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家最容易受到越界的诱惑，因为观察自然的确需要有广泛而协调的知识修养。”

反之，对于一个专业所必需的知识，又应力避狭隘和片面。

就说一个剧作家吧，他应该掌握舞台知识，以便能够掂量供他使用的表现手段，知道究竟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同样，一位歌剧作曲家想要分辨好坏，不为不成气候的东西浪费艺术才能，就不可以没有对于诗歌的了解。

“韦伯不该为《欧里扬特》谱曲，”歌德说，“他应该一眼看出，这是部很坏的素材，用它写不出任何好东西。这样的见识作曲家必不可少，是他从事那门自己艺术的前提。”

同样，画家应当有分辨各种事物的眼光；因为他的专业就要求他知道什么可以画，什么不可以画。

“说到底，”歌德讲，“最大的本领还在于严格限定自己的活动范围。”

就这样，我整个晚上都待在歌德身边，他努力告诫我永远要专心致志于一件事，不能有任何的分心和旁骛。例如一旦我流露出要搞搞自然科学的想法，他就劝我放弃，在眼下坚持只搞文学。还有每当我想读一本书，他知道这本书对我现在的进步没有帮助，便会反对，说读这样的书对我没有实际用处。

“在一些不属于我本行的事情上，”有一天歌德对我讲，“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想想维迦的成就，便感到我自己作品的数量太少啦。我本该把精力更多地用在自己的专业上。”

“要是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弄那些石头，”他另外一次说，“而是干正经一些的事，我很可能已拿到最美丽的金刚钻啦。”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很器重和赞赏他的朋友迈耶尔，说迈耶尔毕生致力于研究艺术理论，在这一领域里的远见卓识便得到了公认。

“我自己也很早走上与他同样的路，”歌德说，“也用了半生的时光观察和研究美术作品，但在某些方面却没法跟迈耶尔相提并论。因此每有一幅新油画我都当心，并不马上给我这朋友看，而是先要弄清楚，我的见识离他还有多少距离。直到我相信自己对那画的得失已经成竹在胸，我才把它拿给迈耶尔看；他呢，自然眼光更敏锐，看着看着还会有完全新的发现。于是我一次次重新认识，精通一件事意味着什么，为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在迈耶尔身上，集中了人类数千年对艺术的真知灼见。”

可又有人会问，歌德如此坚信一个人只应该从事一件事，那为什么偏偏他自己一生中又那么多旁骛，那么多才多艺呢？

对这个问题我回答，如果歌德现在才出世，如果看见他自己的民族在文艺和科学领域已经处于现在的高水平——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那他肯定没理由再做那么多不同性质的工作，而会专心致志于唯一的事业。

所以，做全方位的研究探索，弄清世间所有事物，不只是歌德的天性使然，而且也是时代的需要：要求他把感知的一切表现出来。

他诞生时继承了两个伟大遗产：谬误和不足。为了消除它们，他必须终生全方位努力探索。

如果牛顿的理论在歌德看来不是大错特错，不是个对全人类极其有害的谬误，那谁相信他会心血来潮写一部《颜色学》，并为这个旁骛耗费了许多年的心血呢？决不会哟！而是心中对真理的执着与谬误激烈冲突，促使他也要用自认为的真理之光去照亮这一黑暗领域。

对于他的形变学研究同样可以这样讲。多亏歌德，在这门学科我们有了一个做科学研究的样板，可是如果他当初看见同时代人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那他也永远不会再想到写一部形变理论著作。

是的，对他文学创作的多方面努力，同样可以作此理解。因为很值得问一问，如果当初德国人已经有一部《威廉·迈斯特》似的作品，歌德他还会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吗？很值得问一问，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仅仅集中精力于创作戏剧作品呢？

在如此专一于一种创作的情况下，歌德能完成些什么，产生怎样的影响，完完全全不可测知。然而大致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希望歌德最好别创作他正好创作了的那些作品，那些正好是造化促使他创作成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