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开放与封闭的时候，着重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把它简单还原为某种意识形态，原因在于，我们实际上无法仅仅从意识形态上来判断一个国家属于开放秩序还是封闭秩序。这与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在正当性来源上的巨大差异有关。政治统治中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人们会问一句“我凭什么听你的”；所谓“正当性”，就是要把这个“凭什么”说清楚。

在古典政治中，统治的正当性在于统治者“上应天命”。具体什么是“天”，则是另一个问题，有可能是上帝（安拉），有可能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天”，也有可能是某某大神。无论是什么，这个“天”都是基于宗教的，它超越于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之上。古典政治正当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天”的解释，但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脱离“经”，而“经”是不容修改的。一个政权能否自我证成，其统治到底有没有正当性，是有一个外在的判断标准的。

现代政治有一个巨大变化，从原则上说，它是“人民”的自我统治。所谓“自我统治”，就意味着正当性是自我赋予的，也就是说，之所以“我们”应当自我统治，是因为“我们”决定自我统治。现代政治不依赖于什么外在于“我们”的标准，只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其结果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政体都能自我证成，只要它能给出一个关于“我们”或者说“人民”的建构。所以，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对“我们/人民”的建构，建构方式多种多样。同样一个群体，基于不同的叙事逻辑，能够被建构为各种意涵区别巨大的“我们/人民”。

“我们/人民”决定自我统治，因此“我们/人民”就有正当性，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实际上是基于循环论证的。所以，在一些古典学家看来，现代政治都是僭主政治。僭主政治，就是通过自我证成/循环论证出其正当性的，它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而自己无论如何都会符合这个标准。所以，这些古典学家认为现代政治都是由意识形态建构的，都内在地包含暴政的可能性，没有哪种政体天然地能够避免。

有个有趣的小故事，是关于提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著名学者哥德尔的。他从纳粹统治下的奥地利流亡到了美国，当爱因斯坦陪他去移民局申请美国国籍的时候，移民官听说哥德尔来自纳粹统治下的地方，便自豪地说：“幸好我们美国有完美的宪法，保障了我们绝不会落入法西斯政权。”哥德尔马上反驳：“恰恰相反，我发现了美国宪法的漏洞，证明了它是会导向法西斯政权的。”幸亏爱因斯坦岔开了话头，才没让哥德尔申请国籍的事情遇到麻烦。

哥德尔是逻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我们可以充分信任他对美国宪法所做的逻辑梳理，就是说它确实有导向法西斯政权的潜在可能性。但为什么这没有变成现实呢？不仅美国，为什么大部分现代国家都没有堕入法西斯政权呢？

答案在于，现代国家虽然没有了来自“经”的外在标准的制约，但是在宪法之外另有制约机制，制约着宪法中的潜在危险。最重要的制约机制有两个：一个是强大的社会，一个是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

先说强大的社会。美国之所以不会堕入法西斯政权，不是因为它的宪法有多完美——魏玛德国的宪法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完美的宪法之一，但希特勒的政权正是在魏玛德国成长起来的。美国不会堕入黑暗的原因在于其强大的社会。这是个大社会小政府的国家，即便政府试图利用宪法漏洞走向极权，强大的社会也会让其妄念落空；于是也就不会有人抱这种妄念了，因为没有成功的机会。

再说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是基于意识形态建构的，意识形态还会通过国民教育塑造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以强化其正当性。通常来说，这种教育都会有不小的效果。但要注意，所谓的“通常”有个基本前提，就是它不会严重地挑战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由于社会上总是有多种多样的观念和立场，人们经常无法达成共识，难以统一行动；但是一旦哪件事情极为严重地挑战了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共识瞬间就会达成，让人们形成统一的态度。

接下来就看是否有低成本的手段能够让人们的态度实现共振，涌现式地迸发。这时互联网的独特组织功能就凸显出来了，尽管它经常会让人进入信息茧房，但是当某个公共事件严重挑战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的时候，互联网却似乎能让人们在一瞬间进入一种集体心流的状态，从而导向一系列无组织、分布式、态度却出奇地一致的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表面上可能像一种大型行为艺术，但实际上它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这种自发的集体行为艺术，我们可以在疫情中看到一些案例。

实际上，现代政治奠基于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就是一种基于市场而演化出来的复杂社会。如果社会没有足够的活力，经济就没有活力；经济没有足够的活力，就不会有能够支撑现代政治的财政；没有财政的支持，现代政治本身也就玩不下去了。因此，现代政治必须依托于有活力的现代社会，才能够真正存续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在现代政治中识别出两种“僭主边界”。一个是硬约束的边界，也就是政府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如果政府对社会的制约过了某个边界，那也就玩不下去了；而只要政府守在边界之内，社会迟早会发育起来。

还有一个是软约束的边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互联网为这种软约束提供了最为强大的表达工具，让它能够在特定时刻以某种集体心流的方式，划出一个事先看不见却令几乎所有人都能直觉体会到的边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开放秩序也是一种正常的演化逻辑。任何一个政治体，只要给定足够长的时间，迟早都会演化出开放秩序，并与整体的外部开放秩序融为一体。这是政治体的一个基本生存原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陆地霸主为何前赴后继

既然开放秩序是一种注定的方向，回看历史，为什么又会不断有新的封闭秩序的国家来挑战开放秩序呢？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在此之前都是一个落后国家。那么它们又是如何成为新的陆地霸主的呢？原因之一恰恰就在于，它们打造了一个封闭秩序。这很重要，因为封闭秩序虽然不利于经营全球经贸网络，却有利于对特定的人群进行动员；一旦它还能与技术跃迁相结合，这样的国家就有机会成为新的陆地霸主。而在成为霸主之后，曾经的成功经验反倒成了它的诅咒，它在巨大的制度惯性之下，难以适时摆脱封闭秩序所带来的视野局限，意识不到此时进入开放秩序是更加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反倒会和主导开放秩序的海洋霸主发生对抗。

比如，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追求的就是典型的封闭秩序，因为它要刻意强化本民族和其他人群的区别，甚至把自己描绘成好的，把别人描绘成坏的，以便对本民族形成动员，如此打造出来的肯定是个封闭秩序。德国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后期崛起，就是因为它以民族主义为动员机制，把国家统一起来了；德国统一之后，又率先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于是它就一举成了新霸主。但是它的民族主义理念，随即让德国与英美发生强烈的对抗，它接连失败了两次。“二战”后德国放弃了民族主义，放弃了封闭秩序，加入了开放秩序，才让自己崛起的成果能够真正被收获。

虽然陆地霸主对海洋霸主的历次挑战都失败了，但是这个历史过程也很重要。一方面，陆地霸主对海洋霸主的反抗，会让海洋霸主本身也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改进；另一方面，陆地霸主都是大国，它们在反复失败之后，最终加入开放的海洋秩序，由于其体量规模，海洋秩序也不会是老样子了，而是会不断发生演化，也不再是由海洋霸主一家独大地来主导了。只有这样，开放的海洋秩序才能逐渐发展为属于全人类的秩序，而不仅仅是海洋霸主自家的天下。

总结一下：海洋秩序/开放秩序与陆地秩序/封闭秩序之间的对抗史，是海洋秩序不断扩展，但陆地秩序不断反抗，进而使得海洋秩序不断地朝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演化的过程。

这是我们看到的国际体系演化史不变的核心线索。要真正把握这个线索，还需要对海洋秩序的深层逻辑做进一步的分析，基于此我们才更能认清中国今天所处的地位以及可能更合适的战略方向。下一章就来谈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