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那年，我是个乖顺的小女孩。要知道，我并非一向如此。在更小的时候，我经常因受不了大人们的严厉管教而大哭大闹。有一天，一位婶婶忍不住郑重其事地说：“希尔维被魔鬼附体了。”是战争和宗教制服了我。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我把一个“德国制造”的塑料玩偶在地上踩了又踩，不过我本来就不喜欢那个玩偶。别人告诉我：只有我品行良好，虔诚敬主，上帝才会救法国。我可不能逃避责任。在圣心大教堂，我和其他小女孩一起，边挥舞着小旗边唱颂歌。我开始经常做祷告并乐在其中。多米尼克神父一再鼓舞我，他当时是阿德莱德学校的指导神父，在他的谆谆教诲之下，我的宗教热情愈加高涨了。有一天，我穿着罗纱裙，戴着爱尔兰花边软帽，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领圣体仪式。从此以后，在大家的言谈之中，我俨然成了两个妹妹的榜样。我祈求上帝让父亲被分到战争部—因为他患有心力衰竭—结果如愿以偿。
一天清晨，我兴奋不已，因为那天开学，我迫不及待想要回到学校。平时上课的时候，教室仿佛做着弥撒的教堂一般，给人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走廊里静悄悄的，老师们见到我们便露出温柔甜美的微笑。她们平时穿长裙，衣领很高。自从校舍的一部分被改造成医院之后，她们经常换一身护士服，白色头巾上印着红十字，看上去就像圣女一般。每当她们把我搂在胸前，我觉得心都要融化了。那天我三两口吞下汤和粗粮面包—要是在战前，吃的可是巧克力和鸡蛋黄油面包—然后不耐烦地等着妈妈给妹妹们梳洗穿衣。我们三个人都穿一身军蓝色大衣，是用真正的军装布料裁剪出来的，款式也跟军大衣一模一样。
“看，后面还有根小腰带！”妈妈对女友们说道，她们一个个流露出赞赏或惊讶的表情。妈妈牵着两个妹妹的手，带着我们从楼里走出来。经过圆亭咖啡馆的时候，我们有些忧伤。这家咖啡馆刚开业，热热闹闹的，就开在我家楼下，爸爸说它是失败主义者的老巢。“失败主义者”这个词对我来说太新奇了，爸爸解释说：“这些人相信法国一定会战败。”“该把这些人都枪毙。”我不理解。人们相信一些东西，但不是故意要去相信的，只不过因为头脑中出现一些念头就要被惩罚吗？那些给孩子们发毒糖果的间谍、在地铁里用毒针扎法国妇女的人当然该死，但是对于失败主义者，我不是很确定。我才不想去问妈妈，她总是跟爸爸回答同样的话。
妹妹们走起路来慢吞吞的，卢森堡公园的栅栏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好不容易到了学校，我赶紧爬上楼，书包里鼓鼓囊囊地塞着新书，随着我的脚步欢快摇摆。走廊刚上过蜡，蜡味中混着一丝疾病的气息。学监小姐们拥抱了我。在衣帽间，我见到了上一年的小伙伴们，她们当中没有谁跟我特别亲密，但我很喜欢大家在一起叽叽喳喳的样子。我在大厅逗留了一会儿，盯着橱窗里那些老旧物件，这些死去的东西已经又死了一回：塞满麦秸的鸟类标本的羽毛开始脱落，干枯的植物露出裂纹，贝壳失去了原有的光泽。钟声响起，我走进圣玛格丽特教室。每间教室的模样都大同小异。在老师的主持下，学生们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桌旁，桌上铺着一层黑色的仿皮漆布。母亲们坐在各自的孩子身后，一边看着孩子，一边织风雪帽。我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邻座坐着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她有着棕色的头发，面庞清瘦，看上去比我小很多。她用幽深的眼眸紧盯着我，目光清澈透亮。
“班上最好的学生就是您吗？”
“我叫希尔维·勒巴热，”我说，“您呢？”
“安德蕾·卡拉尔，今年九岁。我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小？我之前被烧伤过，耽误了长个儿。有一整年我都没有学习，妈妈想让我把落下的功课补上。您能把去年的课堂笔记借我吗？”
“可以的。”我说。
安德蕾说话时显得成熟稳重，语速很快，毫不含混，这让我感到几分惊讶。她以一种将信将疑的目光打量着我。
“旁边的同学告诉我，您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她边说边侧头看了一眼丽赛特，“这是真的吗？”
“我也不是每次都考第一名。”我谦虚地回答。
我盯着安德蕾：她一头黑发直直地垂落在脸颊旁，下巴上沾了一点墨汁。一个活生生被烧伤过的小女孩，这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我真想问她一堆问题，可这时杜布瓦小姐进来了。她穿着长裙，裙摆拖曳在地板上。她长着一层绒绒的“小胡子”，总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模样，我一向很尊敬她。坐定之后，杜布瓦小姐开始点名，点到安德蕾时，她抬头看了她一眼。
“还好吗，我的小姑娘？不害怕吧？”
“老师，我不是扭扭捏捏的女孩，”安德蕾以沉稳的语气回答道，又补充了一句讨喜话，“再说，您这么亲切，一点也不让人害怕啊。”
杜布瓦小姐迟疑片刻，“小胡子”底下露出微笑，继续点名。
放学以一种固定的仪式进行：杜布瓦小姐守在门口，跟每位母亲握手，在每个孩子的额头亲一下。她把手搭在安德蕾的肩膀上，说：
“您从来没上过学吗？”
“从来没有。我一直在家学习，但现在我都这么大了，不适合了。”
“我希望您能沿着您长姐的道路前进。”杜布瓦小姐说。
“噢！我们很不一样，”安德蕾说，“玛璐像爸爸，她喜欢数学，而我更喜欢文学。”
丽赛特用胳膊肘轻推了我一下；要说安德蕾放肆无礼也不恰当，但她说话的语气，确实不像是跟老师说话时该有的语气。
“您知道走读生的自习室在哪儿吗？如果家里人没有及时来接，您应该去那里等着。”杜布瓦小姐说。
“家里没人来接，我自己回去，”安德蕾说，又欢快地加了一句，“妈妈已经跟我说过了。”
“自己回去？”杜布瓦小姐耸了耸肩，“不过，既然您母亲这样说……”
这时轮到我走到杜布瓦小姐面前，她亲了亲我的额头。我跟着安德蕾走到衣帽间，她穿上大衣—款式没有我的特别，但很漂亮：红色的平纹花呢上镶着金色的纽扣。她又不是那种街头少女，她家里人怎么会让她独自放学回家呢？她母亲不知道毒糖果和毒针很危险吗？
“您住在哪儿，安德蕾？”妈妈边问边领着我和两个妹妹下楼。
“格雷奈尔街。”
“是吗！我们陪您一直走到圣日耳曼大街，”妈妈说，“正好顺路。”
“乐意之至，”安德蕾说，“但请您不要特意为我操心。”
她一脸严肃地看着妈妈，说：
“夫人，您可能不知道，我们家有七个兄弟姐妹。妈妈说我们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妈妈点了点头，但显然并不赞同。
一走到外面，我立刻问安德蕾：
“您是怎么被烧伤的？”
“有一次我在篝火上烤土豆，裙子突然着火了，烧到了右边大腿，连骨头都伤到了。”
安德蕾做出一个不耐烦的小动作，显然对这件陈年往事感到厌倦。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您的笔记？我需要知道你们去年都学了些什么。请告诉我您住在哪里，我今天下午或明天去取。”
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妈妈。在卢森堡公园，妈妈不允许我跟那些不认识的小女孩在一起玩。
“这周不行，”妈妈尴尬地回复，“到周六再说。”
“那好，我一直等到周六。”安德蕾说。
我目送她穿过圣日耳曼大街，红色花呢大衣裹着她那小小的身子。虽然身形瘦小，但她走起路来像大人一样从容不迫。
“你雅克叔叔认识一户人家姓卡拉尔，跟拉维涅家联姻，拉维涅是布朗夏尔的表亲。”妈妈似乎浮想联翩起来。我怀疑安德蕾家是不是妈妈说的那一家。正派人家可不会让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在马路上乱跑。
关于卡拉尔家族，我父母或多或少地听人说起过，姓卡拉尔的有好几家，每家又有不同的分支，两个人讨论了很久。妈妈从女老师们那儿打听到一些情况。安德蕾父母跟雅克叔叔认识的卡拉尔一家只有一点模糊的关联，但他们是很好的人。卡拉尔先生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在雪铁龙集团担任要职，他还是“多子女家庭父亲联合会”的会长；卡拉尔夫人来自里维埃尔·德·博内伊家族，这是个显赫的激进天主教家族，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区的教友们都很敬重她。也许是了解到我母亲的犹疑态度，接下来的那个周六，卡拉尔夫人来学校接安德蕾放学了。这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有着一双深色的眼睛，戴一条黑色天鹅绒项圈，上面缀着一件古老的首饰。她说我妈妈看上去就像我姐姐一样，还称她为“可爱的夫人”，妈妈立刻对她产生了好感。而我可不太喜欢她的天鹅绒项圈。
卡拉尔夫人亲切地告诉妈妈安德蕾所受的磨难：安德蕾被烧得皮开肉绽，腿上起了巨大的水疱，用琥珀色的绷带裹着，她一度陷入谵妄状态，但是非常勇敢。一个小男生在嬉闹的时候踢到了她，把伤口踢破了，她极力忍住疼痛，不想喊出声来，最后竟晕过去了。她来我家看我笔记的时候，我对她满怀敬意。她做了些记录，字迹娟秀，字体已然成形。我不由得想到百褶裙下她那肿胀的大腿。我从未遇到过像这样特别的事。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空白，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认识的所有孩子都让我感到厌烦，但安德蕾不一样。课间活动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散步，从一间教室走到另一间，她总能把我逗乐：一会儿形神毕肖地模仿杜布瓦小姐那些突然的动作，一会儿模仿校长汪德鲁小姐柔滑的嗓音。她从她姐姐那儿知晓了一大堆学校的小秘密：这些女老师属于耶稣会，头发边分的是初习修女，发了誓愿之后，头发会改成中分。杜布瓦小姐才三十岁，是她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她去年参加了中学毕业会考，一些高年级学生在索邦见到了她，她当时红着脸，为自己的裙子感到窘迫。安德蕾的大胆无礼让我有些愤慨，但我觉得她非常有趣，当她即兴表演两位老师的对话时，我帮她演对手戏。她对老师们的夸张模仿惟妙惟肖，上课时看到杜布瓦小姐打开点名册或合上一本书，我们俩经常心照不宣地碰个肘。有一次我甚至捧腹大笑，要不是平时举止端庄、品行良好，老师早就让我站到门外去了。
刚去安德蕾家玩的时候，我惊愕不已：除了她的兄弟姐妹，安德蕾家还有格雷奈尔街她亲戚家的一群小孩和其他玩伴，所有这些孩子追着跑着、喊着唱着，乔装打扮成各种模样，一会儿跳上桌子，一会儿掀翻椅子。有时玛璐会出来干涉一番，她十五岁了，喜欢摆出一副小大人的神气，但她刚一出面，卡拉尔夫人就说：“让这些孩子玩吧。”我感到不可思议：孩子们万一在哪儿磕破摔肿，弄脏衣服，打碎盘子，她也居然无所谓。“妈妈从不生气。”安德蕾边说边露出胜利的微笑。黄昏将至，卡拉尔夫人走进被我们蹂躏过的那间房，扶起东倒西歪的椅子，擦一擦安德蕾的额头：“你还一头的汗！”安德蕾紧紧贴着母亲，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脸庞起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有些不自在，便扭头不再看她，尴尬中也许还混有几分嫉妒、些许渴望，以及对神秘事物怀有的那种恐惧。
人们告诉我，应平等地爱爸爸妈妈。安德蕾毫不掩饰她爱妈妈甚于爸爸。“爸爸太严肃了。”有一天她平静地告诉我。卡拉尔先生让我感到困惑，因为他跟我爸爸很不一样。我父亲从不去做弥撒，我们跟他说起卢尔德奇迹时，他只是笑笑。我听他说，他只有一个宗教信仰，那就是对法国的爱。父亲不信教，对此我并不感到难为情，就连极为虔诚的妈妈似乎也觉得他很正常。一个像爸爸这样的高等男人，不同于女人和小女孩，他跟上帝一定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相反，卡拉尔先生每周日都跟全家人一起去领圣体，他蓄着长胡须，戴一副夹鼻眼镜，空闲时忙于慈善事业。在我眼中，他光滑的毛发和基督教美德让他变得女性化，贬低了他的地位。我们只有在极少的场合才能见到他。家中事务都是卡拉尔夫人在操持。我很羡慕她给予安德蕾的那种自由，不过，虽然她总是一团和气地跟我讲话，但在她面前我总感到不太自在。
有时安德蕾对我说：“我玩累了。”我们就去卡拉尔先生的书房坐下，不开灯，这样别人就无法发现我们。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这真是一种全新的乐趣。平时父母跟我说话，我也跟他们说话，但我们不是在聊天。跟安德蕾是真正的交谈，就像爸爸在晚上跟妈妈的那种交谈一样。安德蕾在烧伤康复阶段读了很多书，令我吃惊的是，她对书里的那些故事似乎信以为真：她讨厌贺拉斯和波利厄克特，欣赏堂吉诃德与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仿佛这些人有血有肉地存在过一样。对于历史长河中的人与事，她也有着泾渭分明的立场：她热爱希腊，厌恶罗马；对路易十七及其家族发生的不幸无动于衷，却为拿破仑之死黯然神伤。
她的很多观点都具有颠覆性，但鉴于她尚且年幼，老师们也就原谅她了。“这孩子很有个性。”学校的人这样说她。没过多久，安德蕾便补上了落下的功课，我差点没能超过她的写作成绩。她很光荣地将自己的两篇作文抄写在学校范文本上。她钢琴弹得很好，一下步入中等生行列，她也开始学小提琴。她不喜欢缝纫，但心灵手巧，熬制焦糖、做油酥饼、做松露巧克力球，样样在行。虽体形娇弱，但她会侧翻筋斗、跨一字，做各种翻转动作。不过，在我眼中，她最大的魅力并不在这些方面，而在于一些我从未真正理解的奇怪特征：当她看见一只桃子或一朵兰花，甚至仅仅听到别人在她面前提到桃子或兰花时，她就会微微颤抖，胳膊上起一层鸡皮疙瘩。在这一刻，个性—她从上天那儿得到的馈赠，以最动人心魄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惊叹不已。我心里暗想：安德蕾一定是那种神童，将来会有人为她立传。
***
六月中旬，由于敌军轰炸和大贝尔塔巨炮，学校的大部分孩子都离开了巴黎。
卡拉尔一家去了卢尔德，每年他们都去参加一场宏大的朝圣之旅。儿子做担架员，大一点的女孩子们和母亲一起在一家济贫院的厨房里洗碗刷盘。我很佩服人们把这些成年人的苦差交给安德蕾，也因此更敬重她了。然而，我父母英雄般的执着让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留守在巴黎，这就能让我们英勇的前线士兵知道，市民们“顶得住”。我们班只剩下我和一个十二岁的笨蛋，我感觉自己非常了不起。一天早晨，当我来到学校，发现老师和同学们都藏在地窖里，回家后这件事让全家人笑了很久。警报拉响时，我们不会跑到地窖里，楼上的房客们都躲到我家来，睡在门厅沙发上。这些闹哄哄的场景让我感到很愉快。
七月底，我们姐妹三个跟着妈妈去了萨德纳克。祖父想起“七一年围城”，以为我们在巴黎饿得只能吃老鼠。整整两个月，他给我们填喂了大量鸡肉和水果蛋糕。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客厅里有个书架，摆满了纸张发黄的旧书。最上面搁着禁书，底下几层我可以随意翻阅。我有时自己看书，有时跟妹妹们嬉闹一番，有时出去散步。那个夏天我经常散步。还记得我穿过栗树林，手指被蕨草划伤；走过低凹的小道，沿途采摘忍冬和卫矛；我尝过黑莓、野草莓、山茱萸和酸溜溜的刺蘖浆果；迎面袭来正在扬花期的黑麦气息，我趴在地上，忽然闻到隐隐约约的欧石楠香气。然后我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坐在白杨树下翻开一本费尼莫尔·库柏的小说。风吹过头顶，树叶窃窃私语。风声让我激动：从地球的一头到另一头，树木之间在互相交谈，它们也在跟上帝言语。这是一种音乐，也是一种祈祷，在飘上云霄之前穿过了我的心灵。
我的乐趣多不胜数，但是很难一一讲述。我只给安德蕾寄了几张言简意赅的明信片，她也很少给我写信。她那时在朗德，在她外祖母家。她在那儿骑马，过得很快乐，直到十月中旬才回到巴黎。我不怎么想她。假期中，我几乎从来不想念巴黎的生活。
跟白杨树告别时，我流了几滴眼泪：我变老了，变得多愁善感了。但上了火车之后，我想起来自己是多么喜欢开学。爸爸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等我们，他穿着一身天蓝色的制服，告诉我们战争就要结束了。新课本似乎比往年的都要新：比往年的更厚、更漂亮，翻起来哗啦作响，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卢森堡公园弥漫着落叶和草地被焚烧过的动人气息。老师们热情地拥抱了我，对我的假期作业大加赞赏。可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难过呢？夜幕降临，用过晚餐之后，我在门厅看书或在本子上写一些小故事。妹妹们都睡着了，走廊尽头，爸爸读书给妈妈听：这是一天中最美妙的时刻之一。我躺在红色地毯上，呆呆的什么都不想做。我看着家里的诺曼底式衣柜和雕花木制座钟，钟腹包裹着两颗铜松果和黑漆漆的时间。墙上张着暖气口：透过金色的网洞，我们能闻到一股从深渊里飘上来的令人作呕的温热空气的味道。环绕我的黑暗和这些无声无息的物品突然让我感到恐惧。我听到爸爸的声音，我知道他读的是哪本书：戈比诺伯爵的《人种不平等论》。去年，他读的是泰纳的《当代法国的起源》。明年，他会读一本新书，而我还会在这儿，在衣柜和座钟之间。就这样度过多少年？多少个夜晚？活着不过如此：一天天打发时间。我要这样无聊至死吗？我想我在怀念萨德纳克。睡前我又为白杨树奉献了几滴眼泪。
两天后，我忽然明白了真相。我走进圣卡特琳娜教室，安德蕾朝我微笑，我也笑了，朝她伸手。
“您回来多久了？”
“昨晚才回来的，”安德蕾狡黠地看了我一眼，“开学那天您一定在吧？”
“是的，”我说，“您假期过得好吗？”我又问她。
“过得很好，您呢？”
“过得很好。”
我们彼此寒暄着，就像大人们一样。但是我且惊且喜地发现，我内心的空虚、每天的无聊乏味只有一个根源：安德蕾不在。要是没有她，活着就不再是活着了。维尔纳芙小姐坐到扶手椅上，我心里不断默念着：“要是没有安德蕾，我就活不下去了。”快乐变成了焦虑，我心想：如果她死了我可怎么办呢？真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会坐在这张凳子上，校长进来，以严肃的口吻说：“让我们一起祈祷吧，孩子们，你们的小伙伴安德蕾·卡拉尔昨夜被上帝召回了。”啊！我暗下决心：这很简单，我从凳子上滑倒，一头摔在地上，我也死了。想到这儿，我并不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会立刻在天堂门口团聚。
十一月十一日停战，举国欢庆，人们在大街上互相拥抱。在过去的四年，我不停祈祷，愿这伟大的一天早日到来。怀着一些朦胧的回忆，我期待停战之后生活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爸爸脱下军装，重新穿起了普通人的衣服，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反复说布尔什维克掠走了他的一部分资产。这些遥远的“布尔什维克”听起来像是“德国鬼子”，他们似乎具有可怕的力量。再说福煦元帅被玩弄了，停战协定本应该在柏林签署。爸爸对未来很不乐观，不敢重开他的事务所。他在一家保险公司找了份工作，但宣布全家要缩减开支。妈妈解雇了艾莉莎，包揽了所有家务，不过艾莉莎本身就行为不检点，她夜里和消防员们出去厮混。到了晚上，妈妈情绪低落，脸色很不好看，爸爸也是。妹妹们时常哭哭啼啼。我倒是什么都无所谓，因为我有安德蕾。
安德蕾渐渐长高，长结实了。我不再总想着她会死掉，但我面临另外一种威胁：校方并不看好我俩之间的友情。安德蕾是位优秀的学生，我之所以保持第一名的位置，只是因为她不屑于拿第一。我欣赏她的自由洒脱，却无法模仿。然而，她不再招老师们喜欢。这些女老师认为安德蕾爱唱反调、爱挖苦讽刺人、骄傲自大，指责她性情乖戾，但是她们从来没能当场逮住她冒失无礼的行为，因为安德蕾小心翼翼地跟她们保持着距离，然而这一点恰恰更激怒了她们。钢琴汇报演出那天，她们占了上风。庆典大厅里人头攒动：前面几排坐着当天要演出的学生，她们一个个穿着自己最美的裙子，鬈发上别着蝴蝶结；在她们身后坐着老师和学监，她们都穿着丝绸上衣，戴着白手套；最后面几排是家长和各家邀请的宾客。安德蕾穿着一身蓝色塔夫绸连衣裙。她妈妈认为她演奏的那一曲太难了，平日里总有几个小节会被她弹得面目全非。当她弹奏最棘手的片段时，投向她的那些或多或少不怀好意的目光，我都感觉到了，不禁为她捏一把汗。演奏没有出丝毫差错，于是她以胜利的眼神望向母亲，还对她吐了一下舌头。所有的小女孩都顶着一头鬈发微微颤抖；母亲们惊骇之下不断咳嗽；老师们交换着眼神，校长则涨红了脸。安德蕾下台后直奔母亲怀里，卡拉尔夫人一边搂着她一边朗朗地笑着，见此情景，汪德鲁小姐都不敢责骂她了。但没过几天，汪德鲁小姐就向我妈妈抱怨说，安德蕾对我施加了不良影响：我们在课上讲话，我上课傻笑、走神。她说让我们上课的时候不要坐在一起，整整一个星期我都焦虑不安。卡拉尔夫人一向喜欢我学习时的认真劲儿，轻松说服了我妈妈不干涉我俩。我妈妈有三个女儿，卡拉尔夫人有六个，对学校来说是绝佳客户，而且卡拉尔夫人很善于周旋，所以我们最终继续肩并肩坐在一起，还跟从前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被分开，安德蕾会伤心吗？肯定没有我那么伤心。我们俩被叫作“形影不离的两个人”，在所有同学中她最喜欢的是我。但我觉得她对母亲用情之深足以让她的其他感情黯然失色。她的家人在她心中分量很重：她耐心陪伴一对双胞胎妹妹，逗她们玩，给这两躯难分彼此的肉体洗澡穿衣。她们的“咿咿呀呀”声和不太分明的动作与表情，她都能解读出其中的含义。她满怀爱意地哄着她们。此外，音乐也在她生命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当她在钢琴前坐定，当她把小提琴放在肩颈处，聚精会神地倾听自己指尖流淌出的音乐，我似乎听到她在自言自语—相对于她内心深处隐秘进行的这种绵长的自我对话，我和她平日里的聊天显得极为幼稚。在安德蕾拉小提琴时，卡拉尔夫人会为她用钢琴伴奏，她钢琴弹得很好，每当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局外人。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安德蕾不像我那么看重，不过我实在太欣赏她，也就不为此烦恼了。
第二年我们举家搬出蒙帕纳斯大街的公寓，住进卡塞特路一处逼仄的小屋，从此我在家里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地方。安德蕾邀请我去她家学习，只要我想去，她随时欢迎。每次我走进她的房间总是感动不已，简直有种在胸前画十字的冲动。在床的上方有一个带有圣枝的十字架，床对面有一幅达·芬奇的圣母像。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卡拉尔夫人的肖像、一张贝塔里城堡的照片。架子上摆着安德蕾的私人读物：《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欧也妮·葛朗台》，还有《特里斯丹和伊瑟》，这本小说的许多片段她都熟记于心。一般而言，她喜欢现实主义或讽刺性作品，却对这部爱情史诗如此偏爱，这让我十分不解。我焦急地询问安德蕾四周墙面上的和她身边的各种物品。我想知道，当她的琴弓徜徉在琴弦上时，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想知道她心里有那么多情感寄托、平时那么忙碌、怀有那么多天赋，却为什么经常带有一副恍惚、在我看来是忧伤的表情。她非常虔诚。我去教堂祈祷时，有时会撞见她跪在祭台前，双手捧着脑袋，有时见她在十四站苦路中的某一站前张开双臂。她打算日后做修女吗？但是她如此热爱自由，珍视尘世间的幸福。当她跟我聊起假期生活时，她两眼闪闪发光。她曾在松树林里策马奔驰，被低处的枝丫刮伤了脸，她也曾在池塘静水和阿杜尔河的流水中游泳。当她对着笔记本发呆、眼神涣散的时候，脑海里想的是那一片乐土吗？有一天她察觉到我在盯着她看，便尴尬地笑起来。
“您是不是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我吗？完全没有的事！”
安德蕾以一种略带讥讽的表情打量着我。
“您难道从来没有幻想过一些事情吗？”
“从来没有。”我谦卑地说。
我有什么需要幻想的呢？我那么喜欢安德蕾，而她就在我身边。
我不做白日梦，我功课总是完成得很好，我对一切都兴致勃勃。安德蕾有点嘲笑我，她多多少少嘲笑所有人。我愉悦地接受她的各种嘲笑。然而有一次，她深深地刺痛了我。那一年不同于往常，我是在萨德纳克过的复活节。我发现了春天的魅力，为之惊叹不已。坐在花园里的一张桌旁，对着白纸，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向安德蕾描述新草萌发、九轮草和报春花夹杂其中的场景，还写了紫藤花的香气、蓝天和我的灵魂震撼。她没有回复我。后来在学校衣帽间见到她，我以责备的语气问她：
“为什么没有给我回信？您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收到了。”她说。
“那您就是个可恶的懒虫！”我说。
安德蕾笑了。
“我以为您错给我寄了一份假期作业……”
我感觉脸涨得通红。
“作业？”
“好了，您不可能洋洋洒洒写这一大篇文字，就为了我一个人！”安德蕾说，“我敢肯定，这是一篇作文的草稿，题目应该是《描写春天》。”
“才不是，”我说，“也许写得乱七八糟的，但这封信完全是为您一个人写的。”
这时，布拉尔家爱打听又爱嚼舌的小姐妹凑过来，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但在课上做拉丁文练习时，我的脑袋乱作一团。安德蕾觉得我的信滑稽可笑，伤了我的心。尤其是，她想不到我多么需要跟她分享一切，这是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地方：我才意识到，她完全没有体会到我对她怀有的感情。
放学时我们一起出来。妈妈已经不再来接我了，平时我都是和安德蕾一起走。她突然挽住我的胳膊，这是个大胆的动作，往常我们总是保持距离。
“希尔维，之前跟您说了那些话，我感觉很抱歉，”她激动地说，“我纯粹不怀好意，我当然知道您的信不是假期作业。”
“我想那封信写得很滑稽。”我说。
“一点也不！其实，收到信的那天我情绪很差，而您在信中是那么欢快！”
“您那天为什么情绪低落？”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
“就是这样，不为什么；因为一切。”
她有些犹豫。
“做孩子我真是做够了，”她突然说，“您不觉得这没完没了吗？”
我惊讶地看着她。安德蕾比我更自由；而我，虽然家里气氛并不愉快，但我丝毫不想变老。一想到自己已经十三岁了，我就感到一阵恐慌。
“我不这么觉得，”我说，“大人们的生活看起来很无聊，每天都过得一模一样，也不再学任何东西了……”
“啊！生命中重要的不仅有学习。”安德蕾不耐烦地说。
我本想反驳：“不仅有学习，还有您。”但我们已经开始聊其他话题了。我闷闷不乐地想：在书里，人们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的爱恨，敢把内心的一切倾诉出来，为什么在生活中做不到？我愿意不吃不喝走上两天两夜，只为了见她一个钟头，减轻一点她的痛苦，可是她对我的心思一无所知！
此后好几天，我忧伤地反复咀嚼着这些想法，突然灵光一现：我要给安德蕾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父母们是难以捉摸的；通常妈妈不假思索地认定我提出的想法荒诞不经，送礼物的这个点子她却同意了。我决定按照《实用潮流》杂志里的一款样式做一个超级奢华的手提包。我选了一块嵌着金丝的红蓝色丝绸，厚实的绸缎在阳光下金光闪烁，美得像是童话里的一般。我先用草绳编了一个模子，就着模子把包缝好。虽然我平时讨厌缝纫，但做包时全身心投入其中，完工之后发现这个小包确实光彩夺目—樱桃红色的光滑内衬，还有精致的夹层。我把它用雪梨纸包住，放在一个纸盒里，再用一根细缎带将纸盒扎起来。安德蕾十三岁生日那天，妈妈带着我参加了她的生日会。我们到达时已经来了不少人，我羞怯地将纸盒递给安德蕾。
“这是给您的生日礼物。”我说。
她吃惊地看着我，我补充道：
“这是我亲手做的。”
她打开这熠熠生辉的小盒子，脸颊上升起两抹红晕：
“希尔维！这也太美了！您真是太好了！”
我觉得要是我们俩的母亲不在，她可能会拥抱我。
“也要谢谢勒巴热夫人，”卡拉尔夫人和蔼地说，“因为肯定是她花了很多心思……”
“谢谢您，夫人。”安德蕾简短地说。然后她又对着我微笑，脸上写满了感动。妈妈微弱地辩称不是她做的，我觉得胃里一阵痉挛。这时我才意识到：卡拉尔夫人不再喜欢我了。
***
而今回忆往事，我不得不佩服这位警觉的女性敏锐的洞察力。实际上，我当时正在发生改变：我开始觉得那些女老师愚不可及，故意问她们一些尴尬的问题，对她们的教导我经常忤逆不从，满不在乎地接受她们对我的批评。妈妈有点责怪我，而爸爸每次听我讲跟老师们的纠纷都会笑起来，他的笑声让我无所顾虑。另外我也想象不出，上帝会因为我那些小过失而受到冒犯。在向神父忏悔时，我丝毫不为自己那些孩子气的举动而烦心。每周我要领几次圣体，多米尼克神父在神秘冥想的道路上鼓励着我，而我的世俗生活跟这神圣经历毫无关联。我为之自责的方面主要在于灵魂状态：我失去了宗教热忱，将上帝的存在遗忘了很久，祈祷的时候心不在焉，想到自己时过于自得。我刚把这些缺点罗列完毕，就听到告解室的小窗里传来多米尼克神父的声音：
“就这些吗？”
我愣住了。
“有人告诉我小希尔维和从前不一样了，”神父说，“她似乎变得不守纪律、不听话、有点放肆。”
我的脸跟着了火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今天起，要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神父说，“我们日后再聊。”
多米尼克神父赦免了我的罪，我离开告解室时，血直往脑门上冲，忏悔都没有做就逃出了教堂。当时我内心受到的震动要超过有一天在地铁里，一个男人掀开他的大衣对我露出一截粉红色的东西。
八年间，我跪在多米尼克神父面前就像跪在上帝面前一样；其实，他只不过是个爱嚼舌根的老头，他跟女老师们聊天，拿她们的闲言碎语当真。真是耻辱，我居然对这样一个人敞开心扉，他背叛了我。从此以后，每当在过道里看到他的黑袍，我就会红着脸跑开。
这一年年底和第二年，我都对着圣叙尔比斯教堂的副神父们忏悔，经常变换忏悔对象。我继续做祈祷和冥想，但在假期中突然开悟了。我还是很喜欢萨德纳克，还跟从前一样经常散步，可现在我觉得树篱中的黑莓和榛果很无趣，我想要喝大戟的乳液，咬那些色如铅丹、谜一般被叫作“所罗门印章”的有毒浆果。我做了好多违禁之事：在两餐之间吃苹果，从书架最上面几排偷偷取走大仲马的小说；跟一位佃农的女儿讨论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对于这一神秘主题增长了不少知识；夜里，躺在床上，对自己讲一些有趣的故事自娱自乐。一个夜晚，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面对一轮皎月，我想：“这些都是罪过！”然而我打定主意继续随心所欲地吃喝、读书、说话、做梦。“我不信上帝！”我心想。如何一边信上帝一边故意违背他呢？我惊愕地面对这一明显的事实：我不信上帝。
爸爸和我欣赏的那些作家都不信上帝。也许，没有上帝的世界是无法解释的，但是上帝也解释不了太多东西。总而言之，我们对世界无法理解。我轻松适应了自己的新状态。然而回到巴黎时，我不由得感到惊慌。一个人无法不去想他所想的东西，爸爸从前说要枪毙那些失败主义者，而那些人只不过想了一些不该想的东西。此外，在一年前，一位高年级学生被开除，据说是因为她失去了宗教信仰。我必须小心翼翼地隐瞒我这不幸的变化。想到安德蕾可能疑心我的信仰出了问题，午夜时分我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
幸运的是，我们从来不谈论性与宗教，有太多其他问题要操心。我们一起学习法国大革命，我们都很喜欢卡米耶·德穆兰、罗兰夫人，乃至丹东。我们滔滔不绝地讨论正义、平等、所有权问题。关于这些话题，我们丝毫没有把老师们的看法放在心上，也不再听从家长的意见。我父亲喜欢阅读《法国行动报》；卡拉尔先生更倾向民主，青年时期他对马克·桑尼耶很感兴趣。但他已不再年轻，他告诉安德蕾，太过极端的社会主义，可能导致由底层主导的均等化，以及精神价值的衰退。我们没有被说服，但是对他的某些论断感到不安。我们试着跟玛璐的朋友们、更年长的女孩子们探讨这一类话题，她们应该比我们了解得更多。可她们跟卡拉尔先生持相同立场，而且对这些问题不太关心。她们更愿意笨拙地谈论音乐、美术和文学。玛璐在家接待朋友的时候，经常要求我们端茶送水，但她感觉到我们对她的客人们没有什么好感，便企图报复安德蕾，故意贬损她。一天下午，伊莎贝尔·巴利耶将话题引向爱情小说，她一厢情愿地爱上了自己已婚且有三个孩子的钢琴老师。玛璐、吉特表姐、高斯兰姐妹轮流说出了自己喜欢的作品。
“你呢，安德蕾？”伊莎贝尔问。
“我觉得爱情小说很无聊。”安德蕾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得了吧！”玛璐说，“谁都知道你能把《特里斯丹和伊瑟》背下来。”
她接着说自己不喜欢这个故事，伊莎贝尔喜欢。她漫不经心地声称这部柏拉图式的爱情史诗很感人。安德蕾笑出了声。
“柏拉图式的，特里斯丹和伊瑟之间的爱情！”她说，“不，完全不是柏拉图式的。”
众人都沉默不语，气氛有些尴尬。吉特生硬地说：
“小女孩不该谈论自己不了解的东西。”
安德蕾又笑了，没接话。我困惑不解地看着她。她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只能想象出一种爱：我对她的爱。
“可怜的伊莎贝尔！”我们一走进安德蕾的房间，她便这样说道，“她得忘掉她的特里斯丹，她几乎被许给了一个秃子，那个人奇丑无比。”她冷笑着，“我希望她相信圣事中的一见钟情。”
“那是什么？”
“我姨妈露易丝，也就是吉特的母亲，她说当未婚夫和未婚妻在婚礼上说‘我愿意’的那一刻，彼此之间会一见钟情。您知道，这个理论对母亲们来说很方便，有了它之后就不必再操心女儿们的情感世界了，反正需要的东西上帝会给。”
“这样的理论没有人会当真的。”我说。
“吉特可信着呢。”
安德蕾沉默了一会儿说：
“当然，我妈不至于那样，”她接着说，“但是她说，一旦结了婚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宠。”
她瞄了一眼母亲的肖像。
“妈妈从前和爸爸过得很幸福，”她犹豫地说，“可是，如果外祖母没有施加压力的话，她不会嫁给爸爸。她拒绝了爸爸两次。”
我看着卡拉尔夫人的肖像，想到她也曾有着一颗少女心，不禁感到好笑。
“她拒绝了！”
“是的。她觉得爸爸太乏味了。爸爸很爱她，没有打退堂鼓。订婚之后，她也开始爱爸爸了。”安德蕾漫不经心地补充道。
我们俩都沉默下来，各自在心里琢磨。
“从早到晚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应该不太快乐。”我说。
“应该很恐怖。”安德蕾说。
她开始微微颤抖，仿佛看见兰花一样，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教理书上说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身体，那么在婚姻中卖身和在外面卖身一样，都是罪恶的。”她说。
“又不是非要结婚。”我说。
“我会结婚的，”安德蕾说，“但不会早于二十二岁。”
她突然把拉丁文文集放到桌上。
“我们来学习吧？”她说。
我坐到她身边，和她一起全神贯注地翻译特拉西梅诺湖战役。
我们再也没有去给玛璐的朋友们端茶送水。我们所关心的那些问题，只能依靠自己来解答。那一年是我俩充分交流探索的一年。虽然我心里有个小秘密没有跟她分享，但那一年我们之间的亲密程度远超往昔。我们获准一起去奥德翁剧场看古典戏剧。我们一起发现了浪漫主义文学：我热爱雨果，安德蕾更喜欢缪塞，我俩都很欣赏维尼。我们开始给自己规划未来。我决定高中毕业会考之后继续上学；安德蕾也希望家里人能允许她在索邦上课。期末的时候，我迎来了童年时代最大的幸福：卡拉尔夫人出乎意料地邀请我去贝塔里度假两周，妈妈同意了。
我以为安德蕾会在车站等我，结果下车时惊讶地看到了卡拉尔夫人。她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连衣裙，头戴一顶小雏菊装点的黑色草帽，一根白色缎带绕颈。她过来吻我的额头，但嘴唇并没有真正贴上去。
“旅途顺利吗，我的小希尔维？”
“很顺利，夫人，但我担心被煤烟熏到了。”我说。
在卡拉尔夫人面前，我总是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有错。我手是脏的，可能脸上也是脏兮兮的，但她似乎不在意。她看上去心不在焉。她机械地朝工作人员微微一笑，便走向一辆英式马车，拉车的是一匹枣红色的马。她解开缠在木桩上的缰绳，敏捷地登上车厢。
“上来吧。”
我坐到她身边。她戴着手套，缰绳在她手里舞动。
“我想在您见到安德蕾之前跟您聊一聊。”她说，并未看我一眼。
我浑身僵直。她要给我什么劝告吗？她是不是已经猜到我不信上帝了？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邀请我呢？
“安德蕾有点烦心事，需要您来帮帮我。”
我笨拙地重复了一遍：
“安德蕾有点烦心事？”
卡拉尔夫人突然像跟大人说话一样地跟我说话，我一时之间无所适从，感觉怪怪的。她拉紧缰绳，打了个响舌，马开始小步往前跑。
“安德蕾从来没跟您说起过她的男朋友贝尔纳吗？”
“没有。”
马车跑进一条尘土飞扬的路，路两旁长着刺槐树。卡拉尔夫人沉默不语。
“贝尔纳的父亲有一块产业，紧挨着我母亲的庄园，”她终于开口讲道，“他们属于一个巴斯克家族，在阿根廷发家致富。贝尔纳的父亲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阿根廷，妻子和其他几个孩子也是。但是贝尔纳体质虚弱，受不了那边的气候，所以他整个童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婶婶和几位家庭教师照顾着他。”
卡拉尔夫人扭头对着我说：
“您知道，那次事故之后，安德蕾在贝塔里待了一年，躺在平板床上。贝尔纳每天都过来跟她玩。她孤零零的，忍受着伤痛，又很无聊，而且在他们这个年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她以一种辩白的口吻说着，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
“安德蕾没跟我说过。”我说。
我的喉咙发紧。我想跳下马车逃走，就像那天我逃离告解室，逃离多米尼克神父那样。
“他们每年夏天都会重聚，一起骑马。他们都还只是孩子，只是都长大了。”
卡拉尔夫人和我四目相对。她的眼神里带有一抹哀求的色彩。
“您看，希尔维，贝尔纳和安德蕾绝不可能结婚。贝尔纳的父亲和我一样反对。所以，我只能禁止安德蕾再见他。”
我胡乱应了一句：
“我明白。”
“她对这件事非常生气。”卡拉尔夫人说。
她重新以怀疑和祈求的目光看着我。
“拜托您了。”
“我能做些什么呢？”我问。
一些词句从我嘴里飘出来，但是没有任何含义，飘进耳里的，我也听不懂。我的脑袋里充斥着喧嚣与黑暗。
“哄她开心，说些她感兴趣的事。如果有机会的话，跟她讲讲道理。我担心她会病倒。我在这时候没办法跟她说什么。”卡拉尔夫人补充道。
她看上去焦虑不安，活在痛苦之中，但我并没有感动；相反，那一刻我很厌恶她。我嗫嚅道：
“我试试看。”
马车疾驰在一条大道上，道路两旁栽种着美洲橡树。车最终停在一座高大的城堡前，城堡的外墙爬满了野葡萄藤。我在安德蕾的壁炉上见过这座城堡的照片。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她为什么喜欢贝塔里，爱在这里骑马，我也知道了每当她眼神涣散的时候在想什么。
“希尔维！”
安德蕾笑盈盈地从台阶上走下来。她穿着一件有蓝色衣领的白色连衣裙，一头短发仿佛头盔一样闪闪发光。她看上去像个真正的少女，我突然觉得她很美：这是个不合适的想法，美貌一向不是我们特别看重的价值。
“希尔维可能想要稍微梳洗一下，之后你们就下来用晚餐。”卡拉尔夫人说。
我跟在安德蕾身后穿过一个衣帽间，屋子里散发出焦糖奶油、新鲜蜂蜡和旧粮仓的味道。斑鸠咕咕地叫着。有人在弹钢琴。我们上了二楼，安德蕾推开一扇门。
“妈妈安排您住在我的房间里。”她说。
房间里摆着一张大床，螺旋形床柱上支着帷帐。房间另一头有一张窄小的沙发。要是一小时前我知道自己要住在安德蕾的房间里，该多么高兴啊！但我现在心情沉重：卡拉尔夫人想利用我做什么？求得安德蕾原谅？陪安德蕾散散心？看住安德蕾？她究竟在怕什么呢？
安德蕾走到窗前。
“天气晴好的时候能看到比利牛斯山。”她无动于衷地说。
夜幕降临，天色昏暗。我洗了把脸，重新把头发梳好，漫不经心地说着来时的情景：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真是一场冒险。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其他话可讲了。
“您该把长发剪了。”安德蕾说。
“妈妈不同意。”我说。
妈妈觉得短发看上去没有教养，让我在后脑勺盘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发髻。
“我们下楼吧，我带您看看书房。”安德蕾说。
屋子里仍然能听到钢琴声，还有孩子们的歌声。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餐具的碰擦声、脚步声。我走进书房，看见《两个世界》杂志从第一期开始的整套收藏、路易·弗约和蒙塔朗贝尔的作品、拉科代尔的布道、德曼伯爵的演说、约瑟夫·德·迈斯特作品全集。在一张张小圆桌上摆放着一些男性肖像，都留着络腮胡子，年龄大的蓄着长须。这些都是安德蕾的祖先，也都是激进的天主教徒。
这些先人虽然已经逝去，但这里似乎是他们的领地，在这群严肃的先生中间，安德蕾显得时空错位，她看上去太年轻、太羸弱，尤其是太活泼了。
钟声响起，我们走向餐厅。好多人！除了外祖母，其他人我都认识，在她的白色束发带下有一张经典的祖母脸，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印象。大哥穿着长袍，他刚进神学院，玛璐、卡拉尔先生和他三个人在讨论妇女选举权问题，看上去已经讨论多时。是的，一位家庭主妇拥有的权利还没有一位酗酒的劳工多，这真是太不合理了，但是卡拉尔先生反驳说，在工人当中，女性比男性更加革命，如果法律通过的话，就会服务于教会的敌人。安德蕾一言不发。在桌子的尽头，双胞胎姐妹把面包搓成小丸子，扔来扔去。卡拉尔夫人微笑着看着她们，不管不问。我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在这微笑背后隐藏着一个陷阱。从前我经常羡慕安德蕾享有的独立，突然之间，我觉得她没有我自由。在她身后有这段历史，在她周围有这座大宅、有这样一个大家族：一间牢狱，出路有人仔细把守。
“怎么样？您对我们怎么看？”玛璐不客气地说。
“我吗？没什么呀，怎么了？”
“您刚才扫了一眼整张桌子，您心里一定在想什么。”
“我在想人挺多的，没别的了。”我说。
我心想应该注意自己的面部表情。
用完餐，卡拉尔夫人对安德蕾说：
“你该带希尔维去花园里转转。”
“好的。”安德蕾说。
“穿上外套，夜里有点凉。”
安德蕾在门厅取下两件呢绒斗篷。斑鸠们都已沉睡。我们往后门走去，穿过后门是一些附属建筑。在工具棚和柴房之间，一条狼狗扯着自己的锁链，哼哼唧唧地呻吟着。安德蕾走到狗窝前。
“来吧，我可怜的米尔扎，我带你四处走走。”她说。
她解开锁链，狼狗快活地一跃而起，奔跑着冲到我们前面去了。
“您觉得动物有灵魂吗？”安德蕾问我。
“我不知道。”
“如果没有的话，这太不公平了！动物和人一样不幸，它们却不明白为什么，”安德蕾接着说，“不明白为什么不幸，这是一种更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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