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图书馆，并不一定很大、很漂亮。并不一定拥有最好的设施、最有效率的馆员或最多的读者。一个伟大的图书馆是在给予。它深深地与社区生活融为一体，变得必不可少。一个伟大的图书馆，谁也不会特别注意，因为它始终在那儿，但总是拥有人们所需要的东西。
斯潘塞公共图书馆是一八八三年在h·c·克拉利夫人的客厅里成立的。一八九〇年，图书馆迁到了中央大街一座小小的木板房里。一九〇二年，安德鲁·卡耐基给小镇捐款一万美元用于修建一座新的图书馆。卡耐基是产业革命的产物，把大批农民变成了工厂工人、石油业职工和冶炼工。他是一位强硬的产业大亨，把他的美国钢铁公司打造成为全国最成功的企业。他还是一位浸礼会教友，到一九〇二年的时候，他早已致力于将自己的财富用于有价值的事业。其中一项事业就是捐款给小镇修建图书馆。对于斯潘塞这样的小镇来说，一座卡耐基图书馆标志着你虽然还没有荣登榜首，至少已遥遥领先于哈特利和埃弗里。
斯潘塞公共图书馆于一九〇五年三月六日在东三大街开始接待读者，那里和中央大街只隔半个街区。这是一座典型的卡耐基图书馆，因为卡耐基规定了古典风格和对称式设计。门厅里有三面彩绘玻璃窗，两面绘着花卉，一面印着“图书馆”三个字。馆员们坐在门厅中央一张大桌子后面，周围都是卡片抽屉。两侧的房间小而幽静，书架高达天花板。那个时代公共建筑都是男女隔离的，但在这里，男女读者可以随便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卡耐基图书馆还是第一批让读者到架子上自己选书、而不是向馆员提出要求的图书馆。
有些历史学家形容卡耐基图书馆简单朴素，其实，只有拿它们跟纽约和芝加哥等大城市的精美的中央图书馆相比才是这样，那些图书馆有雕花的壁缘，绘着装饰画的天花板，还有枝形的水晶吊灯。斯潘塞卡耐基图书馆跟当地某位主妇家的客厅或中央大街上的某个店面相比，已经是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了。天花板很高，窗户很气派。儿童藏书的那层一半在地下，那个年代孩子们经常被关在家里，这便算是一种创新了。孩子们可以坐在圆形长凳上读书，窗户齐着地面，看得见外面平整的草地。整个图书馆的地板都是黑木的，光可鉴人，木面很宽，踩在脚下吱吱嘎嘎地响，经常，这种吱吱嘎嘎声是你能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在卡耐基图书馆里，书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听的。它是一个展览馆。它像教堂一样安静。像隐修院一样安静。它是学习的圣殿，在一九〇二年，学习就意味着看书。
许多人一想到图书馆，就会想到卡耐基图书馆。这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图书馆。那份静谧，那高高的天花板，那门厅中央的桌子，还有端庄稳重的馆员（至少在我们记忆中是这样）。这些图书馆似乎专门让孩子们相信会在这里迷失，谁也找不到自己，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
到我一九八二年被聘用的时候，卡耐基图书馆已经不存在了。它确实很漂亮，但是太小了。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小镇来说实在太小了。地契上提出的条件是，小镇必须把它用做图书馆，不然就归还原主，于是在一九七一年，小镇拆除了旧的卡耐基图书馆，要建造一座更大、更现代、更高效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里没有吱吱嘎嘎的地板，没有昏暗的光线，没有令人生畏的高高的书架，也没有令人迷失的房间。
这是一个灾难。
斯潘塞镇是按传统风格建设的。零售商的房屋是砖砌的，第三大街上的建筑都是两三层楼的木头房。而图书馆却是水泥建筑。它只有一层楼高，蜷缩在街角，活像个大土墩。原先宽阔的草坪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小花园。光线太阴了，长不出什么东西，花园里很快就堆满了石头。玻璃前门远离街道，入口处比较隐蔽，缺乏热情。东墙面对小镇中学，是结实的水泥结构。一九七〇年代末，格雷斯·伦西格把自己活动进了图书馆董事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在东墙栽种爬山虎。几年后，爬山虎种上了，但她却在董事会里待了将近二十年。
新的斯潘塞公共图书馆很现代，但是没有人情味。而且里面是彻头彻尾的寒冷。它有一道朝北的玻璃墙，能够看到小巷里的风景，倒是蛮可爱的。但是到了冬天，就没办法让图书馆后面保持温暖了。楼面布置是开放式的，没有地方可以储藏东西，也没有指定的员工区。一共只有五个电源插孔。家具是当地手工匠人做的，看着漂亮，却不实用。桌子有突出的撑子，使你不能额外再加几把椅子，而且都是厚厚实实的橡木做的，桌面是多层胶合木，重得要命，根本搬不动。地毯是橘黄色的，简直是万圣节的噩梦。
简单说吧，这个建筑放在斯潘塞这样的小镇显得格格不入。图书馆以前一直经营得很好。藏书特别丰富，特别是对于斯潘塞这样规模的小镇来说，历任馆长总是积极吸纳新的技术和理念。从热情、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来说，这个图书馆是顶尖的。但是在一九七一年后，它整个儿被挤进了一座不合时宜的建筑。外部跟周围地区不协调，内部既不实用也不亲切。它使你不愿意坐下来放松心情。它是十足地冷冰冰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我们开始重新装修——姑且称这个过程为“加加温”吧，这时候衣阿华西北部正在苏醒，由褐色变为绿色。草地突然需要修剪了，中央大街上的树木绽出了新叶。在农村，庄稼在土壤里生根发芽，你花那么多时间修理农具、翻土和播种，现在总算看到了结果。天气逐渐转暖。孩子们把自行车搬了出来。在图书馆里，经过将近一年的规划，装修终于要开始动工了。
装修的第一步是把赤裸裸的水泥墙刷上颜色。我们决定留下那排固定在墙上的九英尺的书架，这样，我们的粉刷工托尼·乔伊只需要在地上铺几块布，把梯子靠在书架上就能干活了。托尼是我们的馆员莎朗·乔伊的丈夫。他刚开始工作，杜威就爬了上去。
“我说，杜威，咱们下去吧。”
杜威不予理会。它在图书馆已经待了一年多，还从没有在九英尺的高处俯瞰过它。这是一个新发现。杜威从梯子一下子跳到了书架顶上。接着又跳了几步，我们就抓不到它了。
托尼把梯子挪过去，杜威又跑开了。托尼爬到梯子顶上，将胳膊肘撑在书架上，望着这只固执的猫。
“这样不好，杜威。我要给这面墙刷上颜色，你身上就会蹭脏。薇奇就会看到一只蓝猫，然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我就会被解雇。”杜威只是低头望着图书馆。“你不在乎，是吗？好吧，可别说我没提醒过你。薇奇！”
“在。”
“你可是都看见了？”
“你警告得好。我免除你的责任。”
我并不为杜威担心。它是我见过的最小心谨慎的猫。它快步走过那些书架，一步也没有踏错。它故意用身子擦过那些展出的书却不把它们碰倒，猫咪都爱这么做。我知道它不仅能走过一排书架不蹭到潮湿的涂料，还能轻手轻脚地爬上梯子而不打翻梯子顶上的涂料罐儿。我更担心的是托尼。要跟图书馆之王共享一把梯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满意这种安排的话，我也没意见。”我大声对梯子上的托尼说。
“我冒险试试吧。”托尼开玩笑说。
短短几天，托尼和杜威就成了铁哥儿们。或者，我应该说托尼和杜斯特，因为托尼总是叫它杜斯特。托尼觉得，对于这样一只男子气十足的猫来说，杜威这个名字太阴柔了。他担心夜里小巷里的那些野猫会聚在童书区的窗户外面，拿它的名字开玩笑。因此托尼决定，它的真名不叫杜威，而叫公爵，就像约翰·韦恩一样。“只有它的亲密朋友才管它叫杜斯特。”托尼解释说。他总是称我为馆长女士。
“馆长女士，你认为这种红色怎么样？”他看见我走过图书馆，便会问道。
“不知道。我觉得有点粉兮兮的。”
然而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是粉色涂料。突然之间，我们没法让这只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小猫不上书架顶了。一天，托尼看见杜威跑到了图书馆那头的书架顶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事情有了变化，它发现只要它愿意，就能爬到书架顶上。它就高高在上，把图书馆尽收眼底，有些天它甚至都不肯下来。
“杜威呢？”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家谱俱乐部进来召开例会时，每个成员都会这么问。家谱俱乐部如同在图书馆——我们的圆形会议室是镇上最大的免费聚会场所，总是被预订——聚会的所有俱乐部一样，已经习惯了杜威的款待。每次开会前，杜威都会跳到桌子中央。它把参加会议的人挨个儿审视一遍，然后走到桌旁每个人跟前，嗅他们的手，或端详他们的脸。转完一圈后，它选中一个人坐到他的腿上。不管会议是关于什么的，杜威从不省略或改变它的这套固定程序。要打破它的节奏，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扔出去，关上房门。
一开始，杜威的款待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特别是那些经常在圆形会议室开会的商业和政治团体，但是几个月后，就连那些商人也把这当成是最有趣的一件事了。家谱俱乐部更将它看成一场游戏，因为杜威每个月都挑选不同的人陪着开会。他们总是开怀大笑，试图哄劝杜威坐上自己的膝头，简直就像故事课上的那些孩子。
“杜威这些日子有点心不在焉，”我对他们说，“自从托尼开始粉刷图书馆以来，它就变得反常了。但我相信一旦它发现你们来了……”
似乎是得到了信号，杜威走进房门，跳上桌子，开始了它的程序。
“如果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我对他们说，转身回到图书馆主区。谁也没有说话，都忙着关注杜威呢。“这不公平，埃丝特，”我听见会议室的声音在远处传来，“你口袋里肯定装了金枪鱼。”
三星期后，托尼粉刷完毕，杜威完全变了一只猫。也许它真的把自己看成公爵了，因为它突然不再满足于打盹儿和蹲在人们膝头。它想要探险。想要攀登。最重要的是，探索新的地方去攀登。我们按那位著名登山运动员的名字，称这个时期为杜威的埃德蒙·希拉里阶段。杜威不肯停止攀登的脚步，一定要登上它自己的珠穆朗玛峰，它不到一个月就做到了这点。
“今天早上看到杜威了吗？”我问在接待台工作的奥德丽·惠勒，“它没有来吃早饭。”
“我没看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