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的主旨，”歌德继续说，“就在于揭示用爱和虔诚，常常更容易制服狂野的、桀骜不驯的东西，而不是用暴力；由男孩儿与雄狮的关系体现这一美好追求，激励我写完了小说。这就是理想，这就是那朵花。而绝对现实的情节展开就好似一簇簇绿叶，它们只为花而存在，只因为花而有意义。仅仅现实本身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欣赏真实的描写，是的，真实的描写可以使我们对某些事物认识更加清楚，但是，对于更高级的生命，真正的收获仅仅存在于由诗人心里产生的理想。”
小说结尾的一幕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一股久已不曾如此强烈的虔诚情绪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到，歌德他讲得太对了。我不禁暗自思忖，他以如此高龄写出了这等美妙的作品，作为诗人的他感情该是多么纯洁，多么真挚！我忍不住对歌德发出了自己的感慨，并对这独一无二的作品终于问世表示欢欣鼓舞。
“我很高兴你满意了，”歌德说，“同时我自己也挺开心，终于摆脱了一个三十年来牵肠挂肚的题材。当时我曾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席勒和洪堡，他俩都劝过我放弃，因为他们不可能了解这个题材意义何在，因为唯有诗人自己才知道，他能赋予它怎样的魅力。因此你如果想写什么东西，就别去问任何人。例如席勒要是在写《华伦施坦》之前来问我该不该写，我肯定劝他别写；因为我做梦也没法想象，用这样一个题材竟能写出如此出色的剧本来。在完成《赫尔曼与多罗苔》后不久，我曾想把小说的故事同样写成一部六步体的叙事诗，席勒知道了表示反对，建议我写成八行一节的有韵诗。可你看见了不是，我写成散文最成功。因为极其需要对地方风物的精确描写，换成韵文必定显得矫揉造作。还有呐，这篇小说一开头完全地现实、但到结尾又极富理想色彩，用散文都得到了绝佳的表现；同样，那些诗歌也极为美妙动人，但用六步体和八行一节的韵文都很难有这样的效果。”
谈到《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里另外一些中、短篇小说，我指出它们每一篇都有独特的性质和格调，没有一篇雷同于另一篇。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歌德说，“我愿意给你解释。我着手写作时就像个画家，在画某些题材时他避免用某些颜色，反过来却多用另一些颜色。例如画晨景吧，就多挑些蓝色颜料在画板上，黄色却很少。反之，画傍晚取的黄色就多，蓝色差不多完全不要。我搞文学创作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如果承认我的作品有各种不同的性质，那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我暗想，这可是一条极聪明的法则啊，非常高兴歌德能将它一语道破。
接下来，我还赞赏了特别是在最后这篇小说里的细节描写，尤其是对自然风景的描绘。
“我从来不曾为了写作而观察自然，”歌德说，“只不过我早年画过风景画，后来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这些都要求我不懈地仔细观察自然现象，以至于渐渐将自然界最细小微妙之处都烂熟于心，一旦写作需要了便可信手拈来，难得犯违反自然真实的错误。席勒却缺少对自然的观察。他在《威廉·退尔》一剧中描绘的瑞士地方风光，全是我给他讲的；然而席勒才情过人，真是令人佩服，仅仅靠听我讲就能写出一些活像真实的东西。”
现在话题完全集中到了席勒，歌德继续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席勒的创作才能体现在富于理想，可以讲，不管是德国文学还是其他哪国文学，都很少有作家像他。拜伦爵士与他算是最像的了，不过比起席勒来，拜伦更加了解世界。我真希望看见他与拜伦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对这位精神上如此亲近自己的天才可能下的评语，准会叫我大吃一惊。在席勒生前，拜伦有没有发表什么东西？”
我怀疑有，但却不能肯定。歌德因此便取来百科辞典，开始念拜伦的条目，同时也没少顺便插进自己的一些评论。结果表明，1807年之前拜伦未发表过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席勒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作品。
“席勒的所有作品，”歌德继续说，“都贯穿着自由理想。随着他文化修养的提高，这一理想同样发生了形态的变化。青年时期他想要人身自由，因此而招来的麻烦不少，也在当时的创作中得到了反映；晚年他则向往思想自由。
“这所谓自由啊真是一个怪东西；谁都容易获得足够的自由，只要他知足并且懂得寻找。多余的自由不能派任何用场，对我们又有何好处！瞧瞧这个房间和相邻的小屋子，透过敞开的门你可看见小屋里有一张小床，两个房间都不大，还塞满了家具、书籍、手稿、艺术品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因此变得更加局促，不过却仍然令我满足，我整个冬天都待在这儿，前面的其他房间几乎完全不去。既然我没有使用它的需要，我拿自己宽敞的府第来做什么，拿可以从这个房间走进那个房间的自由来做什么！
“一个人只要有健康的生活和从事自己职业的自由，就该满足啦；这么一点自由，是谁都容易获得的。再说，我们所有人的自由都得满足一定的条件。市民和贵族一样的自由，只要他坚守自己出身的等级限制，也就是听天由命。贵族和君主一样的自由；只要他到了宫里遵守那一点点礼仪，就不会感觉自己是异类。自由不能靠目无尊长获得，相反得通过尊重凌驾于我们的势力。因为尊重和承认它，我们也就得到了自我提升，并且表现我们心怀高远，不愧成为其同类。我在旅途中常常邂逅一些德国北方的商贾，他们往往粗鲁地与我同桌而坐，以为这样就成了和我一样的人。才不是喽，相反他们要是知道尊重我，对我表现出应有的礼貌，才算真正与我平起平坐。
“在青年时代，席勒为求人身自由招来了不少麻烦，原因虽然部分在他本人的精神气质，不过最主要还是他在军事学校遭受压迫的结果。
“可是成年以后，有足够的人身自由了，他却转而追求思想自由，我差不多想讲，正是这样的理想要了他的命；因为这样一来，他对自己的身体提出了一些要求，一些为他的健康所不能承受的要求。
“记得刚到魏玛，大公爵给席勒定的薪俸是每年一千银塔勒，还答应在他生病不能写作时，将他的薪酬翻一番。席勒拒绝了后面这个恩典，从来不曾享用这一照顾。‘我有的是才能，’他说，‘一定能够自力更生。’可是现在，家庭人口增加了，最近几年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年就得写两个剧本；而要做到这点，即使在身体不适的时候，他仍驱赶着自己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的才能被迫随时听从调遣和使唤。
“席勒从不酗酒，他很节制；但是在那些身体虚弱的时刻，他却企图饮一点利口酒或者其他酒类以增强力量。这可就损害了他的健康，对他的写作也一样有妨碍。
“要知道，一些个聪明脑袋在他的作品里挑出的漏眼儿，我都归之于这个根源。他们列举的所有不妥，我想统统称之为病态的表现，也即全都写成于他体力不支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他连恰当而真实的母题也没法找到。对绝对命令我佩服之至，知道由此可以引出许多好的东西，但是也决不能搞得太过分，否则这一思想自由的理想肯定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就这样谈着聊着，晚上的几个钟头便很快过去了。话题主要涉及拜伦爵士和一些著名的德国文学家；关于后者，席勒曾表示他更喜欢科采布，因为他毕竟有所创造。最后歌德把他的novelle手稿给了我，让我在家里静下心来再仔细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