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吃饭吧！巴沙，你还没有吃过吧？”母亲神情慌乱地说。
“没有。昨天，看守告诉我，官府要开释我了，所以今天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我回到这附近遇见的第一个人，是西佐夫老头，”巴维尔讲道，“他看见我，就主动从街对面走过来跟我打招呼，问寒问暖。我对他说：‘我是危险人物，受警察的监视，您现在和我在一起谈话要小心点。’‘不要紧，’他说。关于他的侄儿，你猜他是怎样问的？他说：‘费多尔在那里表现好吗？’我说：‘在监牢里怎么才叫表现好呢？’他说：‘就是他在牢里有没有说对同志们不利的话？’于是我告诉他，费多尔表现很好，为人正直，又很机灵，于是他摸着胡子，傲然地说：‘我们西佐夫一家，决不会有没出息的子孙的！’”
“他是个有头脑的老年人！”霍霍尔点头称赞说，“我们常跟他聊天，他洞明事理，称得上正人君子。费佳大概就会放出来吧？”
“我估计，所有人都会放出来的！除了伊萨提供的小报告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掌握，可伊萨这样的愚夫可能说出些什么呢？”
母亲欢喜得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眼睛总离不开自己的儿子。安德烈听了巴维尔的陈述，长久立在窗前沉思，反背着手。巴维尔在房里踱步。他的胡子已经很长了，一圈圈又细又黑的胡子密密地长满双颊，使他淡黑的脸显得白了一些。
“坐下来吃饭吧！”母亲把热饭菜端到桌面上，对儿子说。
吃饭的时候，安德烈讲了雷宾的情况。他叙述完后，巴维尔很惋惜地说：
“要是我在家，我是不会放他走的！他带着什么东西出走的呢？是满腔的愤慨和一脑袋的糊涂思想。”
“唉！”霍霍尔苦笑着说，“他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和自己内心狗熊似的愚蠢想法作过长期的斗争，要使他改变可不容易……”
他们又开始用母亲无法听懂的话争论起来了。吃过饭，他们的争论更加白热化，像噼啪噼啪撒下来的冰雹。有时，他们也讲一些通俗易懂的话。
“我们应该走我们选定的路，一步也不能偏离！”巴维尔坚决地说。
“我们在征途上要遇到千千万万和我们作对的人……”
母亲专心听着他们辩论，知道巴维尔不喜欢农民，而霍霍尔却为他们说话，证明对农民也得予以教导。对安德烈所说的话，她懂得多些，而且觉得他是正确的。可是每次他对巴维尔说了些什么话的时候，她总是竖起耳朵，屏住呼吸，等待着儿子的回答，想尽快知道，霍霍尔的话是否使他生气？但是他们只是互相嚷着，并不生气。
母亲有时也问儿子：
“巴沙，真的是这样？”
他总是笑着回答：
“就是这样！”
“您老兄呀，”霍霍尔用一种亲切的讽刺口吻说，“您吃多嚼不烂，横在喉咙里没法咽。您喝点水冲冲嗓子吧！”
“别开玩笑了！”巴维尔劝告他。
“我没开玩笑，我现在严肃得跟参加葬礼一样啊！……”
母亲摇着头在暗暗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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