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一周中的一个休假日，巴维尔临出门时对母亲说：
“星期六，城里有客人上我家来。”
“有客从城里来？”母亲重复了一句，突然抽泣起来。
“唉，妈妈，这又是为什么？”巴维尔困惑地大声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流出来了……”
“你害怕吗？”
“我怕！”她承认说。
他俯身对着母亲的脸，像他父亲当年一样，怒冲冲地说：
“我们就毁在这害怕上头！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就是利用我们的害怕，奴役我们，他们还要更加厉害地吓唬我们，使我们不敢反抗。”
母亲伤心地哭着说：
“别发火！叫我怎能不怕呢！我怕了一辈子了——心中充满担忧害怕的事情！”
他的口气和缓了一些，低声说：
“你得原谅我——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他走了。
接连三天，她的心都在战栗，一想起那些可怕的不速之客要来，她就神情呆滞，不知所措。正是他们给儿子指出这条危险的道路，使他义无反顾地向前……
星期六晚上，巴维尔从工厂里回来，洗罢脸，换了衣服，又要上哪儿去。他没转过眼睛看母亲，说道：
“要是有客人来，就说我马上回来。请你不要害怕……”
她软弱无力地坐在长凳上。儿子皱着眉头，看了她一眼，提议说：
“或者，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走走吧？”
这句话使她感到委屈。她摇摇头，表示不同意，说道：
“不。为什么要回避呢？”
这时已是十一月末。白天在冰冻的土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干雪，因此，现在呆在屋里的母亲，听见雪在刚出门的儿子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浓重的黑暗一动不动地紧贴在窗玻璃上，怀着敌意向屋内窥伺。母亲枯坐着，双手支在凳子上，眼睛盯着门，等候着这些不请自来的陌生人……
她感到，在室外的黑暗中，有些衣着古怪的居心叵测的家伙，弯着腰，东张西望，从四方八面朝这座房子走来。他们十分小心，不弄出一点儿声响，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在房子的周围走动，用手在墙上摸索。
忽然传来吹口哨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一片寂静中突然响起，婉转回荡，犹如涓涓细流，凄切而动听。它似乎在沉思，在黑暗的旷野里徘徊不定，又好像在寻觅着，由远而近。这声音又仿佛钻进了木墙，突然在窗下消失了。
过道里传来沙沙的脚步声，母亲战栗了一下，紧张地竖起眉毛，站了起来。
门开了。最初往房间里伸进一个戴着大皮帽子的头，然后，慢慢钻进一个弓着背的颀长的身躯。进房后，这人挺直身躯，不慌不忙地抬起右手，大声地喘了口气，用浑厚的低音说：
“晚安！”
母亲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
“巴维尔不在家？”
这人慢条斯理地脱下皮外套，抬起一只脚，用帽子掸掉靴子上的雪，然后以同样的动作掸掉另一只脚上的雪，把帽子丢在角落里，摇摇晃晃地，迈着一双长脚走进房间里。他走近一把椅子，仔细看看它，直到相信这把椅子很牢靠，最后才坐了下来，一面用手捂住嘴打了个呵欠。他的脑袋呈正圆形，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两颊刮得很干净，长长的唇髭往下垂着。他用又大又鼓的灰眼睛朝屋里仔细打量一番，架起二郎腿，在椅子上摇摆着身体，问道：
“这个小房子是你们自己的还是租的？”
母亲坐到他的对面，回答道：
“是租的！”
“房子可不怎么样！”他评论道。
“巴沙一会儿就回来，请等一等。”母亲轻声央求说。
“是吗，我正在等他呢。”大个子平静地回答说。
他沉着的态度柔和的声音和朴实的面孔，使母亲放心一些了。这人用坦率、友好的目光看着她，他的清澈的眼睛的深处闪着愉悦的火花，他身材瘦削，背微驼，一双腿很长。这副模样有点令人好笑，但也讨人欢喜。他穿着蓝衬衫和肥大的黑裤子，裤脚塞在靴筒里。母亲想问他是谁，从哪里来，是不是早就认识她的儿子，但是，他忽然把身子晃了一下，先开口问母亲道：
“谁在您的额头上留下这道伤疤，大娘？”
他问得很亲切，眼睛里带着明显的笑意，但是，这是一个使女人感到屈辱的问题。母亲紧闭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冷淡而有礼貌的口吻反问道：
“这跟您有什么相干，我的老爷？”
他俯身向着她。
“不要生气，这有什么难为情的！我的养母头上也有一块伤疤，和您的一模一样，所以我才这样问问。您要知道，她是被同居的鞋匠用鞋楦头打的。她是洗衣女工，他是鞋匠。在收养我做儿子后，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上了这个酒鬼，给她造成很大的不幸。您要知道，他经常打她！简直叫我毛骨悚然……”
他那坦率的态度使母亲消除了成见，她寻思道，自己如此生硬地回答这个怪人的问题，巴维尔也许会生她的气的，于是，她赔礼地笑了笑，说道：
“我没有生气，不过这个问题您也问得太唐突了……这是我那死去的男人给我留下的礼物，愿他的灵魂在天国安息！你是鞑靼人吗？”
那人把腿抖了一抖，张开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连耳朵都快退到后脑勺了。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
“目前还不是。”
“可您说话似乎不是俄罗斯口音！”母亲陪着笑解释说，她听懂了他的玩笑话。
“我这口音比俄罗斯口音还好听呢！”客人乐呵呵地点了点头。“我是霍霍尔，生在卡涅夫城。”
“到这里很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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