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数据公司遇到阻击，首先不是因为它在技术上有多先进，而是因为它成了政治外溢效应的传导载体。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看到，直到2020年8月7日，美国才通过特朗普发布的行政命令瞄准腾讯，比瞄准字节跳动晚了不少。原因很可能在于，虽然腾讯的公司规模比字节跳动更大，但是其国际化程度比字节跳动低很多，从而腾讯作为传导载体的效力低于字节跳动。
传统行业的公司也可能造成类似的外溢效应，但是不像数据公司这样直接。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fcpa）表面上是一部商业法律，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外溢效应的。
fcpa的管辖对象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全体美国公民、永久居民和其他具有美国国籍的人（不论是否居住在美国），以及所有根据美国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二是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交易的美国和外国公司，不论其是否在美国注册或其法人有没有美国国籍；三是所有在美国领土范围内直接或间接进行腐败支付的个人或实体。
初看上去，一个公司到其他国家去行贿与美国没什么关系，美国凭什么做这种司法管辖？但是往深里看一下，我们会注意到，由于美国的制度特征，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以到美国国会游说（我在第七章里关于普通法的讨论中谈到过），如果一个美国公司或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在海外行贿，由此获得一系列不正当收益，那么，当它转过头来对美国进行游说时，不正当收益就会转化为相对于其他利益集团的不对称优势。美国因此要面临输入性腐败问题。这是美国要极力打击的，否则就是在鼓励其他公司也在海外行贿，这会败坏美国自身的政治健康。
比如，2000年2月到2004年9月间，曾任法国阿尔卡特公司拉丁美洲分公司助理副总裁的克里斯蒂安·萨普斯奇安，安排阿尔卡特向哥斯达黎加电信局一位高管行贿250万美元，目的是获得一份价值1.49亿美元的移动电话合同。由于阿尔卡特在美国上市，再加上汇款又是通过美国银行进行的，此事很快就被盯上了。按说这个案子的标的并不是太大，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但是它违背了fcpa的基本原则，美国就不会放过。萨普斯奇安2007年被起诉，2008年被判入狱30个月并缴纳26.15万美元的罚款。2019年在国内火了一阵子的《美国陷阱》一书，讲的是另一个法国公司阿尔斯通高管的遭遇。在各种美国霸道故事的背后，也有类似的逻辑。
再往前看，这种逻辑在英国历史上也不新鲜。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1757年开始征服印度，按说其在海外既征服殖民地又赚大钱，不仅能让英国本土受益，还能让英国在海外更有力量，这对英国怎么说都应该是件好事。然而，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1785年腰缠万贯衣锦归国，1787年就遭到英国议会弹劾，被指控在东印度公司期间严重贪污。这桩弹劾案是英国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政治审判。发起弹劾的议员埃德蒙·伯克所担忧的问题之一就是，东印度公司的那些人会凭借自己骤然获得的巨大财富，游说和腐蚀英国的议会和上层政要，从而获得政治上的不正当影响力，这会严重侵蚀英国政治的健康。虽然黑斯廷斯最后被无罪释放，但是这桩弹劾案对英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开始调整自己的帝国理念，重新考量对印度的统治方式，也调整了自己的内政逻辑。当年的英国议会和如今的美国政府有一个共同的动机，那就是防止海外腐败转而给国内带来输入性腐败问题。
数据公司不一定能通过海外腐败在美国获得游说能力上的不对称优势，但是由于数据本身对国界的穿透性，美国同样将不得不面对输入性政治效应。实际上，不仅是美国，所有国家都会面对这种效应，所以我们最近才会看到不止一个国家在出台一些政策，来排斥其他国家的数据公司。
美国近期针对若干中国公司的政策，所依据的是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该法规定，在美国国家经济面临紧急情况时，赋予总统更广泛的权力来应对“非常规和特殊威胁”，授权总统可单方面宣布对投资实行限制。2020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了“干净网络计划”，提出要有干净的运营商、干净的应用商店、干净的应用程序、干净的云端，以及干净的海底电缆，并点名了一系列中国数据公司。这些要求，基本上就是要把中国的数据公司排除出美国市场；甚至不只是如此，中国有些app公司被禁止与美国公司发生交易关系，这就意味着这些app无法通过苹果手机上的应用商店和安卓手机上的谷歌应用商店进行分发，它们甚至可能由此被排除出国际市场。虽然在执行细则上，美国未必会做到这么绝；但在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我们从这里又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的外溢效应。
依照前面的讨论，可以对“干净网络计划”做出一个评价：蓬佩奥以一种很扭曲的方式提出了真问题，那就是，如何克服国际性数据公司所带来的政治外溢效应；但是蓬佩奥给出了一个很糟糕的答案，就是用隔断互联网连接来解决问题。
国际互联网协会紧跟着蓬佩奥的讲话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对美国做出此决定感到非常失望，抨击这个答案。
互联网是全球共通的网络，网络在自愿的基础上互联，不应该具有某个中央权威。正是这种架构让互联网如此成功。而美国的“干净网络计划”恰恰挑战了这一架构的核心。
“干净运营商”和“干净电缆”项目将迫使大量的互联网流量递送到第三国，徒增了数据传输的距离，增加了潜在的互联网流量监测和操控，以及互联网中断的风险，互联网使用成本也会因此上升。
政府出于政治因素而非技术层面来决定网络如何互连，这与互联网的理念背道而驰。这些干预措施将极大地影响互联网的敏捷性、弹性和灵活性。
如果这种方法被进一步推广，那么互联网带来全球合作、全球覆盖和经济增长等更广泛利益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威胁。
这样的政策只会增加全球互联网走向分裂的可能性，带来一个支离破碎的互联网，而不是我们在过去40年里建立起来的、在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的互联网。
同样，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也于8月7日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表示：“我认为（tiktok被禁）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无论解决方案是什么，都必须格外谨慎和认真对待……这会开创一个非常糟糕的长期先例……它很可能会在世界其他国家产生长期后果……tiktok是竞争对手。或许（tiktok被禁）会让reels的推出变得更容易些，但运营一家公司不能只着眼于下个月或下个季度。”美国手机通信软件telegram的创始人杜罗夫也说，美国针对tiktok的行动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很快，每个国家都可能利用“国家安全”这个借口，将各个政府在互联网世界中各占一角的行为合理化，从而“摧毁国际科技企业”。杜罗夫还说：“讽刺的是，正是脸书和谷歌这样的美国企业，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失去最多。”
扎克伯格等人清晰地意识到，不光中国的数据公司正在遭遇困境，所有大型国际性数据公司都会遭遇类似困境。美国把中国公司排除在外，也会让美国公司未来在其他国家遭遇被刁难的困境，届时美国公司很可能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表示反对。
中立性：国际性数据公司的未来之路
蓬佩奥提出的是真问题：在数据穿透国界的情况下，如何防止一国政治对他国的外溢效应。各大国际性数据公司面对的也都是真问题，互联网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头部效应、赢者通吃，数据的基本特征就是不受国界所限，结果就是赢者必定会成为传导各种政治外溢效应的国际性数据大公司。这是一个必然的商业逻辑，可是如何能够让这种商业逻辑和各国的政治逻辑之间不再发生这样的迎头对撞？
问题问到这里，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从长远来看，国际性数据公司未来必须超越主权国家秩序、去国家化，才能确保其数据能够中立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些公司不再成为各国政治外溢效应的中介载体，从而能够为各个国家所信任。只有在一种非国家的秩序中，公司和数据的中立性才可能实现，因此，这种秩序只能是一种商人秩序。就目前的局势来看，除非这些国际数据大公司能够联手促成“公司去国家化”，否则前面谈到的那些困境就是无解的。这些大公司应当也最有动力去推动这种商人秩序，因为这恰恰可以回应它们当下最大的困境。而且只有当各大国际性数据公司都在商人秩序下展开主要的经营活动时，才能防止它们在不同体制的国家间进行各种规则套利，获得各种不对称的竞争优势。这些规则套利会对国际性数据公司的商业伦理造成伤害，从而伤害其长远利益。
当然，前面对“商人秩序”的探讨，是着眼于长线的。有些公司已经火烧眉毛了，如果在短线上根本活不下去，就没有能力考虑长线问题。从短线上来说，这些公司很可能不得不迅速建立国内、国外两套数据系统和算法系统，并且对自己在运营中所提取的各种不涉及商业机密的非敏感数据，做出一系列可验证的透明化安排，从而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可验证的透明化安排中，包括这些公司要将自己的海外数据中心设置在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小国，如新加坡、瑞士、冰岛或者迪拜，这也是可信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最近和许多朋友谈到这样的构想时，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很吃惊，觉得很难想象一种超越于国家秩序的商人秩序。这是因为现代人都是在国家秩序中长大的，它是我们思考问题时不言自明的基本前提。然而，要知道，国家秩序对其他秩序的全方位遮蔽，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到现在不过200多年。在人类历史更长的时间里，各种秩序空间是彼此交错、共存的。
比如，在近代以前，欧洲北部曾经有一个由100多个商业城邦组成的“汉萨同盟”。这些城邦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之外，形成了强有力的商人秩序，曾主导波罗的海、北海地区的贸易数百年。汉萨同盟虽然在近代早期被主权国家秩序所替代，但在其历史中所形成的很多国际规则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多种秩序空间共存的局面占据了人类历史长得多的时间。没有人能说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国家秩序必定会永远存在，不会被超越。就目前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局势而言，商人秩序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么，如何开启商人秩序呢？这些穿透国界的大公司，又将如何在自我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进而导向一种包含道德价值，从而是可持续的秩序呢？由于它们是在非国家的虚拟空间中活动，这个空间在很多层面上便应保持去政治化的状态，才不至于伤害新的商业伦理。那么，商人秩序在这里又该与主权国家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些都是必须回答的严肃问题。后面两章，我们就用来大开脑洞，天马行空地探讨这一系列问题，期待能够由此吸引更多有兴趣的朋友，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共同构想未来。
我与长期专注于互联网领域投资的丁健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提出，就目前看来，5g、人工智能、大数据所引导的下一个智能生态不是为人类设计的，或者说不单纯是为人类直接设计的，就像高速公路不是为行人设计的；人类已经无法直接使用新的基础设施，就像人们不能到高速公路上去跑步、走路一样。我很认同这种判断，而且这里面有大量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新的智能生态会改变我们今天对数据的理解和应用，会实质性地重构既有的生产秩序和商品流通秩序。各种机器的产能及使用状态，各种原料、零部件的库存、物流状况等，都被物联网动态地联系在一起，生产过程会被重新定义；用户需求也在各种平台上被收集、汇总，大数据还会挖掘出新的需求。生产和需求这两端的数据会在各种电商平台上形成实时的动态匹配关系，整体的经济效率会获得质的提升。这个过程在未来十年内很可能会出现。过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机器所替代，从而深度改变就业市场的逻辑、财富分配的逻辑，进而改变人们的很多价值排序，改变一些基本的法律逻辑。我们现有的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世界现有的组织形态，都可能会被颠覆，一种全新的秩序逻辑和相应的治理逻辑，亟待浮出水面。
吕倩：《脸书“变脸”？扎克伯格称禁用tiktok将开创糟糕先例》，第一财经，2020年8月7日。
卿滢：《特朗普对tiktok等挥大棒，各界忧将开危险先例》，财新网，2020年8月8日。
在2020年8月中旬，我曾如此分析正遭遇严重困境的字节跳动公司。当时字节跳动已经在美国和爱尔兰都设置透明度中心，透明度中心将提供有关tiktok源代码及其数据隐私和安全举措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来查看。这样一种关于数据隐私保护的做法，是目前世界上最激进的，还没有其他类似的公司能够做到。在当时看来，如果这种做法仍然无法让字节跳动逃过劫难，那就会以一种惨烈的方式证明，当下以国家为主体的数字空间治理，在本质上就是不可能成功的，字节跳动也以此为后人植下一块路标，提示着应当走的方向；与此同时，字节跳动也可能基于这块路标以及企业由此获得的商业伦理高度（因激进的透明度安排而获得的巨大的商誉），找到机会再次出海，继续其国际化的梦想，如此一来，即便字节跳动在tiktok的事情上失败了，这场失败也会转化为它未来东山再起时可依凭的资产。“让失败转化为资产”，是这个评论的核心关注点之一。幸运的是，到了9月下旬，字节跳动终于在卖掉tiktok和放弃美国市场之外找到了第三条路，似乎化解了困境；遗憾的是，直到本书交稿为止，这第三条路仍然命运未卜，期待到本书面市的时候这条路已经走通了。无论如何，这第三条路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未来的更多脑洞，相关讨论留待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