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小镇上，两人晚餐后手挽手地漫步在树林边的小河上。正值盛夏，绿树成荫、河水悠长，两个人不用说什么，好多的话，有足够的时间留着以后慢慢讲。走在他的身旁，看时光、河水慢慢流淌，这比什么都重要。在美国，张爱玲一直在寻找落脚的地方，但找到的都不是家，只是宿舍。就像当年在学校一样，随时都可以离开，随时都可以解除，没有长性，没有安全。不像现在，身边的这个男人，答应给她一个家。虽然家在哪里，一切都还需要确定，但是，当这个男人开口向她求婚的那一刹那，家，就是他了。听着自己欢喜的笑声，她一时间有点恍惚，自己只有在27岁之前，曾经这样开怀过。那时候，很多笑，是为了另一个男人。都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这样心无旁骛的大笑了。虽然这样的笑，曾被母亲批评为没有淑女风范。但，此刻，能做自己真的很好。
赖雅，对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往往是“闯了祸就跑的”。这次，不知道这个来自中国的女人有什么魔力，让他驻足难逃。走在她的身边，听着她不时爆发出来的爽朗的大笑，自己也觉得满心欢喜。河水无声地往前，把树的影子一幕幕地带走。很像自己笔下的好莱坞电影里男女主人公定情时的幕布背景。两岸蔷薇枝头累累，不少都垂到河面上。看那河水在花枝前打一个盹又急急地往前赶。他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幸福地叹了口气。或许，冥冥中一切都是注定的，生来两个人就要相遇、相亲、相爱。
他的人生，从父母离开德国来美国定居，从他二十多岁在麦克道威尔基金会戏剧节有一部戏剧入选，到他离开好莱坞到各个文学营地去，难道都是为了几十年后在这个麦克道威尔基金会的营地里，碰见这个中国女人吗？
爱情是美妙的，现实却不能容你做梦。婚前，赖雅不得不老实地告诉张爱玲，自己一个人糊口还行，但养不了家。对于赖雅的实际状况，张爱玲早猜得了个七八分。跑到免费营地来的人，经济条件都不会好。不管怎样，当你四旁无依时，有一个你对他很有好感的人愿意接纳你，那么钱不钱的，就都不算什么。炎樱不是说过“一个头比两个头”好么？当然，她这句玩笑话是指枕头上。现实中，不也是这样吗？两个人共同经营一件事情，总不见得就过不下去，不是还有一句话：两人同心，其利断金。
赖雅是张爱玲在这个庞大陌生国度上的亲人。
1956年8月4日，张爱玲与赖雅在纽约结婚。这次婚礼，炎樱也参加了。
在外人眼里，这对异国夫妇实在相去甚远。赖雅不仅是一个作家，他混迹于文学圈，更像一个文学活动家，朋友、应酬满天飞。而张爱玲即使在最飞扬的年头，也视交际为畏途。
任何与政治挂钩的事情，张爱玲都不肯与此沾边。就算当年与胡兰成、与左翼文学，她都不是站在政治上来考虑的。而赖雅当时恰是著名的左翼文人，要是在中国，他就属于张爱玲最不愿意与之为伍的那群“超人”。
赖雅还大张爱玲29岁，结婚这年，张爱玲36岁，赖雅却是望七的老人。
生活中总有传奇。这对夫妻，相处得很好。
赖雅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在谈到父亲对张爱玲的感情时，是用“痴爱”这个词来形容的。无独有偶，炎樱后来谈到赖雅时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痴爱另一个人。
张爱玲在写给朱西宁的信里说：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
很多年后，孑然一身的张爱玲，接受了詹姆士·莱昂的采访。这位布莱希特的研究者，之所以采访张爱玲是因为赖雅是布莱希特的好朋友，当年布莱希特流亡美国，赖雅提供了最为热情和周到的帮助。后来，布莱希特蜚声文坛，研究者甚多。但凡研究布莱希特，都不会忽略他流亡美国时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与一个人有关联：那就是赖雅。
与以往不同的是，张爱玲对这个陌生人敞开了心扉。她对赖雅的文学成就有着客观慎重的评价。没有因为他是她的夫，刻意拔高。
从她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懂他，很深。而且她爱他。
平实也是一种幸福
婚后的生活，平淡如实。
赖雅生性仁厚，一旦与谁有了感情，天长日久，情感愈加浓烈。张爱玲与其在一起的生活，不像原来与胡兰成那样，两个人“坐而论道”，喜爱的都是对方的锦口秀心。赖雅承担起家庭中繁杂琐碎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不仅是张爱玲嫌麻烦的，也是她不擅长的。
赖雅看出这个中国女人在文学上有自己的抱负和野心，也有自己的天赋和才华；而对于他自己，虽然年轻时得到过很多光环，但现在他对文学已没有太多的诉求。他心甘情愿地做起了这个家庭的后勤。诸如买菜、做饭、打扫卫生、跑邮局寄稿件、上银行、到杂货店购物之类的琐事，基本上赖雅一人就解决了。虽然整个家庭的经济基本上是张爱玲在承担，但是，赖雅从另一个层面给了张爱玲温暖和爱，这才是家的感觉。
而在一些大事上，赖雅也遂张爱玲的愿。张爱玲对乡下清静单调的环境难以忍受，喜欢大城市喧闹鼎沸的生活，这多么像当年她在香港、在上海，在那些高高的公寓阳台上听电车声、看圆月、吃盐水花生留下来的生活习惯啊。这也是她最享受最喜好的城市之声。
赖雅虽然喜欢乡下简单的生活，但是为了张爱玲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打算，与张爱玲一起申请去一些大城市的文艺营地，后来又在繁华热闹的旧金山定居。
这个男人是很宠张爱玲的。
天气好的时候，赖雅会给张爱玲当导游，与她一起领略美国城市的各种美。他们到过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等城市。张爱玲曾经说过，只要有赖雅，只要是赖雅陪着她，那么这个城市整个都是她的。这是多么饱含深情的依恋。
有空时，他们手牵手去看电影。不要忘了，赖雅可是给好莱坞当了12年编剧。听赖雅谈起好莱坞电影的各种八卦趣闻，张爱玲乐得哈哈大笑。而这些电影张爱玲并不陌生，她也是一个影迷。当年在上海时，她曾经如痴如醉地追捧过每一部电影。
赖雅是那种天生的乐天派，与他在一起都会被他的温暖、热情所感染。他常常带着张爱玲走街串巷，吃遍小吃，领略当地风光。这些地方，于他来说多半是旧地重游，他熟门熟路、热情周到、谈笑风生、幽默风趣，给整个行程增色不少。有一年张爱玲过生日，他还带着对脱衣舞表演好奇万分的张爱玲一起去观看。当爱情坐实在生活琐事上时，不见得都变得平庸，反而有了更加可靠的依恋。
还不仅如此，赖雅更是张爱玲了解美国、进入美国社会的向导。有了赖雅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老师”，张爱玲才能迅速地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度，包括各种政策、福利、责任、权益。可以说有了赖雅这样一个当地人，张爱玲才有了被认同感。
1958年9月30日，是张爱玲38岁的生日。没想到那天早晨，秋雨飒飒，气温一下子下降好多。刚开始还是小雨，慢慢的，雨变大了。雨滴打在窗玻璃上，画出一个又一个大大的圆。树叶夹着雨飘落一地。有些黄尽，有些却还有半成绿意。怎不敌这秋风秋雨，一起都掉了下来。
赖雅望向窗外，不知道这雨何时才会停。这时，联邦调查局派人来核查赖雅某项债务问题，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意味。但就这么着也没能影响赖雅的心情，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这些人快点离开，雨快点停下来，好让他们的好戏开场。
还是天公作美，联邦调查局的人走后，天也放晴了。他们的庆典说起来真的很简单。就是先去邮局寄了封信，然后回家晚餐。接着张爱玲梳妆打扮，两个人看了一场电影。再回到家中，吃完剩下的饭菜。看起来好平常平淡的内容，张爱玲却告诉赖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生日。
或许真的不需要惊涛骇浪的惊喜，相爱的人能手牵手没有任何干扰没有任何顾虑地做一些平淡的事情，也觉得幸福和满足。
平常生活中才直见“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真实。
命运让你痛，你却要回报以歌
幸福的生活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生活也有不同的不幸。在开始与赖雅的这几年的生活中，欢愉中有时也有愁云。结婚才两个月的时候，赖雅就中风了。事实上，早在1943年他就有过一次轻度中风，1954年63岁时再次中风住院。这是第三次，使他变得非常虚弱。1956年年底时，他的病又一次复发，因面部神经麻痹再度入院。所幸的是，他就像一个打不倒的铁人，总能从病榻中站起来，再一次面带微笑。可赖雅的病无疑给他们的生活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赖雅不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家、她的全部，是温暖她的那束光。现在，这束光，随时都可能熄灭，平静的生活就像汪洋里的一叶小舟，谁也无法预测下一刻是一如既往地前行还是瞬间就被汹涌的波涛打入海底。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旗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19岁时参加《西风》杂志三周年纪念征文比赛时写成的《天才梦》里，一语成谶。
与贫穷疾病、生老病死这些压力相比，最让张爱玲痛心的是，她的“美国天才梦”没有如愿以偿。当她艰辛完成的《粉泪》竟然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时，她一下子被打垮，病倒数日，一个月之后才恢复过来。两年后，炎樱来信又谈到此事，她不禁再次落泪，情绪低落到极点。有一次，夜里她梦到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作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相比之下，她觉得很丢人。第二天一早她心痛无比地向赖雅描述梦中的情形。这些，都是她在美国文学梦一再受挫后的反应。
为了养家糊口，张爱玲不得不把半个身子探回母语世界。多年来，在香港给她寻求剧本写作并付给她最高稿酬的好友宋淇，一直帮她。人们常说张爱玲自爱得自私，亲情爱恋在她身上常常毫不留情地一刀斩断，写的文字看透人间冷暖，为人处事也通常决绝。
但是，当皇冠出版社的编辑为她挡了一篇住在洛杉矶的女作家d小姐因参访她不得，转而翻看“采访”她的垃圾物品的报道时，她给出版社的编辑写了一封信：
有时候片刻的肝胆相照也就是永久的印象，我珍视跟您这份神交的情谊，那张卡片未能表达于万一，别方面只好希冀鉴谅。
同样，在她自知来日不多时，她把自己所有作品的版权全部留给了宋淇夫妇。就因为当年他们夫妇俩曾经帮助过她。
这就是张爱玲，对自己母亲写信来求临终一见，终还是把信搁下，隐忍不发。对着一个素未谋面的编辑却能写下“肝胆相照”这样的字眼。同样的人，为何一个看似寡情，一个却形似深情？
仔细想想也想得通，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切都依从自己的内心，对人对事绝没有半点勉强，一边可以拥有浓烈柔情，一边又可以云淡风轻。同时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简单到常人觉得没有人之常情，又亦或简单到让人接受起来分量不轻。
剧本写作其实并不是她所愿。多年后，当詹姆士·莱昂采访她时，对于赖雅的编剧创作，她认为正是在剧本写作时过多地运用套路模式，以及取悦观众的剧情安排，这些公式和窍门破坏了他成为一个严肃作家的资质。张爱玲不仅深深地懂得赖雅，同时，她还了解剧本写作。从她给香港电影圈写剧本开始，她就明白这些驾轻就熟的题材、故事，可以说都是某种公式的派生物。只要熟悉公式，加入适当的技巧，把人物填充进去，一部剧本也就完成了。而这种东西写多之后，创作者的开拓思想会被削弱，落笔处更会缺乏个性。如果创作者本身没有很强的抵御能力，更容易被这种模式牵着鼻子走，久而久之，完全都是套路的东西，自己的文学之路却越来越窄。
想一想，好莱坞本来就是一个只看是否卖座、只认票房的光怪陆离的圈子，它哪里管你“严肃作家”的梦。而这个声色利诱的圈子，多的是人趋之若鹜。赖雅能在里面写12年的剧本，既是幸也是不幸。
1961年夏天，张爱玲打算为她计划写作的英文小说《少帅》到台湾搜集资料，同时她想去香港寻找更多的谋生机会。赖雅虽然不情愿，但也没有理由阻止她。就这样，10月，张爱玲离开旧金山飞往台北，带着她对新机遇的憧憬。计划写作中的《少帅》是以张学良为原型的小说，她指望着能以这个美国人比较熟悉的人物故事来打开美国文坛的局面。同时，香港那里等着她的工作是要把她钟爱一生的《红楼梦》改写成一部上下集的电影。这些都是她很喜欢做的事情，更可喜的是，她开始受到台湾一些文艺圈子的追捧。
另外，虽然在美国生活了6年，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圈子。在这个国度，不被认可带来的陌生感、距离感，始终折磨着她。这次，终于拿到绿卡，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终于可以不再为绿卡而心悬上下；终于可以放心地离开，不用担心回不来。张爱玲选择这个时间回台湾香港，颇值得玩味。
回到有着同样审美和观念的环境，听着熟悉的母语，看着相似的面孔，这些都让她放松。就像我们在水里憋久了，猛地冲出水面，重重地舒坦地深呼吸，是那样的痛快、恣意。
采访张学良的愿望落空了，其实想一想都能知道，此时张学良还被软禁，怎么会允许人采访呢？但这没影响她的心情。因为此时，她在台湾已有一帮追随者。夏志清后来广为流传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为张爱玲开辟一章。这一章最初曾以论文的形式出现，1957年由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翻译后刊登在台北的《文学》杂志上。夏济安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授，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等人都是他的学生。经由夏济安的推荐，夏志清的文章无疑引起了这些日后成为台湾文坛著名人物的文学新人对张爱玲的关注，或者说是敬意。
这样的一次旅行让张爱玲兴致甚高。因为读了王桢和的小说《鬼·北风·人》，看到里面对花莲的描写很感兴趣，还安排了一次花莲之行。按照计划，她还准备从花莲去台东、屏东，参观屏东的矮人节，而后取道高雄回台北。
可是刚到台东，张爱玲就接到消息：赖雅严重中风。
算起来她离家不过十来天，回不回去，这样的问题让她左右为难。当时她离开美国时只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钱买回程票，她是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想着要在香港大干一场的。现在连香港都没看到，她怎么心甘？庆幸的是，赖雅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下来，而他这一病也需要更多的花费。带着矛盾的心情，1961年11月，张爱玲到了香港。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三次到香港，也是最后一次回到祖国。
但是这次香港已经不复亲切。电影界的情形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和50年代初的香港的电影圈大不一样。电影公司对编剧不大重视，一切都是老板和导演说了算。剧本会被随意篡改，编剧也得随时根据导演或者老板的意思修改脚本。
她需要改写成上下集的《红楼梦》本子，一再修改，很长时间都没有通过。这期间，她甚至完成了另一个剧本。《红楼梦》改写未遂，她就拿不到稿酬，那么她的香港之行就完全失败了。所以，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她仍然不得不加班加点，眼睛写出血来，也不忍放弃。更让人心惊的是，修改过程中，听说另一家电影公司居然也抢着要拍《红楼梦》，而现在这家公司可能要放弃这个计划，这更让她心急如焚。
夜深人静时，在狭窄的居室里，从窗口望着遥远的月光，而此时，香港的月亮是那么的陌生和冷漠。这个她一再认为能给她带来好运的“朵云轩信纸上的一滴泪”，这个有着强烈冲撞的鲜艳色彩让她喜欢的地方，这个不同文化种族大杂烩的地方，第一次让她如此心凉。
在香港盘桓几个月后，张爱玲才与赖雅联系上。之前她写的信之所以石沉大海全是因为她弄错了地址，现在得知赖雅病情大见好转，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赖雅每一封来信，都催促她早日回去。如果说两人的婚姻，一开始多是张爱玲依赖赖雅，那么此时，久病年老的赖雅不仅从身体上，从心理上也开始依赖张爱玲了。每一封来信，他都盼着她回家。
家，对于这两个人来说，非比寻常。孤独、失意、沮丧的人，只有回到家中才能温暖。那份依赖和依恋，不仅是疗伤的良药，更是生活下去的希望。
赖雅在信中告诉张爱玲，他找了一处新家，就装修风格，他们在信中还讨论了一番。对于营造一个温暖的家，两个人都很用心。可见，他们彼此是非常珍惜对方的。
就这样，虽然香港的事情悬而未决，1962年3月16日，张爱玲铩羽而归。
这一次远东之行，可以说收获甚微。但当赖雅在华盛顿机场迎接她时，他并没有看到一个愁容满面、疲惫不堪的张爱玲。或许是因为看清了现实并接受了现实，她反而有一份放松。或许是因为看清，她对自己的将来有了新的调整和计划。回到美国的张爱玲显得生机勃勃。我想这份生机的后面，还有一种昂扬的斗志。
分别了半年的两个人，在赖雅选中的公寓里面安顿下来，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虽然没有采访到《少帅》的主人公，她还是投入写作，同时继续给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
人生就是一场场考验
20世纪60年代中叶，赖雅瘫痪在床，丧失了工作和自理能力。这时，张爱玲更得埋头写剧本赚钱养家。不仅如此，她还得扮演护士、义工的角色。不擅长家务的她，要去照顾一个大小便失禁的人。这些困难她都只能一个人扛着。可见，这时她生活和精神上承担着怎样的压力。
雪上加霜的是，一直给她在香港联系剧本工作的宋淇，离开了电影公司。而写剧本一直是她经济上很大的来源。她不得不从所住的公寓搬到黑人区中福利性质的廉价住所。同时，她重新联系美国新闻处，寻求更多的翻译工作，并将美国之音的一些西方名著改编成广播剧。
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个有着强烈的文学梦、文学迷的人来说，没有文学创作，不能写作自己喜欢的文字，其实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痛苦，于常人来说难以理解，但对于她来说，简直比掏心掏肺还痛苦，完全是抽掉了她生命的轴心。成天对着一个病入膏肓，已不可能康复的人，她会是怎样的心情？
后人推测她此时的状态，常常用她在港大读书经历港战时，写成的《烬余录》来判断。那时日本人攻城，18天后香港沦陷。时间虽然不长，但全城人还是经历了一次生死场。张爱玲她们这些港大的学生也不例外，逃难的逃难，没有地方可逃的人，为了有口饭吃，就去做看护。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殿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大家总是用这篇文章来分析，认为张爱玲此时此刻对赖雅也是这样的心情。
其实这些看似冷血的描写，仅仅是战争中，一群年轻学生的写照。张爱玲冷静地，没有粉饰、也不夸张地写出来，她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人性。但并不是她的全部。
有时候，文学造诣很高的人，为文与为人常常能泾渭分明。所以以此文来推测张爱玲，实在是欠妥。
当年，为了那个胡姓男人，她跨过诸江丽水、颠沛流离地去找他。为了与赖雅的生活更好些，她写作写得两眼流血。这些事情，又是常人能够承受并坚持的吗？
我想，面对病床上终不可康复的丈夫时，张爱玲更多是哀伤而不是愤怒。或许也有抱怨也有失望，但，当看着一直紧紧拉着的手，渐渐地放松时，心中的痛苦又哪是旁人能够理解的？
张爱玲曾经尝试请人来照顾赖雅，自己前往营地写作挣钱。但是别人的照料难以周到，这一尝试还是行不通。
1967年，她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此外，位于麻州康桥的雷克德里芙大学也向她发出邀请。这一次她把丈夫带在了身边。
1967年10月8日，生命落幕了。赖雅离开了。
后来那个布莱希特的研究者采访张爱玲时说：
她与赖雅最后的那几年过得艰难（赖雅晚年健康状况恶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几乎事事要人照料），我很讶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她能敞开心怀毫不忌惮地与人谈论他。言辞中，她对这个在生命将尽处拖累她写作事业的男人，丝毫不见怨怼或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态度称许她先生的才能，说明他的弱点所在。
赖雅去世时76岁。这时张爱玲47岁。照理说，她还有爱人或者婚姻的机会。但从此，她关闭心门。赖雅去世多年后，她仍冠以他的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