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用了你的办法后我们能赚到比现在更多的钱。”他叔叔回答道。这句话很让人丧气。迈克还试探着问琼是否打算回到衣阿华州。但她已经决定“假如他回到那里的话，她就和他做笔友”。迈克因此又回到了迈阿密，最后又申请转出海军后备部队，进入常规海军，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迈克和琼·米勒于1946年8月在她的家乡费城结婚。他后来又为美国服役31年，升至海军上校，担任过多种职务，包括喷气式战斗机联队的指挥官。多年来，他因在二战中的英勇作战而得到了更多的勋章，包括四枚空军勋章、（因在进攻马尼拉湾中的指挥而获得的）一枚卓越飞行十字勋章、（因在贝里琉岛上驾驶机翼被高射炮击穿的sb2c轰炸机降落到大黄蜂号航母上而获得的）一枚金星勋章（相当于第二枚卓越飞行勋章）。和他一起在美国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母上共事过的所有人——不论是军官还是飞行员——都得到了总统集体嘉奖。迈克不知道，他的队长雷·戴维斯因为他在瓜岛上的表现而推荐他成为第二个海军十字勋章获得者。雷写道：“他不顾个人安危，无所畏惧地完成了下达的任务。”这位衣阿华州的奶业工人现在在美国海军中拥有了了不起的业绩。

六十多年来，琼·米勒注意到，每当提到战争，她的丈夫总是沉默寡言。“他不会说‘我做了这个’或‘我做了那个’。”他就一直坐在那里，听别人说话。因工作关系，他要在很多场合穿上制服，制服上有很多绶带。海军上校迈克的绶带会让知道其价值的人们提出许多问题。知道一点他的背景的海军飞行员就会问他：“你参加过中途岛战役？”他回答说是的。琼知道，紧接下来的所有问题，他都会给出“是”或者“否”的回答。有些人想要多了解一些中途岛之战的史实，他们知道6月4日侦察6中队第一轮出击发射的几枚炸弹仍没有介定其结果。他的朋友哈罗德·比尔认为迈克不肯承认是他投下的炸弹击中日本航母加贺号是因为谦虚，而迈克却说自己说的是事实。

奥斯汀·肖夫纳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中对未来感到疑虑重重，因为他所钟爱的海军陆战队的命运也让他捉摸不定。他还在海军陆战队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匡提科基地服役时，美国国会就讨论了各军种整合的议题。总体说来，陆军支持成立一个统一的“防卫部”，而海军则持反对意见。海军陆战队总司令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认为，这样的法案会让海军“居于听命于人而且毫无用处的从属地位”。这位瓜岛海战英雄对国会议员们说：“我们海军陆战队从不对人屈膝。”他宁愿让海军陆战队解散，也不愿看到它被其他军种吞并。

1947年7月，范德格里夫特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了胜利，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法》，其中承认了海军陆战队在两栖作战中特有的巨大作用。参加过二战的海军陆战队的六个师中只保留了两个。1947年，作为最后一个执行完海外任务归来的海军陆战师，第1师回到了美国，并把彭德尔顿营地作为长期驻扎地。

同年，肖夫纳和他大学时代的女友，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凯瑟琳·金小姐结婚。接下来的12年里，他担任过许多职务，包括美国驻秘鲁大使馆海军武官和华盛顿海军行动参谋长。多年以来，他被授予了很多荣誉，包括因于1942年4月在科雷希多岛上的英勇作战而获得的一枚铜橡树叶束勋章（相当于第二枚银星勋章），还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胸章，以及与第1师的战士们一起因冲绳岛上作战英勇而获得的总统集体嘉奖。

肖夫纳于1959年退役，之前荣升准将。他与妻子和五个孩子回到了田纳西州的谢尔比维尔，在这里他热心于许多事业。他们的一个儿子夭折了，另外四个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和肖夫纳一同潜逃的那些战士都记述了他们在棉兰老岛上打游击的时光。虽然肖夫纳每天都记日记，但他从未发表过一篇回忆。

朝鲜战争结束后，肖夫纳接到了一等兵阿瑟·琼斯打来的一个电话，琼斯曾于1942年在科雷希多岛上担任肖夫纳的通信兵。他们安排了会面。琼斯说他还保管着海军陆战队第4团的徽章，这是科雷希多岛美军投降那天肖夫纳亲手托付给他的。琼斯被押往日本做苦役，后来在1945年8月获得了解放。他曾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妥善保管这枚徽章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阿瑟想把这枚徽章交给肖夫纳以了却这桩心愿。肖夫纳深受感动，但他说这枚徽章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整个海军陆战队。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把这枚徽章移交给海军陆战队博物馆。琼斯在仪式上说：“这枚徽章为我们讲述了海军陆战队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它的纪律、忠诚、精神、耐力和坚韧……”肖夫纳说：“一旦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就永远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员。”

奥斯汀·肖夫纳准将于1999年逝世，几年之前，他的爱犬“科基”已离开了人间。在他的葬礼上，牧师总结了他的邻居们早已耳熟能详的有关他的事迹。他和邻居们相处的时候，总是喜欢问：“我能帮你干点什么？”在他去世后，谢尔比维尔的人们在中央大道北段第615号给他树立了一块纪念碑。这块巨大的金属纪念碑上面镌刻的小字概述了奥斯汀·肖夫纳的军旅生涯。

尤金·斯莱奇的战斗记忆让他心神不宁，痛苦万分。中国人民对美军的感恩和宋氏一家的友情帮他减轻了一些痛苦和悲哀。回到美国和家人团聚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和他的家人一同前往政府街长老会教堂是他企盼已久的时刻，但这并不表明他恢复了轻松愉快的生活。当他最终和父亲一起打猎的时候，他感到对此已经兴趣全无了。斯莱奇后来写道：“这场战争给我带来的改变是我原来没有意识到的。”他深受他所称的“严重抑郁症”的困扰。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写作他所经历的这场战争的详细回忆录，其中整合了他在战斗中所记的笔记，以及在帕武武岛上和在中国期间所做的篇幅更长的记录。

尤金在贝里琉岛和冲绳岛上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现在又有一件事让他内心更加痛苦。“大多数未曾参战的美国人很快就把这场战争遗忘了，这让我完全措手不及。”至于未来的事业，他想仿效父亲。他了解到，他当年想为祖国参战所导致的v-12课程不及格，现在让他无法上医学院。这真是尖刻的反讽，因为他正是由于经历了战争才重新对科学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去了亚拉巴马州理工学院（现奥本大学）学习工商管理，想要成为一名保险推销员。哥哥爱德华在他回来以后，事业颇有起色，爱德华似乎总是领先尤金一步。

尤金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所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把他称为“老兵”。他注意到“即使那些曾在努美阿当过邮差的人”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和人们谈论当年的战争。这些人不停地抱怨，而且普通人根本无法分清“后备梯队”和“作战部队”之间的区别，这让他心生莫名的悲哀。生活在被保护中的人们弄不清楚。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那些负伤的人获得了上百万美元的补偿，撤回后方时还被授勋为英雄，而那些从未受伤，同样坚持战斗，而最终精神崩溃的战友，却只能算是‘非战斗减员’，这始终让我感到奇怪。”他的噩梦丝毫也没有减少，从事的保险行业也没有给他带来快乐。

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他遇到了珍妮·阿西诺。她和他一样，也来自莫比尔。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很快，认识不到一年，他们就在1952年3月结婚。他不曾向珍妮描绘这场战争，但是尤金的姑姑还是警告她唤醒尤金时不要用手碰他——他会一跃而起掐住她的喉咙。珍妮学会了把嘴凑在他耳边轻声呼唤：“大锤斯莱奇。”这时，他就会刷地睁大双眼。她还注意到，每次出门前，他都要装一瓶水在身上。“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做呢？”她问。

“我们第一天登上贝里琉岛时，真是太口渴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记着：在我的余生，触手可及之处绝不可以没有水。”

尤金最后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习理科，获得了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发现学习这个新专业可以让他远离噩梦。随着岁月流逝，尤金注意到许多参战的老兵（包括他哥哥）都在用让自己和家人更加痛苦的方式和战争的记忆作斗争。斯莱奇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的蒙特瓦洛大学担任生物学教授。在业余时间里，他开始收集有关二战和海军陆战队的书籍。他仍在继续写作他的战争回忆录。

1968年，斯莱奇几乎写不下去了。他不久前收到了5团3营k连的伤亡名单。读着这些熟悉的名字，看着一条条记录朋友们在何时何地阵亡的条目，他的心都碎了。虽然此时他似乎觉得“已经智穷才尽了”，但是他不能停笔。正如他后来对伯金解释的那样：“虽然我常常写不下去，但我感到对于我的战友们，我有责任要把事实真相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他所读到的书籍未能描绘出战争的恐怖，因为那些书经常过度依赖官方文件，受采访的人都没有在步兵连当过兵。

20世纪70年代，日本突然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有了稳定的民主政治，并且变成了美国忠实的盟友。美国人没有去庆祝他们付出巨大代价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也不去认可日本人为把他们的国家从一片废墟上建设起来所付出的极大艰辛和努力，而是把日本看成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1972年，美国将冲绳岛归还日本。日本把冲绳岛的回归看成是整个战争的最后行动。两年之后，这位前少尉指挥官飞到菲律宾，说服日军的指挥官小野田弘男日本真的已经战败（没有说投降）了。1974年，小野田弘男穿着日军军装走出了丛林。他还有几颗手榴弹、一支步枪和500发子弹。战争结束后的29年来，他还和当地的菲律宾人发生了好几次交火，打死了大约30人。他一回到日本，立刻成了英雄，后来还写了一本书。

1980年12月，尤金·斯莱奇终于完成了手稿。他说这部书“并不是历史，而是从个人角度描写战争”。他的描述坦率地揭示了他所经历的恐惧和残忍的兽性。珍妮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机打了出来。他们两人都希望这本书可以让各国的领袖们不要轻易把战争当做解决争端的途径。一位编辑帮助他把800页的原稿进行了精简。在此书即将付梓之时，斯莱奇写信给他的朋友伯金和托马斯·斯坦利说：“现在我要准备搁笔了。现在，我想我已经拥有了去遗忘的权利。我尽到了义务，为纪念那些还在世的和已经逝去的战友，我已经把一切全都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现在我要享受与5团3营k连战友重聚的非凡友谊，忘却那些我长期以来一直要尽力记起的事情了。”同年，他第一次参加了海军陆战队第1师一年一度的聚会。他见到了伯金、谢尔顿，还有许许多多亲爱的战友。他们在一起讲述过去的战斗故事，喊着几十年没有人叫过的外号，打听彼此的生活。伯金在得克萨斯州美国邮政局做事，谢尔顿在路易斯安那开了一家木材公司。

聚会之后，在返航的途中，他已是热泪盈眶。他爱他的妻子，爱他们的两个儿子，也爱自己的生活。但是和k连战友们说再见“就如同跟家人道别一样”。尽管他憎恨战争，但他也因曾在5团3营k连参加战斗而感到强烈的自豪。斯莱奇的回忆录中体现出的这一矛盾，以及其中无处不有的极度真诚，让这部书成了描写太平洋战争的所有个人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这部作品的成功让他很难参加战友聚会了。不过他仍然和战友们保持着联系，他喜欢和比尔·莱登重谈二战的故事。为了让他们两人接受自己的经历，莱登写道：“我们那些失去生命的战友们也为造物主所钟爱，正如上帝关爱我们这些幸存者一样……”尤金·斯莱奇于2001年3月1日与世长辞。一年之后，珍妮·斯莱奇出版了斯莱奇原稿的另一部分，标题为《身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员》。

1946年8月26日，当海军部长追授约翰·巴斯隆海军十字勋章时，他的传奇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他是因参加硫黄岛之战而获此殊荣的，嘉奖令上写道：“在进攻的最前沿，他始终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钢铁般的决心向前推进……在发起进攻最初的关键阶段，他为所在连队的冲锋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此次授勋的提名早在c连上尉和约翰一起登陆“2号红滩”作战之后就已经决定，这枚勋章使约翰位居美军英雄的精英行列之中。在当年12月举行的一个仪式上，莉娜身穿丧服，接受了这枚勋章。她一直十分谨慎，“说话做事从来不会玷污丈夫的名誉”。

第二年1月，莉娜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她返回俄勒冈州的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从事秘书工作。由于生活拮据，她无法参加丈夫约翰的遗体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第二次葬礼，虽然这处墓地是她亲自选定的。她也无法目睹6月份拉里坦市为纪念约翰举行的游行。几十个城市和社区组织沿街走过，有上万民众围观。约翰的母亲多拉亲自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为约翰的塑像揭幕，这里是该城三条大街交汇的地方。

莉娜在1949年来到东部。她在7月和约翰的父母和妹妹玛丽一起出席了美军驱逐舰巴斯隆号的试航仪式。约翰的遗孀担任该舰艇的命名人，但是她没有发表讲话。船长宣布“美军驱逐舰巴斯隆号不论在平日还是战时，都会随时响应国家召唤，为国服役”。接下来莉娜来到了丈夫的家乡，看望了他的家人。多拉和女儿们给莉娜看了约翰的塑像。她给他们带去了结婚时拍摄的几张照片。和以往的几次会面一样，他们的这次见面也显得很不自然。他们不了解她，也不信任她。她是在约翰出名之后才嫁给他的，而且在萨尔和多拉看来，那时候约翰应该和家人走得更近才对。巴斯隆一家是从一位记者口中得知约翰的死讯的，后来他们才收到电报。这位记者是为了要听约翰家人的心情而来的。收到电报几分钟之后，他们又收到了广播中的消息。此后，第一批哀悼的访客和更多的记者纷至沓来。整个家庭的悲痛，就这样在大众媒体上，在大多数拉里坦人面前进行了直播。莉娜到来这天，他们又一次感受到了约翰被别人夺走的痛苦。为了纪念此次会面，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张他们一起观看约翰肖像的照片。

为了充分利用这次旅程，莉娜约了一位好友，她们一起南下华盛顿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去看约翰的墓地。午餐之后，她和朋友劳蕾塔叫了一辆出租车。劳蕾塔找机会问这位出租车司机“是否知道阿灵顿有个退伍军人分会是用约翰·巴斯隆的名字命名的”，司机会心地一笑，说：“知道，有这么一个分会。”

“我们一直想要找到这个分会，”劳蕾塔说，“但是电话号码簿上没有，结果我们一直都没有找到。”

“这很简单，”司机大笑着说，“我也是那个分会的会员。”

“哦，”劳蕾塔说，“这位就是巴斯隆太太。”她刚说完，司机就猛地转过头来。万斯向这两位女士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向她们表达了热烈欢迎。当晚，约翰·巴斯隆美军退伍军人协会分会在阿灵顿杰斐逊消防站的临时本部为莉娜举行了招待会。她见到了曾经在硫黄岛等地参加过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们。他们失去了很多战友，也认识许多英勇的海军陆战队员，但却只用约翰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地方，还捐款为他在拉里坦树立雕像，分会本部的墙上就挂着雕像的照片。莉娜成了他们的贵客。她是为了寻找记忆而来，现在已经如愿以偿。此后，她再也没有去过东部。

在此后的岁月里，约翰的遗赠无时无刻不在触动着她，也同样在触动着巴斯隆一家。对她、对所有人而言，枪炮中士约翰·巴斯隆永远不会被忘记。每隔几年，就有人为他建造纪念碑。对于他的家人和遗孀而言，这些敬意是恰当而公正的。然而就约翰而言，他的精神永存，他的传奇在膨胀。

1962年，约翰的妹妹菲利斯·巴斯隆·卡特在当地的一家报纸，萨默塞特的《信使公报》上刊登连载文章，讲述了约翰的生平。冷战促使她提醒美国人民“不论……情况如何令人绝望，在这伟大熔炉的某个地方，总会出现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给疲惫倦怠的美国人民献出生命和希望，鼓励和引导他们走出痛苦绝望的阴霾，通过他无尚的英勇和对祖国无私的奉献所树立的光辉榜样，引领美国人民走向更高层次的胜利”。

基于她自己对约翰的记忆，她和约翰朋友的谈话，以及家庭剪贴簿上新闻简报松散的解读，菲利斯创造了一个更加高大完美的约翰·巴斯隆的形象。她哥哥曾是美军在马尼拉不可战胜的拳击冠军，曾在两天内赤脚走遍了整个瓜岛，只身打赢了战斗。他在某次呼吁美国人民购买战债券的游行中曾是个大明星，以至于海军陆战队想要让他一直干这行。结果他好不容易才脱身。他回到战斗部队时，心里很清楚他会在战斗中牺牲，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回来了。这些描述整体上得到了菲利斯兄弟姐妹们的认可。她的文章描写了这位“力能扔牛”的战士，结果开启了洪水的闸门。

菲利斯·卡特的系列文章在萨默塞特《信使公报》上刊登后，每隔几年，就有一名军人作家重新写出菲利斯所讲述的约翰故事，如《但求牺牲的最佳海军陆战队员》以及《功勋士兵，不做英雄而生，却做英雄而死》。约翰·巴斯隆的传奇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新不过还没有被证实的说法是麦克阿瑟将军曾把约翰·巴斯隆称做“一个人的军队”。

1981年，拉里坦布里奇沃特小学合唱队的同学们写信给市议会，问他们为什么不再举行纪念约翰·巴斯隆的游行了。市议会议员认为还应该举行这类游行，并专门成立了游行委员会。第一次游行规模稍小，在铁路边列队，绕过拉格兰奇街，然后一直走过萨默塞特，最后到达约翰的塑像下。拉里坦布里奇沃特小学合唱团的同学们骄傲地走在游行的行列里。此后，约翰·巴斯隆纪念游行的规模逐年扩大。

等纪念游行变成一年一度的传统时，莉娜·巴斯隆已不再去参加丈夫的公开纪念活动了。另外她还拒绝和那些写丈夫事迹的作者们讲话。她以秘书为职。退休后，她仍旧热衷于加州莱克伍德的教会事业，还热心支持老兵福利组织。她一直没有再婚。在她的晚年，曾有人问起莉娜为什么不再结婚，她说道：“我曾经拥有过最好的，那么我就决不会退而求其次。”莉娜·巴斯隆1999年逝世，葬礼上她还戴着结婚戒指。

【注解】

历史学家们对美军分两路进军日本这一决策的明智性与必要性一直存有异议。

在科雷希多和巴丹投降的1343名陆战队员中，有490人未能看到最后的胜利，这一数字来源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记载。若加上其他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士兵（其中陆军最多），死亡率降了不少。但是若与在德国被俘的美军相比，这一存活机率依然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