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以为这个计划能成功吗？”
“可谁去组织呢？大家都忙……”
“交给我吧，”萨莎站了起来，很快地说道，“我有时间。”
“您去吧，但要胆大心细，跟其他人商量……”
“好，我会的，我马上就走……”
她用纤细的手指坚定地扣好了大衣的纽扣。
“您应该休息一下。”母亲建议道。
她轻轻地笑了笑，用柔和的声音答道：
“不用担心，我不累……”
她默默地和他们握了握手，冷峻严肃地走了。
母亲和尼古拉走近窗口，看着姑娘走过院子，消失在大门外。尼古拉轻轻地吹起了口哨，坐到桌旁，开始写东西。
“她去做这件事，心里会轻松些。”母亲若有所思地小声说道。
“对，是这样。”尼古拉赞同道。他转身对着母亲，善良的脸上带着笑容，问道：“尼洛夫娜，这种痛苦您大概没尝过，恐怕不太知道思念心爱的人的烦恼吧？”
“唉！”母亲双手一挥，喊道，“哪有什么烦恼啊？只知道害怕——生怕把自己随便嫁给谁。”
“您谁也没有喜欢过？”
她想了想，答道：
“记不得了。怎么没喜欢过什么人呢？……真喜欢过什么人，只是——记不起了。”
她望了望他，带着平静的苦涩简单地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丈夫总是打我，因此，在嫁给他以前的所有事，都从记忆中抹去了。”
尼古拉朝桌子转过身去。她从房间里出去了一会儿。当她回来之后，尼古拉温柔地看着她，小声而亲切地追寻着自己的记忆，说道：
“你知道吗，我也和萨莎一样有着同样的经历。我爱过一位姑娘。她是个令人惊叹的人，好极了！我二十岁时认识了她，从那时起就爱上了她，说实话，现在还爱她。倾心地爱她，充满感激，永远爱她……”
母亲跟他并排站着，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柔而明亮的光芒。他把两手搁在椅子背上，脑袋放在手上，眼望远处。单薄瘦长而又结实的身体向前倾斜，就像植物的茎向着阳光一样。
“这有什么，结婚呗！”母亲劝说道。
“噢，她结婚已四年了……”
“这以前您干什么了？”
他想了想，答道：
“您可知道，我们之间不知为什么总是这样：她蹲监狱，我在外面；我刚从监狱出来，她又进了监狱或被流放。这和萨莎的处境一样，真像！后来，她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十年，真遥远呐！我甚至想跟她一起去。但她和我都害羞。她在那儿遇上了另一个人，也是我的同志，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后来他们一起逃跑了，现在住在国外，这样……”
尼古拉结束了自己的谈话，摘下眼镜，擦拭着，在阳光下看看镜片，又擦起来。
“哎呀，我亲爱的！”母亲摇着头，同情地感叹道。她可怜他，同时，他使母亲露出了温暖的慈母般的微笑。他换了个姿势，手里又拿着笔，挥舞着，像打拍子似的说：
“家庭生活是要消磨革命者的精力的，总是要消耗的！要生孩子，生活没保障，为了糊口不得不多干工作。而一个革命者应该不疲倦地、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精力。这是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永远走在大众的前面。因为我们工人担负着破坏旧世界、建设新生活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因为不能战胜疲劳，或者因为被眼前取得的微小胜利所迷惑，从而导致落伍了的话，那是很不好的，这几乎是对事业的背叛。现在，我们还没找到一个能一道前进而无损于我们信仰的伴侣。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我们的任务不是那些微小的局部的胜利，而只能是获得全胜。”
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脸色发白，眼睛里闪烁着平时那种自制与镇定的力量。门铃又响了起来，打断了尼古拉的话——柳德米拉来了。她穿一件不合时令的薄大衣，两颊冻得绯红。她一边脱破套鞋，一边气鼓鼓地说：
“审判的时间已定了，再过一星期！”
“这是真的吗？”尼古拉在房间里喊道。
母亲飞快地朝他走去，不知是恐惧还是高兴，总之很激动。柳德米拉跟她一道走着，以低嗓音讽刺地说道：
“真的！法院已公开地说：判决已经准备好了。但这算怎么回事呢？政府还怕它的官员会对敌人仁慈手软吗？这么长时间千方百计地腐蚀着自己的奴仆，它仍然对这些甘当卑鄙无耻之徒的人不信任吗？”
柳德米拉坐到沙发上，用手掌摸着瘦削的双颊，暗淡的眼睛里燃烧着轻蔑的火焰，声音中越发充满了愤怒。
“您是在白白地浪费火药，柳德米拉！”尼古拉安抚道。
“要知道您骂他们，可他们听不见您的话……”
母亲紧张地听着她的话，但什么也没听懂，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地重复着：
“审判，过一个星期后审判？”
她突然感到：某种不可避免的严酷的事情即将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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