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若要成立，一开始一定要有足够数量的、分工足够精细的企业几乎同时成长起来，形成一个具有自我运转能力的供应链网络；因为这些企业已经极度专业化，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存活，所以它们要么几乎同时成长起来，要么就是谁也成长不起来。这么多企业几乎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个前提就是，有很多规模很大、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到位的工业开发区——这也算广义上的城市化——被建设起来，同时又还没有相应的工业进驻能力；换句话说，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开发区等待企业进驻。只有存在这样的地方，供应链网络才能生长起来，而且可以想见，供应链网络是分布式生长，其速度一定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刚好，中国基于土地财政而有了这样大片近乎空白的开发区。1994年，中国推动了分税制改革，财权上交中央，事权仍然留在地方，这使得地方不得不另寻办法来筹集依靠税收无法满足的财政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中国特色，地方政府发现土地财政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于是大量的开发区被建了起来，到21世纪初期初见成效。

这个过程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走了一个反向的历史进程。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都是工业化引导城市化，因为相对于乡村，城市里的公共服务需求要大得多，农业经济下的财政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的公共服务，所以必须先工业化了，有了必备的财政能力，才有可能城市化。

但中国土地财政的逻辑是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先把开发区建设起来再说，是否有足够的工业进驻能力则不一定——在建时当然是假设能的，但是当无数个城市都在建设开发区时，形成的总容纳能力就远远超过最初的想象了。有可能一个开发区建成了，计划容纳1000家，但最终招商只能招到100家，空了900家，就相当于这开发区近乎是空白的。倘若工业进驻能力跟不上，当偿债周期到来时，各个地方的经济便可能陷入极为可怕的危机，经济呈现断崖式下跌。

这种可能性本来是不小的，但是没想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在开发区建设初见成效、土地财政将崩未崩之际，西方的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到来了。这些空白的开发区反倒准备好了必要条件，供应链网络因此获得机会迅速成长。再加上这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部分以一种让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了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说到这儿，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创新经济拉动起来的，这种增长无法脱离世界大势而获得解释。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特殊性在其中的深刻体现。

分析供应链网络时有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就是规模。规模越大，网络里的中小企业就越多，分工就越精细，越有效率；同时网络里各个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也越有弹性。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其成本结构就会出现重要变化。在生产环节的综合成本当中，劳动、土地等要素价格的占比大幅下降，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我们姑且将之归于广义的交易成本——的占比大幅上升，以至于即便劳动和土地的价格在上涨，综合成本的控制仍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供应链网络的效率的提升能消化掉这部分价格的上涨。

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在规模上是举世无双的，其发展也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结果就是中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向中国转移。在未出现实质性的技术变迁的前提下，这种转移差不多是终局性的，也就是说，进得来出不去；除非某种产品对供应链需求很低并且对远距离物流成本很敏感，那它就更适合靠近市场来生产，才能够从中国转移走。

但是这并不排除中低端制造业从中国外溢到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之所以说是外溢而不说是转移，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同样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所以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的制造中心地位。既有的一些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说，依据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品主要是零部件与半成品，到今天，零部件与半成品在贸易中的占比变得更大。这种贸易只有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才有意义，网络之外需要的不是零部件和半成品，而是终端产品。既然如此，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的外溢，就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那么中低端制造业向这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以外转移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了。这个观点也为我2019年在越南做的深度调研所验证，在可预见的未来，贸易战也无法在实质上改变这一点。

“全球双循环”结构与全球失衡

在前述背景下，对西方国家来说，制造业向东亚的转移过程让它们越来越去工业化，这会不断放大它们在创新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同时也直接表现为它们在服务贸易上规模的扩大。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并且中国是通过联合起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共生生产网络而获得这种优势的。而其他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则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原材料这个层面上。

这样看来，中国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的制造业又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了另一个经贸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之间，由于产业结构的落差，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创新产业无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必须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中介。由此全球经贸就形成了一种“全球双循环”的结构，中国处在连接两个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枢纽”。说得更准确些，很可能是中国与若干个东南亚国家一起构成这个“枢纽”。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双向影响的结果。世界经济转型的大势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经济反过来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形成了国际经贸循环中的一种“全球双循环”结构。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在横向的“全球双循环”结构之外，还有一个纵向的“全球双层循环”结构。美国拥有世界货币——美元，它基于此所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是“全球双层循环”中的上层，覆盖在各种类型的实体经济循环之上；“全球双循环”则是在全球资本循环之下的、有某种从属性质的实体经济循环。把握这样的纵向、横向多元复合的全球经济循环结构，是我们真正理解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提。

在这种多元复合结构的视野下，我们还会发现，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双层循环”当中具有主导性的全球资本循环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前面谈到的全球创新的发动机也在美国。只有创新，才能带来经济上质的增长，否则便只有量的扩张；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资源是有限的，单纯依靠量的扩张，迟早会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西方创新经济的新模式拉动起来的。虽然发动机在西方，但发动机需要传动轴才能让整个车跑起来，而中国就是传动轴。中国这个传动轴的出现，会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深远的影响，让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遭遇挑战，也导致国际经贸秩序以及很多国家的内部秩序出现失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贸易战等问题，其根源也在这里。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过，这些失衡问题会引发很多在现有机制下不易处理的贸易冲突。这些冲突也会让世界对中国提出一些要求，希望中国做出一系列改革。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理解这些要求，而是做出比较强硬的回应，就会让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困境。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这个过程中大规模地进入去工业化的进程。历史上，随着新工业中心的崛起，老工业中心的传统产业也会走向衰败，造成工人失业，从而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但是过去的发展节奏不像今天这么快，新老工业中心的迭代可能是在四五十年内完成的。这就是两代人的时间，老工业中心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来把失业人口消化掉。而中国作为新工业中心的崛起是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实现的，只有半代人的时间。美国这样的老工业中心的传统产业大规模衰败了，根本来不及消化掉失业人口，这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不光美国是这样，欧洲国家的很多传统工业城市也面临相似的境遇。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如此，再加上其国家能力本来就比较弱，于是当地的秩序就会陷入更加脆弱的状态。这些失衡进一步引发了各国政治上的民粹化转向，最近这几年西方国家和一些非西方国家都有一系列民粹气质很强的领导人被选上台，都是当下经济背景下的政治反映。中美贸易战其实也是“全球双层循环”结构对国际经贸秩序冲击的一个表现，而美国手上有特别多的筹码，原因就在于它在“全球双层循环”当中的优势地位。

这一章中我们分析了中国经济成长与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这个全球秩序的治理机制虽然已经遭遇严峻的挑战，但是它仍然对未来的演化路径有着某种规定性效应，我们无法脱离它来凭空想象未来的秩序。下一章我们将讨论一下这个全球秩序的生成及演化逻辑。

这一章的内容我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和《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信出版社，2020）两本书中都有过讨论，这里复述了两书中的相关内容，并加上了一些近期的相关思考。

感谢王煜全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的多次探讨，他用大量的案例帮助我验证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思考；尤其是在《拜杜法案》上的讨论，对我有重要启发。

参阅monahaddad,“tradeintegrationineastasia:theroleofchinaandproductionnetworks”,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4160,march2007.

相关讨论参见施展：《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信出版社，2020。

下文所谓的“中国”，实际上是指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只不过中国是其中有主导力的核心国家，为简便起见，用“中国”来指代东亚制造业集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