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了，积雪融化了，露出了埋在下面的污泥和煤屑。泥泞一天比一天显眼，整个工人区好像披着一件肮脏、褴褛的衣衫。白天，房檐的雪水淅淅沥沥，滴个不停，家家的灰色墙壁都像出汗一样，慢悠悠地冒着水汽。夜里，温度骤降，屋檐停止滴水，挂着一条条的冰柱，发出朦胧的闪光。太阳愈来愈频繁地透过云层，在天空中出现。
有人已着手准备庆祝五一节。
工厂和工人区经常飞舞着解说五一节意义的传单，连平素没有接触过这些宣传品的青年，看了传单，也说：
“这倒是应当庆祝的！”
维索夫希科夫阴沉地微笑着，大声嚷道：
“时候到了！捉迷藏玩够了！”
费佳·马津成天兴高采烈。他消瘦得厉害，活像一只关在笼里的云雀，举止言谈急躁而又激动。那个沉默寡言、少年老成、目前在城里做工的亚科夫·索莫夫整天和他在一起。萨莫伊洛夫由于蹲监狱而头发变得更红了，他和瓦西里·古谢夫、布金、德拉古诺夫和其他几个人主张携带武器游行，但是巴维尔、霍霍尔及索莫夫等几个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叶戈尔来过了，他总是显得很累，挥着汗水，气喘吁吁，仍旧有心思开玩笑说：
“改革现行体制的工作，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同志们，但是为了更顺利地开展工作，我得去买一双新靴子！”他指着自己脚上又湿又破的皮鞋说，“我的套鞋也破得无法再修补了，我的两只脚每天都泡得湿漉漉的。在我们没有与旧世界公开而明确地决裂之前，我还不愿意搬到阴曹地府去住。所以，我不同意萨莫伊洛夫同志关于武装游行的提议，我提议用一双结实的靴子，把我武装起来。我深信无疑的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我的提议比一场非常厉害的武斗还要有益！……”
他也用这种新奇巧妙的说法，把各国人民为减轻自己的生活重负而进行斗争的历史讲给工人们听。母亲爱听他讲话。从他的话里，母亲得到一个奇怪的印象——那些手段最厉害而又最经常欺骗人民的、最狡猾的敌人，是一些个子矮小、大腹便便、脸孔红润的小人。这些人天良泯灭，贪得无厌，诡计多端，残酷凶恶。当他们在沙皇的政权下过得不痛快了，于是就运用鬼蜮伎俩，嗾使劳苦人民起来反抗沙皇政权。但是一朝人民起来，从皇帝手里夺取了政权，于是那些小人们就用欺瞒的手段把政权抓在自己手里，而把人民赶进狗窝里去。假使人民敢和他们抗争，那么他们就把人民成千成百地杀掉。
有一次，母亲鼓起勇气，把根据他的讲话想像出来的现实生活的图景讲述给他听，并且带着窘态笑着问：
“是这么回事吗，叶戈尔·伊凡诺维奇？”
他骨碌骨碌地转着小眼珠，哈哈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两手直揉胸口。
“一点儿不错，师娘！您已经抓住了历史这头老牛的犄角了。在它黄色的背景上，虽然还有点装饰图案，就是矫揉造作的绣花，但是，这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正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小人，大腹贾，才是元凶首恶，才是伤害民众的最毒的害虫！法国人替他们取了一个恰当的名字，叫做‘布尔乔亚’。妈妈，记住，布尔乔亚，他们吃我们的肉，吸我们的血……”
“你说的是那些富豪吗？”母亲问。
“正是他们！他们的不幸就在这里。你想，要是在儿童的食物中加一些铜，那么，这种金属就会妨碍他们的骨骼的生长，孩子就会变成矮子；同样，要是大人中了黄金毒，他的灵魂就会变得渺小、僵死、灰暗，就像一个只值五分钱的皮球一样……”
有一次，谈到叶戈尔的时候，巴维尔说：
“你知道吗？安德烈，心里有痛苦的人，才最喜欢开玩笑……”
霍霍尔沉吟半晌，眯着眼睛答道：
“如果你的话是对的，全俄罗斯的人都该笑死了……”
娜塔莎来了，原来她在另一个城市里也坐了牢，但是，这并没有使她有什么变化。母亲发现，只要她来了，霍霍尔便变快活了，他放肆地开玩笑，或者用些轻松的话挖苦人，来博取她的欢笑。但是，只要她一走，他就郁郁不乐了，只好用口哨吹着自编的小调解闷，或是无精打采地在房里来回踱步，弄得地板沙沙作响。
萨申卡也常常跑来，总是皱着眉头，总是很忙。不知为什么，她变得越来越乖僻、暴躁。
有一次，巴维尔送她到过道，没有把门带上。母亲听见他们在急速地谈话。“是你在前面打旗？”姑娘轻声问道。
“是我。”
“已经定了？”
“对。这是我的权利。”
“又得去蹲监狱了？！”
巴维尔沉默无语。
“您能不能……”她欲言又止。
“什么？”巴维尔问。
“让给别人……”
“不行！”巴维尔高声说。
“您仔细权衡一下吧，您已享有很高的威望，大家都爱戴您！……您和纳霍德卡是这儿数一数二的人物，你们如果保持着人身自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您仔细斟酌一下吧，您这样做是明珠弹雀，得不偿失，为这事他们会把您流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服很长的刑期！”
从姑娘的话中，母亲听出她最熟悉的感情——忧虑和恐惧。萨申卡的话，像一连串大滴的冰水，浇在母亲的心头。
“不，我不会明哲保身，我已下定了决心！”巴维尔说，“无论为了什么我都不会退避的。”
“连我求您也不行？”
巴维尔忽然用一种非常严厉的口气很快说：
“您不应该说这种话。您这是怎么啦？您不应该这样！”
“我是人！”她低语着。
“是个好人！”巴维尔也低语着，可是声音有点异样，好像透不过气来，“是我敬重的人。所以……所以不能说这种话……”
“再见！”姑娘说。
听着她鞋后跟碰地的叮咚声，母亲知道她几乎奔跑般地急急走了。巴维尔一直送她到院子里。
一种无比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恐怖情绪攫住了母亲的心。他们谈话的内容，母亲还不十分明白，但是，她已经感到不久就要有不幸的事情降临。
“他打算去干什么呢？”母亲心里猜度着。
巴维尔和安德烈一同回来了。霍霍尔摇着头说：
“哎，伊萨这家伙，怎样对付他才好呢？”
“我们得忠告他，叫他停止作恶！”巴维尔皱眉说。
“巴沙，你打算干什么？”母亲低着头问。
“什么时候？现在吗？”
“一号……五月一号？”
“噢！”巴维尔用压低的声音感叹道，“我举着大旗，在前面开路。为了这件事，我可能又要进监牢。”
母亲陡然觉得眼睛热辣辣的，嘴里干得难受。巴维尔抓起母亲的手，抚摸着。
“需要这样做，你要理解我啊！”
“我什么也没有说啊！”她说，慢慢地抬起头来。当她的眼睛和儿子倔强的目光相遇时，她又弯下了脖颈。
他放开了她的手，叹了口气，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你干吗伤心呢，应该高兴才是。——要到什么时候，母亲才能高高兴兴送自己的孩子去慷慨就义呢？……”
“跳呀，跳呀！”霍霍尔不满地嘟囔着，“我家老爷把长衫一掖，骑上马儿快马加鞭！……”
“难道我说什么了吗？”母亲又说了一遍，“我不妨碍你。如果说我心疼你，这也不过是做母亲的心意！……”
他从母亲身边走开，母亲听见了一句生硬刺耳的话：
“有的爱是妨碍人做正事的……”
母亲战栗了一下，怕他再说出什么使她更加伤心的话，所以赶紧说：
“不要说了，巴沙！我懂得这层道理，你没有别的法子——为了同志们……”
“不！”他说，“我这是为自己。”
安德烈站在门口——他的个子比门高，眼下他站在那儿，好像嵌在门框里似的，奇怪地弯曲着两腿，一个肩膀靠在门框上，另一个肩膀和脖颈、脑袋向前伸着。
“先生，您少唠叨几句吧！”他用突出的眼睛阴沉地凝视着巴维尔的脸，活像爬在石头缝里的一条蜥蜴。
母亲很想哭一场。但她不愿意让儿子看见眼泪，所以突然自言自语地说：
“哎哟，我的天啊！我怎么忘记了……”
这样，她走进过道里，把头倚靠着墙角，任凭委屈的眼泪尽情流淌。她无声地哭了好久，感到十分衰弱，仿佛她眼中流的不仅有眼泪，而且有心头的鲜血。
透过没有掩紧的房门，传来了沉闷的争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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