓缓但又自负的耐心腔调解释道。“他们的爸爸揍他们的妈妈，他们只好离开家躲起来，没有带上玩具……你们非常幸运。你们不想帮帮他们吗？”

“可以帮一点儿，”汤姆勉强说道。“可并不是一整台电脑那么多。”

“那我们去见见他们，”戴维说道。“这样你就可以对他们说了。你可以说你想给他们一点儿帮助，然后把你的电脑要回来。”

“戴维，这不道德。”

“为什么？”

“你不能这样胁迫你的亲生孩子。”

我开始觉得好受些了。我被戴维论点中的道德力量所困扰，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想清楚，可这会儿我明白他发疯了，他想要羞辱我们每一个人。我怎能忘记这正是狂热分子的典型症状呢？他们太离谱了，丧失了所有正常和符合逻辑的感受，最终，除了他们自己，他们不对任何人感兴趣，除了他们自己的虔诚，也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

戴维用手指在桌上嗒嗒地敲击，情绪激动地思考着。

“是的，我很抱歉，你是对的。这是胁迫。我做得过火了。请原谅我。”

见鬼。

这是一顿充满火药味的家庭晚餐。但不知怎的，戴维成功地赢得了莫莉的归顺——或许是因为她逮住了嘲弄汤姆的机会，或许是因为莫莉从来就只把她父亲视为一个完美并且最富理性的人，或许也因为戴维捐赠出去的是汤姆卧室里的电脑，而不是她的，虽然剩下的一台这会儿已经摆在了备用卧室的公用区域。不管怎么说，汤姆还是冥顽地坚持他那一套根深蒂固的西方物质主义信条。

“你刚才太自私了，汤姆。是不是，爸爸？”

戴维不置可否。

“那些孩子一无所有，”她接着说道。“可你却有很多东西。”

“我这下子什么都没了。他都给光了。”

“那么，那你卧室里的所有那些东西算是什么呢？”戴维温和地问道。

“并且你还拥有半台电脑。”

“我可以先走吗？”汤姆几乎什么都没有吃，显然，他想方设法地推开了好意递给他的热气腾腾的菜，我没法说我责怪他。

“吃完你的晚饭，”戴维说道。他张开嘴想说点别的话——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些大话空话好听的话，比如汤姆的面前摆着温度刚刚好的意式杂酱面是多么幸运——可他瞧见了我的眼色，改变了主意。

“真的不想再吃点什么了吗？”我问汤姆。

“我想在她占用电脑之前先用一下。”

“那就去吧。”汤姆一溜烟地跑了。

“你不该惯着他的，妈咪。他会以为从今以后他不用再吃晚饭了。”

“莫莉，闭嘴。”

“她是对的。”

“噢，你也给我闭嘴。”

我需要想想。我需要指点。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医生，可这会儿我捍卫贪婪而不是无私，为拥有而不是一无所有欢呼雀跃。要么就是我确实啥都不捍卫，是不是？毕竟，我没有站在我那叫人难以忍受的自鸣得意的丈夫——此刻——还有我那同样让人难以忍受的自鸣得意的八岁大的女儿的一边，我说道：“现在听我说，我们为了买那台电脑可是拼命工作，要是有些女人疯疯癫癫到了和揍她们的男人住在一起，那不可能是我们的错，是不是？”这是捍卫。我所做的不过是思考一些没人听的毫无价值的想法，然后干掉没吃完的意式杂酱面。要是我有真正的信仰，我就会提出一些积极的素朴的智慧，关于仁慈的撒马利亚只能够成为仁慈的撒马利亚，因为他牢牢地守住那些旧的电脑……并且……直到它们变成破烂了才捐给慈善商店。诸如此类的道理，不管怎么说。

所以，我到底相信什么？显然，没什么。我相信不应该有无家可归的人，并且毫无疑问，我准备好了和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争辩到底。受虐待的女人同样。种族主义、穷困潦倒和性别歧视，我也一样不清楚。我相信国家健康服务中心资金不足，红鼻子节是一桩善事，尽管我坦率地跟你说，当打扮得好似《荒唐阿姨》里的帕丝和雅典娜的小伙子在威特罗斯超市里走到你面前，拿捐款盒子在你眼前晃啊晃的时候，还真让人厌烦。还有，最终我合情合理地坚信汤姆的圣诞礼物是他的，不该被送掉。就这样。这就是我的竞选演说。投我一票吧。

三天以后，孩子们似乎已经把他们曾经需要两台电脑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先是莫莉失去了她本来就不大的兴趣，而汤姆则把时间都花在了神奇宝贝游戏上——我们收到了妇女收容所寄来的信，说我们给一些非常不幸的幼小的生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另外一些事——关于贫困和健康中心的资金不足。你决不会动摇我对这些事的看法——换句话说，除非你有富有说服力的与此迥然相异的证据。

如今，和专栏一样，戴维放弃了写小说。“再也不合适了”——就像他曾经想过、做过或者想要做的其他事情。白天，就我所知，他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读书；近傍晚的时候，他做饭，做游戏，指导家庭作业，他试图跟每个人讨论他们所度过的白天——简而言之，他是模范丈夫和父亲。有一天，我把他的这副模样形容给贝卡听时，一幅模范丈夫和父亲的肖像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中：不管怎样，这个与众不同的模范由塑料制成，他的面孔则塑造成一副永远的关切体贴的表情。戴维变成了芭比娃娃的男友肯那种标准的基督徒版本，只是没有肯那般强健好看的样子和线条完美的身体。

尽管很难准确地弄清楚戴维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但我并不认为他成了基督徒。直截了当地询问他也没怎么消除我的疑问。我们收到妇女收容所寄来的信之后的那个晚上，汤姆问——带着悲伤，但我觉得更是敏锐地问——是不是我们全家都必须去教堂了。

“教堂？”戴维说道——很温和，既不愤怒，也不鄙夷，没有大叫大嚷，不像仅仅几个礼拜之前那样说什么都夹带着那个字眼。“当然不会了。为什么？你想去教堂吗？”

“不想。”

“那你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汤姆说道。“只是，我以为，这是现在我们必须做的。”

“为什么是现在呢？”

“因为我们捐赠了。这是他们在教堂里做的事，不是吗？”

“就我所知不是的。”

这就结了；汤姆的担心平息了。尽管这样，后来，只有戴维和我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还是自个儿追问他了。

“这很好笑，不是吗？汤姆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去教堂了？”

“我搞不懂这想法到底从哪儿来的。我们只不过捐了一台电脑给别人。”

“我不认为只是这个原因。”

“那还有什么呢？”

“他们都知道你把钱送掉的事。不管怎么说，这很……你曾经问我有没有注意到气氛的改变。好吧，我想他们也察觉了。他们把它和教堂扯在了一起，多多少少。”

“为什么？”

“很难说。我想……你确实散发出那种经过宗教洗礼的人的气息。”

“呃，可我没有。”

“你没有皈依基督教？”

“没有。”

“那么，你算什么呢？”

“我算什么？”

“是的，你算什么？你知道的，佛教徒或，或……”我努力想找出世界上其他也许还合适的宗教，可没成功。穆斯林看起来不对，也不是印度教徒……也许是克利须那派系的信徒，或者和自我牺牲以及一些开阿尔法罗密欧车子兜风的又矮又胖的古鲁教徒有关？

“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找到了感觉。”

“可这算什么意思？”

“我们过去全都活错了，我想让它走上正轨。”

“我可不觉得我活错了。”

“我有不同的看法。”

“哦，是这样吗？”

“我认为，你工作的时候生活很正常。可是其余的时间……”

“怎么了？”

“首先，你的性行为。”

我的性行为……有一阵子，我都忘掉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和丈夫之间有婚姻，只是最近才被一桩短暂且相当不幸的外遇给提醒了。（顺便问一句，他又怎样呢？几个没有回音的电话似乎就把他的激情彻底地浇灭了。）这句话让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必须到某家好莱坞影星常去的恋性癖诊所去诊断诊断的人，一个虽然心无邪念，却总是要脱裤子的人。这景象叫人毛骨悚然，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它使我确信戴维神经错乱了；事实是，我是一个已婚的妇人，就在几个礼拜之前同另外一个男人睡在一起。戴维的话也许夸大其辞，不过，我想，还是可以应对的。

“你以前从不愿意谈这事的。”

“没什么好谈的，是不是？”

我想了一想这是不是真的，的确如此。我可以含糊其辞地交代来龙去脉，不过他早就料到了；剩下的情节刚好构成一则平淡无味的短小故事，得不到多少共鸣。

“那我还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并非你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都错了。”

“错在哪里？”

“我们不够关心。我们只顾自己，忽视了那些孤苦贫困的人。我们鄙视政治家的无为，以为这总够表示我们的同情心了，可与此同时我们却住在对我们来说其大无比的集中供暖的屋子里……”

“嗨，等等……”我们的梦想是——在d·j·“好消息”搀和到我们的生活里之前——搬离我们这狭窄逼仄的联体房屋，住到一幢在里面转个身不至于会撞倒孩子的宽敞的屋子里去。可这会儿，突然之间，我们好像竟置身于豪华得好比猫王雅园这幢霍洛威的房子里，啪嗒啪嗒地信步走动。不过我还是克制自己对此不置一辞，因为戴维意犹未尽。

“我们有一间备用卧室，有书房，然而有人却睡在人行道上。我们把绝对还能吃的食物刮到肥料制造机里，然而有人却在我们住的路尽头乞讨一杯咖啡和一袋土豆条的钱。我们有两台电视机，要不是我捐出去一台，我们拥有三台电脑——这甚至被视为犯罪。我们想都不想就花十英镑买一份咖喱外卖……”

我对此感到歉疚。我觉得戴维接下去还会说“……在一家时髦的饭店每位花四十英镑吃一顿饭”，我们曾经这么做过，偶尔为之——当然，那些时刻早就激起过无数次的良心责备。可是十英镑一份外卖？不错，歉疚，我认这个账：我常常想都不想就花十英镑买一份外卖，而且我一刻都没有想过我的不动脑子真是太随随便便太没有责任心了。总之，戴维的仔细周到令人佩服。

“我们花十三英镑买光盘，可我们早就有了另外一种格式的……”

“这是你，而不是我。”

“……我们买孩子们早就在电影院里看过并且决不会再看的影片……”接下去是一长串的诸如此类的罪过，听起来全都很琐碎，在随便哪家人家，都完全合情合理，可被戴维这么一说，突然之间却变得自私自利卑鄙无耻。我一时间感慨万千。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可怕的噩梦。”戴维结束他的长篇大论时说道，脸上浮现着可以说是恶毒的微笑，就像一个苛刻偏执的人。

“这算什么意思？”

“你所想到的，我全都想到了。可我却打算说到做到。”

星期日，我母亲和父亲来吃饭。他们不常来——通常得我们一家子跑到他们那儿去——每每他们当真大驾光临，我总是准许自己把那天当成是b一场盛会/b，因此也把我在童年时代同样的b盛会/b下曾经遭遇过的灾难强加给了我的孩子们：梳着规规矩矩的头发，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帮忙整理房间，整个用餐过程都必须端坐在桌旁。母亲滔滔不绝，看起来在我们吃完奶油夹心酥饼好几个小时后，最后一口仍然没有从她喉间消失。当然了，这是一顿烧烤大餐，我和弟弟都非常厌恶（极有可能是由于它的一成不变令人厌烦：又干又有很多软骨的羔羊肉，煮过头的甘蓝，黏乎乎的肉汁，油腻腻的烤裂了的土豆，典型的1960年代的战时伙食），可是汤姆和莫莉却很喜欢。与我的父母不同，戴维和我擅长烹饪；同样与我的父母不同，我们很少费心把这项技能浪费在孩子们身上。

终于，关于穿什么衣服的争论结束了，房间也清扫好了，父母亲早就到了，我们都待在客厅里喝干雪利酒，嚼着各种各样的干果。戴维则到厨房里去切牛肉，做卤肉。片刻之后——比他人不见了去干活所需要的时间短得多——他回来了。

“烤牛肉和烤土豆？或者是意大利冻卤汁面条？”

“烤牛肉和烤土豆，”孩子们开心地叫了起来，妈妈和爸爸咯咯地笑着。

“我也是这么想的，”戴维说道，又消失了。

“你们的爸爸是个逗乐的家伙，是不是？”妈妈对汤姆和莫莉说道——在别的家庭里，对于她刚才的所见所闻，这几乎可算是恰如其分的反应，但我们家除外。戴维不是一个逗乐的家伙。他从前不是一个逗乐的家伙（他讨厌我父母来做客，并且决不会为了让大家都乐开怀而抖擞精神强装笑颜），自从他的幽默感随着d·j·“好消息”的指尖划过他病痛的背部消失以后，他自然更不是一个逗乐的家伙了。我说了声抱歉，走进厨房，戴维正在把我们刚花了好几个小时料理的食物倒腾进我们那只最大的lecreuset牌焙盘里。

“你在干什么？”我平静地问道。

“我做不到，”他回答道。

“做不到什么？”

“我没法坐在这里吃这些东西，而那些可怜人却一无所有。我们有纸盘子吗？”

“不，戴维。”

“我们有的。圣诞节派对上我们留下了很多。”

“我不是说盘子。你不能这么做。”

“我必须做。”

“我……我理解你吃不下这些。”（当然了，我压根就不理解，可我正打算说服他悬崖勒马。）“你可以不吃，并且……并且……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这会儿担心那顿迫在眉睫的午餐、我可怜的父母（都是保守党，不过他们两个实际上心地并不坏，如果用还能接受的非戴维式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听到关于他们有多么多么邪恶的长篇大论时的尴尬与不解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我对自己发誓，要是我们能顺当地用餐，要是食物实实在在地放在货真价实的盘子里，并且大伙（我是指我认识的人，愿上帝宽恕我）确确实实地坐下来用餐，我就一点都不会操心了；我会聆听戴维的见解，充满怜悯，兴致勃勃。我看着戴维把德利亚风味的烤土豆装进盘子。当他把好不容易炸出来的黄澄澄的土豆从肉块边上刮下来的时候，土豆脆皮都给挤碎了。

“我得把它们都施舍掉，”戴维说道。“我到冰箱那儿去取里面的东西，瞧见里面满当当的食物……我只是觉得我再也不能忍受我自己的境况了。那些无家可归的……”

b“去他妈的境况！去他妈的无家可归的人！”/b去他妈的无家可归的人？我变成了这样的人吗？有哪个读《卫报》的工党选民曾经大呼小叫过这样的话，并且在整个开明的都会史上当真有过这样的想法？

“凯蒂！怎么了？”父母亲和孩子们全都聚到了门口看着；我的父亲，尽管已经退休十年了，可仍然是一副十足的校长派头，愤怒得都涨红了脸。

“戴维疯掉了。他要把我们的午餐全都施舍掉。”

“给谁？”

“流浪乞丐、酒鬼、瘾君子，那些一生中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工作过一天的人。”这虚张声势、并且灰心丧气的辩词，只是想把父亲拉到我这一边支持我，我并不以此为傲，但我想要我的烧烤午餐。b我想要我的烧烤午餐。/b

“我能一起去吗，爸爸？”莫莉说道，我渐渐有点儿鄙视她了。

“当然，”戴维说道。

“求你了，戴维，”我再次说道。“请你让我们好好地吃顿饭。”

“我们能吃上美味的午餐。只是，不是这一餐。”

“为什么他们不能享用别的食物呢？”

“我想给他们热乎乎的午餐。”

“我们能做些别的热菜。意大利面条。我们用微波炉加热，今天下午就做。全家出去。”

戴维打住了。我感到，我们到了电影中的某个时刻——全副武装可是吓破了胆的罪犯拿枪指着赤手空拳的女警察，却开始怀疑他这么做是否明智；场景总是结束在他把枪扔在地上，突然大哭起来。在我们的版本里，戴维会从冰箱保鲜盘里取出意大利面条，突然大哭起来。谁说你不能上演逼真的英国惊悚电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惊悚的？

戴维想了想。“意大利面条对他们来说更方便些，不是吗？”

“一点不错。”

“因为你不必切开了。”

“是的。你只要用长柄勺舀就可以了。”

“没错。或许甚至是，你知道的，金属刮勺。”

“也可以啊。”

他盯着肉块和挤烂了的烤土豆瞧了好一会儿。

“那么，好吧。”

妈妈、爸爸以及我都像赤手空拳的女警那样叹了一口气，然后坐下来悄没声息地吃午饭。

瑞士当代科幻作家，代表作为《诸神的战车》。

雪儿（cher），美国女歌星，她的一子一女都是同性恋。

每年3月14日为英国传统的“红鼻子”节，这天出门的人如果戴着红鼻子，就表示他赞成或愿意为孩子们捐款，是慈善节日。

英国著名情景喜剧，帕丝和雅典娜是其中的两位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