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士腾比
我看着腾比港口那里明亮的海面，只觉不可思议。阳光明媚，微风轻拂；这是个适合出海游玩的好天气，显然不适合让我站在这里，嗅着鱼儿的气味，伤心不已。
对加斯帕来说，这座小村既是心脏也是灵魂，渔妇和渔夫们踩着粗糙的木头套鞋在鹅卵石路上走着，路的尽头是一座码头，码头边上起伏不定的小船正等着接走我的儿子。几个女人为领主的流亡哭红了眼睛；但我却哭不出来。没有人能看出我已经哭了整整一个星期。
我的孩子又长大了：十四岁的他已经和我一样高了，双臂变得宽阔，棕色的双眼和我齐平，鼻子上的雀斑如同鸟蛋上的斑纹。我注视着他，看到的既是长大成人的孩子，又是将会成为国王的继承人。荣耀的王权终于将要落入他的手中。亨利国王和他的儿子爱德华王子都已经死去。这个孩子——我的孩子——是兰开斯特家的继承人。他不仅是我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而是英格兰的合法国王。“我会每天为你祈祷，经常写信给你，”我轻声说，“答应我，你会给我回信；我想知道你过得如何。答应我，你会每天祈祷、每天学习。”
“我会的，母亲大人。”他顺从地说。
“我会保护他的。”加斯帕对我说。我们对视了片刻，但从对方眼中所看到的只有尽快别离的阴郁决心：为了让流亡开始，也为了让兰开斯特家珍贵的子嗣得以平安。我想，加斯帕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也许会是我此生唯一的爱人。但我们没有时间互诉衷肠；光是这番道别就用去了几乎所有的时间。
“时代变了，”我对亨利说，“我们的国王已经入土，王子已经过世，爱德华似乎觉得自己坐稳了王位，但我不会放弃。你也不要放弃，我的儿子。我们是兰开斯特家的一员，是为了执掌英格兰而生——我曾经这么说过，而且我的话应验了。我的话还会再次应验的。别忘记。”
“我不会忘的，母亲大人。”
加斯帕牵起我的手，印下一吻，然后向小艇走去。他把少得可怜的行李扔给船主人，然后小心翼翼地抬起佩剑，踏进那条渔船里。统治着半个威尔士的他，离去的时候却几乎两手空空。这的确是一败涂地。加斯帕·都铎就像罪犯那样逃离了威尔士。对篡位者的怨恨令我的胸中燃起怒火。
我的儿子在我跟前跪下，我将手放在他柔软而温暖的头上，说道：“愿上帝保佑你平安，我的孩子。”接着他站起身，在脏污的鹅卵石路上脚步轻快地离去。他在港口的阶梯上纵身跃到船上，仿佛像一头鹿，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小船的缆绳就已解开。我还没来得及建议他在法兰西该做些什么，还没来得及提醒他这个世界的种种危险，他便已离开。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又是那么无从挽回。他就这样离开了。
小船离开码头，扬起风帆；帆布吃满了风，鼓胀起来。压力让桅杆吱嘎作响，接着小船开始移动，起初速度缓慢，而后越来越快。我很想大喊“回来！”甚至想像个孩子一样大喊：“别离开我！别把我丢下！”——但我不能让他们回来，这儿对他们来说太过危险，我也不能逃走，我必须让他离开——我的儿子，我那棕发的儿子——我必须让他离开，让他跨越这片海域，开始流亡，甚至不知能否再次与他相见。
回到家的时候——这是段漫长而无趣的旅程，我每走一步都在低声祈祷，我的背因为颠簸而隐隐作痛，眼睛也又干又涩——我发现那位医生又来照顾我的丈夫了。与儿子的分别和漫长的旅途使我疲惫不堪。一路上，我不停地想着他现在到了哪里，何时能见到他，以及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当我在马厩中看到内科医生的马匹，看到他的随从等在门厅里时，几乎连装作关心的力气都没有了。自从我们从巴尼特回到家中之后，家里就没有少过护理人员——不是这位内科医师就是药剂师，再不然就是那个饶舌的外科医师。我以为他们只是来处理我丈夫总是发作的伤痛。他腹部那道长长的剑伤已然愈合，只留下一条凸起的伤疤，可他还是很在意这道伤痕，总是说起战争给他带来的痛苦，总是说起那柄剑朝他砍下的瞬间，还有他每晚会做的噩梦。
我早已对他的这些抱怨置若罔闻，也习惯了提议让他喝上一杯，早些上床休息，所以当我走进大厅，而男仆从卧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只顾着好好梳洗一番，换掉身上的脏衣服。我本想直接走过去，但他面色焦虑，仿佛有了什么大麻烦。他说，药剂师正在我们的茶点准备室里研磨药草，那位内科医生则陪伴在我丈夫身旁；也许我应该做好接受坏消息的准备。然而在那时候，我还坐在椅子上打着响指，让小厮帮忙脱下马靴，完全没把他的话听进去。但那男仆却仍在喋喋不休。他们认为我丈夫的伤口比原本以为的还要深，或许腹部内侧一直在流血。他的男仆悲伤地提醒我，从战场回来之后，亨利爵士就吃得很少——但比起每个斋戒日和每周五都会禁食的我来，他还是吃得更多些。他每晚的睡眠都断断续续——但比起每晚都要两次起床祈祷的我来，他还是睡得更久些。总之一切都一如既往。我摆手示意他离开，说自己立刻就会赶去，但他仍然不肯离开。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以为我丈夫快要死了，结果却发现他吃了太多熟透的水果或是喝了太多酒，而我非常确定，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从未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去将篡位者送上王位责备过什么，反而尽着好妻子的责任，仔细服侍着他：他没法挑剔我什么。但他知道我把亨利国王的败北归咎于他，也把我儿子的离去归咎于他。
我推开那个男仆，洗好脸和手，换下沾满尘土的长裙，差不多一小时后，我才轻轻地走向我丈夫的房间。
“还好您终于来了，玛格丽特女士，他恐怕撑不了太久了。”医生轻声对我说。他一直在我丈夫卧室前的会客室里等着我。
“太久？”我问。我满脑子都是我儿子的事，我的双耳听到的只有会让他们的小船偏离航线，甚至是——愿上帝保佑他——吹沉那条小船的风暴声，因此我根本没听懂医生的话。
“很抱歉，玛格丽特女士，”他还以为我太过关心，所以头脑迟钝了，“但我想，我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我又重复了一遍，“究竟是什么事？你到底在说什么？”
他耸了耸肩。“伤口比我们想象的要深，他已经彻底无法进食了。恐怕他的胃部也有伤口，而且尚未愈合，只怕活不了太久了。他只能喝一点点麦酒、葡萄酒和水；我们没法让他吃下东西。”
我茫然地盯着他，突然挤过他身边，推开我丈夫卧室的门，走了进去。“亨利？”
枕头上，他的面孔毫无血色，灰中透白。他的嘴唇发黑。我可以看出，在我离开的这几星期里，他变得多么单薄憔悴。
“玛格丽特，”他勉力挤出笑容，“很高兴你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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