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塔伦敦
我们这些拒绝她的异端邪说、选择追随复活的主的囚犯，要学着主曾经的样子在众人面前走过，这便是所谓仁慈的女王下的命令。但我知道在这场宫廷假面剧中感到羞愧的应该是她而不是我，我才不怕自己被宣为叛国者，反倒对此感到高兴。从码头开始的路程可以让我宣明自己的信仰，让我成为走向宣判路上的但以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会和几个剩下的囚犯一起在伦敦市政厅受审，她以为自己想到了一个可以带给我屈辱的计划，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对我来讲倒是件神圣的事情：让我从伦敦塔走向市政厅并接受宣判于我而言是件荣誉，我与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一样丝毫不会感到羞耻。她觉得这能让我在众人面前感到羞愧，她错了，这是我殉教的机会，我对此心存喜悦。
从伦敦塔前往市政厅的道路两旁站着一排警卫，我所在的这队犯人跟在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身后，由一位刽子手举着斧头在前带路。是这位虔诚的牧师给了我们英文的祈祷书，也是他和我亲爱的王后凯瑟琳一起翻译了《诗篇》，现在却因为反对女王引入天主教弥撒而被关进伦敦塔。他和凯瑟琳王后一样都曾是我的导师，我对他很了解，如果他跟随那把斧子，那说明主就走在前面，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点。对于能跟从这么一位圣人，我感到十分自豪，并愿意跟着他直到天国的门口。
可不幸的是，紧跟在他身后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丈夫吉尔福德，他面色苍白，明显被吓坏了。接着是我，由两个侍女护送着，在我身后是达德利家的安布罗斯和亨利，他们看起来带着一副庄严的表情，态度甚至有些藐视。
我穿着一身黑色长裙，头戴滚边的黑色兜帽，身披黑色的毛绒斗篷，手上拿着一本打开的祈祷书，边走边读。小小的字母在我眼前跳动，说实话，我一个字都看不清，但这没关系，我对这些祷词非常熟悉。重点是我拿着这本书，看起来像在认真读它，每个看见我的人都能看到我仰赖着上帝的言语，这些话经由耶稣之口，写入圣约中，再被凯瑟琳王后和我翻译过来。我并不仰赖牧师喃喃的祷词，也不依靠即将在市政厅“迎接”我的冗长拉丁语礼拜。我依靠自己的信仰在世间获得救赎，而非在自己身上画十字架、嘴里还轻声念诵“阿门”，尽可能展示与新教有所不同的天主教：与真相相对的谎言，与神相违的异教，与绵羊相异的山羊，与我相悖的他者。
这个审判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是场无味的朗诵，说的人心里明白，但却没有公开声明的勇气；听的人心里也明白，只是他们的未来全仰仗于有一天否认这一切。所有人都在撒谎，没人请我讲话，只是让我做告解，我没有机会去解释上帝言语的力量。
和被告同样罪恶的法官判了所有人死刑，他们将被拖去行刑地，吊在绞架上，再砍断绞索放下来，掏出内脏，砍去四肢，这便是吊剖分尸刑，它和上十字架一样残忍。执刑地选在了塔山，他们倒是应该把那里改名叫做髑髅地的。我听着法官的裁决，甚至都没有颤抖，因为我完全无法相信这点。凯瑟琳王后最亲近的朋友和导师居然会被宣为异教徒而被剖腹？给先王亨利涂敷圣油的正是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写了《公祷书》，又怎么可能会是异教徒？他朋友的女儿又怎么会剖腹取出他的内脏？
而对我来说，情况不仅更糟，甚至还自相矛盾：他们判我死刑，要么像叛国者那样用巨斧斩首，要么像异教徒那样在绿塔处以火刑。我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嘴里的谎言，还有用来威胁我的死刑判决。安妮·阿斯科也不过是一介普通女子，也曾为我们的信仰在史密斯菲尔德的柴堆中被焚至死，他们难道真觉得一直在支持她的耶稣也会让我失望吗？他们难道觉得我不敢像她那样殉教吗？我敢，而他们又如何呢？
我有信仰，我觉得他们会给我判决，但却迟迟未定。当大家都安静下来，把我们都忘了之后，就会放托马斯·克兰默、达德利家的男孩们还有我回家了。死刑判决不过是用来震慑他人，让他们闭嘴屈服的手段。这不是我的末日，我会继续等待、继续学习，不会感到害怕。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会释放我，我终究会回到布拉德盖特的家里，坐在敞开的窗下，在桌边听着林中鸟儿鸣啭，闻着夏日微风中干草的气味，和凯瑟琳、玛丽在树林里捉迷藏。
“我不害怕。”我对凯瑟琳说。
“那你就是疯了！”
她的手用力扯着自己的裙子，在膝盖上形成了个布兜，里面装满了水果，摇摇晃晃的，好像装的是个婴孩，那个我永远无法生出的孩子，我握着她的手。
“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知道生命不过是我们穿行的一条泪谷，”我用威严的语气说道，“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此处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什么？”她激动地问，“你在说什么呢？”
我把她带到窗边，坐在我身旁。“我准备好了，”我告诉她，“我不会失败的。”
“快向女王请求原谅！”她突然冒出这句话，“别人都这么做了。你不需要再次声明自己的信仰，只要说你对反叛的行为感到悔过。她看过你的信，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你再写一封给她，告诉她你知道自己错了，会终止自己的婚约，出席弥撒，这样你就可以安静地在布拉德盖特生活，我也会和你快乐地在一起。”
时运虽不济，风水仍轮转。切莫觉蹊跷，好运终降临。
她尖叫一声。“你在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写的一首诗。”
她紧张地绞着自己的手，我试着握住它们，但她突然跳起来，走向门口。“你疯了！”她说，“要么就是在自寻死路。”
“我的心神全在天堂。”我坚定地说。
“不，才不是，”她以自己特有的机敏指出，“你以为自己不用道歉她就会原谅你。你以为约翰·达德利输了，而你却能赢。你以为自己公开了信仰，大家都会为此崇拜你，就像导师罗杰·阿斯卡姆那样，还有那个在瑞士的荒唐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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