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原来在这里！”他用他的大手掌重重地拍拍伏伦斯基的肩章，叫道。伏伦斯基愠怒地回过头来一看，脸上立刻焕发出他所特有的和蔼而镇定的神色。
“真聪明，我的阿历克赛！”骑兵大尉用洪亮的男中音说，“现在吃一点，再喝上一小杯。”
“其实我并不想吃。”
“瞧，真是形影不离！”雅希文嘲弄地目送那两个军官出去，加上一句。接着他弯拢他那紧裹着马裤的长得出奇的腿，在伏伦斯基旁边坐下来。“你昨天怎么没到克拉斯宁斯基剧院去呀？节目可真不错呢！你到哪里去了？”
“我在特维尔斯卡雅家坐了一阵。”伏伦斯基回答。
“哟！”雅希文叫了一声。
雅希文是个赌棍和酒徒。他放荡不羁，常常做缺德的事。他是伏伦斯基在团里最好的朋友。伏伦斯基喜欢他，因为他有过人的体力，能够狂饮不醉，通宵不眠而毫无倦容，又因为他有坚强的意志，使长官和同僚对他十分敬畏，在赌博上敢于赌上万的输赢，不管喝了多少酒，赌起钱来照样沉着精明，因此在英国俱乐部里被认为是第一号赌徒。伏伦斯基看重他，喜欢他，特别是因为他觉得雅希文喜欢他并非由于他的名声和财富，而是由于他的为人。在所有的朋友中间，伏伦斯基只愿意同他一人谈谈自己的恋爱问题。他觉得雅希文表面上似乎蔑视一切感情，其实只有他一个人能理解他伏伦斯基整个生命里沸腾着的热情。此外，他相信雅希文确实讨厌流言蜚语，而且能正确理解他的感情，也就是说，知道并且相信他这次恋爱不是玩笑，不是儿戏，而是一种正经得多、重要得多的事。
伏伦斯基没有同他谈过自己的恋爱，但是知道他全都明白，全都理解。他从他的眼神里高兴地看出这一层。
“啊，对了！”雅希文说。他听到伏伦斯基说他在培特西家坐了一阵，他的黑眼睛便闪闪发亮。他捋着左边的胡子，按照自己的坏习惯把胡子塞进嘴里。
“嗯，那么你昨天在做什么？赢了吗？”伏伦斯基问。
“赢了八千。但有三千不能算数，不见得肯付。”
“啊，那你即使在我身上输掉也无所谓了。”伏伦斯基笑着说。这次赛马雅希文在伏伦斯基身上下了一大笔赌注。
“我一定不会输。只有马霍京有点危险。”
于是谈话就转到对今天赛马的猜测上。此刻伏伦斯基只能想到这件事。
“走吧，我吃完了。”伏伦斯基说，站起来向门口走去。雅希文伸直他的长腿，挺起他的长背，也站起来。
“我吃饭还早，可是我得喝点酒。我马上就来。喂，来酒！”他用他那喊口令时震得玻璃窗哐哐发响的洪亮声音叫道。“不，不用了。”他立刻又叫道。“你回家去，我同你一起去。”
于是他就同伏伦斯基一起走了。
二十
伏伦斯基住在一所宽大洁净的芬兰式木屋里，木屋用板壁隔成两间。在营地里，彼特利茨基也和他住在一起。伏伦斯基同雅希文走进木屋，彼特利茨基还在睡觉。
“起来，你睡得也够了！”雅希文走到里屋，推推头发蓬乱、鼻子埋在枕头里睡觉的彼特利茨基的肩膀，说。
彼特利茨基一骨碌爬起来，跪在床上，朝四下里打量了一下。
“你哥哥来过了！”他对伏伦斯基说，“他把我弄醒，那该死的家伙，他说还要来。”说完他又拉上毯子，倒在枕头上。“哎，别捣蛋了，雅希文！”他对拉掉他身上毯子的雅希文怒气冲冲地说，“别捣蛋了！”他转过身来，睁开眼睛。“你还是告诉我喝点什么好，我嘴里难过极了……”
“最好喝点伏特加。”雅希文声音低沉地说。“吉列辛科！给老爷拿点伏特加和黄瓜来。”他大声叫道，显然是在欣赏自己的好嗓子。
“你说伏特加吗？呃？”彼特利茨基皱起眉头，揉揉眼睛问。“你也喝一点吗？让我们一起来喝！伏伦斯基，你喝吗？”彼特利茨基一面说，一面爬起来，用虎皮毯子裹住身体。
他走到外屋门口，举起双手，用法语唱道：“‘从前屠勒国有个国王’……伏伦斯基，你喝吗？”
“走开！”伏伦斯基已经穿上跟班递给他的礼服，说。
“你这是上哪儿去呀？”雅希文问他。“瞧，还有一辆三驾马车。”他看见门外有一辆马车驶过来，又说了一句。
“到马房去，我还得为马的事去找一下勃良斯基呢。”伏伦斯基说。
伏伦斯基确实约好要去访问那个住在离彼得高夫十里路的勃良斯基，把买马的钱送去给他。他想赶到那边去一下，但同僚们立刻明白，他不光是要到那里去。
彼特利茨基继续唱着，一只眼睛眨了眨，嘟着嘴，仿佛在说：“吓，我们可知道这是个怎样的勃良斯基。”
“当心别迟到了！”雅希文只说了这么一句。接着为了改变话题，就说：“我那匹黑鬃栗色马怎么样，跑得好吗？”他望着窗外，问起那匹辕马，那是他卖给伏伦斯基的。
“等一等！”彼特利茨基对走出门去的伏伦斯基叫道，“你哥哥留给你一封信和一张条子。等一等，放在哪里了？”
伏伦斯基站住了。
“啊，放在哪里啦？”
“放在哪里啦？这倒是个问题！”彼特利茨基一本正经地说，食指从鼻子旁边往上一指。
“快说呀，别开玩笑！”伏伦斯基笑着说。
“我没有生过壁炉。总在这里的什么地方。”
“啊呀，别开玩笑了！信到底在哪里？”
“嗐，我真的忘记了。别是我做梦看见的吧？等一等，等一等！你何必生气呢！你要是昨天像我一样喝了四瓶酒，你也会忘记睡在什么地方的。等一等，让我想一想！”
彼特利茨基走进里屋，在床上躺下来。
“等一等！当时我这样躺着，他那样站着。对了——对了——对了……在这里！”彼特利茨基说着把信从床垫底下掏出来。原来他把信藏在这里。
伏伦斯基拿了信和哥哥的条子。不出他所料：母亲来信责备他为什么不去看她，哥哥的条子说要同他谈一谈。伏伦斯基知道，这都是为了那件事。“这关他们什么事啊！”伏伦斯基想，把信揉成一团，塞在上装纽扣之间，好在路上仔细看看。在木屋门口，他遇见两个军官，一个是他们团的，另一个是别个团的。
伏伦斯基的宿舍一向是军官们聚会的地方。
“上哪儿去？”
“我有事，到彼得高夫去。”
“你的马不是从皇村送来了吗？”
“送来了，但我还没有看到。”
“听说马霍京的那匹角斗士摔坏了脚。”
“胡说！不过，这样的烂泥地怎么赛马呢？”另一个说。
“嘿，我的救星来了！”彼特利茨基看见有人进来，这样叫道。这时勤务兵正端着一个盛有伏特加和酸黄瓜的盘子，站在他面前。“是啊，雅希文叫我喝点酒提提神。”
“咳，您昨天可把我们害苦了，”来人中的一个说，“闹了整整一夜，不让人睡觉。”
“不，我们收场收得可真有意思！”彼特利茨基说，“伏尔科夫爬到屋顶上，说他很伤心。我说：听听音乐吧，来个葬礼进行曲！他在屋顶上听着听着，就在葬礼进行曲的伴奏下睡着了。”
“喝吧，一定得喝点伏特加，再来点矿泉水，还要大量柠檬，”雅希文站在彼特利茨基旁边说，好像母亲管孩子吃药一样，“然后再稍微喝点香槟酒，来这么一小瓶。”
“嗯，这是好办法。等一等，伏伦斯基，我们一起喝吧！”
“不，各位再见。我今天不喝酒。”
“哦，你是不是怕发胖啊？好，那我们就自己来喝。给我们来点矿泉水和柠檬。”
“伏伦斯基！”他走到门口，听见有人叫道。
“什么事！”
“你最好把头发剪一剪，你的头发太长了，特别是额头上秃的地方。”
伏伦斯基的确未老先秃。他快乐地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接着把帽子拉到额头上，走到门外，坐上马车。
“到马房去！”他说，正要掏出信来读，但立刻又改变主意，免得在看马之前分心。他想：“回头再看吧！……”
二十一
临时马房是个木棚，造在跑马场旁边。伏伦斯基的马昨天就该牵到那里了。他还没有见过他的马。最近几天，他自己没有骑马练习，却交给驯马师去训练，因此他一点也不知道他那匹马的情况。他刚下车，他的马童老远就认出他的马车，便把驯马师叫出来。一个瘦骨嶙峋的英国人，穿着长筒靴和短上装，脸刮得光光的，只有下巴底下留着一撮胡子，迈着骑手的笨拙步伐，张开两肘，摇摇摆摆地走出来迎接他。
“喂，弗鲁-弗鲁怎样了？”伏伦斯基用英语问。
“很好，阁下！”英国人先用英语再用俄语回答，声音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最好不要进去，”他掀起帽子，继续说，“我刚给马戴上笼头，它有点烦躁。最好不要进去，免得惊动它。”
“不，我要进去。我要去看看它。”
“那么来吧。”英国人皱起眉头说，说时仍旧没有张开嘴巴。他摆动两肘，步履蹒跚地走在前头。
他们走进马房前面的小院。值班的是个身穿干净短上衣的漂亮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走过来迎接他们，然后跟在他们后面。总共有五匹马分别系在单间马房里。伏伦斯基知道，他的劲敌——马霍京那匹高大的红棕色角斗士，今天也该送到这里。伏伦斯基很想看到自己那匹马，但更想看看那匹他没有见过的角斗士。但伏伦斯基知道，按照赛马的规矩，对手的马不但不许看，连问一下都是有失体统的。他们顺着走廊走去，小伙子把左面第二个单间马房的门打开，伏伦斯基就看见一匹红棕色的高头大马和它的四条雪白的腿。他知道这就是角斗士，但他仿佛避免看到别人拆开的私信那样，扭转身子，走到系着弗鲁-弗鲁的单间马房旁边。
“这匹马是马克……马克……那个名字我总是说不来。”英国人用他那个指甲龌龊的大拇指指指背后的角斗士单间马房说。
“马霍京的吗？对，这是我的一个劲敌。”伏伦斯基说。
“那匹马要是让您骑的话，”英国人说，“我一定买您的票。”
“弗鲁-弗鲁性子比较躁，那一匹强些。”伏伦斯基听到夸奖他的骑术，笑眯眯地说。
“障碍赛马关键在于骑术和胆量。”英国人说。
说到胆量，伏伦斯基不但觉得他是足够的，而且深信天下没有比他更有胆量的人了。
“您真的认为不需要再训练了吗？”
“不用了。”英国人回答，“请不要大声说话。马有点发躁。”他加上说，向对面那个关上的单间马房点点头，里面传出马蹄践踏干草的声音。
他打开门。伏伦斯基走进一个有微弱光线从小窗洞里透进来的单间马房。单间马房里系着一匹戴笼头的深栗色马，在新鲜干草上倒换着马蹄。伏伦斯基向昏暗的马房张望了一下，又情不自禁地瞧了瞧他那匹心爱的马。弗鲁-弗鲁是匹中等身材的马，体格不是没有缺点的。它的骨骼细小，胸骨突出，胸部狭窄。它的臀部有点下垂，前腿弯曲，后腿更加弯曲。前后腿的肌肉都不十分发达，但肋骨部分特别宽阔，由于它的腹部练得消瘦，这一点就格外触目。从正面看上去，膝盖以下的腿骨不比手指粗，但从侧面看去却非常粗大。它的全身，除了肋骨，显得特别瘦长，仿佛从两边被夹过了。但它具有极大的优点，足以弥补各种缺点。这优点就在于它是“纯种”，照英国人的说法，这是“关键”。在那象缎子一般光滑的薄皮肤下，肌肉从血管的网脉下面突出来，看上去像骨头一样坚硬。瘦削的脑袋上长着一双突出的闪闪发亮的快乐眼睛，鼻子部分特别长，张开的鼻孔里露出充血的薄膜。它的全身特别是头部具有一种既刚毅又温柔的神态。它所以不会说话，仿佛只因为嘴的构造不允许它说话罢了。
至少伏伦斯基认为，它是懂得他此刻瞧着它的全部感情的。
伏伦斯基一走到它面前，它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斜着凸出的眼睛，使眼白都充血了。它从对面瞧着进去的人，摆动笼头，富有弹性地倒换着蹄子。
“嘿，您瞧，它多么不安宁啊！”英国人说。
“啊，宝贝！啊！”伏伦斯基走到马旁边，抚慰着它说。
但他越接近它，它就越兴奋。直到他走到它的头旁，它这才安静了，它的肌肉也在又薄又细的毛皮下面抖动起来。伏伦斯基摸摸它结实的脖子，把它撇在一边的一绺鬣毛理理好，把他的脸凑近它那像蝙蝠翅膀一样张开的鼻孔。它打了个哆嗦，用紧张的鼻孔大声地呼吸着空气，竖起尖尖的耳朵，向伏伦斯基伸出厚实的黑嘴唇，仿佛想咬他的袖子。但是它一想起戴着笼头，就抖动了一下，又倒换起它的细腿来。
“安静点儿，宝贝，安静点儿！”他又抚摸了一下它的臀部，说。他看到他的马情况良好，便高兴地走出马房。
马的兴奋也感染了伏伦斯基。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灌进他的心脏，他也像马一样要活动，要咬人。他感到又惊又喜。
“好，那么一切都拜托了，”他对英国人说，“六点半到场。”
“好的！”英国人说，“您现在到哪儿去呀，阁下？”他忽然用英语“阁下”这种称呼问。这种称呼他以前几乎从来没有用过。
伏伦斯基惊奇地抬起头来，故意不看英国人的眼睛，只望望他的前额，奇怪的是他怎么敢提这样的问题。但他懂得英国人提这问题，并不是把他当作主人，而是当作骑手，就回答说：
“我要到勃良斯基那里去一下，过一个钟头就回家。”
“这问题今天有多少人问过我了！”他想着，脸红了，这在他是难得有的。英国人对他仔细瞧了瞧，仿佛知道伏伦斯基要上哪儿去，又补充说：
“赛马前最要紧的是保持平静，”他说，“不要生气，也不要烦躁。”
“好的！”伏伦斯基含笑用英语回答。他跳上马车，吩咐车夫到彼得高夫去。
他没有走多远，早晨预示要下雨的乌云就聚集在一起，下起倾盆大雨来了。
“糟了！”伏伦斯基拉起车篷，想，“路本来就够泥泞的了，这下子可要变成沼泽了。”他独自坐在拉上篷的马车里，取出母亲的信和哥哥的条子，看了一遍。
是的，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套。大家，他的母亲，他的哥哥，大家都认为必须干涉他的恋爱。这样的干涉使他感到愤恨——这种情绪在他是难得有的。“这关他们什么事？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有责任来关心我？他们为什么要跟我纠缠不清啊？因为他们觉得无法理解这件事。如果这只是件上流社会一般的庸俗的桃色事件，他们就不会来干涉我了。他们觉得这事有点异乎寻常，这不是儿戏，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比生命还要宝贵。他们不太理解这一层，因此他们有点担忧。不管我们的命运怎样，将来又会变得怎样，这是我们自作自受，决不会埋怨谁。”他自言自语。他用“我们”这个词把自己和安娜联系起来了。“哼，轮不到他们来教训我们该怎样生活。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幸福，他们不知道我们要是没有爱情，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幸福或者不幸，因为根本就活不下去。”他想。
他心里觉得他们的意见都是对的，正因为如此，他对大家的干涉格外生气。他觉得他同安娜的恋爱并非一时的冲动，像上流社会一般风流韵事那样，除了愉快或者不愉快的回忆，在生活中不会留下一点痕迹。他觉得他自己的处境和她的处境都十分痛苦，就他们在上流社会里的显眼地位，隐瞒他们的恋爱，说谎和欺骗都是很困难的；当他们热恋得忘乎所以而沉湎于爱情之中时，还要说谎，欺骗，装假，经常想到别人，这确实是很困难的。
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他被迫违反本性说谎和欺骗的种种情景，特别是她不止一次流露出来的因为不得不欺骗和说谎而产生的羞愧。他还感受到自从他同安娜有了关系以后间或涌上心头的奇怪的心情。这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之感：是对卡列宁呢，还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个上流社会，他可说不上来。但他总是竭力排除这种心情。这会儿，他振作一下精神，继续沉思下去。
“是的，她以前是不幸的，但是骄傲而平静；如今呢，内心的平静和自尊心都保持不住了，尽管她不动声色。是的，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他暗自下了决心。
他第一次产生一个明确的想法：必须结束这种虚伪的生活，而且越快越好。“抛弃一切，我和她亲亲热热地隐居到什么地方去吧！”他自言自语道。
二十二
暴雨没多久就停了。当伏伦斯基驱车前进，辕马带着两侧缰绳松开的骖马在泥泞地上奔驰的时候，太阳又露面了，别墅屋顶和大街两旁花园里的古老菩提树，都湿淋淋地闪着光芒，树枝上快乐地滴着水珠，屋顶上也有水流下来。他不再去想这场雨会怎样损坏跑马场，却高兴地想到，借着这场雨一定能同她单独见面，他知道卡列宁最近才从温泉回来，还没有离开彼得堡。
伏伦斯基希望同她单独见面，照例尽可能避免引起人家的注意，在过桥之前就下了车，步行过去。他不从大门的台阶上进去，而是穿过院子走后门。
“老爷回来了吗？”他问园丁。
“没有。太太在家。您走前门吧，那边有仆人会给您开门的。”园丁回答。
“不，我从花园里过去。”
他确信只有她一个人在屋里，很想使她大吃一惊，因为他没有答应她今天来，她一定认为他在赛马以前不会来了。他按住军刀，沿着两旁种满花草的铺砂小径，小心翼翼地向通花园的露台走去。这会儿，伏伦斯基完全忘记了一路上想到的自己处境的痛苦和困难。他一心想的是马上可以看见她，不是在想象中，而是真正看见她整个的人。当他蹑手蹑脚地踏着缓斜的台阶走上露台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他时常忘记的他们关系中最痛苦的一样东西：她那个带着疑问的、他认为是敌意的目光看他的儿子。
这孩子是他们来往中最大的障碍。有他在旁边，伏伦斯基也好，安娜也好，不仅避免说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话，甚至不说孩子听不懂的暗语。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商量过，而是自然形成的默契。他们认为欺骗孩子是可耻的。当着他的面，他们像普通朋友一般谈话。不过，尽管这样留神，伏伦斯基还是常常发现这孩子在用专注和怀疑的目光盯着他，还带有一种古怪的羞怯和变幻莫测的神情，对他忽而亲切，忽而冷淡，忽而腼腆。仿佛这孩子感到在这个人和他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只是他弄不懂那究竟是什么关系。
真的，这孩子不能理解这种关系。他竭力想弄明白，他应该怎样对待这个人，可是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凭着孩子的敏感清楚地看到，父亲、家庭教师和保姆不仅不喜欢伏伦斯基，而且怀着厌恶和恐惧望着他，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但母亲却把他看作最好的朋友。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个什么人？应该怎样爱他？我弄不明白，是我错了，还是我生得太笨，还是我是个坏孩子？”孩子常常这样想。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脸上露出试探、询问、有时还带点敌意的神气，以及那使伏伦斯基感到局促不安的羞怯和变幻莫测的表情。只要有这孩子在场，伏伦斯基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这是他近来常常感觉到的。只要这孩子在场，伏伦斯基和安娜就会像航海者那样，从罗盘上发现他们高速航行的方向远离正确的航线，但又没有力量刹车，因此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偏离方向，但要自己承认误入歧途，那就等于承认毁灭。
这孩子好比一个罗盘，带着他对生活的天真看法，指出他们偏离他们明明知道但又不敢正视的正确方向有多远。
这一次，谢辽查不在家，真正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家里。她坐在露台上，等她那个出去散步而遇雨的儿子回来。她派一个男仆和侍女出去找，自己坐在家里等。她穿着一件阔边绣花的白色衣裳，坐在露台一角的花丛后面，没有听见他的脚步声。她低下黑色鬈发的头，前额紧贴着放在栏杆上的一把冰凉的喷水壶。她那双戴着他很熟悉的戒指的好看的双手抱住喷水壶。她的整个体态、她的头、她的脖子和双手，伏伦斯基每次看见都像第一次看见时那样倾倒。他站住了，神魂颠倒地望着她。但他刚要迈开步子向她走去，她就发觉他的来临，立即推开喷水壶，转过她那热辣辣的脸去迎接他。
“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他一面向她走过去，一面用法语说。
他本想向她跑过去，但一想到也许旁边有人，于是向露台门望了一下，涨红了脸，就像他每次觉得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加以提防那样。
“不，我身体很好。”她说着站起来，紧紧地握住他伸出来的手，“我没有想到……你来。”
“天哪！你的手多冷啊！”他说。
“你吓了我一跳，”她说，“我一个人在等谢辽查，他出去散步了。他们会从这里回来的。”
尽管她竭力装作镇定，她的嘴唇还是在不断抖动。
“请你原谅我跑到这里来，但我要是看不到你，那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他继续照例用法语说，有意避免俄语里“您”和“你”这两个词，因为用“您”显得太疏远，用“你”又亲昵得有点危险。
“有什么要原谅的？我太高兴啦！”
“你一定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里有烦恼。”他继续说，没有放掉她的手，同时弯下身去，“你在想什么呀？”
“老是想着一件事。”她微笑着说。
她说的是实话。不论什么时候问她在想什么，她总是这样回答：想着一件事，想着自己的幸福和不幸。他来的时候她正在想：为什么这种事在别人，譬如培特西（安娜知道她同土施凯维奇的暧昧关系），不算一回事，在她却那样痛苦呢？今天这个想法不知怎的使她特别痛苦。她问他赛马的事。他回答她的问题，看见她情绪激动，竭力想排解她的愁闷，便用极平静的语气详细告诉她赛马前的准备工作。
“要不要告诉他？”她望着他那双镇定的亲切的眼睛，想，“他这样快乐，这样一心一意忙着他的赛马，他是不会理解这件事的，不会理解这件事对我们的全部意义的。”
“但你没有告诉我，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不再谈赛马的事，说，“请你告诉我！”
她没有回答他，却稍稍低下头，皱着眉头，用她那双睫毛很长的亮晶晶的眼睛对他望望。她拿着一张叶子的手在哆嗦。他看到这情景，脸上现出那种使她倾心的唯命是从的奴隶般的忠诚。
“我看出发生什么事了。我知道你心里烦恼，我却不能替你分担，我怎么能有片刻的安宁呢？请你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吧！”他又恳求道。
“是的，他要是不能理解这件事的全部意义，我就不能原谅他。还是不说的好，何必去试他呢？”她想着，眼睛一直盯住他，拿着叶子的手抖得越发厉害了。
“看在上帝分上！”他拉住她的手，重复说。
“要我说吗？”
“你说，你说，你说……”
“我怀孕了。”她慢慢地低声说。
她手里的叶子抖得更厉害了，但她一直盯住他，看看他听到这话的反应怎样。他脸色发白，想说些什么，但是没有说，只放掉她的手，低下头来。“是的，他懂得这件事的全部意义。”她想了想，感激地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不过，她以为他也像女人家那样懂得这个消息的意义，她可错了。一听到这消息，他十倍强烈地感觉到，他心里又充满了对某一个人的异常厌恶的情绪。同时他明白他所盼望的转折点终于到来了，今后再也无法瞒住她的丈夫，这种不自然的局面无论如何得赶快结束了。此外，她的激动在肉体上也感染了他。他用温柔驯顺的目光瞧了她一眼，吻了吻她的手，然后站起身来，默默地在露台上走来走去。
“是的，”他断然走到她面前说，“我也好，你也好，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看作儿戏。如今我们的命运已经定了，必须结束……”他一面说，一面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结束我们这种自欺欺人的生活。”
“结束吗？怎样结束呢，阿历克赛？”她低声说。现在她安心了，她的脸上洋溢着温柔的微笑。
“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
“其实已经结合起来了。”她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是的，但是要完全结合，完全结合。”
“可是应该怎么办，阿历克赛，你教教我，怎么办？”她悲哀地嘲弄着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说，“难道有什么办法能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吗？难道我不是我丈夫的妻子吗？”
“不论怎样困难的处境都有办法摆脱。只要打定主意，”他说，“不管怎样都要比你现在的处境好。我明白，现在一切都使你痛苦：上流社会也罢，儿子也罢，丈夫也罢。”
“嗳，唯独不能把丈夫算在里面，”她冷笑着说，“我才不管他，我也不想他。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我了解你，你也为他痛苦的。”
“嗳，他根本不知道。”她说，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的面颊、前额、脖子全红了，眼睛里涌出羞愧的泪水。“好，我们不谈他吧。”
二十三
伏伦斯基有好几次——虽然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决——试图引她商量她的处境问题，但每次她都像现在回答他的挑战那样，总是说得不着边际，使人不得要领。仿佛这里有着一种她不能或者不愿正视的东西；仿佛一谈到这事，她，真正的安娜，就隐藏起来，出现了一个他所陌生的古怪女人。这个女人他不爱，他害怕，处处地方同他作对。不过，今天他决定把心里话统统告诉她。
“他知道不知道，”伏伦斯基用他素常坚定沉着的语气说，“他知道不知道，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能……你也不能这样过下去，特别是现在。”
“照您说，该怎么办呢？”她带着微微嘲弄的口吻问。她本来担心他会轻视她怀孕这件事，现在又唯恐他认为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了。
“把一切都告诉他，然后离开他。”
“很好。假定我这么办吧，”她说，“您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可以先讲给您听听。”于是她那双一分钟前还很温柔的眼睛闪出了凶恶的光芒。“‘哦，您爱上了别人，同他发生了罪恶的关系，是吗？（她竭力摹仿丈夫的腔调，像他一样把“罪恶的”三个字说得特别响。）我曾经警告您，要考虑宗教、民法和家庭各方面的后果。您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您败坏我的名誉……（和我儿子的名誉。）’”她原想这样说，但她不能拿儿子开玩笑……“‘败坏我的名誉’，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她补充说，“总之，他会打官腔，斩钉截铁地明确表示，他不能放过我，他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制止这件丑事。他会冷静地照他所说的办法认真去做。事情就是这样。他不是人，他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时简直是一架凶恶的机器，”她一面说，一面仔细想着卡列宁的外貌、说话的姿势和他的性格，把他身上能找到的缺点全部集中起来，并不因为自己对他犯了大罪而稍稍原谅他。
“不过，安娜，”伏伦斯基用恳切的温和语气说，竭力安慰她，“无论如何得告诉他，然后看他的办法再采取对策。”
“怎么，逃走吗？”
“为什么不能逃走呢？我觉得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您很痛苦。”
“哼，逃走，叫我做你的情妇吗？”她恶狠狠地说。
“安娜！”他略带谴责的口吻叫道。
“是啊，”她继续说，“做你的情妇，把一切都毁掉……”
她又想说：“把儿子……”但是她说不出口。
伏伦斯基无法理解，像安娜这样个性很强又很诚实的人，怎么能忍受这种自欺欺人的处境而不愿摆脱。他没有想到主要原因就是她说不出口的“儿子”这个词。当她想到儿子，想到他以后将怎样对待她这个抛弃父亲的母亲时，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害怕，简直无法认真思考，只能像一般女人那样用虚伪的判断和语言来安慰自己，好让一切都保持原状，并忘记儿子将会怎样对待她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要求你，我恳求你，”她突然抓住他的手，用一种异样的诚恳而温柔的音调说，“以后再也不要同我谈这事了！”
“可是，安娜……”
“再也不要谈了。让我去吧。我处境的屈辱、糟糕，我都知道，但这事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容易解决。让我去吧，照我的话办。再也不要同我谈这事了。你答应我吗？……不，不，你要答应一声。”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但我心里不能平静，特别是在你告诉我这件事以后。你心里不能平静，我心里也不能平静啊……”
“我！”她重复说，“是的，我有时感到痛苦，但这会过去的，只要你永远不再同我谈这事。你一同我谈这事，我就痛苦。”
“我不明白。”他说。
“我知道，”她打断他的话，“你这人天生这样诚实，要你说谎确实是很痛苦的。我替你难过。我常常想，你为了我毁了自己的一生。”
“我现在想的也是这件事，”他说，“你怎么可以为我而牺牲一切呢？你要是有什么不幸，我可不能原谅自己。”
“我不幸吗？”她挨近他，带着火热的爱恋的微笑瞧着他，说，“我好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他也许感到寒冷，他的衣服被撕破了，他感到害臊，但他并不是不幸。我不幸吗？不，这正好是我的幸福哇……”
她听见儿子回来的声音，慌忙向露台望了一眼，霍地站起来。她的眼神里燃起了他所熟悉的火焰，她用戴着戒指的好看的手迅速地捧住他的头，对他望了好一阵，接着把自己的脸凑过去，用微微张开的笑盈盈嘴唇吻了吻他的嘴和眼睛，就把他推开。她要走，但他把她拉住了。
“什么时候？”他神魂颠倒地瞧着她，低声说。
“今晚一点钟。”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接着就迈动轻盈而迅速的步伐去迎接儿子。
谢辽查在大花园里遇雨，就同保姆一起坐在亭子里避了一阵。
“嗯，再见，”她对伏伦斯基说，“马上就要去看赛马了。培特西答应来接我一起去。”
伏伦斯基看了看表，匆匆走了。
二十四
伏伦斯基在卡列宁家的阳台上看了看表，心情十分激动，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以致虽然看了表上的指针，却没有看清究竟是几点钟。他走上大路，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泞，向他的马车走去。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安娜的热恋之中，根本没有想到时间，也没有想到是否还有时间上勃良斯基家去。他的头脑只有一种简单的本能——这是常有的事——那就是提醒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应该再做哪件事。车夫正坐在驭座上，在浓密的菩提树斜影里打瞌睡。伏伦斯基向他走去，观赏着那像柱子一样麇集在肥壮马匹上的蚋群，唤醒车夫，跳上马车，吩咐他到勃良斯基家去。直到走了七里光景，他才醒悟过来，看了看表，知道已经五点半钟，他要迟到了。
那天有几场比赛：骑兵比赛、军官两里比赛、军官四里比赛和伏伦斯基参加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是赶得上的，但他要是到勃良斯基家去一下，等他赶到，宫廷里的人都将到齐了。这就不太好。但他答应过勃良斯基，要到他家去一下，就吩咐车夫不要顾惜马，继续赶路。
他赶到勃良斯基家，只待了五分钟，就又跑回来。这样的高速行车使他静下心来。他同安娜关系中一切痛苦的事，他们谈话后所留下的前途茫茫的感觉，都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了。现在他高兴而激动地想着赛马，想到他一定能赶上比赛。今夜快乐的约会，只偶尔像火花一样在他头脑里闪过。
他追过一辆辆从别墅和彼得堡赶来看赛马的人的马车，赛马的气氛越来越浓，即将投入赛马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
他的宿舍里已没有一个人，大家都到赛马场去了，跟班在大门口等他。当他换衣服的时候，跟班告诉他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有好几位先生来问过他，马童也从马房里来过两次。
伏伦斯基不慌不忙地换好衣服（他从来不慌张，也不会丧失自制力），吩咐车夫驱车到马房。从马房那里他就看见赛马场上人山人海，各种马车，行人，士兵，以及挤满人群的亭子。第二场比赛正在进行，他走进马房，就听见铃声。当他走近马房的时候，正好遇见马霍京那匹红棕色角斗士，披着蓝边橘黄马衣，竖起两只青色大耳朵，被牵到赛马场上去。
“科尔德在哪里？”他问马夫。
“他在马房里备鞍。”
在单间马房里，弗鲁-弗鲁已经备好鞍，正被牵出来。
“我没有迟到吧？”
“行！行！”英国人先用英语又用俄语说，“不用急。”
伏伦斯基又瞧了一眼浑身哆嗦的骏马那副美丽可爱的模样。他恋恋不舍地离开它，走出马房。他在最不易引人注目的有利时刻走到亭子旁边。两里比赛快要结束，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跑在前面的近卫重骑兵军官和他后面的近卫骠骑兵军官身上。两人都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往终点冲刺。人们从赛马场中间和外围涌向终点，近卫重骑兵队的士兵和军官同声高呼，向他们即将获得胜利的长官和同僚表示庆贺。伏伦斯基悄悄地走到人群中间。几乎就在比赛结束钟响的时候，那取得冠军的高个子近卫重骑兵军官，溅了一身泥浆，伏在马鞍上，正好放松了缰绳，让他那匹浑身大汗、气喘吁吁的灰马放慢步子。
牡马竭力收住脚步，放慢它那庞大身子的迅速运动。这位近卫重骑兵军官仿佛酣睡刚醒，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吃力地笑了笑。朋友和观众把他团团围住了。
伏伦斯基有意避开那批在亭子前面彬彬有礼地走动和交谈的上流社会人士。他知道安娜、培特西和他的嫂子都在那里，故意不走近她们，免得分心。但是，迎面走来的熟人不断地拦住他，告诉他刚才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还问他为什么迟到。
当骑手们被召到亭子里去领奖，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里的时候，伏伦斯基的哥哥阿历山大，佩着上校金边肩章，走到他面前。他像阿历克赛一样，个儿不高，但很结实，而且比阿历克赛更加红润漂亮，生有一个红鼻子和一张开朗的脸，脸上带着酒意。
“你收到我的条子了吗？”他说，“你这人总是找不着的。”
阿历山大·伏伦斯基虽然生活放荡，特别是以酗酒出名，却是一位显要的宫廷官员。
这会儿，他在同弟弟谈一件对弟弟来说是很不愉快的事，知道会有许多目光集中在他们身上，但他却装出一副笑脸，仿佛在同弟弟笑谈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收到了，说实在的，我可不明白你担心的是什么。”阿历克赛说。
“刚才我发现你不在，还有星期一人家看到你在彼得高夫。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啊。”
“有些事局外人是不必操心的，你担心的那件事就是……”
“嗯，既然这样，你就别再担任军职了……”
“我请求你不要干涉我的私事，就是这样。”
阿历克赛·伏伦斯基皱着眉头的脸刷地发白了，他那突出的下巴抖动了一下。这在他是难得有的。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难得生气，但一旦生气，并且下巴抖动，阿历山大·伏伦斯基就知道他是不好惹的。阿历山大·伏伦斯基快乐地微微一笑。
“我只是把母亲的信转交给你。你写封回信给她，比赛以前可不要闹情绪。祝你成功！”他微笑着用法语加了一句，从他身边走开了。
他走了以后又有朋友来招呼伏伦斯基，把他拦住了。
“你连朋友都不认识啦！你好，老兄！”奥勃朗斯基说，他在彼得堡显贵中间也像在莫斯科一样出众，面色红润，络腮胡子又整齐又滋润。“我是昨天来的，有机会能看到你比赛得胜真是高兴。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你明天到食堂来吧！”伏伦斯基说。他抓住奥勃朗斯基的大衣袖子，道了歉，然后向赛马场中央跑去。参加障碍赛的马正被牵到那边去。
赛跑过的马精疲力竭，浑身汗水，被马夫牵回马房去；参加下一场比赛的马精神抖擞，多半是英国马，戴着风帽，勒紧肚带，仿佛奇异的巨鸟，一匹又一匹地出现了。肌肉发达而身躯瘦小的美人儿弗鲁-弗鲁被牵到右边来，它迈着富于弹性的长腿，好像踩在弹簧上一般。离它不远是双耳下垂的角斗士，它身上的马衣正被取下来。这匹牡马高大匀称的美丽身材，出色的臀部和蹄子上面短得异样的脚胫，吸引了伏伦斯基的注意。他正想走到自己那匹马跟前去，却又被一个熟人拦住了。
“啊，您瞧，卡列宁在那边！”同他交谈的熟人说，“他在找妻子，他妻子在亭子里呢。您没有看到她吗？”
“不，没有看到。”伏伦斯基回答，没有望一眼那人指出的卡列宁夫人所在的亭子，一直向他的马走去。
伏伦斯基来不及仔细察看他不满意的马鞍，骑手们就被召到亭子里来抽签决定他们的号码和出发点。十七个军官，神态庄重严肃，许多人脸色发白，集中到亭子前来抽签。伏伦斯基抽到第七号。只听得一声口令：“上马！”
伏伦斯基发觉他和其他几个骑手已成为众目之的，不免有点紧张，但他遇到这种情况，动作总是格外沉着。他不慌不忙地向他的马走去。科尔德为了庆祝赛马，穿上最讲究的服装：扣上纽扣的黑礼服，浆得笔挺、夹住双颊的白衬领，黑色的圆礼帽和长皮靴。他像平时一样镇定沉着，亲自拉着两根缰绳，站在马前面，弗鲁-弗鲁像害热病一样继续颤动着。它那双火辣辣的眼睛瞟着走拢来的伏伦斯基。伏伦斯基把一只手指伸到肚带底下试试松紧。马更留神地瞟了他一下，露出牙齿，竖起一只耳朵。英国人噘起嘴唇，对凡是检查他所装配的马鞍的人，总是露出微笑。
“您一上马，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伏伦斯基最后一次向他的敌手们扫了一眼。他知道，比赛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们了。有两个骑手已经向出发的地方驰去。伽尔青，伏伦斯基的朋友，也是他最危险的敌手之一，正在那匹不让他骑上去的枣红牡马周围打转。个儿矮小的近卫骠骑兵军官，穿着紧身的马裤，摹仿英国人骑马的姿势，像猫一样俯伏在马背的后部。库卓夫列夫公爵脸色苍白，骑在他那匹格拉波夫养马场买来的纯种牝马上，由一个英国人拉着缰绳。伏伦斯基和他的同僚都知道库卓夫列夫和他那神经“脆弱”、极度虚荣的性格。他们知道他害怕一切，害怕骑战马，但这次正因为比赛危险，可能有人摔断脖子，每道障碍物旁边都站着一名医生，停有一辆缀有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和护士，他才决定参加比赛。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伏伦斯基亲切而带鼓励意味地对他挤挤眼。只有一个人他没有看到，那就是他的劲敌，骑角斗士的马霍京。
“不要性急，”科尔德对伏伦斯基说，“记住一条：遇到障碍物不要控制它，也不要鞭打，要听其自然。”
“好的，好的！”伏伦斯基接过缰绳说。
“尽可能跑在前头，万一落后了，即使到最后一分钟也不要丧失信心。”
马没有来得及动一动身子，伏伦斯基就矫捷地踏上装有钢齿的马镫，稳稳当当地让他那强壮的身子坐到咯吱作响的皮马鞍上。他右脚伸进马镫，两手熟练地分开缰绳。科尔德松了手。弗鲁-弗鲁仿佛不知道用哪一只脚起步，伸长脖子把缰绳绷紧，迈开步子，像踩在弹簧上一般，把驮在柔软脊背上的骑手颠得左右摇摆。科尔德加快步子，跟在他们后面。兴奋的马拉紧缰绳，忽东忽西，拼命摆动，想把骑手摔下来。伏伦斯基竭力用声音和手使它安静，可是没有用。
他们向出发点跑去，已经接近赛马场周围的小河。有许多人骑着马在前面跑，后面也有许多人。伏伦斯基忽然听见背后有匹马在泥地上飞跑，接着他就被骑着双耳下垂的、白腿的角斗士的马霍京赶上了。马霍京露出他的长牙齿，笑了笑，伏伦斯基却怒气冲冲地对他瞅了一眼。他一向不喜欢马霍京，这会儿又把他看作最危险的敌手。马霍京在他旁边飞驰，惊动了他的马，这就使他对马霍京更加恼火了。弗鲁-弗鲁迈开左脚，忽然大跑起来。它跑了两步，对拉紧的缰绳很生气，就转成摇摆不定的碎步，把骑手颠得更加厉害。科尔德也皱起眉头，小跑着跟住伏伦斯基。
二十五
参加这次比赛的军官共有十七名。比赛将在亭子前周围四里的椭圆形大赛马场举行。场里设了九道障碍：一条小河、一个筑在亭子前的四尺高的牢固大栅栏、一道干沟、一道水沟、一个斜坡、一座“爱尔兰堤坝”（这是最难越过的障碍之一，由树枝堆成一座堤，堤后面还有一道马看不见的水沟，因此必须越过两重障碍，否则就有生命危险），然后再是两道水沟和一道干沟，比赛终点就在亭子对面。但比赛并不在场子里开始，而是从离场子两百米开外的地方开始。在这段路上设置了第一道障碍——一条有堤的六尺宽的小河，骑手们可以随意跳越或者涉水而过。
骑手们排成一行起跑了三次，可是每次都有谁的马抢先冲出去，只好重新来过。资格很老的发令员谢斯特林上校有点冒火了，直到他第四次喊“跑！”骑手们才一齐出发。
当骑手们排成一行的时候，一双双眼睛，一副副望远镜都集中在这群五光十色的人身上。
“出发了！起跑了！”过了一阵意料中的沉默以后，四面八方都喊了起来。
观众为了要看得更清楚些，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单独行动，跑来跑去。在最初一瞬间，聚在一起的骑手们就拉开距离，他们三三两两，一个接一个驰近小河。观众似乎觉得他们在一起奔驰，但对骑手们来说，几秒钟的差别关系可就大了。
神经过分亢奋的弗鲁-弗鲁在起跑时慢了一步，有几匹马抢在它前头，但不等跑到小河，伏伦斯基就使劲勒住缰绳，轻易地超过了三匹马。他的前面就只剩下两匹马了，马霍京那匹屁股匀称而轻快地摆动的红棕色角斗士跑在伏伦斯基前面。跑在最前面的是载着那半死不活的库卓夫列夫的狄安娜。
在最初几分钟里，伏伦斯基还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和他的马。他在第一道障碍——小河之前还不能完全掌握马的行动。
角斗士和狄安娜同时驰近小河，而且几乎在同一刹那纵身一跃，飞到对岸；弗鲁-弗鲁也像飞一样跟着它们跃过河去，但就在伏伦斯基腾空的瞬间，他忽然看见几乎就在他的马蹄之下，库卓夫列夫同他的狄安娜一起在河对岸挣扎（库卓夫列夫在跳跃之后松了缰绳，马就同他一起栽了个跟斗）。这些细节伏伦斯基是后来才知道的。此刻他只看见弗鲁-弗鲁落脚的地方，可能就在狄安娜的腿上或者头部。但是，弗鲁-弗鲁好像一只从高处跳下来的猫，在跳跃时拼命伸长腿和背，这样就越过了那匹马，向前跑去。
“啊，我的宝贝！”伏伦斯基想。
过了小河以后，伏伦斯基就完全把马控制住了，开始任意驾御它，企图跟在马霍京后面越过大栅栏，然后在以后一百五十米左右的平地上超过他。
大栅栏就竖立在皇亭前面。当他和在他前面领先一马身的马霍京接近“魔鬼”（大栅栏的名称）的时候，沙皇、朝廷百官和老百姓都凝视着他们。伏伦斯基感觉到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他身上的目光，但除了那匹马的耳朵和脖子，迎面飞来的地面，在他前面迅速地合着拍子、始终保持同样距离的角斗士的白腿和臀部之外，他什么也没看见。角斗士纵身一跃，没有发出撞击什么东西的声音，摇了摇短尾巴，就从伏伦斯基的视野中消失了。
“好哇！”有人叫道。
就在这一刹那，在伏伦斯基的眼前，在他的前面，闪现出栅栏的木板。他的马在动作上没有丝毫变化就飞越了过去，木板消失了，只听得后面发出砰的一声。他的马被跑在前头的角斗士激怒了，在栅栏前面飞腾得太早，它的后蹄就在栅栏上碰了一下。它的步子并没有变化，伏伦斯基却溅了一脸的泥。他知道他又同角斗士保持原来的距离了。他又看见他前面那匹马的臀部、短尾巴和距离不远的飞驰的白腿。
就在伏伦斯基想着该追过马霍京的一刹那，弗鲁-弗鲁仿佛懂得他的意思，不用任何鼓励，就大大加快速度，开始从最有利的地方，从围绳那一边逼近马霍京。马霍京不放弃靠近围绳的有利地位。伏伦斯基刚想到可以从外边追过去，弗鲁-弗鲁就改变步子，开始这样奔驰。弗鲁-弗鲁由于汗湿而开始发黑的肩膀已同角斗士的臀部平齐了。他们并排跑了几步。但当他们逼近障碍物的时候，伏伦斯基为了避免兜大圈子，拉动缰绳，就在斜坡上很快地追过了马霍京。马霍京溅满泥浆的脸在他眼前掠过。他甚至发现马霍京微微笑了笑。伏伦斯基超过了马霍京，但发觉他就在后面，还不断地听到背后角斗士整齐的蹄声和急促有力的呼吸声。
后面两道障碍，水沟和栅栏，轻易地越过了，但伏伦斯基听见角斗士的鼻息和蹄声越来越近。他给了马一鞭子，高兴地感到它顿时加快速度，角斗士的蹄声又离得像以前一样远了。
伏伦斯基一马当先，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也是科尔德给他的劝告。现在他确信可以获胜。他的兴奋，他的快乐和对弗鲁-弗鲁的怜爱，越来越强烈。他很想回顾一下，但他不敢这样做，就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不再策马，让它像角斗士那样（他有这样的感觉）留点余力。只剩下一个最困难的障碍了。如果他能抢在别人之先越过它，就可以得到冠军。他向“爱尔兰堤坝”驰去。他同弗鲁-弗鲁一起老远就看见了这道“堤坝”，刹那间他同马都迟疑了一下。他发现马耳朵上表示出来的犹豫，就扬起鞭子，但他立刻感到迟疑是没有必要的：马知道该怎么办。它加快步子，像他所期望的那样，稳稳当当地腾空一跃，凭着一股冲劲，远远地飞过水沟。于是弗鲁-弗鲁就毫不费力地以原来的节奏、原来的步伐继续奔驰。
“好，伏伦斯基！”他听见人群的欢呼。他知道那是站在障碍旁边他团里的同僚和朋友。他听见雅希文的声音，但没有看见他。
“嘿，我的宝贝！”他听着背后的动静，想到弗鲁-弗鲁。“它也跳过了！”他听见后面角斗士的蹄声，想。只剩下最后一道四尺宽的水沟了。伏伦斯基连看都没有看它，一心想远远地跑在前头，便一前一后地拉动缰绳，使马头按着奔跑的节奏一起一落。他发觉马已在拼着最后的力气奔驰了；不仅它的脖子和肩膀湿透了，就连它的鬣毛、脑袋和尖耳朵上都汗如雨下，它的呼吸剧烈而短促。但他知道它的余力还是能跑完最后一百五十米的。伏伦斯基觉得自己越来越贴近地面，马奔得更加轻灵了。从这两点上他知道他的马大大加快了速度。马越过水沟，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它像鸟儿一般飞了过去，但就在这一刹那，伏伦斯基大惊失色，发觉他没有跟上马的节奏，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竟一屁股在马鞍上坐下来，因而犯了一个无法饶恕的糟透了的错误。他的位置顿时改变了，他明白出了可怕的事。他还没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眼睛旁边就闪过红棕马的白腿。马霍京从旁边飞驰过去。伏伦斯基的一只脚刚触及地面，他的马就向这只脚上倒下来。他刚好把脚抽出，马就横倒下来，痛苦地喘着气。它摆动汗淋淋的细脖子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好像一只被击落的鸟，在他脚边的地面上挣扎。伏伦斯基的笨拙动作害得它折断了脊梁骨。但这是他好久以后才知道的。此刻他只看见马霍京飞也似的跑远了，他却独自摇摇晃晃地站在泥泞的、静止不动的地面上，弗鲁-弗鲁痛苦地喘着气，躺在他前面，又弯曲着脖子用一只美丽的眼睛望着他。伏伦斯基还是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仍旧拉着缰绳。马又像一条鱼似的全身挣扎起来，把马鞍两翼擦得沙沙发响，又伸出两只前脚，但没有力气抬起后半身，立刻又浑身直打哆嗦，横倒下去。伏伦斯基激动得扭歪了脸，脸色发白，下颚颤动，他踢踢马肚子，又动手拉缰绳。但马没有动，却把鼻子埋进泥里，用它那双好像在说话的眼睛瞪着主人。
“哎呀呀！”伏伦斯基两手抱住头，呻吟起来，“哎呀呀！我做了什么啦！”他叫道，“比赛输啦！这是我自己不好，真丢脸，不可饶恕哇！真倒霉，我这匹心爱的马被我给毁了！哎呀呀！我做了什么啦！”观众、医生和助手、他团里的军官一齐向他跑来。他觉得自己身体完好，没有一点损伤，但心里难过。马的脊梁骨折断了，决定把它枪毙。伏伦斯基不能回答问题，对谁也说不出一句话。他转过身去，也不拾起从头上掉下来的帽子，就离开赛马场，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他觉得自己很不幸，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了最痛苦的不幸，无法补救的不幸，而且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雅希文拿着帽子追上他，把他送回家。过了半小时，伏伦斯基才清醒过来。但这次赛马的事故，却成了他一生中最痛苦最悲伤的回忆，久久地留在他的心坎里。
二十六
卡列宁同他妻子的关系，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同往年一样，他一开春就到国外温泉去疗养，以恢复由于一年比一年繁重的冬季工作而受到损害的健康，并且同往年一样，在七月份回来，立即更加精神饱满地投入日常工作。同往年一样，他的妻子到别墅去避暑，他留在彼得堡。
自从他们在培特西公爵夫人家晚会后做了一次谈话以来，他再也没有向安娜提起他的猜疑和妒忌。他那种惯于摹仿别人说话的腔调，现在最适合于用来对待妻子。他对妻子的态度比以前稍微冷淡一些。他对她有点不满，仿佛只是因为那天夜里她有意回避同他谈话。对她的态度，他只是有几分恼恨罢了。“你不愿向我坦白，”他仿佛在心里这么对她说，“这样对你更糟。如今即使你来求我，我也不愿对你说心里话，这样对你更糟！”他在心里说，好像一个人想去救火，但花了很大力气，却没有救成，因而大为恼怒地说：“那就让你去烧吧！烧个干净吧！”
他这个在公务上如此精明能干的人，竟不懂得这样对待妻子是十分荒唐的。他所以不懂得这一层，因为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实在太糟糕了，索性把他对家庭的感情深锁在心里。他原是一位细心的父亲，但从去年冬末以来，他对儿子的态度特别冷淡，而且对他也像对妻子那样，说话带着嘲弄的口吻。“嘿，年轻人！”他这样招呼儿子。
卡列宁认为，并且逢人就说，他今年公务空前繁忙；但他没有意识到，今年正是他自己给自己想出许多工作来，这是他把他对妻子和家庭的感情深锁在心里的一种手段；但他没有想到，这种感情保留得越长久就越糟糕。要是有谁问卡列宁，对妻子的行为他有什么想法，那么，忠厚老实的卡列宁是什么也不会回答的，他只会对问这话的人大为生气。因此，当有人问起他妻子的情况时，他的脸上就会现出矜持而严厉的神色。卡列宁极不愿意想到他妻子的行为和感情，事实上他是从来不想的。
卡列宁的私人别墅在彼得高夫。李迪雅伯爵夫人年年夏天都要到那里去，住在安娜隔壁，同她经常来往。今年夏天，李迪雅伯爵夫人不肯到彼得高夫去住，一次也没有上安娜家，还向卡列宁暗示，安娜不宜同培特西和伏伦斯基太接近。卡列宁表示不该怀疑他的妻子，严厉地制止她说下去。从此以后他就回避李迪雅伯爵夫人。他不愿看到，也没有看到，社交界有许多人都在用白眼看着他的妻子；他不愿了解，也不了解，为什么他的妻子再三坚持要搬到那住着培特西又离伏伦斯基军营不远的皇村去。这一层，他不让自己考虑，也从来不考虑，但他内心深处却清楚地知道——虽然他自己从不承认这一层，也没有任何证据和疑问——他是一个戴绿头巾的丈夫，因此是极其不幸的。
在和妻子一起度过的八年幸福生活中，看到别人不贞的妻子和受骗的丈夫，卡列宁不知多少次对自己说：“这叫人怎么容忍哪？为什么不结束这种可耻的局面？”可是现在，当灾难落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不仅不考虑怎样结束这种局面，甚至根本不愿意正视它，因为这件事实在太可怕，太不体面了。
卡列宁从国外回来后，到别墅来过两次。一次在这里吃午饭，另一次同客人一起消磨黄昏，但像往年一样，一次也没有过夜。
赛马那天，卡列宁正好特别忙碌，但当他安排当天的活动日程时，他决定一吃完早中饭就到别墅里去看望妻子，再从那里到赛马场。由于宫廷里的文武百官都将去看赛马，他当然也非去不可。他要去看望妻子，因为他自己规定一星期去看她一次来保持体面。还有，那天正好是十五日，是他照例给妻子送生活费去的日子。
他想了想有关妻子生活费的问题，就凭着他天生控制思想的能力，不再让自己更多地去想妻子的事。
这天早晨，卡列宁很忙。昨晚李迪雅送给他一本小册子，那是彼得堡一位到过中国的著名旅行家写的。她还附来一封信，要求他接见这位旅行家，说从各方面看来他都是个很有趣和很有用的人。卡列宁昨晚来不及把小册子看完，直到今天早晨才把它看完。接着来了请愿的人，然后又是报告、接见、任免、奖赏、年金、薪俸和书信来往，也就是卡列宁的所谓例行公事。这些公事花去他很多时间。然后又是私事。医生和账房来访。账房占用的时间不多。他只是送来卡列宁所需要的钱，简单地报告了一下经济状况，说今年情况不太好，因为出门次数多，开支大，入不敷出。不过，那位医生是彼得堡的名医，他同卡列宁很有交情，花去了他许多时间。卡列宁没有想到他今天会来，看到他很惊奇。当医生十分仔细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听诊他的胸部，叩击和触摸他的肝脏时，他就格外惊奇。卡列宁不知道，他的朋友李迪雅发觉他今年健康情况不好，就请医生来给他检查。“为了我的缘故，请您替他检查一下。”李迪雅伯爵夫人这样对医生说。
“为了俄罗斯的缘故，我愿意给他检查，伯爵夫人。”医生回答。“一个极其可贵的人才！”李迪雅伯爵夫人说。
医生对卡列宁的健康状况很不满意。他发觉他肝脏肿大，营养不良，温泉疗养毫无效果。他劝他多做体力活动，精神上不要过于紧张，尤其是要摆脱一切忧虑，但这对卡列宁来说就像叫他不要呼吸一样，是办不到的。医生走后给卡列宁留下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就是他得了什么病，而且是无可救药了。
医生从卡列宁家出来，在台阶上碰见他的老朋友斯留丁。他是卡列宁的秘书。医生同他是大学里的同学，虽然难得见面，彼此却很尊敬，交谊很深。因此医生把他对病人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了他，而这样的意见他对任何其他人都不会讲的。
“您来看我，我很高兴。”斯留丁说，“他身体不好，我觉得……嗯，怎么样？”
“我来告诉您。”医生一面说，一面从斯留丁头上向他的车夫招招手，叫他过来。“是这样的，”医生用他白净的手拉住鞣皮手套的一个指头，把它拉好了，说，“一根弦，要是不把它拉紧，要弄断它是很困难的；但要是把它绷紧到最大限度，只要用一个手指往弦上一按，它就会断掉。就他对公事那么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说，他的弦早已绷到极限了，何况还有别的压力，相当沉重的压力。”医生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总结说。“您去看赛马吗？”他走下台阶，向马车走去，加上说。“是啊，是啊，当然得花许多时间。”斯留丁说了一句，医生没有听清楚，就这样含糊其词地回答。
医生花了卡列宁许多时间之后走了，接着就来了那位著名的旅行家。卡列宁凭着他刚才读完这本小册子和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同他谈论这问题，使旅行家对他知识的渊博和见解的高超感到惊奇。
和旅行家同时来访的还有省里的首席贵族。他有事来彼得堡，卡列宁必须同他谈一次话。首席贵族走后，卡列宁要同秘书办完例行公事，还要为一件重要的事去访问一位要人。直到五点钟吃饭的时候，他才回来，同秘书一起吃了饭，又邀请他一起坐车到别墅，然后去看赛马。
卡列宁现在总是找有第三者在场的时机同妻子见面，虽然他没有公然承认这一点。
二十七
安娜正站在楼上的镜子前，在安奴施卡的帮助下钉着连衫裙上最后一个花结。她忽然听见大门口有车轮轧过砂砾的声音。
“培特西来还早呢！”她想着，往窗外一望，看见一辆马车，车里露出一顶黑礼帽和她十分熟悉的卡列宁的耳朵。“哎呀，糟了，难道他要来过夜吗？”她想，觉得这情况可能引起十分可怕的后果，就毫不迟疑地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跑下楼去迎接他。她觉得她所熟悉的撒谎欺骗的伎俩又冒头了，就索性破釜沉舟，向他说出些连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来。
“啊，太好了！”她一面说，一面同丈夫握手，又笑眯眯地像对亲人那样对斯留丁打了个招呼。“我想你将在这里过夜吧？”——这是欺骗的伎俩向她提示的第一句谎话，“我们现在一起去吧。可惜我已经答应了培特西。她要坐车来接我。”
卡列宁一听到培特西的名字就皱起眉头。
“噢，那我不来拆散你们这两位老搭档了！”他用惯常的戏谑口吻说，“我同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一起去。医生也劝我多走走路。我一路上走过去，就譬如在温泉上散步。”
“你别忙，”安娜说，“你们要喝茶吗？”她打了打铃。
“拿茶来，再告诉谢辽查，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来了……啊，您身体怎么样？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您还没有到我这里来过呢。您瞧瞧，我这里的阳台多好！”她交替着同他们两人谈话。
她说话很自然很大方，但说得太多太快。她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再有，她从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好奇地对她一瞥的眼神里，发现他在观察她。
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立刻走到阳台上。
她在丈夫身边坐下。
“你的脸色不太好。”她说。
“是啊，”他说，“医生今天来看过我，花了我整整一个钟头。我想大概是我的哪一位朋友叫他来的：把我的健康看得太重要了……”
“哦，他说了些什么？”
她问他健康和工作的情况，劝他休息，叫他搬到她那里去住。
这些话她说得很热情，很急促，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辉，但卡列宁现在毫不注意她的姿态。他听见她说的话，只从字面上来领会这些话的意义。他回答她也很简单，虽然带有戏谑的口吻。这次谈话从头到尾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安娜后来每次想到这次短时间的见面，总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谢辽查由家庭女教师带领着走进来。要是卡列宁留意观察一番的话，他准会发现谢辽查先望望父亲后望望母亲那种胆怯和慌张的眼神。可是他什么也不愿细看，什么也没有看到。
“嘿，年轻人！他可长大了。真的，完全像个大人了。你好，年轻人。”
他说着向吓坏了的谢辽查伸出一只手。
谢辽查以前看到父亲总有点胆怯，现在呢，自从卡列宁开始叫他年轻人，他自己又无法解答伏伦斯基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个哑谜以来，他就想躲开父亲。他回头望望母亲，仿佛在寻求保护。他只有同母亲在一起才觉得快乐。这当儿，卡列宁正同家庭教师谈话，同时一只手搂住儿子的肩膀。谢辽查非常尴尬，安娜看到，他简直要哭出来。
儿子一进来，安娜顿时涨红了脸。她一发现谢辽查局促不安的神气，慌忙跳起来，把卡列宁的手从儿子肩上拉开，又吻了吻儿子，领他到阳台上，自己又立刻回到房里。
“时间到了，”她看了看表说，“培特西怎么还不来！……”
“是啊，”卡列宁说，站起来，交叉两手，把手指捏得咯咯发响，“我还给你送钱来了，因为夜莺总也不能光唱歌不吃饭哪，”他说，“我想你也需要钱了吧。”
“不，不需要……哦，需要。”她眼睛不看他，脸红到头发根，说，“我想你看完赛马会弯到这儿来的。”
“当然！”卡列宁回答。“哦，彼得高夫的美人，培特西公爵夫人来了，”他望了望窗外驰来的一辆坐位高得出奇的全副皮马具的精美英国马车，补充说，“多么豪华！多么漂亮！好，那么我们也走吧。”
培特西公爵夫人没有下车，只见她那个穿半筒皮靴、斗篷和戴黑礼帽的跟班跑到大门口。
“我走了，再见！”安娜说，吻了吻儿子，又走到卡列宁面前，伸出一只手给他。“你特地跑来，真是太感谢了。”
卡列宁吻了吻她的手。
“好，那么再见。你回来喝茶，那太好了！”她说着，容光焕发，喜气洋洋地走了出去。但是，一等到看不见他了，她就想到她手上被他嘴唇接触过的地方，不禁嫌恶地打了个寒噤。
二十八
卡列宁来到赛马场的时候，安娜已经同培特西并肩坐在那个集中了上流社会人士的亭子里了。她老远就看见了丈夫。两个人——丈夫和情人，是她生活的两个中心。她不需要依靠任何感官，就能觉察他们近在眼前。她老远就发觉丈夫在走过来，不由得注视着他从人潮中挤过来的姿势。她看见他怎样向亭子走来，忽而倨傲地回答谄媚的鞠躬，忽而友好而简慢地同平辈招呼，忽而脱下他那顶压住耳朵的大圆帽，殷勤地等待着权贵们的顾盼。她熟悉他这一套，心里十分嫌恶。“沽名钓誉，飞黄腾达——这就是他灵魂里的全部货色，”她想，“至于高尚的思想啦，热爱教育啦，笃信宗教啦，这一切无非都是往上爬的敲门砖罢了。”
从他向妇女们聚集的亭子眺望的眼神（他一直朝她的方向望着，但在薄纱、绸带、羽毛、阳伞和鲜花的海洋中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来），她明白他在找她，但装作没有看见。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培特西公爵夫人叫道，“您一定没有看到您的夫人吧。瞧，她就在这里！”
他冷冷地微微一笑。
“这里真是五光十色，叫人眼花缭乱。”他说着向亭子走去。他向妻子微微一笑，就像一般做丈夫的同妻子刚分开一会儿又相逢那样。接着他又同公爵夫人和其他熟人招呼，对每个人都分别表示恰当的礼节：同太太们说几句笑话，同男人们寒暄一番。在下面，在亭子旁边站着卡列宁所尊敬、以才智和教养出名的侍从武官。卡列宁同他攀谈起来。
在前后两场赛马之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因此他们的谈话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侍从武官反对赛马。卡列宁不同意他的看法，替赛马辩护。安娜听着他那尖细而均匀的声音，没有漏掉一个字。他所说的每句话，在她听来都是虚伪刺耳的。
当四里障碍赛开始的时候，她探身向前，眼睛盯住伏伦斯基，看他怎样走到马旁边，接着翻身上马，同时听见丈夫讨厌的喋喋不休的说话声。她替伏伦斯基担心，心里很难受，但听见丈夫这种尖细的声音和熟悉的腔调，就觉得更加不舒服。
“我是一个坏女人，我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我不爱撒谎，我也不能容忍谎言，可他（丈夫）撒谎却是家常便饭。他明明知道这一切，明明看见这一切，还要撒谎。既然他能这样若无其事地撒谎，他这人还能有什么感情呢？如果他杀死我，杀死伏伦斯基，我倒还会尊敬他。可是不，他要的只是谎言和面子。”安娜自言自语，根本没有考虑她要求丈夫怎么样，希望丈夫做个怎样的人。她不了解卡列宁今天这样异乎寻常地饶舌，弄得她恼恨，完全是他内心烦恼和不安的反映。正像一个受伤的孩子拼命以蹦蹦跳跳来减轻疼痛那样，卡列宁需要用其他脑力活动来排除有关妻子的思想。当她在场，或者伏伦斯基在场，或者有人经常提到伏伦斯基名字的时候，卡列宁总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正像一个孩子惯于蹦蹦跳跳那样，他也惯于说些聪明得体的话。他说：“军人赛马、骑兵赛马具有危险性，但这是比赛中无法避免的。如果说英国在军事史上可以炫耀最显赫的骑兵功勋的话，那是因为它长期来一直在培养马和人的胆量。我认为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我们往往只看到最肤浅的表面现象。”
“不是表面现象，”培特西公爵夫人说，“听说有个军官折断了两根肋骨。”
卡列宁照例只露出牙齿微微一笑，没有任何别的表情。
“公爵夫人，就说这不是表面现象，”他说，“还有内在的东西。但问题不在这里，”接着他又转身对那位刚才同他认真谈话的将军说：“不要忘记参加赛马的都是干这一行的军人，还应该承认，任何职业都有不愉快的一面。赛马原是军人的天职。拳击和西班牙斗牛之类畸形运动是野蛮的特征，但体育运动却是文明的标志。”
“不，下次我再也不来看赛马了，可把我弄得紧张死了，”培特西公爵夫人说。“你说是吗，安娜？”
“紧张是紧张，但我舍不得走开，”另一位太太说，“如果我是个古罗马的女人，一定不会放过一场角斗的。”
安娜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拿着望远镜对准一个地方。
这时候，一位高个子将军穿过亭子。卡列宁住了口，迅速而稳重地站起身来，向这位将军低低鞠躬。
“您不参加赛马吗？”将军同他开玩笑说。
“叫我赛马可困难啦！”卡列宁毕恭毕敬地回答。
这回答虽然毫无意义，将军却装出一副从聪明人嘴里听到聪明话的神气，仿佛完全能领会这话的俏皮之处。
“这事有两个方面，”卡列宁继续刚才的话，“表演者和观众。就观众来说，爱好这种玩意儿是不文明的铁证，这个我同意，但是……”
“公爵夫人，来打个赌吧！”从下面传来奥勃朗斯基对培特西说话的声音，“您赌谁赢啊？”
“我同安娜赌库卓夫列夫公爵。”培特西回答。
“我赌伏伦斯基。赌一副手套。”
“行！”
“真漂亮，是吗？”
旁边有人谈话，卡列宁沉默了一阵，但立刻又开口了。
“我同意，但勇敢的比赛……”他刚要说下去。
这时候骑手们出发了，谈话都停止了。卡列宁也不作声。大家都站起来，向小河那边眺望。卡列宁对赛马不感兴趣，因此没有看那些骑手，却心不在焉地用疲倦的眼睛扫视着观众。他的目光停留在安娜身上。
安娜脸色苍白而严厉。除了一个人以外，她显然什么也没有看见，谁也没有看见。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她屏住呼吸。卡列宁对她望了望，连忙扭过身去，望望别人。
“不过，这位太太和另外几位太太也都很紧张，这是很自然的。”卡列宁自言自语。他想不去看她，但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被吸引到她身上。他又打量着她的脸，竭力不去研究这脸上的表情，但终于违反本意，恐怖地看到他所不愿看到的神态。
库卓夫列夫在河边第一个从马上摔下来，弄得人人都很激动，但卡列宁从安娜得意扬扬的苍白脸上看出，她所凝视的那个人没有摔下来。当马霍京和伏伦斯基越过大栅栏的时候，紧接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军官一头栽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观众中发出一片恐怖的惊叫声时，卡列宁看到，安娜甚至没有发觉这事，也弄不懂周围的人们在说些什么。但他越来越执拗地盯住她。安娜全神贯注在奔驰的伏伦斯基身上，却感到丈夫冷冰冰的眼光从侧面盯住她。
她回过头来，询问般地望了他一眼，微微皱起眉头，又回过头去。
“哼，我才不在乎呢！”她仿佛这样对他说，以后就再也不去看他了。
赛马很不顺利，十七个人倒有半数以上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到比赛快结束时，大家都很激动。由于沙皇很不高兴，大家就更加不安了。
二十九
观众都大声表示不满，都重复一个人说的话：“就差人同狮子搏斗啦！”大家都觉得恐惧，因此伏伦斯基摔下马来，安娜惊叫一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接着安娜脸上起了变化，变得实在不成体统。她惊惶失措，像一只被捕的鸟儿那样扑腾挣扎：忽而站起来走开，忽而对培特西说话。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说。
但培特西没有听见她的话。培特西正弯下身子，同一个走到她面前来的将军说话。
卡列宁走到安娜跟前，殷勤地向她伸出一只手臂。
“要是你高兴的话，我们走吧。”他用法语说，但安娜正注意听着那将军说话，没有注意到丈夫。
“听说，腿也摔断了，”将军说，“这真是太不像话啦。”
安娜没有回答丈夫，她举起望远镜，朝伏伦斯基倒下的地方瞭望，但距离太远，那边又聚集了那么多人，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放下望远镜，正要走，但就在这当儿，一个军官骑马跑来，向沙皇报告什么事。安娜探身向前，听他说些什么。
“斯基华！斯基华！”她向哥哥叫道。但是哥哥没有听见。她又起身想走。
“我再一次向你伸出我的手臂，要是你愿意走的话，”卡列宁触触她的手，说。
她嫌恶地避开他，不看他的脸，回答说：
“不，不，别来管我，我不走。”
现在她看见伏伦斯基倒下的地方，有个军官穿过赛马场，向亭子跑去。培特西向他挥挥手帕。
军官带来消息说，骑手没有受伤，但马折断了脊梁骨。
安娜一听见这消息，立刻坐下来，用扇子遮住脸。卡列宁看见她哭了，她不仅忍不住眼泪，甚至哭出声来，哭得胸脯不住起伏。卡列宁用身子把她挡住，让她有时间平静下来。
“我第三次向你伸出我的手臂。”他过了一会儿又对她说。安娜对他望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培特西公爵夫人走来解救她。
“不，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是我把安娜带来的，我答应送她回去。”培特西插进来说。
“对不起，公爵夫人！”他彬彬有礼地笑着说，但严厉地盯住她的眼睛，“我看安娜身体不太好，我想让她同我一起走。”
安娜恐惧地回头看了一眼，顺从地站起来，把手放在丈夫的手臂上。
“我派人到他那里去，打听好了再告诉你。”培特西低声对她说。
在亭子出口处，卡列宁照常同遇见的人寒暄几句。安娜也照常回答人家的招呼，但她精神恍惚，像做梦一样挽住丈夫的手臂走着。
“他有没有摔死？这是真的吗？他会不会来？今天我能看见他吗？”她想。
她默默地坐上卡列宁的马车，又默默地离开停满马车的地方。这一切卡列宁都看在眼里，但他还是避免想到妻子当前的处境。他只看见一些表面现象。他看到妻子的举动有点乖戾，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她。不过单提这事，不说别的，又觉得很困难。他张开嘴，想对她说她的举动有失体统，但他不由自主，说出来的竟完全是另一回事。
“真是的，我们大家都很爱看这种残酷的场面，”他说，“我注意到……”
“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
他恼火了，顿时说出他想说的话来。
“我应该对您说。”他开始说。
“哦，这下子要摊牌了！”她想，心里感到恐惧。
“我应该对您说，您今天的行为有失检点。”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啦？”她一面大声说，一面迅速地向他回过头去，盯住他的眼睛，但已经完全没有原来那种隐蔽的欢乐，而是板起了脸，但这副神气还是掩饰不住她内心的恐惧。
“注意！”他指指车夫背后打开的窗子，对她说。
他起身把窗子关上。
“您发现我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啦？”她又问。
“刚才有一个骑手从马上摔下来，您没有掩饰您那种大惊失色的神气。”
他等她反驳，可是她眼睛瞪着前方，一言不发。
“我曾经要求您在交际场所注意您的一举一动，免得那些毒舌头说您闲话。我一度谈到内心活动问题，现在我不谈这个。现在我谈的是公然表现出来的行为。您的行为太不检点了。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
他说的话她连一半也没有听进去。她有点怕他，但心里一直在想，伏伦斯基是不是真的没有摔死。他们说骑手没有受伤，只有马折断了脊梁骨。他们说的是不是他呀？卡列宁说完时，她只是装出嘲弄的神气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卡列宁开始时说得很大胆，但当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说些什么时，她的恐惧传染给了他。他看见她这种嘲弄的微笑，心里就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迷惘。
“她在嘲笑我的猜疑。对，她马上就会像上次那样对我说，我的猜疑是没有根据的，这太可笑了。”
现在，事情就要全部摊牌，他最希望的是，她还会像上次那样回答他说，他的猜疑是可笑的，是没有根据的。他知道的事实在太可怕了，因此他现在什么都愿意相信。但此刻她脸上那种恐惧而忧郁的神色，却说明她并不想欺骗他。
“也许是我错了，”他说，“如果是这样，那就请您原谅。”
“不，您没有错！”她不顾一切地瞧了一眼他那冷冰冰的脸，慢吞吞地说，“您没有错。我实在是被吓坏了，我克制不住自己。我听着您说话，心里却在想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看见您就受不了，我怕您，我恨您……您高兴怎样对付我就怎样对付我吧。”
她仰靠在马车的一角，双手掩住脸，放声哭了起来。卡列宁一动不动，眼睛仍旧瞪着前方。他整个的脸忽然露出一种死人般僵硬的庄重神色。直到别墅，他这种神态始终没有变。快到家的时候，他带着这个神态向她转过头去。
“好吧！在我采取保全我名誉的措施并把它告诉您以前，”他的声音哆嗦了，“我要求您至少在公开场合保持体面。”
他先下车，然后扶她下来。他当着仆人的面默默地握了握她的手，又坐上马车，回彼得堡去了。
他走了不多一会儿，培特西公爵夫人的仆人给安娜送来一张条子：
“我派人到阿历克赛处探问他的健康情况。他回信说，他身体很好，没有受伤，但感到扫兴。”
“这样说，他会来的！”安娜想，“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真痛快。”
她看了看表。还有三个钟头。她一回想到上次见面的细节，热血又沸腾起来。
“啊，我的上帝，多么幸福哇！这事很可怕，可是我爱看他的脸，我爱这种奇妙的幸福……丈夫！哼……啊，感谢上帝，我同他什么都完了。”
三十
谢尔巴茨基一家去疗养的那个德国小温泉，也像一切有人群聚集的地方那样，照例可以看到一种可以说是社会的结晶现象。在那里，每个社会成员都被安排在一定的位置。正如一滴水遇到严寒会变成雪花那样，每个人一来到温泉，就会被安排到一定的位置。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和小姐，根据他们所租用的房子、他们的声望和交往的朋友，很快就在这种结晶过程中被固定在一定的地位。
今年，温泉浴场来了一位真正的德国公爵夫人，社会的结晶运动因此就更加快了速度。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一心一意要让女儿谒见这位德国公爵夫人。这个仪式在他们到后的第二天就举行了。吉娣穿着她那件从巴黎定制来的极其朴素，也就是极其雅致的夏季连衫裙，姿态优美地低身行了个屈膝礼。德国公爵夫人说：“我希望这张美丽的小脸上重新出现玫瑰花。”——这样，谢尔巴茨基一家就给定下了一个固定的生活轨道，要离开它是不可能的。谢尔巴茨基还结识了英国某贵夫人一家、一位德国伯爵夫人和她那个在上次战争中负伤的儿子、一位瑞典学者和康纳特兄妹。不过，同谢尔巴茨基一家交往最多的还是：莫斯科的罗基谢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吉娣不喜欢她，因为她同吉娣一样生的也是相思病），以及莫斯科的一位上校。这位上校吉娣从小就认得，他老是穿着军服，佩着肩章，生着一双小眼睛，敞开的领子上打着花花绿绿的领带，样子十分可笑，还因为他老是对人纠缠不清而惹人讨厌。这种生活方式定型以后，吉娣开始感到无聊，何况公爵又到卡尔斯巴德去了，只剩下她们母女俩。她对她所结识的人不感兴趣，觉得从他们身上得不到什么新东西。现在她在温泉浴场，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和猜测那些她所不熟识的人。吉娣生性善良，总认为在人们身上可以发现一切最美好的东西，特别是在素不相识的人身上。吉娣猜测着那些人的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些什么人。在她的想象中，他们都具有极其高尚的品德，她还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加以证实。
在这些人中间，吉娣最感兴趣的是一个俄国姑娘。这个俄国姑娘是同一位叫施塔尔夫人的害病的俄国太太一起来到温泉的。施塔尔夫人是个上流社会里的人，病得很厉害，不能行动，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才难得坐轮椅来到温泉浴场上。但是，施塔尔夫人不同任何俄国人来往。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认为，这与其说是由于疾病，不如说是由于骄傲。这个俄国姑娘除了服侍施塔尔夫人外，吉娣还发现她同每个重病人都很要好——这种人在温泉浴场上是很多的——落落大方地照顾他们。这个俄国姑娘，照吉娣观察，不是施塔尔夫人的亲戚，也不是用人。施塔尔夫人叫她华仑加，别的人都称她“华仑加小姐”。吉娣留神观察这个姑娘同施塔尔夫人和其他不认识的人的关系，对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同情。从她们接触的目光中，吉娣发现华仑加也喜欢她。
这位华仑加小姐不仅青春已过，而且简直就像从来没有过青春：她看上去可以说才十九岁，但也可以说已有三十岁。她的相貌，尽管带有病容，不能说长得难看。要不是她生得太瘦，头同她的中等身材相比显得太大，她原是很美的；不过看样子她对男人并没有吸引力。她好比一朵美丽的花，花瓣还没有脱落，就已萎靡不振，失去香气了。此外，她对男人没有吸引力，还因为她缺乏吉娣特别充沛的东西——被抑制的生命火焰和对自己魅力的自觉。
她似乎一直在忙于一项重要工作，因此不关心别的事。她的情况同吉娣正好相反，吉娣对她也就格外感兴趣。吉娣觉得在她身上，在她的生活方式上，可以找到她现在苦苦追求的东西，那就是超脱吉娣所十分厌恶的世俗男女关系的生活情趣和生活价值。这种关系，她觉得好像是恬不知耻地陈列着等待买主的商品。吉娣越是仔细观察这位不熟识的朋友，就越相信这位姑娘就是她心目中的完人，越是急切地想同她认识。
这两个姑娘每天都要遇见好几次，每次见面吉娣的眼睛仿佛都在说：“您是谁？您是干什么的？您就是我理想中的完人，是吗？可您千万不要以为我硬要同您认识。我只是欣赏您、喜欢您罢了。”那个不认识的姑娘的眼神回答说：“我也喜欢您。您非常非常可爱。我要是有时间，就会更喜欢您了。”吉娣看见她确实总是很忙碌：一会儿把一个俄国孩子从温泉浴场领回家；一会儿给女病人送毛毯，还替她盖在身上；一会儿抚慰恼怒的病人；一会儿给谁买饼干下咖啡。
谢尔巴茨基一家来后不久的一天早晨，温泉浴场上出现了两个人，人们都厌恶地注意着他们。一个是背有点驼的高个子男人，两只手特别大，身穿一件短得同他身材不相称的短大衣，生有一双天真而可怕的乌黑眼睛；另一个是相貌和善的麻脸女人，衣着简朴，毫无风韵。吉娣认出他们是俄国人，就在头脑里构思着他们美丽动人的恋爱史。不过，公爵夫人从旅客登记簿上查到，他们是尼古拉·列文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她讲给吉娣听，这个尼古拉是个怎样的坏蛋。于是，吉娣对他们的幻想就彻底破灭了。吉娣对他们两人立刻产生了反感，这并不是因为母亲对她讲了这些话，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康斯坦京·列文的哥哥。尼古拉有不断抽动脑袋的习惯，这会儿就更引起吉娣对他难以克制的嫌恶。
她发觉他那双可怕的大眼睛紧盯着她，眼睛里反映出憎恨和嘲弄的情绪，因此她竭力回避同他见面。
三十一
这是个阴雨的日子，一早晨雨就下个不停。病人都拿着伞，聚集在游廊里。
吉娣、她的母亲和那个得意扬扬地穿着在法兰克福买的现成西式礼服的莫斯科上校，三人在一起散步。他们靠着游廊的一边走，竭力避开在另一边走着的尼古拉·列文。华仑加穿一件深色连衫裙，头戴帽边翻下的黑帽子，领着一个瞎眼的法国女人，从游廊一头走到另一头。她每次遇见吉娣，总要和她交换友好的目光。
“妈妈，我可以去同她聊聊吗？”吉娣说。她注视着这位不熟悉的朋友，发现她往温泉浴场上走去，认为她们可以在那儿相见。
“啊，既然你那么想认识她，那就让我先去了解一下，让我先去一下。”母亲回答，“你看出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她准是个专门陪伴病人的。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同施塔尔夫人认识一下。我认识她的嫂子。”公爵夫人傲然地昂起头，又说了一句。
吉娣知道，公爵夫人因为施塔尔夫人避不同她认识而生气。吉娣就没有坚持要这样做。
“她这人真好，真可爱！”她望着华仑加说，华仑加正在把一只杯子递给法国女人。“您瞧，她多么朴素，多么亲切。”
“我觉得你的偏爱实在可笑。”公爵夫人说。“不，我们还是回去吧。”她发现尼古拉·列文同他的女人和德国医生迎面走来，尼古拉·列文仍旧怒气冲冲地同医生大声谈着些什么，又说了一句。
她们刚转身往回走，就听见他们已经不是在大声说话，而是在叫嚷了。尼古拉·列文停住脚步，对医生大叫大嚷。医生也冒火了。人群把他们围住。公爵夫人同吉娣连忙避开，那上校却挤到人群中去探听出了什么事。
几分钟以后，上校又赶上了她们。
“那边出了什么事？”公爵夫人问。
“真是丢脸哪！”上校回答，“在国外遇见俄国人真是倒霉。那位高个子先生同医生吵嘴，对医生说了许多粗话，责备他看病看得不对，还挥动手杖。真是丢脸！”
“吓，真叫人受不了！”公爵夫人说，“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亏得那个……那个戴蘑菇帽子的女人出来调解。大概是个俄国女人吧。”上校说。
“是华仑加小姐吧？”吉娣快乐地问。
“是的，是的，是她第一个出来调解。她挽住那位先生的手臂，把他领开了。”
“啊，妈妈，”吉娣对母亲说，“瞧您还不理解为什么我赞赏她呢。”
从第二天起，吉娣留心观察这位不熟识的朋友，发现她对待尼古拉·列文和他的女人的态度，已同对待她的其他被保护人一样了。她主动去接近他们，同他们交谈，替那个不懂任何外语的女人当翻译。
吉娣更加执意要求母亲让她同华仑加认识。公爵夫人虽然很不愿意同那傲气十足的施塔尔夫人认识，但她还是迈出第一步，打听到华仑加的情况，知道她的底细，得出结论是，同她认识尽管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她就亲自去找华仑加，同她认识。
公爵夫人挑选女儿到温泉口去、华仑加站在面包店旁边的机会，走到她面前。
“对不起，请允许我同您认识认识，”她带着庄重的微笑说，“我的女儿爱上您了，”她说，“您也许不认识我吧！我是……”
“我们大家彼此都有这样的感情，公爵夫人。”华仑加连忙回答。
“您昨天对我们那位可怜的同胞做了好事啦！”公爵夫人说。
华仑加脸红了。
“我不记得了，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事。”她说。
“怎么没有？您使那个列文避免了一场不愉快的争吵。”
“哦，那是他的女伴叫我去的。我竭力劝他安静。他病得很厉害，对医生意见很大。这种病人我可照顾惯了。”
“是的，我听说您同施塔尔夫人，大概是您的姑妈吧，在孟通一起住过。我认识她的嫂子。”
“不，她不是我的姑妈。我叫她妈妈，但我不是她的亲戚。我是她抚养的。”华仑加涨红了脸回答。
她的回答是那么朴实，她脸上诚恳而开朗的神情是那么可爱，使得公爵夫人懂得了为什么吉娣会那样喜欢这个华仑加。
“那么，那个列文怎样了？”公爵夫人问道。
“他要走了。”华仑加回答。
这当儿，吉娣从温泉口回来，看见母亲已经同那位不熟识的朋友认识了，脸上不禁现出高兴的神色。
“嘿，吉娣，你那么想认识这位小姐……”
“华仑加，”华仑加笑眯眯地说，“大家都这样叫我。”
吉娣高兴得飞红了脸，好一阵默默地握住这位新朋友的手。华仑加没有回答她的紧握，却一动不动地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里。华仑加小姐的手虽然没有回答她的紧握，但她的脸上现出宁静、快乐而略带忧郁的微笑，露出一排好看的大牙齿。
“我也早就有这个愿望了。”她说。
“可您是那么忙……”
“嗳，不，我一点儿也不忙。”华仑加回答，但就在这时候她不得不把两个新朋友丢下，因为有两个俄国小女孩——病人的女儿，向她跑来。
“华仑加，妈妈叫你！”她们嚷道。
华仑加就跟着她们走了。
三十二
公爵夫人探听到了华仑加的身世、她同施塔尔夫人的关系和施塔尔夫人的情况。
施塔尔夫人是个多病的狂热的女人。有人说她一贯折磨丈夫；也有人说她丈夫生活放荡，使她受罪。她同丈夫离婚后不久生下第一个孩子，但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夭折了。施塔尔夫人的家属知道她这人感情脆弱，唯恐这消息会使她受不了，就拿当天夜里彼得堡同一所房子里御厨生下的女儿去顶替。这孩子就是华仑加。施塔尔夫人后来知道，华仑加不是她的女儿，但继续抚养她。再说，不久以后，华仑加家里也没有一个亲人了。
施塔尔夫人在南欧已住了十多年，一直卧病在床。有人说，施塔尔夫人是以慈善事业和笃信宗教而获得社会地位的；又有人说，她是个品德极其高尚的人，活着就是为了替别人谋福利。谁也不知道她信什么教——天主教，耶稣教，还是正教，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她同各种教会和各种教派的最上层人物都有交情。
华仑加同她长期住在国外。凡是认识施塔尔夫人的，都认识并且喜欢华仑加小姐——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公爵夫人探听到这些底细，觉得女儿同华仑加接近并不会有失体面，何况华仑加的品德和教养又极其出众——法语和英语都讲得十分流利。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改变了公爵夫人的想法，那就是她替施塔尔夫人传话说，夫人因病不能同公爵夫人认识，感到很遗憾。
吉娣自从同华仑加认识以后，对她越来越迷恋，天天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优点。
公爵夫人听说华仑加歌唱得很好，就请她晚上到她们的住处来唱歌。
“吉娣会弹琴，我们有一架钢琴，琴虽然不好，但您一定会使我们高兴的。”公爵夫人做作地微笑着说。吉娣现在特别不喜欢这种微笑，因为她发现华仑加不喜欢唱歌。但晚上华仑加还是带着琴谱来了。公爵夫人把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母女和上校也请了来。
华仑加看见有陌生人在场，并不在意，立刻走到钢琴旁边。她自己不会伴奏，但照谱唱得很出色。吉娣弹得一手好琴，就给她伴奏。
“您很有才华。”华仑加美妙地唱完第一首歌，公爵夫人就称赞说。
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母女也道了谢，称赞了她。
“您瞧，”上校望着窗外说，“多少听众围拢来听您唱歌呀！”窗外确实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很高兴能使大家快乐。”华仑加淳朴地回答。
吉娣得意扬扬地望着她的朋友。她赞赏华仑加的艺术才华、她的嗓子和她的相貌，但最使她叹服的是华仑加的态度。华仑加根本不把她的歌唱当作一回事，对人家的称赞也毫不在意。她仿佛只是问：“还要再唱吗？够了吗？”
“要是换了我，”吉娣暗自想，“我会多么自豪哇！看到窗外这许多听众，我会多么高兴啊！可是她毫不在意。她唯一的动机就是不要拒绝我妈的要求，要使她高兴。她心里有些什么想法呢？是什么给了她这种超凡绝俗、与世无争的力量？我真想知道个中奥妙，向她学习呀！”吉娣凝视着她那平静的脸，想。公爵夫人请华仑加再唱一曲，华仑加就又十分婉转、清脆动听地唱了一支歌。她挺直身子，站在钢琴旁边，用一只黝黑的瘦手打着拍子。
下一页琴谱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吉娣弹完序曲，对华仑加望了一眼。
“这首我们跳过去吧，”华仑加涨红了脸说。
吉娣吃了一惊，疑惑不解地盯住华仑加的脸。
“哦，那就换一首吧！”她立刻懂得这首歌有点蹊跷，就翻着琴谱匆匆地说。
“不，”华仑加一手按住琴谱，笑眯眯地回答，“不，就唱这首吧。”接着她就像原来一样镇定而悦耳地唱了这首歌。
等她唱完了，大家又向她道谢，然后出去喝茶。吉娣同华仑加一起到房子旁边的小花园里去。
“这首歌使您回想到什么往事，是吗？”吉娣说。“您用不着告诉我，”她慌忙加上一句，“您只要说一声，是或者不是。”
“不，为什么？我可以告诉您。”华仑加坦率地说，不等对方回答就讲下去，“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受。我爱过一个人，这首歌我唱给他听过。”
吉娣睁大眼睛，一言不发，感动地望着华仑加。
“我爱他，他也爱我，可是他妈妈不让我们好，他后来就同别人结婚了。他现在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有时也看见他。您没有想到我也有过一段恋爱史吧？”她说着，刹那间在她美丽的脸上闪出了热情的火花。这种火花吉娣觉得在她自己身上也曾经燃烧过。
“怎么会没有想到？我要是个男人，一旦见到您，就不会再爱别人了。我只是不明白，他怎么能迁就母亲而把您给忘了，使您遭到这样的不幸？他太没有情义了。”
“不，他是个很好的人。我并没有什么不幸，我很幸福。嗯，那么今晚我们不再唱了吗？”她说着向房子里走去。
“您这人真好，真好！”吉娣叫道，并拦住她吻了吻，“我要是能有一点儿像您就好了！”
“您为什么要像人家呢？您自己就很好。”华仑加露出温柔而疲倦的微笑，说。
“不，我一点儿也不好。哦，请您告诉我……等一等，让我们坐一下！”吉娣说着，又拉她同自己在长凳上并排坐下来。“告诉我，想到一个人不珍重您的爱情，不愿同您……您不觉得委屈吗？”
“不，他不是不珍重。我相信他是爱我的，但他是个孝子……”
“嗳，但要是他并非因为听从母亲的话，而是出于他自己的心意呢？……”吉娣说，觉得她自己泄露了秘密。事实上，她那羞得通红的脸已经把秘密暴露了。
“那就是他自己的不是了，我也不会怜惜他的。”华仑加这样回答，显然懂得，现在已不是在谈她的事，而是在谈吉娣的事了。
“那么委屈呢？”吉娣说，“委屈是忘不了的，忘不了的。”她想起最后一次舞会上音乐停止时自己对伏伦斯基的一瞥，说。
“有什么可委屈的呢？您又没有做错什么事？”
“比做错事更糟！做得丢脸哪！”
华仑加摇摇头，把一只手放在吉娣的手上。
“有什么丢脸的？”她说，“您总不能向一个对您冷淡的人说您爱他吧？”
“当然不，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但他是知道的。对，对，从彼此的眼神、举动上看得出来。我就是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明白。问题在于您现在是不是爱他。”华仑加开门见山地说。
“我恨他；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
“那又为什么？”
“丢脸哪，委屈呀！”
“哎，要是大家都像您这样感情脆弱，那还得了！”华仑加说，“这种事没有一个姑娘没有经历过。何况这一切又都是无关紧要的。”
“那什么才是有关紧要的呢？”吉娣惊奇地凝视着她的脸，问。
“嗯，要紧的事多着呢！”华仑加微笑着说。
“到底是什么事啊？”
“啊，有好多事比这更加要紧！”华仑加回答，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窗外传来公爵夫人的声音。
“吉娣，天气凉了！你拿条披肩去，或者到屋里来。”
“哦，我得走了！”华仑加站起来说，“我还要到柏尔特夫人那里去一下，她要我去看看她。”
吉娣拉住她的手，眼睛里露出十分好奇和恳求的神色，仿佛在问：“到底什么事最要紧？您怎么能这样镇定啊？您要是知道，那就告诉我吧！”但是华仑加根本不懂得吉娣的目光里包含的意思。她只记得今晚她还要去看柏尔特夫人，再要在十二点以前赶回家去给妈妈做茶。她走到屋子里，收拾好琴谱，向大家告了别，就走了。
“让我送您回去吧！”上校说。
“是啊，夜这样深了，怎么可以一个人走路呢？”公爵夫人附和说，“我叫巴拉莎送您去吧。”
吉娣看到，华仑加听说一定要送她回去，忍不住笑了。
“不，我一向一个人走路，从来没有出过事。”她拿起帽子说。接着又吻了吻吉娣，但始终没有说什么事要紧，就夹着琴谱，大踏步走出去，消失在夏夜的昏暗里，把什么事要紧，是什么力量给予她这种令人羡慕的镇定和自尊的秘密也带走了。
三十三
吉娣同施塔尔夫人也认识了。吉娣同她的认识，再加上她和华仑加的友谊，不仅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她痛苦的时刻安慰了她。这种安慰就是，通过她同她们的交往，在她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同她过去所经历的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崇高而美丽的世界，从它的高处可以冷静地观察往事。在吉娣面前，除了她至今一直沉沦的本能生活之外，又出现了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宗教所开辟的，但这种宗教同吉娣从小熟悉的宗教，同在寡妇院（那里常可以遇到熟人）举行弥撒和通宵礼拜上，在跟牧师一起背诵斯拉夫经文时所表现的宗教，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种崇高、神秘、同美好的思想感情有联系的宗教。这种宗教不仅应该信仰，而且应该热爱。
这一切吉娣不是从语言中领会的。施塔尔夫人同吉娣谈话，就像同一个心爱的孩子谈话一样。吉娣使她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施塔尔夫人只有一次谈到，在人类的苦难中只有爱和信仰是唯一的慰藉，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是无微不至的。接着她就转变话题。不过，吉娣从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中，从她天国般的（吉娣这样形容）每一瞥视中，特别是从她的整个身世（她从华仑加那里知道的）中，总之，从各方面领会了她吉娣以前所不知道的“要紧的事”。
但是，不论施塔尔夫人品德多么高尚，身世多么动人，也不论她的语言多么优雅，吉娣却在她身上发现一些难以理解的事。她发现只要一问到施塔尔夫人的家庭，她就会轻蔑地微微一笑。这是同基督教的仁爱精神不相符的。她还发现，当施塔尔夫人同天主教神父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会竭力把脸藏到灯罩的阴影里，并且露出异样的微笑。这两件虽是小事，却使吉娣感到困惑，对施塔尔夫人发生了疑问。华仑加呢，无亲无故，孤苦伶仃，没有欲望，没有悔恨，对往事只有一点惆怅，倒是吉娣心目中的一个完人。她从华仑加身上领悟到，一个人只要能忘我，热爱别人，就能心安理得，幸福康宁。吉娣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如今她知道了什么事“最要紧”，就不满足于赞叹赞叹，而是立刻献身到展开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去。按照华仑加所讲的施塔尔夫人等人的行为，吉娣已构思出她未来生活的图景。她将像华仑加多次讲到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那样，每到一地就去找寻受苦的人，尽可能帮助他们，向他们分送福音书，读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终的人听。像阿琳那样给罪犯读福音书，这念头特别使吉娣神往。但这一切都是吉娣秘密的梦想，她没有对母亲、也没有对华仑加讲过。
不过，吉娣一方面期待着大规模实行自己计划的时机，另一方面，在这病人和苦难人集中的温泉浴场，倒也很容易找到仿效华仑加、实行自己新理想的机会。
公爵夫人起初只发现吉娣受到施塔尔夫人，特别是华仑加那种“狂热”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吉娣不仅摹仿她的行为，而且不自觉地在走路、说话和眨眼上学她的样。后来公爵夫人又发现，除了这种迷恋之外，在女儿身上还发生了一种严重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发现吉娣每天晚上都读施塔尔夫人送给她的法文福音书，这在以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公爵夫人还发现她避开社交界熟人，却同受华仑加保护的病人，特别是同害病的画家彼得罗夫一家来往。吉娣显然以在这个家庭里当护士为荣。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也绝不反对，何况彼得罗夫的妻子又是个正派女人。那位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吉娣的行为，也竭力称赞，叫她抚慰的天使。这一切本来都是好事，要不是做得过分的话。公爵夫人看到女儿走极端，就向她指出。
“凡事不宜走极端。”她用法语对她说。
女儿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她只是在心里想，为基督教工作是没有什么过分不过分的。遵奉基督教义，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要做到这样，还有什么过分可言呢？但公爵夫人不喜欢这样的过分行为，尤其使她不高兴的是，她觉得吉娣不愿把心事向她和盘托出。吉娣确实对母亲隐瞒着自己的新思想和新感情。她隐瞒着，并不是不尊敬或者不爱母亲，而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情愿告诉任何人，却不愿告诉母亲。
“安娜·巴夫洛夫娜怎么这样久没到我们这儿来了？”公爵夫人有一次谈到彼得罗夫的妻子说。“我请她来，可她似乎有点不高兴。”
“不，我没有感觉到，妈妈。”吉娣涨红了脸说。
“你好久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了吗？”
“明天我们准备去游山。”吉娣回答。
“好，你们去吧！”公爵夫人回答，凝视着女儿羞红的脸，竭力猜想她发窘的原因。
当天，华仑加来吃饭，告诉她们说，安娜·巴夫洛夫娜改变主意，不去游山了。这时，公爵夫人发现吉娣的脸又红了。
“吉娣，你同彼得罗夫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当屋子里只剩下母女俩的时候，公爵夫人说，“为什么彼得罗夫夫人不再送孩子来，自己也不到我们这里来了？”
吉娣回答说她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事，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巴夫洛夫娜生她的气。吉娣说的全是实话。她不知道为什么安娜·巴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但是猜到了几分。她所猜到的原因既不能告诉母亲，也不能向自己坦白。那种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能说出口，因为万一是误会，就未免太糟糕太丢人了。
她一再仔细回顾她同这一家人的全部关系。她回忆到她们见面时安娜·巴夫洛夫娜和善的圆脸上怎样流露出淳朴的喜悦；回忆到她们怎样秘密商量病人的事，怎样使他抛下医生所禁止的工作，拉他出去散步；回忆到那个叫她“我的吉娣”的最小男孩对她的依恋，她不在旁边，他是不肯睡觉的。这一切都是多美呀！接着她又想到彼得罗夫穿着咖啡色上装的瘦削的身子，他那细长的脖子，稀疏而鬈曲的头发，一双最初使吉娣感到害怕的询问般的蓝眼睛，以及他在她面前勉强振作精神的痛苦模样。她想到最初看到他，她怎样竭力克制着像看到一切痨病患者时的那种不愉快感觉，怎样煞费苦心地想出话来同他攀谈。她想到他望着她时的那种胆怯而感动的目光，想到自己对他的怜悯、自己的困惑和意识到做了好事的奇特心情。这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哇！但这一切都是开头的情况。现在呢，几天前事情突然变糟了。安娜·巴夫洛夫娜一面装作殷勤地迎接吉娣，一面却在不断观察她和丈夫。
他看到她走近，就露出衷心的喜悦。难道这就是安娜·巴夫洛夫娜冷淡她的原因吗？
“是的，”她回想着，“前天，安娜·巴夫洛夫娜对我说：‘您瞧，他一直在等您，您不来他就不肯喝咖啡，虽然身体虚弱极了。’她说这话时，样子有点不自然，这同她善良的本性是完全不相称的。”
“也许是吧，那天我把毛毯交给他，她也很不高兴。这事本来很普通，可是他接受时那副模样真尴尬，谢了好半天，弄得我也尴尬起来。还有，他替我画的那幅肖像是多么出色。但主要是他那种惶恐而多情的眼神！对，对，就是这样！”吉娣恐怖地一再对自己说。“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应当的！他太可怜了！”接着她这样对自己说。
这种疑虑损害了她的新生活的魅力。
三十四
在温泉疗养季节快结束的时候，谢尔巴茨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登和吉兴根去访问了俄国朋友——照他的说法，去呼吸呼吸俄国空气——以后，回到了妻子和女儿身边。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国外生活的看法截然相反。公爵夫人觉得国外的一切都是美的，尽管她在俄国有稳固的社会地位。她在国外竭力想装得像一位欧洲太太，因为本来不像——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国贵夫人——就装腔作势，弄得有点不自然。公爵呢，正好相反，觉得外国什么都是丑的，欧洲生活使人讨厌。他处处保持着俄国习惯，在国外故意装得比原来更不像一个欧洲人。
公爵回来时瘦了，面颊松弛下垂，但情绪极好。他看见吉娣身体完全复原，更加高兴。吉娣同施塔尔夫人和华仑加交上朋友，公爵夫人又观察到吉娣身上近来发生了变化。这些消息使公爵心烦意乱，引起他的猜疑和恐惧，唯恐人家引诱他的女儿，使她离开他，跑到他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去。但这些不愉快的消息，终于淹没在他素来就有、而在游了卡尔斯巴德温泉之后更加明显的敦厚乐观的海洋里了。
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特有的皱纹和被浆硬的白领子撑住的微微鼓起的双颊，兴高采烈地同女儿一起到温泉浴场去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一座座整洁明亮的小花园楼房，一个个面色红润、胳膊发红、灌饱啤酒、喜气洋洋的德国侍女，以及灿烂的阳光——这一切都使人心旷神怡。不过，他们越走近浴场，遇见的病人就越多，在井井有条的德国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就越发显得可怜。这种强烈的对照已不再使吉娣感到惊奇。灿烂的阳光，蓊郁的草木，音乐的声音，在她看来就是所有这些熟人的天然背景。她发现他们的健康总是在起变化，不是变坏就是变好。但在公爵看来，这六月早晨的明朗和生气，乐队正在演奏的轻松的华尔兹，特别是健壮的德国侍女的模样，同这些从欧洲各地聚拢来的半死不活的人相对照，就显得怪诞和不协调。
当爱女挽着公爵手臂散步的时候，他虽然感到十分得意，仿佛又回复了青春，但他却为自己雄赳赳的步伐和强壮的四肢感到局促不安，甚至害臊。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中赤身露体一样。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那些新朋友吧，”公爵用臂肘夹紧女儿的手臂说，“现在我连这个讨厌的索登温泉也喜欢上了，因为它把你的病治好了。只是你们这里有点儿忧郁，有点儿忧郁。这是谁呀？”
吉娣向他一一介绍他们遇到的熟识和不熟识的人。在花园门口，他们遇见瞎眼的培尔特夫人和她的领路人。公爵发现这位法国妇人一听见吉娣的声音就现出亲切的神气，他感到高兴。她立刻用法国人特有的出格的殷勤态度同他攀谈起来，称赞他有这样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吉娣捧上天，管她叫宝贝、珍珠和抚慰的天使。
“嗬，那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笑着说，“她叫华仑加小姐是第一号天使呢。”
“嗯，华仑加小姐，她确实是一位天使，没说的。”培尔特夫人应和说。
他们在游廊里遇见了华仑加。她手里拿着一只雅致的红色手提包，匆匆地向他们走来。
“你瞧，爸爸回来了！”吉娣对她说。
华仑加照例简单而自然地做了一个介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立刻同公爵落落大方地攀谈起来，就像她同任何人谈话一样。
“当然，我知道您，知道得很清楚。”公爵微笑着对她说，吉娣高兴地看出父亲喜欢她这个新朋友。“您这样急急忙忙到哪儿去呀？”
“妈妈在这儿，”她对吉娣说，“她一夜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去给她拿针线活儿。”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喽！”华仑加走后，公爵说。
吉娣看出，他很想取笑取笑华仑加，但因为太喜欢她了，他不愿这样做。
“啊，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他又说，“包括施塔尔夫人在内，如果她肯赏脸见见我的话。”
“难道你认得她吗，爸爸？”吉娣发现公爵一提到施塔尔夫人，眼睛里就闪出嘲笑的火花，不禁恐惧地问。
“我认识她丈夫，同她也有点认识，那还是在她加入虔信派以前呢。”
“爸爸，什么叫虔信派啊？”吉娣问，发现施塔尔夫人身上那种高贵的东西竟然有一个名称，感到惊奇。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她凡事都要感谢上帝，不论遇到什么灾难都要感谢上帝，她死了丈夫，也感谢上帝。这实在太可笑了，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
“这是什么人？瞧他的模样多可怜！”他发现长凳上坐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病人，身穿一件咖啡色大衣，白色的裤子由于两腿太瘦而现出异样的褶裥。
这位先生把草帽举到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被帽子扣得发红的高高前额。
“这位是彼得罗夫，是一位画家，”吉娣涨红了脸回答，“那是他的妻子，”她指着安娜·巴夫洛夫娜，补充说。就在他们走近的当儿，安娜·巴夫洛夫娜似乎故意去追赶一个循小路跑开去的孩子。
“唉，他多么可怜，可是脸却长得多么可爱呀！”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过去呀？他说不定有话要对你说呢。”
“好，那我们就去吧。”吉娣说着，断然转过身去。“今天你觉得怎么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支着手杖，怯生生地对公爵望了一眼。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白得耀眼的牙齿。
“我们昨天就在等您了，公爵小姐。”他对吉娣说。
他说这话时身子摇晃了一下，接着又重复这个姿势，竭力想装成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来要来的，可是华仑加说，安娜·巴夫洛夫娜派人来通知说你们不去了。”
“怎么不去了？”彼得罗夫涨红了脸，立刻咳嗽起来，一面说，一面用眼睛找寻妻子。“安娜，安娜！”他喊道，在他那又细又白的脖子上，青筋像绳子一般突出来。
安娜·巴夫洛夫娜走了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他哑着嗓子，怒气冲冲地低声责问她。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巴夫洛夫娜一反常态，带着假笑说。“我很高兴同您认识，”她对公爵说，“我们老早就在等您了，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画家又一次哑着嗓子低声说，显然更加生气了，因为他的嗓子表达不出他想表达的情绪。
“唉，我的天！我原以为我们不去了呢。”妻子懊丧地回答。
“怎么搞的，几时……”他又咳嗽起来，摆了摆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同女儿一起走开了。
“啊呀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可怜的人！”
“是的，爸爸，”吉娣回答，“你要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没有用人，钱简直一点也没有。他从画院领到一点钱。”她情绪激动地讲着，竭力压制着因安娜·巴夫洛夫娜奇怪地改变对她的态度而产生的疑虑。
“喏，这位就是施塔尔夫人。”吉娣指着一辆轮椅说，椅上靠住枕头躺着一个用灰色和蓝色料子包着的东西，上面张着一顶伞。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后面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面色阴沉、身体强壮的德国工人。旁边站着一位淡黄头发的瑞典伯爵，吉娣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旁慢慢走着，像打量什么古怪的东西一样打量着这位夫人。
公爵走到她面前。吉娣立刻在他眼睛里察觉到那种使她窘惑的嘲弄的火花。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和颜悦色，彬彬有礼，用那种现在只有很少人能讲的典雅的法语对她说起话来。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但为了感谢您对小女的盛情，我不能不使您回想到我。”他脱下帽子，没有再戴上，对她说。
“阿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她抬起她那天国般的眼睛望着他，吉娣从她眼睛里看到不高兴的神色，“我看到您，很高兴。我可真喜欢令嫒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啊，我已经习惯了。”施塔尔夫人说着，给公爵同瑞典伯爵做了介绍。
“您的模样倒没有什么变，”公爵对她说，“我有十年或者十一年没有福气见到您了。”
“是啊，上帝给人苦难，也给人承担苦难的力量。我常常想，我拖着这条命干什么……盖那一边！”她恼怒地对华仑加说，因为华仑加替她用毯子盖腿盖得不对。
“大概是为了好继续行善吧。”公爵眼睛含着嘲笑说。
“这事可不该我们来判断。”施塔尔夫人发觉公爵脸上微妙的神情，说，“那么，这本书是您给我们送来的吗，亲爱的伯爵？太感谢了！”她对那个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莫斯科上校，叫了一声。他向施塔尔夫人鞠了一躬，带着女儿同莫斯科上校一起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莫斯科上校有意显出嘲弄的神气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同他打招呼而生着气。
“她还是老样子。”公爵回答。
“那您还是在她生病以前，也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就认识她了吗，公爵？”
“是的，我看着她躺倒的。”公爵说。
“听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起不来了，因为她的腿短了一截。她的整个身子难看极了……”
“爸爸，不会吧！”吉娣叫起来。
“爱说闲话的人都这么说，我的宝贝。你那位华仑加真是够受的了！”他继续说，“唉，这些有病的太太！”
“啊，不，爸爸！”吉娣激动地说，“华仑加崇拜她。再说，她做了多少善事啊！你问随便什么人都行！她和阿琳是人人都知道的。”
“也许是这样，”他用手臂夹紧女儿的手臂说，“但做了好事，问谁，谁也不知道，那就更好了。”
吉娣没有回答，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即使在父亲面前也不愿公开她内心的秘密。不过，说也奇怪，不论她怎样避免受父亲的影响，不让他踏进她心中的圣地，她却觉得她整整一个月来保存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象，从此消逝了，就像一具由旧衣服装扮成的木头模特儿，一旦剥去衣服，就原形毕露了。施塔尔夫人如今只剩下一个短了一截腿的躯体，因为模样太丑了，就长年躺在那里，可她还要折磨任劳任怨的华仑加，就为了给她盖毯子盖得不合她的意。吉娣不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恢复施塔尔夫人原来在她心中的形象了。
三十五
公爵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家人和朋友，甚至也感染了他们的德国房东。
公爵同吉娣一起从浴场回来，邀请上校、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和华仑加一起喝咖啡。他吩咐仆人把桌椅搬到花园里的栗树底下，在那里摆早餐。房东和仆人受他快乐心情的影响，也变得活泼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半小时以后，楼上那位患病的汉堡医生，从窗口羡慕地望着栗树下这群快乐健康的俄国人。在一圈圈摇曳不停的树枝阴影下，在铺着雪白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黄油、干酪、野味的桌子旁，公爵夫人头戴缀有紫色缎带的帽子，坐着给大家分发咖啡和面包。桌子的另一头坐着公爵，他吃得津津有味，快乐地大声谈着话。公爵把买来的东西摆在身边，有雕花木盒、木雕小玩意儿、各种各样的裁纸刀。他在各地温泉都要买一批小玩意儿，分赠给大家，包括女佣丽斯星和房东。他用蹩脚得可笑的德语同房东说笑话，坚决认为治好吉娣的病的不是温泉，而是他那出色的伙食，特别是他的黑李子汤。公爵夫人嘲笑丈夫的俄国习气，但非常高兴，十分活跃。这是她来到温泉以后不曾有过的。上校听公爵讲笑话，照例面带笑容，但在他用心研究的欧洲问题上，他支持公爵夫人的观点。心地善良的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听公爵说笑话，咯咯地笑个不停。连华仑加也被公爵的笑话逗得发窘，不禁发出轻微而有传染性的笑声。这是吉娣从没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吉娣高兴，可她总不能摆脱心事。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她所喜爱的生活流露出有趣的看法，等于向她提出一个她无法解答的问题。这问题又加上了彼得罗夫一家对她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今天表现得特别清楚和不愉快。人人都很快活，但吉娣快活不起来。这样她就更痛苦。她的心情就像小时候被罚关在房间里，却听见姐姐们在外面快乐地谈笑一样。
“嗳，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公爵夫人微笑着说，递给丈夫一杯咖啡。
“我出去散步，嗯，有时经过小铺子，他们就用德语‘大人，阁下，殿下’地乱叫，要求你进去买一点什么。嗯，只要他们一叫‘殿下’，我就忍不住了，十个塔勒就这样送掉了。”
“原来你是因为无聊才买的。”公爵夫人说。
“当然是因为无聊。在那里过得实在无聊，妈妈，真不知道怎样打发日子才好。”
“怎么会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说。
“有趣的东西我全知道：黑李子汤也好，豌豆灌肠也好，我统统知道。”
“不，公爵，不管您怎么说，他们的制度总是挺有趣的，”上校说。
“有什么有趣的？他们都像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铜币，扬扬自得，似乎他们德国人把谁都征服了。哼，可我有什么事好得意的呢？我没有征服什么人，我不得不自己脱靴子，还得自己把它放到门外去。早晨一起来，就得立刻穿好衣服，走到餐厅里去喝那难喝得要命的早茶。在家里就完全不同了。你可以从容不迫地醒过来，耍耍脾气，发发牢骚，然后定定神，好好考虑考虑各种事情，用不着性急。”
“时间就是金钱，您忘记了这一点。”上校说。
“什么时间！有时候你为半卢布可以牺牲一个月，可有时候你不论出多少钱也换不到半个小时啊。你说是吗，吉娣？你怎么这样闷闷不乐呀？”
“没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呀？再坐一会儿。”他对华仑加说。
“我要回家了。”华仑加说着站起来，又哧哧地笑了。
她收起笑容，告了别，走进屋里去拿帽子。吉娣跟着她进去。她觉得如今连华仑加也变了。她没有变坏，但变得同她原来所想象的不同了。
“嗬，我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华仑加收拾起伞和提包说，“您爸爸真好！”
吉娣不作声。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哪？”华仑加问。
“妈妈想去看看彼得罗夫他们。您不去吗？”吉娣试探着华仑加的态度，说。
“我去的。”华仑加回答，“他们准备回去，我答应去帮助他们收拾行李。”
“好，那我也去。”
“不，您去做什么？”
“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吉娣抓住华仑加的伞，不让她走，睁大眼睛说，“不，等一等，为什么不去？”
“没什么。您爸爸回来了，再说他们看到您去会拘束的。”
“不，您告诉我，为什么您不愿让我常常到彼得罗夫家去？您不是不愿意吗？为什么不愿意？”
“我没有这样说过。”华仑加镇定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
“全都告诉您吗？”华仑加问。
“全都告诉我，全都告诉我！”吉娣接口说。
“嗯，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历克赛维奇（指画家）本想早些走，现在却不想走了。”华仑加微笑着说。
“说下去！说下去！”吉娣阴郁地望着华仑加，催促道。
“嗯，不知怎的，安娜·巴夫洛夫娜说他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儿。这当然不成理由，但他们的争吵是为了这事，是为您而引起的。说实在的，这些病人的脾气都很暴躁。”
吉娣越来越皱紧眉头，一言不发。华仑加竭力安慰她，想使她平静，因为看到吉娣马上要爆发了，但不知道究竟会怎样：是放声痛哭还是倾吐冤屈。
“所以您还是不去的好……您要明白，您不要生气……”
“我这是活该！我这是活该！”吉娣急急地说，从华仑加手里夺过伞来，避开朋友的眼睛。
华仑加看到朋友孩子气的愤怒，忍不住要笑，但又怕冒犯她。
“怎么是您活该？我不明白。”她说。
“是我活该，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不是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同我有什么相干？到头来弄得我成了争吵的原因，仿佛我做了人家没叫我做的傻事。因此一切都是假的！假的！假的！……”
“可为什么要装假呀？”华仑加低声说。
“哎，多么愚蠢，多么可恶！我完全不需要……一切都是假的！”她说，把伞打开又收拢。
“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在别人面前、自己面前、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为了欺骗大家。不，这样的事今后我再也不干了！宁可当傻瓜，也不说假话，不骗人！”
“到底谁在骗人哪？”华仑加用责备的口吻说，“您说话仿佛……”
吉娣按捺不住，大发脾气。她不让她把话说完。“我不是说您，根本不是说您。您是完美无缺的。对，对，我知道您是完美无缺的，但我是个傻瓜，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不是傻瓜，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是个怎样的人，就让我怎样好了，我可不愿装假。安娜·巴夫洛夫娜同我有什么相干！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不能改变本性……这一切都不对头，不对头！……”
“什么事不对头哇？”华仑加困惑地说。
“一切都不对头。我只能凭良心过日子，可您的生活循规蹈矩。我喜欢您就是喜欢您，而您喜欢我恐怕只是为了要挽救我，开导我！”
“您这话不公平。”华仑加说。
“我又没有说别人，我只是说我自己。”
“吉娣！”传来母亲的声音，“到这儿来，把你的项链拿来给爸爸看看。”
吉娣没有同朋友和解，却露出傲慢的神气，拿起桌上的项链盒子，到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啦？你的脸色怎么这样红？”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问。
“没什么，”她回答，“我马上就来。”说着她又往回跑。
“她还没有走！”她想，“叫我对她说些什么好呢，老天爷！我做了什么啦，我说了什么啦！我为什么要对她发脾气呀？叫我怎么办？我对她说些什么好呢？”吉娣想，在门口站住了。
华仑加戴上帽子，拿着伞，坐在桌旁，察看着被吉娣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华仑加，请您原谅我，原谅我！”吉娣走到她面前，喃喃地说，“我记不起来我刚才说了些什么。我……”
“我实在不想使您难过。”华仑加含笑说。
吉娣同华仑加和解了。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吉娣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她不放弃她所学到的一切，但明白她想照她的愿望生活，那只是自我欺骗。她仿佛猛醒过来，觉得要不装假，不说假话，维持她理想的精神境界，那是多么困难哪。她感觉到，她所生活的世界充满悲伤、疾病和垂死的人，又是多么叫人难堪。她为了爱这个世界而作的努力，确实使她很痛苦。她想赶快回俄国，回叶尔古沙伏，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她从信里知道陶丽姐姐已带着孩子到了叶尔古沙伏。
但她对华仑加的爱并没有淡薄。吉娣在同她告别时，要求她到俄国去看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会去的。”华仑加说。
“我永远不结婚。”
“嗳，那我就永远不去看你们了。”
“好吧，那我就为这个缘故去结婚。您可千万要记住您的诺言哪！”吉娣说。
医生的预言证实了。吉娣恢复了健康，回到俄国。她不像以前那样快活，那样无忧无虑，但很平静。她在莫斯科的不幸遭遇已经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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