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此行，被许多人认为是危险的，由于随行的张少帅和端纳未加阻拦，事后曾受到许多高级官员的斥责。他们认为处在蒋介石的地位，到此边陲之地，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危险。

蒋介石结束了兰州视察之后，走到更为偏远的宁夏、银川。《华北日报》10月21日详细报道了蒋介石的兰州——宁夏之行：方圆百里左右，只有绵延无亘的尖顶，浅褐色的黄土山丘，山丘四围被冲蚀成干裂的溪谷……

号角吹响了，民众开始欢呼，乐队开始奏乐，欢迎蒋介石夫妇和张元帅。客人们走下飞机，马鸿逵将军和其曾任山东省主席的兄弟马鸿宾将军走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表明宁夏仍在党国手中！蒋介石对这句评语，极为赞赏。

内蒙古政治委员会也发报邀请蒋介石去视察，他采取了一个折衷之法，派一位友好使者去内蒙，而他则偕大队人马到达察哈尔的张家口，继而转赴绥远再去太原，孔祥熙由北京到太原迎接。

南昌行营急电告知，中央红军已突围西征。蒋介石即偕行营高级幕僚飞赴南昌，而宋美龄、孔祥熙和端纳则取道北京、天津、青岛、上海返回南京。他们在一个月里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旅途。

这次视察，使他看到了各地方势力的复杂和虚弱，增强了统一中国的信心。视察途中，他曾向端纳问策：“用什么有效方法驾驭这些各怀异心的地方势力？”

“你可以看看马基亚弗利的《君主论》。”

“马基亚弗利是谁？”

“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出身于佛罗伦萨的没落贵族家庭，是但丁的同乡。”

“他的《君主论》的要点是什么呢？”

“他赞美共和国制度，渴望祖国统一。”

“这也是我的奋斗目标。”

“他认为理想的共和国应该是人民代表、贵族代表和选任的国家元首共同参与政权的行使。”

“我也赞成这一主张，这比赛克特讲的德国那一套，更容易被国人接受。”

“但是，在意大利长期分裂的条件下，建立中央集权制君主国，才是最为适当的政权形式。”

“有道理。那时意大利的分裂也像现在的中国吗？”

“不，那要复杂得多。”

“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方略是什么？”

“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出来，统一分裂的局面。”

“中国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人物。杜牧的《阿房宫赋》第一句就是：六王毕，四海一。”

“《君主论》不仅主张统一局面，而且还要驱逐外国的侵略！”

“中国也将如此，日本必须从中国土地上撤出去！”

“日本外务省天羽英二在今年4月17日发表的声明，恰恰反映了他独吞中国的野心。”

“只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任何侵略者的野心都不会实现。我们北伐时的战歌，就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那是一个光荣的时期，辉煌的时期，革命精神焕发的时期。”端纳由衷地赞叹着，“现在的国民党应该恢复北伐时期的革命精神。”

蒋介石黯然。

端纳又回到马基亚弗利的观点上：“《君主论》把政治从宗教和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提出国家利益为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那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蒋介石微微笑了。自从涉足社会，从军从政以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和行动准则，可见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他有一句格言，你未必同意，”端纳脸上流露出深深了解中国和蒋介石的微笑。

“他的格言是什么呢？”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只对了一半！”蒋介石微笑着，是一个自认为看透一切的微笑，并带有几分狂傲的自信，“共产党是日本的敌人，却不是我的朋友。”

“但可以暂时的联合。北伐时期的国共合作，就是证明。”端纳坦诚地提出异议。

“任何联合都是暂时的！”蒋介石也表示出他的坦诚，“我们的格言是，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

“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原则！”

“诚哉斯言也！”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在推行着这个原则，但他对端纳的概括做了一点小小的修饰，“我蒋某所作所为都是以党国利益为最高原则，至于别人是否谅解，我是无所谓的！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蒋介石的这段回想是愉快的，他希望端纳不久即陪宋美龄来南昌，同他分享胜利的欢悦。他向地图扫了一眼，转身回到桌边，按铃要侍卫长备车，去看因身体不适而住院治疗的冯·赛克特。

四“他是个好军人，但还不是好政治家”

冯·赛克特仰卧在病床上，昏昏欲睡。将近一年的反共战争，耗尽了他的精力，终因疲劳过度而积劳成疾。即使他预知自己再过一年零五个月就死去的话（他因病重于1935年3月回国，1936年春天就死了），他也还是会那样卖力地为蒋介石工作。

在冯·赛克特的日记中，写着人生四根精神支柱：“爱情、仇恨、信仰和祖国利益。”这四个支柱的集中体现，就是对菲德烈、俾斯麦、兴登堡、希特勒的强烈崇拜。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在评述李德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作为一个德国人（指李德），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赛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

更有戏剧意味的是冯·赛克特和李德都是街垒战专家，他们在慕尼黑的激战中，已经刀对刀枪对枪地较量过。不过那时，赛克特是久经战场的德国国防军的总司令，而李德是起义军的一个队长。因此，李德知道他面对的是他的同胞赛克特的堡垒战术，而赛克特却不知道他面对的红军中还有个李德。

这两个军事顾问不遗余力地对抗，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使命，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李德是为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赛克特则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为了德国的对外扩张！

“我的堡垒主义终于胜利了！”赛克特眼望着乳白色的天花板，曾反反复复地想着，“共军突围西窜，我的使命完成了！”但是这个胜利，给他带来的预期快感很快就淡化了。他忽然发现他的勃勃野心和毕生所追求的并不像他想的那样辉煌。他望着天花板上那盏球形电灯，想到他的故乡，想到普鲁士哥特式大教堂幽暗的穹窿下，日夜燃烧着的火炬；想到他的童年；想到他为第三帝国的兴起所尽的力量……

冯·赛克特对第三帝国的概念是清晰的：第一帝国是中世纪的罗马帝国，那时被称为是神圣的。历史无情，即使神圣而又神圣，却也无法挡住它的衰落。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征服了意大利，统治的疆域包括德意志、捷克、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勃艮第、尼德兰，帝国的统治中心是德意志。那时各地处在封建割据中，神圣的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地统一，在连年战争中存活了八百四十四年，便被拿破仑推翻了。第二帝国是普鲁士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后，俾斯麦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这位铁血宰相也只干了十九年。

冯·赛克特认为，这两次帝国都给德国带来了荣誉，而第二帝国后的魏玛共和国却是德国的耻辱。他希望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比第一、第二帝国带给德国更大的荣誉。获得荣誉的方法，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宣称的：“不能用和平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

冯·赛克特完全赞成希特勒的观点：“要取得新的土地，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军国主义者，颇具日本那种武士道的献身精神。冯·赛克特在1933年5月首次来华时，就精读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折，以便处理好德、日、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田中义一的观点就是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启示中得来的：“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当冯·赛克特读到这里时，深感田中用词之精妙，不像希特勒那样露骨。你看他说得多么可怜可爱可敬可亲，侵略别人反说为了自保，践踏别人反而是保护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他已经把东三省当成自己的了，把强盗逻辑说得多么策略，“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对美之角逐，势不容辞。……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域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冯·赛克特很敬佩田中义一的气魄。弹丸小国，竟想吞并大东亚，当它真的吞并了东亚，那么，它就要觊觎世界了。那时，德国与日本便为争夺世界统治权而拼杀。可惜我冯·赛克特已经老了！

这种追求世界霸权的欲望，在多少侵略者的头脑中日日夜夜魂系梦萦？

冯·赛克特喝了护士送来的药，那是镇静他烦躁不安的神经的。他微微闭上了双眼，在昏昏欲睡中，他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但他却无法集中思想了。

他已经陷入了暮年的疲惫之中，稀疏的白发倒垂在枕上。护士对这位外国老人毫无生气的脸凝视了半分钟。他两鬓内陷透出苦涩的凄凉，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抽搐。她不理解，这个洋老头为什么不在家里颐养天年？到中国来干什么呢？

当蒋介石在参谋本部次长林蔚的陪同下，穿着白色罩衫走到冯·赛克特病榻前时，赛克特已经沉睡了两个小时了。为了他能够与蒋介石交谈，医生给他注射了兴奋剂。

蒋介石轻轻地握了握顾问宽大却干瘪的手：

“我刚刚从太原回来……怎么样？”

“没有什么病……”赛克特示意护士给他背后垫上枕头，他可以半躺半坐地跟委员长谈话了，“只是心力衰竭，肝脏有点小毛病，精神有些烦躁。”

“共军已经西窜，在途中被我截击，已经大部溃散，此次胜利，仰仗赛将军的策划，除了我个人对你病体慰问之外，还代表党国对你表示谢意。”

“为了共同的灭共大业，不必感谢，”赛克特微弱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遗憾和伤感，“只是我暂时不能帮助你制订追堵计划了……”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使蒋介石感到这个重病的军事顾问，具有一种近乎偏执狂的、畸形人格力量——为了完成他的使命，不惜榨干最后一滴生命的浆液。

“参谋部正在制订这个计划，我已经任命何健将军为追剿总司令了！”

“我原来预计共军会向湘中突围（这正是毛泽东建议的突围方向），现在看来他们是要西渡湘江，去与肖贺共军会合了。”

“是的，几种可能我们都已经估计到，并且做了准备，我想是万无一失了！你可以放心地治疗……安静地休息……”蒋介石不再指望这位已经油尽灯枯的顾问提出真知灼见，准备起身告辞。冯·赛克特却言犹未尽。他这时才意识到红军突围后引起的失落感是什么东西：红军突围，放弃了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固然可以认为是胜利，但又很难说是胜利。他毕竟没有达到消灭红军主力于苏区的目的。占领苏区，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

“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让共军渡过湘江……”赛克特叹了口气说，“但我又担心，委员长能不能调动起各地方的异己力量。要想统一中国，必须消灭异己。”

“在德国容易，在中国难。”蒋介石苦笑了。

这位法西斯主义者对中国的了解太肤浅了，在这一点上，他不如端纳。

“只靠军事手段是不够的……愿你早日恢复健康。”蒋介石不轻不重地握了握军事顾问的手，告辞了。他在雪佛兰轿车里坐定，对林蔚说：“冯·赛克特是个好军人，但还不是一个好政治家！”

林蔚正襟危坐，目视前方，他有点所答非所问：“委座统一中国之决心，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秦始皇统一中国，也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蒋介石沉吟良久，忽然问林蔚：“古人言：治理国家有九经：修身也，尊贤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你以为如何？”

“古人言：为政致治，在于识贤任贤，而不在于自贤。”

蒋介石感到林蔚说得有道理，但又体会出领袖只要任贤用能而自己不必有贤德之意，会不会是影射他呢？他一时很难分清这是褒还是贬，却能使他想起在上海交易所被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叫作“阿伟”的那一段历史。

蒋介石宁肯将那段历史忘掉，但他实在不应该忘掉，而且也忘不掉，因为在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在中国各派军阀角逐的擂台上，他能够把所有对手打翻，其拳脚运用之高妙，不正是来源于交易所里学到的投机钻营、随机应变的生意经吗？

五与何健“函电交驰”

蒋介石侍从室的工作日记上，用四句话记载了当时南昌行营的忙碌与心情：聚精会神，函电交驰；尽歼流寇，毕于一役。

蒋介石委任任何军官的军职，向来是独断专行，很少跟别人商量，这并不妨碍他识人之深、用人之当。正像朱德分析的那样，他任命何健为追剿总司令是颇费心机的。

何健，字芸樵，湖南醴陵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8年，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任他为游击队司令。后归唐生智指挥，任骑兵团长和九旅旅长。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后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兼任湖南清乡会督办。

何健在湘南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是有名的反共专家和健将，手段毒辣而残忍。在国民党内，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军人，他和桂军白崇禧、胡宗铎、夏威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好友，而后歃血为盟、义结金兰，亲如手足。但他明靠桂系，暗通蒋介石。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他拥蒋反桂，在李宗仁、白崇禧背后刺了一刀！李、白被迫下野，他被蒋介石委任为湖南省主席。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二、五次围剿中，极为卖力，深为蒋介石所青睐。

现在，他委任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一是因为他会决死堵截红军入湘；二是可以率湘军追剿入桂。因为他与桂军首领的私谊，而不会引起各地方势力的纠纷，所以他能在红军突临湘江前，湘军便先于红军进入桂境，抢占了全州。

蒋介石除给何健下了委任令之外，还给他一封亲笔信：

芸樵兄勋鉴：

今委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

何健手捧信札，犹接圣旨，受宠若惊，高兴得昏头昏脑，激动得在屋里转圈。若不是参谋人员在侧，他真要纵情高歌拔身猛跳了。沉静之后，当即复电盟誓：拼死决战，绝不辜负委座重托！

何健复电之后，立即赶往衡阳督师，开始了穷凶极恶的堵截，并将蒋介石的手札大量复制，以激励下属、抬高自己。

各地方军阀深谙蒋意，纷纷连电祝贺何健就任新职，颇具戏剧意味。首先发电的竟然是白崇禧，电曰：

吾兄督剿赤匪，夙著奇勋，此次复膺新命，帅五省之师，系万民之政，声威所布，匪胆已寒，肃清之功，可为预祝。

其次是何成浚、薛岳、陈继承。

电文引经用典，各展溢美之词，颇类文字游戏。这种虚情假意的官样文章，当时在国民党官场里极为盛行。

六追剿计划

蒋介石开了一天军事会议，在“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的思想指导下，经过争议和补充，形成了《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蒋介石当即于1934年11月17日用命令下达：

查赣匪倾巢西窜，我大军正分头追堵，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惟虑该匪一部或其残部，一漏网，突窜湘漓水以西，不能不预为歼灭之计，兹特拟定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

（一）方针

防西窜之匪一部或其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以不使该匪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肖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消灭之。

（二）纲领

（1）应于匪未窜湘漓水以前，于永、宝、武、黔、锦、黎、洪、胜、桂线上，赶筑工事，先择定重要城镇，构成据点，然后逐渐加强、增密。

（2）于上述地区内，预为坚壁清野之准备，使匪窜过湘江时，进无所掠。

（3）先于上述地区内，严密组织群众，布成侦探网，并由湘、黔、桂军，于上述工事线上，分布民众团体扼守，并扼要控制有力部队，预为区划守备地点。

（4）一旦匪若窜过湘漓水以西，各军即迅就预定地域，相机堵剿。

（5）原任追击之部队，即穷匪所至追截抄袭，与各守备部队联合兜剿。

（三）指导纲领

甲、湘军（北路军派出之追剿部队附之）

（下面皆守备地域及追剿堵截作战细则，略）

乙、黔军。

（下面皆守备地域及作战细则，略）

丙、桂军。

（下面皆守备地域及作战细则，略）

以上各项，各部均应查照办理具报。

这个命令签发时，蒋介石像祈祷上帝似地说了几句话：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能否尽灭匪军，就看各部将士是否精诚合作，膺命无间了！”

计划的确是个好计划，几乎无懈可击，是否精诚合作，膺命无间，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此令下达之日，红军不但离湘江甚远，而且还没有渡过潇水。十天之后，红军才到达湘江。

而且，渡过湘江之后，不管是李德、博古坚持的向湘西前进，与二、六军团会合也罢，还是毛泽东提议的进军黔境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也罢，全都网在蒋介石的预计之内和追剿堵截计划之中。如果说，李德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是危险的，那么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所作的《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同样也是不能实现的，只能放弃此计划被迫四渡赤水，北渡金沙，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里面有多少得失对错，作出公正的评价是很难的！因为历史不能放在假定的基础上，而评论历史又往往容易放在假定的基础上：李德是把与二、六军团会合，放在必获胜利的假定基础上，而且历史并没有证明与二、六军团会合一定失败；毛泽东否定这个计划，也是建立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一定失败的假定基础上，历史也没法证明这个假定不对！

即使与二、六军团会合有重兵堵截，也存在突破与不能突破两种可能。

难道遵义会议后的红一方面军的行进路线上就没有重兵围追堵截吗？为什么说与二、六方面军会合就是不合理的，与四方面军会合就是合理的呢？在张国焘演出的那场分裂戏剧中又是多么危险！似乎也都在无计划无准备之内，而且到陕甘去落脚也不是事先既定的目标。

历史只作出一种答案。而结论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唯其如此，生活的雄浑、犷悍、怪异、奇诡、蕴藉、朦胧、流动之美，也才在其中。

为什么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半（损失的大部是新兵）就是极大的错误和惨败，而遵义会议之后，三万六千主力红军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了个零头——六千人，损失达百分之八十三以上，就是极大的正确和伟大的胜利呢？

请打开红军长征路线图，看湘江之战前的路线，尽管抬着沉重的轿子，却几乎是笔直的。遵义会议后的路线却是曲折回环比盘肠都多几道弯，哪个更没有准备更没有计划更没有目标呢？

这是值得后人深深思辨的！

即《国民革命歌》。此处为该歌第二段。

典出《礼记·中庸》，蒋介石所记不全，原文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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