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花浪蕊

75岁的张爱玲1993年完成了《对照记》，这是一本关于她和家人的照片册。当时世人都还不知道《小团圆》。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照片，成为大家了解张爱玲家族、了解她人生的一个间接底版。

让人遗憾的是，她的两任丈夫，不仅没有照片，更没有片言只语。那个胡兰成，伤了她的心，让她看透这个人，不屑一提也罢。但是，赖雅，这个痴爱她的男人，也不着一字。或许不放也好，免得让人一边窥看，一边还要嚼舌头。不过，真有点替张爱玲遗憾。与赖雅在一起的11年，这个高大的美国男人，终于让她有了家的感觉。

翻看她各个时期的照片，唯独与赖雅在一起时脸上呈现出来的是平和与幸福。求学时期，她的照片多半显得木讷茫然。在贵族学校求学，自己除了成绩又没有其他可以攀比的东西，一心就想到英国去，闷头学习，整个人显得呆呆的、恹恹的。当时她在学校的寝室最乱，常被拿出来当“脏乱差”的典型。但她也只是淡淡说一句“我忘了”，来掩饰心底的波澜。成名上海后，她的那些照片，得意又张扬。脸庞无一例外都是高昂着的。我总觉得她过度地透支了这份喜悦，转而命运直下，痛别胡兰成、离开大陆、别走香江。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准。7月，她持港大证明经广州抵达香港。过关时，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虽然护照上面她用的是别名，可是民兵一眼就认出她就是那个在上海写小说的作家张爱玲。在那个没有互联网，不能进行人肉搜索的年代，可见她当时真是红遍了半边天。所幸当年海关并不像后来这么严格，民兵没有为难她，问过也就放她过去了。

真是庆幸，要是她没有走成，接下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张爱玲可能都熬不出来。

或许她对大陆的政治空气太陌生也太恐惧，所以她才会借《浮花浪蕊》中洛贞的心境道：“自从罗湖，她觉得是个阴阳界，走阴间回到阳间。”离开前夕她报了一个旅行团，去了一次西湖。这是她为自己离开大陆搜集写作素材。当时一桌游客吃饭，她只喝了点烧头，碗里的东西剩着。同桌的人犀利地瞪她一眼，她赶紧把头埋在碗里，心想幸好只是萍水相逢，就算走不成，日后他们也找不到她。还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文代会，就她身上的旗袍网线纱衣分外刺眼，连自己坐在座位上，也觉得不自在。这些感觉，都让敏感的她如大祸临头。再加上与胡兰成的一段姻缘，说什么她都脱不了干系。

好在她终于拿到香港大学允许她复学的证明。否则，可能要不了多久她就会走“时代超人”傅雷的路子。

张爱玲拿着港大的复学证明，去学校报到了。可以判断她的终极目的地不是香港。一纸文凭于她来说，也没有任何吸引力。照我的想法，她要是好好地把书读完，拿到文凭，留下来做一个老师，一边授课一边写作，过着安稳的日子。日子越久越吃香，就算到古稀之年，也还有一代代成长起来的“张迷”追捧。她要的不就是一个“现世安稳”吗？

可惜的是，每个人都只能当马后炮的诸葛先生，谁能提前参悟人生？看别人或许还能旁观者清，看自己更是看不透，只能一步一探。不知道接下来的那一步，到底是康庄大道还是悬崖峭壁。有些人干脆按部就班地等着命运的安排，这样的人生也好。有时，惊险过了都还不知；有时，运气也会掉下来。

但是，张爱玲不要这样的人生。上海写作的经验，使她对自己充满信心。她不是从小立志就要做林语堂吗？她也有用英文写作的信心。所以，去美国一搏，像林语堂一样受人欢迎，就是她最大的目标了。再加上香港离大陆太近，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她像许多留在香港的人一样，对这个殖民地的前景忧心忡忡。香港总给她不安全之感。所以，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她居然匆匆写信给校方辞掉奖学金，登船去了日本。

原本她认为日本是去美国的一条捷径，但没成功。关于她这一趟去日本做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坊间有人说，她去投靠炎樱时发现炎樱与胡兰成在一起。不知道真假，但我想她在日本的经历一定很不愉快，否则，她一定会留下些文字写下记忆。按照她的个性，三缄其口的事情，都是让她痛彻体肤的。

三个月后，她再次回到香港。这时她在港大的后路已经断了，就在她请辞奖学金时，关于到底给不给她奖学金的讨论还在激烈地争辩着，帮她申请到复学许可的那位老教授，正在为她据理力争。老师们都知道，当年日本人打进香港时，张爱玲可是一连拿了两个奖学金的，这样的成绩毕业以后可以直接保送进牛津大学。

张爱玲或许并不知就里，贸然辞掉奖学金离开学校，不仅让这位教授大为生气，校方还让她补交学费。日本一行，还有“后遗症”。不久以后，当她应征当译员时，人家对她的身份进行调查，还有人怀疑她是共产党间谍。说好到港是为了读书，学业都没完成就神秘赴日，行踪如此不定，也难怪有人猜疑。

好在她后来在美国新闻处找到一份差事，翻译了不少英文作品。工作期间，她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后来成为她工作上最重要的支持者——宋淇、邝文美夫妇。这两口子后来一直是她作品的第一读者，张爱玲身后，把自己的所有版权无偿地留给了他们。

翻译期间，张爱玲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她的创作。这一次，在香港的三年，是她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她写出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长篇。1954年，《秧歌》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得到评论界的极大赞赏。这时，她根据1953年美国的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到美国，可以向大使馆提起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这次，她成功了。

1955年，正是秋风飒飒之时，她乘船离开香港。前往陌生的国度——美国。

轮船起航时，她一定两手紧紧地抓着船栏，屹立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前方是一个茫然无亲、人地生疏的国度，咫尺天涯。一切都是未知，遥远又渺茫。或许，一个家族都会有些特别的脾气不自觉地传承下来。打她祖父那一辈开始，坚硬就像炮烙一样印在身上。张爱玲痛定思痛与胡兰成分手后，再没有与他有任何瓜葛，断得个干干净净。而她晚年像她崇拜的嘉宝一样，离群索居，也干净利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策放松，她有机会回上海探亲，但都婉转地拒绝了：“去过的地方就不想再去了。”但凡她存心想对谁关上心门，都做得很彻底。

这次离开香港，前路根本看不清，但她也敢。

美国梦与胡适

1955年11月，张爱玲抵达美国纽约。她在这里举目无亲，一开始不知落脚何处，过了一段时间听炎樱的熟人介绍搬到一个女子职业宿舍。这个住处是救世军所办，是慈善机构建立的济贫性质的简陋房子，条件艰苦、环境也比较恶劣。投奔者大多是贫寒、失业的人。

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唯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thebowery）的流浪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但张爱玲安之若素。

早在香港时，张爱玲就把自己写的《秧歌》寄给胡适。信上写：希望这本书能“有一点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这正是胡适对其钟爱的《海上花》所下的考语。数月有，胡先生回信，对这本书肯定有加。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作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

后来，胡适之先生还把他读过的那本《秧歌》寄还予她。上面通篇浓圈密点。恐怕没有任何一篇评论能如胡适之先生通篇圈点的书这样沉甸甸的了。

到美国后，张爱玲拉上炎樱一起去看胡先生。说起来，他们两家还是旧交。胡适之父亲的仕途起点，是张爱玲的祖父提携的。她的母亲与姑姑也与他同桌打过牌。胡适之如此认真对待张爱玲，或许有一些还张家的恩的情分，但也确实是欣赏张爱玲。

我真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作者按：指《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效果单止产生了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不过此时的胡适之先生，并没有享受到在大陆的地位，在美国没有受到追捧。美国人哪里了解新文化思潮、哪里懂得五四运动。胡先生曾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过：在这边写文章都是要改的。想当年胡先生在国内学术界、社会上是怎样的地位和身份？仅他这一句话，就一言难尽。炎樱在外面打听了一下也说，这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张爱玲看到这位当年在国内呼风唤雨，神明一样的人物，在美国是这样的境遇，她会不会暗自心惊，且惊且恐。大洋彼岸的人对中国文化是这么的陌生和拒绝。而她的写作又该何去何从？英雄末路尚且如此，她的路又该怎么走？

胡适之先生对这位晚辈很关心，担心她孤身一人寂寞可怜，感恩节邀请她去中国馆子。他又去她居住的女子宿舍探望她，看到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下还精神抖擞地思考写作，对张肯于吃苦，没有虚荣心颇有赞赏之意。

后来张爱玲写了一篇《忆胡适之》的文章，怀念与胡先生的点滴交往。在众多的追忆胡适之灿若星辰的学术生涯的热闹文章中，这篇读来悲风凉凉的小文，细腻传神地折射出了胡适之当年在美国的一些际遇。张爱玲深深体会到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落寂心境。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在胡适之的身上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窥到自己的写作命运。她接下来的事业也不顺利。当年美国人对《秧歌》的热情，完全是从政治上考虑。要他们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根本难以办到。就算是21世纪，中国文学想在英文写作中打出一条路来，也是万分艰难的。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或者华裔，总不可避免地要把文本异化为外国人领会异邦的窥看镜。不怪、不惊、不奇，似乎就不能入他们的法眼。

赖雅，你也在这里吗?

张爱玲在救世军的女子宿舍住得并不久，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她得到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写作基金会为期两年的写作奖金。同年2月，她搬到该基金会所在地——新罕普什尔州。

在这里，她遇见了——赖雅。

1956年3月13日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营地幽幽的大厅里，炉火发着银蓝的光。新罕普什尔的冬天异常寒冷，谁也不知道几天以后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即将袭击这一地区。由于冷，大厅里游乐、闲谈的人不像往常那么多，初来乍到的张爱玲带着新鲜的目光，暗自打量这里的一切。巨大的吊灯自天而降，一个个黄色的小灯泡紧密地挤在一起，发出暖暖的一团一团的小火焰。大厅的木质桌子上了年头，桌子四周一圈，磨得锃亮光滑。有些地方，似乎着了酒，深一块浅一块，像是白兰地。也不知是哪个粗心的人洒的。

这时沙发那边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吸引人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过去。张爱玲看到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正站在格子布沙发后面侃侃而谈，鼻子挺拔且大。他热情洋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眉宇舒展自然，身旁聚集着好些人。人群不时“轰”的一声笑出来。声音最响亮的，仍是那个男人。张爱玲心想：这种口若悬河的说话方式，势必口沫四溅，坐在沙发上的秃顶男人不知作何感想了。等会儿回到房间后，张爱玲一想到这里，就大笑出声来。她还是上海时的那个样子，不笑则以，一笑，就是开怀大笑，乐出声。抿口浅笑，似乎她学不会！

那个大鼻子的高个男人就是赖雅。这次见面两个人并没有交谈。

想象着两个人的第一次会面，真像是美国好莱坞电影里英格丽·鲍曼碰到爱德华大夫时的情景。这样一个高大、英俊，穿西裤、衬衣谈笑风生的男人，是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第二天，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有了第一次短暂的谈话。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张爱玲给赖雅留下了“端庄大方、和蔼可亲”的良好印象。这个形象与张爱玲留给读者的感觉截然不同，与胡兰成第一次见她更不相同。

或许是因为大洋彼岸的陌生，谁管你是不是李鸿章的后代，也不会去读什么《孽海花》，更没有读过《金锁记》或《封锁》。盛名难却，有着这些累赘外衣的张爱玲常让人觉得难以亲近。其实不是她倨傲，而是她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言行才能不辜负那些窥看的欲望。

反而面对一个放松、不带任何目的的陌生人，张爱玲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就像在旅行途中，窗外是飞驰而过的风景，列车轰隆。对面坐着一个温和的男人，他和你聊着诸如天气、阅读等话题。这时，你不再需要任何戒备和矫饰，也随意闲散地说着话。有时候，还会掏几句心窝子。谁都知道，火车一停，这辈子就很难再遇见。

赖雅天性热情友善，对人总是一股脑的热肠子。写作营地的晚餐后，他不是与人高谈阔论、玩纸牌游戏，就是来者不拒地帮人改稿子。他像一道火焰，热烈洋溢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和热量。

孤身一人前途无着落的张爱玲，这时碰到赖雅，一下子从脚底暖到了心窝。赖雅就像一团火苗，发出光和暖，温热了这个中国女子。

这时新罕普什尔正是漫天大雪，皑皑白雪阻挡了一切出路。这两个人，不问前路地相爱了。

1956年5月14日，莺飞草长。这天，是赖雅在麦克道威尔营地的最后一日。张爱玲坚持送到车站。站台前，张爱玲向赖雅倾诉了自己在美国的困境，却不是让对方承担自己。面对这样一个“饱藏强烈能量”的男人——多年以后张爱玲这样形容，她更多的是敞亮自己的状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一切。虽然，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将来明确的打算，但是，这个男人给了她安全感和温暖感。所以，面对他，一切都是自然。

身处拮据的张爱玲，一双慧眼早就看出这个也来营地获取免费居住和写作的美国男人，经济状况并不好。所以，她亦不要他负担什么。反而，临别赠金。这一举动，在当时她自己的那种状态来看，似比虞姬对项羽的理解，让人唏嘘。

当年胡兰成匿名潜逃，张爱玲一直给他汇钱汇物，情伤分手之际，还给了他30万元的“分手费”。这是因为，她知道，胡要继续逃亡，又不敢光明正大地谋生，手头无钱。与赖雅，日后俩人的生活也是她一人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后来从美国回香港写剧本赚钱养家，熬得两眼因溃疡而出血。这样一个女人，大家却因为她难以接近，而说她“冷”。哪知她一旦为一个人付出，就这样掏心掏肺、肝胆相照。两个男人，两次婚姻，都只差要了她的性命。

结婚，但不要孩子

如果没有一桩意外，她与赖雅，可能就靠着书信往返，亦或相约于某个免费的写作营地，让两地情亦浓亦淡、亦亲亦疏地牵连。爱，不能坐实在琐碎平凡的家庭生活时，就只能飘荡在旅途间。

1956年7月5日，张爱玲的一封信寄到正在萨拉托卡泉镇的赖雅手上，信中说自己怀上了赖雅的孩子。这个消息对两个人而言，都不会带来新生父母的那种喜悦。张爱玲自己就是孩子一样的人，胡兰成就从她的身上发现孩子气质的存在。而她日常生活中能力的欠缺，也使她根本没有精力来照顾小孩。她本身也不喜欢小孩，对生育这件事充满恐惧。

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

……

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同时，两人经济上都比较拮据。负担自己都够呛，还要加上一个孩子，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生个小盛也好，”起初汝狄说，也有点迟疑。

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以张爱玲的个性，如果是她自己能解决得了的事情，她也不会写信去告诉赖雅。何况，这么一写，极容易让人误会是那种拿事儿要挟男人的女子。

想必，当她得知自己怀孕后是怎样的恐惧和无助。何况她从来没有过怀孕的经验，与胡兰成时没有，如《小团圆》中和燕山一起时，亦没有。

这件事情，赖雅做得很男人。他当天提笔写信向张爱玲求婚，这时窗外大雨倾盆，赖雅冒雨跑到邮局，把这封信投进了绿色的邮筒。赖雅下定决心步入婚姻的殿堂，着实不易。因为他每个月就只有50多美元的养老金，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更别说支撑一个家庭了。我想如果没有对一个女人强烈的感情，一个男人是不会这么快就下决心的。

不过，这封勇敢的求婚信，还没有寄送到当事人的手中，当事人就赶来了。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一切都生疏，连下一步该怎么做她都不知道。这时，她太需要一个肩膀靠一靠了。

数日的盘桓，两个人作出了一致的重大决定：结婚，但不要孩子。

十几年后她在纽约，那天破例下午洗澡。在等打胎的来，先洗个澡，正如有些西方主妇在女佣来上工之前先忙着打扫一番。

急死了，都已经四个月了。她在小说上看见说三个月已经不能打了，危险。好容易找到的这个人倒居然肯。

怀孕期间乳房较饱满，在浴缸里一躺下来也还是平了下来。就像已经是个苍白失血的女尸，在水中载沉载浮。

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她穿上黑套头背心，淡茶褐色斜纹布窄脚袴。汝狄只喜欢她穿长袴子与乡居的衣裙。已经扣不上，纽扣挪过了，但是比比说看不出来。

“生个小盛也好。”起初汝狄说，也有点迟疑。

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

他（打胎的）走了。

没一会，汝狄回来了，去开碗橱把一把劈柴斧放还原处。这里有个壁炉，冬天有暖气，生火纯为情调。

“我没出去，”他说，“就在楼梯口，听见电梯上来，看见他进去。刚才我去看看他们这里有些什么，看见这把斧头，就拿着，想着你要是有个什么，我杀了这狗娘养的。”

……

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笔直的欹立在白磁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眼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

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间，她扳动机钮。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就这样，张爱玲和赖雅把他们唯一的孩子打掉了。

自己爱的人正好爱着自己

尽管有着怀孕的恐惧，但是张爱玲在这个小镇上与赖雅相聚的那些日子，应该是愉快幸福的。毕竟一个男人开口向你求婚，虽然不能承诺任何未来，但是，此时此刻，他是爱你的。对于孤身飘零的张爱玲来说，在美国有一个家，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