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至少拥有两套当局：真实存在的当局，以及众人想象中的当局。然而真实存在的当局过于庞大，且几乎从不现身，想象中的当局甚至更为庞大，其基础仅仅建立在对真正当局雪泥鸿爪式的议论之上。至少在村子里，对当局的议论是如云雾般全面笼罩下来的猜测的集合体，而这种层层铰接起来的猜测，反而起到了真正当局理应实现的功用。当然，以当局惯用的逻辑来解释的话，这项事实本身亦是官员们早就布置好的计划——因为当局是绝不犯错的，我们只是对现状缺乏理解。
真实存在的当局仍然要再分裂为两种。其一为原文中的behörden，指的是整个官方系统、整套公共权力机构，虽为泛指，但却由于卡夫卡本人创造出的“城堡”概念，意外地集合到了一处。那么城堡是不是等同于这个当局呢？显然也不是，因为城堡似乎只是办公地点的集合，是无穷无尽的办公室，而当局却至少是官员们的集合。然而，城堡这个地点加上官员这个群体，却也还是“城堡”（或许可以称之为“城堡当局”，但文中角色还是习惯简称其为“城堡”），所以单就词语本身而言，它同时也具有了当局的象征意味。至于地理意义上的城堡除了是办公地点之外还是什么，文中则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依稀知道，那里恐怕也是韦斯特维斯特伯爵大人的住所，因为施瓦策尔曾在午夜时分当众向k.宣称过，此时去找伯爵索求在领地过夜的相关许可，是大不敬的行为。
但伯爵是否真住在城堡里，施瓦策尔却并未明说，他只是不允许k.去找伯爵而已。而当时k.所说的也仅仅是一句气话，并没有打算真去找他。作为读者，虽然依稀觉得“有城堡便有领地，有领地便有贵族”这样的观念似乎是合情合理，但若想要找到韦斯特维斯特确实住在城堡里的实证，那也是自始至终都找不到的。况且，这位名字纯属虚构、拥有当地最高权力的人物，只是短暂地现身于三言两语的交谈之中，之后便再也无人提及了。但施瓦策尔这个角色的出现，却第一次牵扯出了城堡里的权力架构：他自称为“伯爵手下的公职人员”——事实上，在城堡及其对应领地内履行公职的人是很多的，如克拉姆、索尔提尼这样的官员自不必说，还有莫姆斯这种同时为两位官员办事的村务秘书，以及貌似兼职的村长和实质上充当了村长秘书的妻子。官员们在城堡的办公室里办公，口述机要，自然就要配备抄写员，而消息的传递又需要信使，所以才会催生出“阿玛莉亚侮辱信使”这起在本书中占据了不少篇幅的公案。官员公务繁忙，所以要有大批仆人伺候着，办事方面也需要秘书们来代劳，但秘书的身份同样种类庞杂，除了上述的村务秘书莫姆斯外，尚有埃尔兰格这样的首席秘书。话说回来，埃尔兰格也只是首席秘书之一，而且恐怕还是要再来细分等级的：毕竟，根据桥头旅馆老板对施瓦策尔的描述，他那位作为城堡总管的父亲，身份只是城堡副总管，而且还是副总管当中身份排在最后面的。书中曾经指名道姓地提起过一位名为弗里茨的城堡副总管，还曾描述过桥头旅馆内悬挂着的、城堡总管的肖像画，但这些总管级别的人物之后就没再出现过了。
城堡总管究竟是做什么的？或许正如字面意思一般，是那些负责对城堡内部具体事务进行管理的人物，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堡领主必须提供的职位。书中之所以不提及他们，大概是因为与主角k.的行为之间并未产生任何交集：他们可能是进入城堡之后才需要真正接触到的人物，而且很可能是跟伯爵本人相关的。可是k.终究连克拉姆都见不到（就连从门上小孔中成功窥探到他，都是借助了角度与灯光的协助），也就更不必提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物了。
最开始时出现的公职还有办公室主任，这也是借施瓦策尔之口表述出来的。根据前后文的逻辑，此项职务正式的名称应为“中央办公室主任”——这一名称的神秘程度堪比后文中的“x.执行委员会”。相比之下，x.执行委员会的存在倒更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包括“中央办公室”和“城堡副总管弗里茨”这样的提法，全是k.在偷听电话时得来的，但这样的说法已经被村长明确否定掉了，甚至连“桥头旅馆的电话能够联络到城堡”这件事都是假的，变成了一种提供给公职人员的消遣，当然，这种消遣同样也别有深意，诚如村长的那句反问：“来自城堡的公职人员，提供的信息怎么可能全无深意？”考虑到村长也可能出于某些尚不得而知的目的说了假话，或者至少半真半假的话，想给出明确判断的决心就更显得荒唐了。反观“x.执行委员会”这几个字，至少是以印戳的形式，盖在了白纸黑字的公函上，总归比虚无缥缈的偷听与信口开河的解释更具把握些。讽刺的是，k.在这件事上曾经十分仰赖的一项证据，也即公函是由克拉姆的信使亲自送来这件事，在全书临近结尾时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反转——信使巴纳巴斯只是在冒充公职人员，他的目的与k.基本相同，都是想通过接触城堡来为自己讨回公道，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为全家人，而后者只为自己。可是，尽管巴纳巴斯的信使身份有可能是假的（因为并不能排除他拿到公函后马上转正的可能），他拿来的却是克拉姆的亲笔信；尽管信中全是官僚惯用的套话，但至少被村长认证为货真价实的私人信件；尽管这封来信原本的目的可能已被掩盖，但它到底还是能够抓在手中的真实。说到这里，部分读者可能已经被这种一环套一环的假设、否定与反驳给弄糊涂了：全书充斥着密不透风的推理与毫无意义的结论，k.的各种行为看似也是彼此矛盾甚至不可理喻的，那么——《城堡》的真实究竟在哪里？
合适的回答之一：这就是真实，只是被放大了。
与卡夫卡创作《审判》sup/sup的年代相比，在他创作《城堡》时，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轰然倒下sup/sup，自1918年10月起，帝国境内各个民族地区陆续宣布独立。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君主制寿终正寝，以德语为母语的原奥匈帝国组成了“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然而协约国害怕奥地利在“民族自决”浪潮影响下并入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从而无法完成削弱德意志的目的，不只禁止奥地利并入德国，还强行将原奥匈帝国内的部分德语地区划归了捷克和意大利。1919年9月的《圣日耳曼条约》签署后，一切尘埃落定，布拉格市民卡夫卡就这样从一位原奥匈帝国公民，正式变成了说德语的捷克人。
作为现代人，尤其是出生于长期大一统和平年代下的中国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帝国分崩离析后，个体长期悬置在毫无安全感状态下的感受的。上溯至唐朝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割据、边疆不稳，经营多年的西域逐渐被吐蕃蚕食，情况便与卡夫卡创作《城堡》时的背景有些许相似。于是，当潼关失守，杜甫辗转各地，最终弃官入川时，才能吟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种空寂且哀丧的诗句。《春望》的精神内核亦能在《城堡》中窥出相似来，唯独《城堡》以冗长与荒诞的形式堆砌，将这种历史背景的提炼隐藏得更深了些。甚至“浑欲不胜簪”式的细节，《城堡》里也是一样不缺的。
还是暂且将目光聚焦回卡夫卡——早在战争结束前，他就已经患上了结核病。战争期间哥萨克骑兵对加利西亚的扫荡，给布拉格带来了大批犹太难民，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在接触、救济难民的过程中，也从中汲取了波兰犹太神秘主义的一些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哈西德主义。关于哈西德主义，若是读过伍迪·艾伦所著的《门萨的娼妓》，应该能够有一些直观的了解。下面引述一则典型的哈西德教派故事：
教徒长途跋涉，去请教当时一位地位最高的拉比问题。
虽然这位拉比地位最高，但也可能是最愚蠢的人。
教徒见到拉比后，问他如何才能寻得内心的安宁。
拉比先是仔细审视了此人，然后让他马上回头看自己身后。
教徒听话地转过身去，结果拉比用烛台敲打了此人的后脑勺。
并且反问他是否已经得到了内心的安宁。
在另一则故事里，教徒认为自己的女儿和鲱鱼之间没有区别，先知却坚持要弄清具体是跟哪种鲱鱼长得一样。
这些故事与《城堡》的叙述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并非寓言性这种宽泛的东西，而是淹没在荒诞中的理性。哈西德式故事省却了长篇大论的解释，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否认歧义之中隐藏着的逻辑与哲理。1917年9月，卡夫卡曾在给布罗德的信中明确指出，哈西德故事中所传达的犹太性，能够令他立刻感受到自由状态。倾听犹太复国主义人士长达数小时之久的激烈辩论，也令他对“反驳一切”产生了某种具象——作为某种需要挣脱的形式，这种性格特征在《城堡》里的k.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卡夫卡终身未能实现的梦想，是去耶路撒冷图书馆负责装订图书，是去特拉维夫当一名餐厅服务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已经极端厌恶布拉格这个城市，但却无法逃离那里，无法“回归以色列”。《城堡》集中完成于1922年春夏两季，秋季搁笔。1921年时，他几乎整年都住在普列索夫州的马特里阿尼sup/sup，那里有一间结核病疗养院，由福尔贝格sup/sup夫人创办，主治医生名叫施特雷林格sup/sup。包括卡夫卡在内的三十多位结核病人住在这个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膳宿公寓的地方，三餐都在配套的公共食堂里吃饭，除了病人之外，附近部队医院的军人也会过来用餐。从1920年12月18日一直到1921年8月26日，长达八个半月的时间里，卡夫卡就一直住在这里。施特雷林格的治疗采取保守且自由放任的态度，病人们醒着时除了休息和聊天外，就只剩下一天五杯牛奶、测七次体温、交唾液样本、定期称量体重这四件事情可做——百年以前欧洲这种对结核病人进行半隔离的治疗思路，令人不觉联想起集中营或疯人院，当然待遇上确实要好得多。与卡夫卡一同疗养的病人们是典型的前朝遗民，理所当然地说着捷克语、匈牙利语和德语，除了犹太人外都有着轻微的反犹主义倾向，于是众人聊天时又会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对无聊之极的人们而言，只要开口，就是以反驳和驳倒为荣的，这当然也进一步丰满了尚未开始创作的《城堡》主角k.的具体形象。
甚至连《城堡》的男二号——信使巴纳巴斯这一角色，其很大一部分特征也是来自卡夫卡在福尔贝格夫人疗养院的真实经历。1921年2月，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二十一岁犹太孤儿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sup/sup住进了疗养院。这名因为结核病而被迫离开医学院的小伙子对卡夫卡极度亲近，作家本人对他的描述是“很难分清在他内心起作用的力量究竟是善良还是邪恶，不管是哪种，这种力量都异常强大。倘使是在中世纪，人们肯定会以为他是着了魔。他这样一个年轻人，才刚刚二十一岁，高大又强壮，肩膀宽阔，脸颊粉嫩，非常聪明且毫无私心，但又极度敏感”。——这几乎就是现实版的巴纳巴斯。克洛普斯托克对卡夫卡的崇拜，是因为他自己也很想成为作家，但卡夫卡逐渐看清他的本质，认为他本可以成为一流的医生，但当作家却必定是三流的。由于施特雷林格的无作为，克洛普斯托克在很多时候充当了卡夫卡私人医生的角色，因为结核病伴随的支气管炎、肠胃炎等，这位布达佩斯医学院的高才生恰好懂得如何处理。另外，一大群前朝遗民中出现了这位明显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也给日渐消沉的作家带来了些许心理上的支撑。与克洛普斯托克的关系越密切，卡夫卡就越认为自己对他负有一定的责任，他甚至不惜动用自己在布拉格与柏林的各种关系，几番辗转之后，终于让克洛普斯托克回到了医学院。卡夫卡去世后，这位现实中的巴纳巴斯最终成了肺病专家。
然而，让年轻人重返医学院的过程，对于卡夫卡而言却是艰辛的。重返布拉格之后，卡夫卡与克洛普斯托克之间通过书信进行沟通。克洛普斯托克的诉求仍在成为作家或是医生之间摇摆，他在多封信中言辞激烈地指责卡夫卡，认为他离开后便对自己过于冷漠，并没有全力帮助他，但随后又极其恳切地主动道歉，说自己不够体谅，同时自卑地表示出放弃的态度。在《城堡》中，k.对巴纳巴斯始终抱有一种充满矛盾的好感，尽管他多次令k.失望，但希望仍被寄托在他的身上，诚如现实中的卡夫卡充满耐心地忍受住了克洛普斯托克长期的责难，并且最终帮助了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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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