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经过小渔村索萨利托，而我的第一句话是：“索萨利托那里肯定很多意大利人。”
他扯着嗓门吼：“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哈哈哈！”他猛捶自己，笑翻在床，差点滚到地上。“你听到帕德代斯说什么了没？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哈哈哈，哈哈哈！哇！嚯！哈！”他的脸笑得跟甜菜一样通红。“帕德代斯，你杀了我吧，你真是全世界最好笑的人，你终于来了，还真的爬窗进来，李·安，你瞧瞧他，遵从指示爬窗进来。哈！嚯！”
奇事一桩！雷米的隔壁邻居是黑人斯诺先生，我敢对着《圣经》发誓，此人的笑声是举世无双，绝对的！肯定的！晚饭时分，他老伴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就把他给逗乐了。他先从餐桌旁站起身，显然是呛到了，然后靠墙站着，仰天而望，开始大笑；蹒跚着跨出门，倚着邻居的墙大笑；他笑到昏了头，像喝醉了酒一样，摸黑踉踉跄跄在米尔市转悠，他得意扬扬地放声大笑，故意将之送到那个刺激他如此大笑的魔鬼耳朵里。至于他有没有吃完晚饭，就不得而知了。雷米可能无意间从奇妙的斯诺先生身上学到此种笑法。虽然雷米的工作时常出现问题，跟个毒舌妇同居，爱情生活并不顺遂，至少他学会了笑得比任何人都爽朗，我已预见我在旧金山会有很大乐子。
雷米的安排如下：他跟李·安睡房间一头的床上，我睡另一头靠窗的行军床。我不准碰李·安！雷米马上就此事发表了意见：“我不希望发现你以为我没注意时跟李·安搞七捻三。这种事情，你在老手面前是玩不出新花样的。这句话可是我原创的。”我瞧瞧李·安。她是个蛮迷人的漂亮妞，皮肤是蜜糖色，但是她的眼神充满对我们的恨意。她出身俄勒冈，一心想嫁个有钱人，一直为看上雷米懊恼不已。一个周末，雷米又耍派头，在李·安身上至少花了一百元，李·安以为他是富家子弟。结果却沦落到困居于这个小棚屋，又因为她身无长物，只能继续待下去。她在旧金山有份工作，每天得到十字路口等灰狗公共汽车上班。她死也不原谅雷米。
我计划待在小棚屋写个精彩的原创故事，卖给好莱坞电影制片厂。雷米则会带着这部大作搭豪华大型客轮去好莱坞，大赚一笔；李·安要跟雷米一起去；他要把她介绍给好友的父亲，这人是跟费尔兹走得很近的著名导演。因此，我待在米尔市木屋的第一个星期，伏案疯狂写了一则关于纽约的悲惨故事，我自认为它足以吸引好莱坞导演，问题是这个故事实在太悲惨了，雷米根本不忍卒读，几星期后，他将这个剧本照原样带到好莱坞。李·安则是闷得要命，又对我们充满恨意，懒得一读。无数个下雨天，我一面喝咖啡，一面不停涂写。我终于跟雷米说，此计不通。我需要一份工作。我还得挣钱买烟抽。失望的阴影掠过雷米的眉梢——他总是为最可笑的事情失望。这人的心真是金子做的。
他帮我找了一份跟他相同的工作，到营区当警卫。我办了必要的手续，出乎意料的是，那些浑蛋居然录用我了。我在当地的警察局面前宣誓就职，领取了警徽、警棍，现在，我也是特勤警察了。要是卡罗尔、迪安、老布尔·李看到我此刻的模样，不知会怎么想。我必须穿海军蓝裤子搭配黑色夹克跟警帽；头两个星期我借雷米的裤子穿；他个头高，又因为无聊而经常暴饮暴食，肚子大得像酒桶。第一天上班我穿他的裤子，裤脚翻飞，活像卓别林。雷米还给了我一把手电筒跟他的点三二自动手枪。
“你哪儿弄来的枪？”我问。
“去年夏天我去西海岸时，半路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北普拉特下火车，活动活动腿脚，在一个橱窗里瞧见这把特别的小东西，就当场买下了，差点因此误了火车。”
我想跟他说北普拉特对我的意义，跟那些小伙子一起买威士忌酒的事，他拍拍我的背，说我是全世界最好笑的人。
我打着手电筒照明，爬上峡谷南面的陡坡，来到高速公路上，夜里开往旧金山的车辆仍川流不息。我又跌跌撞撞到了峡谷另一头，差点摔下山去，最后来到峡谷底部，小溪边有个小农屋。该死的，有一条狗每晚都朝我吠叫。我快速步上一条银白色的土路，头顶是黑魆魆的加州树木——像极了电影《佐罗的印记》里的场景，也像所有b级西部片里的道路。暗夜中，有时我会拔出佩枪，假装自己是牛仔。再爬过一个山丘，就是我值班的营区。这是海外建筑工人的临时住处，他们在此等船入港。他们多数要去冲绳，是为了逃避什么——通常是法律的制度。其中有来自亚拉巴马的硬汉九人组、纽约来的狡猾家伙，以及其他各地的各色人等。他们很清楚，在冲绳工作一整年会多么恐怖，因此拼命灌酒。特勤警察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们喝醉酒不会把营区拆了。我们的总部设在主楼，其实也不过是用镶木分隔的办公室而已。里面放着一个翻盖式书桌，我们坐在桌前，不时移动屁股后面的手枪，打着哈欠，听那些老警察侃侃而谈。
这群人特别可怕，除了雷米跟我，全是有“警察灵魂”的人。雷米干这个差使只想糊口，我也一样。他们则想逮人，好得到市警察局长的褒奖。还说如果一个月逮不到一个人，可能得卷铺盖走人。我想到要逮捕人，就喘不上气。实情是营区闹翻天的那天，我跟其他人一样烂醉。
那天晚上，轮到我值勤，我独自值班六小时，整个营区只有我一个警察。人人喝得烂醉，因为他们第二天上午就要开船。他们那样豪饮就像水手起锚前一天一样。我坐在办公室，脚放在书桌上，正在阅读《蓝皮书》介绍的俄勒冈州的各式冒险以及国土北境的其他地方。突然，素日静谧的夜晚骚动起来。我出门查看。妈的，几乎每栋木屋都灯火通明。男人吵吵嚷嚷，酒瓶碎裂。这一刻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不成功则成仁。我拿起手电筒，跑去敲最吵闹的那户人家门口。有人将门打开约莫六英寸。
“你要干啥？”
我说：“我负责守卫营区，各位应该尽量保持安静。”——或者类似的蠢话。当场被赏了闭门羹。我瞪着几乎贴上我鼻子的木板门。这简直是西部片里的场景；该是我树立威信的时候了。我再度敲门。这次，门大敞开了。我说：“听着，我不是来打扰各位的，不过你们闹得太大声，我会丢饭碗的。”
“你是谁？”
“我负责守卫此处。”
“没见过你。”
“看，这是我的警徽。”
“你屁股上挂着自动手枪，你想干吗？”
“这枪不是我的，”我致歉说，“跟人借的。”
“老天，进来喝一杯。”我不但如斯答应，还喝了两杯。
我说：“现在，各位兄弟，保持安静，好吗？你们知道，我会被丢进油锅的。”
“小伙子，没事啦，你继续巡房去。回程时，想喝酒再进来。”
我就以这种方式逐一敲房门，没多久，也跟他们一样烂醉。破晓时，我得去把国旗升上六十英尺的旗杆。可那天早上，我把国旗挂倒了，然后返家大睡。晚间我回来值勤时，那些正规警察正脸色阴沉地坐在办公室。
“我说啊，小兄弟，昨晚乱哄哄的是怎么回事？峡谷那头的人家纷纷抱怨呢。”
“我不知道，”我说，“现在很安静啊。”
“整团的人出海去了。昨晚，你应当维持此地秩序的——头儿在骂你呢。还有——你知不知道倒挂国旗可是要吃牢饭的？”
“倒挂？”我当然不知道，吓坏了。我每天只是机械地升旗。
“没错，”讲这话的胖警察曾在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做过二十二年警卫，他说，“这么干，会坐牢的。”其他人跟着严肃地点头。他们总是闲坐着，对这份工作非常自豪。他们把玩枪支，谈论枪支。迫不及待地想射杀某些人，譬如雷米跟我。
曾担任阿尔卡特拉斯警卫的那个人约莫六十岁，啤酒肚，虽然已经退休，却离不开一辈子滋润他干枯灵魂的环境。每天晚上，他开着他那辆1935年生产的福特车上班，准时打卡，坐在翻盖式书桌前，吃力地填写我们每晚都要填的简单表格——巡房次数、时间、营区状态等等。填完表格后，他就开始讲故事：“要是你早来两个月，就会看到我跟斯莱奇在g营区逮捕一个醉鬼了。”（斯莱奇是另一个更年轻的警察，成日幻想当得克萨斯州骑警，目前只能屈居于此。）胖警察继续说：“你真该看看那流血场面。今晚我带你去看，棚屋墙壁上还有血渍。我们抓住他往墙上撞，撞完这面，再撞另一面。斯莱奇先揍他一顿，之后换我上。然后他就乖乖地不反抗啦。他发誓出狱后要宰了我们——他被判三十天，现在已经过去六十天了，他还没现身。”这才是故事的重点，他们如何吓破这男人的胆，不敢回来报仇。
老警察继续津津有味地回忆阿尔卡特拉斯监狱的诸种恐怖故事。“有时我们让犯人像军队一样齐步走向食堂吃早餐。没一个敢踏错步子。那儿事事跟钟表一样精准。你们真该看看。我在那里当了二十二年警卫。从没碰到过惹事的。那些家伙知道我们来真的。有些警卫对待犯人太心软，会惹麻烦上身的也是这种人。就拿你来说吧——我的观察是你有点太宽厚，”他拿着烟斗指着我说，“你知道，他们会占你便宜。”
我知道。我跟他说，我不是干警察的料。
“是的，不过你应聘的就是警察工作。你得下定决心，要么干，要么拉倒，否则会一事无成。这是你的责任，你也是宣誓后才就职的。不能半吊子，你必须维持法律与秩序。”
我无话可说。他讲得没错。我只想半夜溜出去，消失无踪，踏遍这个国家，看看别人都在做些什么。
另一个警察斯莱奇个头高大，浑身肌肉，黑色小平头，脖子因紧张神经性地抽动一下——像拳击手老是喜欢双掌互击。他的打扮有如旧时的得克萨斯州骑警，左轮枪挂得低低的，腰系弹药带，手持类似短柄马鞭的玩意儿，身上到处是皮制配件，像个活动的行刑室——锃亮的鞋子，低领夹克，神气活现的帽子，浑身上下只差皮靴。他老喜欢向我示范擒拿的手法——双手伸到我的胯下，敏捷地举起我。我知道单论力气大小，使出同样的擒拿手法，我可以将他举到天花板，但是我不能说破；因为搞不好他会要求来个摔跤比赛。你跟这种人比摔跤，结果很可能是吃子弹。我相信他的枪法更好；我这辈子连枪都没碰过，光是给枪支上子弹就够吓人的。斯莱奇特别想逮人，一晚，只有我跟他两人巡逻，他脸色通红，气冲冲回到办公室。
“我叫那些家伙安静点，结果他们还是吵吵闹闹。我已经说了两遍。我永远会给人第二次机会。第三次可不行。你跟我走，咱们回去逮人。”
“好吧，让我去给他们第三次机会，”我说，“我去跟他们说。”
“不，先生，我只给人两次机会。”我只能叹气。跟着出发。来到闹事的房间，斯莱奇打开门，叫里面的人排队走出来。场面十分尴尬。大家都羞红了脸。这就是典型的美国故事。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做他们自以为该做的事。一群男人高谈阔论，喝点小酒，有什么不对吗？但是斯莱奇也想证明自己。还带上我，以防遭到袭击。这大有可能，这几个兄弟来自亚拉巴马州。我们一起到警察局。斯莱奇在前，我押后。
其中一人跟我说：“你跟那个招风耳的卑鄙家伙说，放我们一马。我们很可能会被炒鱿鱼，去不了冲绳。”
“我跟他说说。”
到了警察局，我跟斯莱奇说算了吧。他又涨红脸，提高嗓门回答道：“我从不给人两次以上的机会。”众人都听得见。
“搞什么鬼，”亚拉巴马兄弟说，“有什么差别？我们可是会丢饭碗的。”斯莱奇不说话，填写逮捕单。他只逮捕了其中一个；叫镇上的巡逻车来将他带走。其他兄弟垮着脸走开，说：“这下，老妈不知道会怎么说。”其中一人跑回来跟我说：“你告诉那个得克萨斯州狗娘养的，如果我的兄弟明晚之前没被放出来，我会好好修理他。”我平和地转述，斯莱奇没说话。那个家伙很快就被释放，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批工人出海；新的一批狂野家伙住了进来。要不是因为雷米，这份工作，我干不了两小时。
许多个晚上，雷米跟我一起值勤，这样的夜晚充满刺激。第一趟巡逻，我们轻轻松松，雷米会试试每栋房门的锁，希望找到没上锁的房间。他说：“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想法，要训练一只超级小偷狗，它会溜进这些家伙的房内，掏出他们口袋里的钱。我会训练它只拿钞票，其他不要拿，整日让它嗅闻钞票的味道。如果有符合人道的训练方式，我还希望训练它只偷二十元大钞。”雷米满脑子疯狂念头；连续几星期都在大谈这只超级小偷狗。雷米只碰到一次门没上锁的情况。我因为不喜欢这种做法，转身在走廊上踱步。雷米偷偷打开门，却与营区大工头面对面。雷米讨厌他的脸，有次问我：“你一天到晚说的那个俄国作家叫什么来着——那个拿报纸塞鞋子，戴着垃圾堆中找来的大礼帽四处行走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雷米夸大了我说的故事。“哦，没错，就是他，就是他。陀思提夫斯基。工头那张脸啊，只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陀思提夫斯基。”雷米闯空门只有一次，却碰上陀思提夫斯基家的门。工头正在睡觉，听到门把的旋转声。他穿着睡衣起身，现身门口，模样比平日更恶狠两倍。雷米拉开门，便瞧见一张憔悴木然的脸孔，充满恨意与愤怒。
“你干什么？”
“我只是试试门。我——哦——以为这是清洁工具间。我要找拖把。”
“找拖把，什么意思？”
“哦——啊。”
我走上前说：“有人在楼上过道吐了，得拖干净。”
“这不是清洁工具间，这是我的房间。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我将你们两个送去审查开除！听明白没有？”
“有人吐在楼上过道。”我又说了一遍。
“清洁工具间在过道那一头。”他用手一指，看着我们去开门拿拖把。我们照办了，傻乎乎地把拖把拎上楼。
我说：“天杀的，雷米，你老是给我们惹麻烦。你就不能消停点吗？干吗一天到晚想偷东西？”
“这世界欠我的，就是这样。别想在老手面前玩出新花样。你再用这种语气讲话，我就要开始叫你陀思提夫斯基。”
雷米就像个小孩。在法国求学的孤独的日子里，他被剥夺到一无所有；他的继父母把他打发给学校，从此不闻不问；他只能战战兢兢过活，从这所学校被轰到另一所学校；夜晚走在法国路上时，他会从自己贫乏的词汇里，编织出各种骂人的话；每样失去的东西，他都要讨回来；他的失落就像无底洞，不知伊于胡底。
我们最爱去营区餐厅。我们环顾四周，确定无人在监视，尤其是没有特勤警察同事潜伏在旁；我蹲下身子，雷米踏在我的肩上，站起身打开窗子——他每晚都确保餐厅窗子不会上锁——翻窗进入餐厅后，他滚落到做面食的桌子上。我的身手比雷米灵活，轻轻一跳，便可爬窗进入餐厅。我们先到饮料机，我儿时的梦想实现了。我揭开巧克力冰激凌筒的盖子，整只手伸进去，挖出一大坨冰激凌便开始舔起来。我们找出冰激凌盒，填满冰激凌，再淋上巧克力糖浆，有时还加上草莓。然后我们巡视厨房，打开冰箱，看看有什么可以塞在裤袋带回住处的。我通常是撕一大块烤牛肉，拿纸巾包起来。“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是怎么说的吗，”雷米会说，“我们得减少生活支出。”
一晚，雷米把食品塞到一个大箱子里，我在旁等了许久。但是箱子太大，无法挤出窗子，雷米得把箱子打开，把偷来的食物一一放回去。那晚，他下班后，我单独巡逻，发生了怪事。当时我走在古老的峡谷小道上，希望能碰上一头鹿。（雷米说他在这里见过鹿，虽然已经是1947年，这里还是一片荒凉。）暗处传来恐怖的骚动声，是喘粗气的声音。我还以为会有一头犀牛在暗处朝我冲来，连忙抓起枪。一个高大的人影从峡谷阴影处现身，头大如斗。我突然发现那是雷米，肩上扛了一箱食物。箱子太重，让他喘气不已。他不知道怎么弄到餐厅的钥匙，从正门把整箱食物弄出来了。我说：“雷米，我还以为你回去了。老天爷，你这是搞什么鬼？”
他说：“帕拉代斯，我跟你说过好几次，杜鲁门总统说要节约生活开支。”然后我听见他继续呼哧呼哧地没入暗处。先前，我说过连接营区的小道是多么崎岖，一会儿得上坡，一会儿得下坡。雷米将那箱食物藏在高高的草丛内，回来找我：“萨尔，我一人扛不动，得分成两个箱子，你得帮我。”
“可是我在值勤啊。”
“你不在时，我会帮你盯着。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法子。”他抹抹脸说，“呼！我告诉你好多次了，萨尔，我们是哥们儿，啥事都一起，没第二条路可走。不管是陀思提夫斯基、那些警察、李·安之类的女人，还是世间的其他恶魔，人人想榨干我们。我们得小心，不能让他们奸计得逞。这些人的袖子里除了肮脏的臂膀，卑鄙花样还多的是。记住，没人可以在老手面前玩出新花样。”
我终于问：“那，我们出海的事怎么办？”我已经在营区做了十星期的警察，每星期的薪水五十五元，平均每次寄给姑妈四十元。过去这段时间，我只在旧金山待过一晚。我的生活完全被困在棚屋里，陷在雷米与李·安的争吵，以及半夜巡逻营区中。
雷米没入暗处去拿另一个箱子。我们在类似电影《佐罗的印记》里的那条老路上辛苦攀爬。拿回来的食物在李·安的厨房的桌上堆得跟小山似的。她醒来，揉揉眼。
“你知道杜鲁门总统说什么吗？”李·安乐坏了。我突然领悟，在美国，人人都是天生的小偷。连我都染上了这个毛病，甚至会去看看人家大门有没有上锁。其他警察开始起疑，在我们的眼睛里瞧见罪恶；这是屡试不爽的直觉，他们总能看穿我们。多年的警察经验让他们熟知我与雷米这样的角色。
白天，我跟雷米带枪外出，到山里打鹌鹑。雷米匍匐前进，在离咕咕叫的鹌鹑不到三英尺的时候，打响了他的点三二手枪。这一枪没打中。响亮的笑声回荡在整个加州树林和美国上空。“我们该去探访香蕉大王了。”
那是个星期六，我们好好打扮了一番，一起去十字路口的公共汽车站。到了旧金山后，我们踱步街头。所到之处都回荡着雷米的洪亮笑声。他说：“你该写香蕉大王的故事。”接着他又以警告的口吻说：“别想糊弄高手哦，别总想着去写些有的没的的事情。我告诉你，香蕉大王绝对是你的菜。那不就是他？”香蕉大王就是在街角卖香蕉的老人。我烦闷欲死。但是雷米不断戳我的肋骨，甚至抓住我的衣领拖着我走。他说：“香蕉大王的故事就是一则关于人情趣味的故事。”我说，我才懒得去理什么香蕉大王。雷米再次强调：“如果你不能理解香蕉大王的重要性，你对这个世界的人情趣味就是一无所知。”
海湾里有艘锈迹斑斑的货船，充作浮标。雷米很想划船上去一观，因此某日下午，李·安准备了午餐，我们雇船划去那儿。雷米带了一些工具。李·安脱个精光在浮桥上晒日光浴，我待在船尾盯着她。雷米上船后直冲到下层老鼠横行的锅炉间，四处敲敲打打，希望能找到一些铜器，但是没有。我去到一片狼藉的军官食堂。这是一艘非常老旧的船，装潢原本很漂亮，木头镶板上还有涡卷图案，船员衣物箱是内嵌的。我坐在光线明亮的食堂遐思，这简直是杰克·伦敦笔下的旧金山鬼魅暗影。食品储藏室里老鼠奔窜。许久以前，有个蓝眼船长曾在这里进食。
我到底舱去找雷米。他正在敲打每样松动的东西，说：“什么都没有。我原以为会有一些铜器，至少有一两件老旧的扳手什么的。这船啊，早被一群盗匪搜刮得干干净净。”这船停在这里很久很久了。如有铜器，也早被高手偷走，而高手也可能早就作古了。
我跟雷米说：“我真想找一晚睡在这艘船上，雾气渗进来，船儿嘎吱作响，还能听见海浪拍打浮标的声音。”
雷米闻之错愕，对我更加钦佩了。“萨尔，如果你有胆这么干，我给你五元。你难道不知道老船长的鬼魂可能在这艘船上作怪吗？我不仅给你五元，还会亲自划船送你，帮你准备午餐，借你蜡烛与毯子。”
“一言为定！”我说。雷米跑去告知李·安。我真想从桅杆上一跃而下，趴在她身上，不过，我得遵守对雷米的承诺，将视线从她身上挪开。
这段时间，我开始更频繁地往旧金山跑，使尽书本上的招数泡妞。曾与某个女孩在公园长凳上聊到天明，一无所获。这个金发妞是明尼苏达人。旧金山有颇多男同性恋者，好几次我进城都得佩带枪支，有一次在酒吧厕所碰见企图勾搭我的男同志，我就亮枪，说：“呃？呃？你说什么？”那人拔腿就跑。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何会如此；我在全国各地都有同志朋友。可能是我在旧金山太寂寞了，也可能是因为我有枪，有枪就想亮枪。我经过珠宝店时，一股冲动涌上来，真想射破橱窗，抢走最值钱的戒指、手镯，拿去给李·安。然后我们去内华达双宿双飞。我该离开旧金山了，否则会疯掉。
我写长信给迪安与卡罗尔，他们现在暂居得克萨斯州海湾的老布尔·李家。他们说一旦这事或那事弄妥，就来旧金山跟我会合。同时，雷米、李·安和我的关系开始崩解。雷米和李·安的争吵伴随9月的雨而来。他拿着我的悲惨可笑的原创电影剧本，跟李·安飞到好莱坞，没成果。那位著名导演喝得烂醉，压根没理会他们；雷米与李·安在导演位于马利布海滩的木屋附近转悠；在众人面前公开吵起架来；之后，他们飞回旧金山。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是赛马。雷米省吃俭用大约存了一百元，让我穿他的衣裳，装扮一新，然后手挽李·安，一起到海湾对面里士满附近的金门大桥赛马场。先让各位瞧瞧雷米这个人心肠有多好，他把偷来的半数食物装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里，拿去给他认识的一个寡妇，我们跟着一起去了。这寡妇住在里士满的贫民区，跟我们的棚屋区有点像，晾衣绳上的衣物在加州艳阳下飘动。小孩个个脸色惨淡，衣衫褴褛。这女人感谢雷米的好心，她的哥哥似乎是个海员，跟雷米仅有点头之交。雷米以最礼貌最优雅的腔调说：“卡特太太，这真的没什么。这些东西多得很。”
我们前往赛马场。雷米一注就下二十元，决心要赢大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赛到第七场，我们就破产了。雷米拿着仅剩的两元吃饭钱又去押注，结果还是输了。我们得沿路拦便车回旧金山。我又回到仆仆风尘路。某先生开着漂亮时髦的车子载了我们一程，我坐在前座。雷米瞎编了一套说辞，说他在赛马场大看台丢了皮夹。我说：“实情是我们赌马输了个精光，为了预防再度从赛马场搭便车回家，以后我们都只通过赌注登记人下注，你说对不对，雷米？”雷米满面通红。那人终于松口说他是赛马场的高层。他让我们在优雅气派的皇宫酒店下车，我们看着他消失于水晶吊灯下，志得意满，钱包鼓鼓。
“哇！嚯！”雷米在旧金山街头大叫，“帕拉代斯搭到的便车是赛马场经营人，还发誓以后他都要通过赌注登记人下注。李·安！李·安！”他粗手粗脚地捶打李·安，说：“他铁定是全世界最好笑的人！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哈哈——嚯嚯。”他抱着灯柱放声大笑。
那晚又开始下雨，李·安恶狠狠地瞪着我们。屋里一分钱都没有。雨声如鼓似的打在屋顶。雷米说：“这个雨啊，至少要下一星期。”他脱掉漂亮的西装，换回寒酸的短裤、t恤和军帽。哀伤的棕色大眼睛盯着地板的木条。手枪摆在桌上。雨里，斯诺先生的豪迈笑声不知从何处传来。
李·安说：“我受够那狗娘养的。”她起身，一副要找麻烦的样子，开始刺激雷米。雷米则忙着翻他写满人名的黑色小本子，多数是欠他钱的海员。名字旁是用红笔写的诅咒。我很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登上这个簿子。最近我寄太多钱给姑妈，每星期只有四五元的食物支出。遵循杜鲁门总统的指示，最近又加了几元钱。雷米觉得我摊得不够；开始把购物单挂在浴室墙上，细长的字条上写满各式杂货的价格，让我看到并且明白他的用意。李·安则深信雷米跟我背着她藏私房钱。她威胁说要跟雷米分手。
雷米嘴角上扬。“你能去哪里？”
“吉米。”
“吉米？赛马场的收银员？萨尔，你听见没有？李·安要去套牢那个赛马场收银员。记得带扫把呀，亲爱的，有了我贡献的一百元，这星期那些马儿铁定嚼了不少燕麦。”
事情越发不可收拾；外面大雨如注。这房子最早的住户是李·安，因此她勒令雷米打包滚出去。雷米开始收拾行李。我幻想自己在大雨倾盆的夜晚与这个悍妇独处棚屋。我试图劝和。雷米推了李·安一把。李·安冲去拿枪。雷米把枪交给我藏起来；里面还有八发子弹。李·安开始尖叫，终于，她穿上雨衣，踏着泥泞去找警察。还有哪个警察？不就是我们那个曾在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待过的老警卫。幸好他不在。李·安浑身湿透了回来。我躲在自己的角落，脑袋埋在两腿间。上帝，我为何离家千万里？我怎么会沦落至此？我那艘开往中国的慢船呢？
“还有，你这个猥琐老家伙，”李·安大叫，“今晚是我最后一次帮你煮那个恶心的猪脑炒蛋，还有恶心的羊肉咖喱，填饱你的肮脏大肚皮。你就当着我的面吃胖撑死算了。”
“没关系，”雷米静静地说，“真的没关系。当初跟你在一起，我就没期待花前月下的浪漫事，今天这个局面我也不讶异。我尽力为你盘算——为你们两个盘算，却只换来失望。我对你们两个十分、十分失望。”他继续以严肃诚挚的口吻说：“我本以为在一起可以创造什么美好且永久的东西，我真的尽力了。我飞去好莱坞，替萨尔找一份工作，给你买漂亮裙子，介绍你们认识旧金山最优秀的人。但是你们拒不接受，连我最小的心愿，你们也拒绝遵从。我不求回报。现在我最后一次请你们帮忙，以后绝不再开口。星期六晚上，我的继父要来旧金山看我。我要你们跟我一块去，表现得就像我在信里跟他说的一样。换言之，李·安，你还是我的女人，萨尔，你还是我的朋友。我已经跟人家借了一百元，应付星期六所需，确保我的继父此行愉快，走时不必为我担心。”
我太吃惊了。雷米的继父是个著名的医生，在维也纳、巴黎、伦敦等地行医。我说：“你打算为你继父花掉一百元？他的钱多得很，你这辈子都不会有那么多钱！你会负债累累的，老兄！”
“那有什么关系，”雷米静静地说，口气里满含挫败的意味，“这是我对你最后一次开口——你至少可以假装事情圆满，尽力给他留个好印象。我非常敬爱我的继父。他要带年轻的新婚妻子过来探访。我们一定要尽地主之谊。”有时候，雷米真是全世界最有绅士风范的人。李·安也大为感动，迫不及待地要见他的继父；如果雷米不怎么样，他老子可能不错。
星期六晚上如期而来。而此时，由于逮捕的人数不足，我决心趁他们还没开除我之前，先辞掉警察的工作，所以这将是我在此地的最后一个周末。雷米与李·安先到旅馆房间见他继父，我揣着旅行的钱，在旅馆一楼的酒吧喝得有些醉意了。很晚才去旅馆房间见他们。雷米的父亲前来应门，他个头高大，态度优雅，戴着夹鼻眼镜。我一看见他就大声说：“啊，邦克尔先生，您好吗？我是高的（jesuishaut）！”我本意是想用法语说“我在喝酒，喝高了”（iamhigh），转成法语，却不成句子了。邦克尔医生面露不解。我又帮雷米砸锅一次。他满面通红地瞪着我。
我们到非常气派的艾尔弗雷德餐馆吃饭，位于北滩，五人吃饭带饮料，可怜的雷米一共花掉五十元。接着惨剧发生。猜猜艾尔弗雷德餐厅的酒吧里有谁？不就是我的老友梅杰吗！他刚从丹佛来此地，在旧金山某家报纸找到工作。他也喝高了，连胡子都没刮。我正把高脚杯里的酒倒进嘴里，他冲过来猛拍我的背。之后便跌坐在邦克尔医生的包厢旁，隔着他的汤跟我说话。雷米气得脸蛋跟甜菜一样红。
他勉强挤出笑容。“萨尔，可否介绍一下你的朋友？”
“这位是旧金山《阿格斯报》的罗兰·梅杰。”我努力摆出一脸严肃。李·安怒不可遏地看着我。
梅杰开始在邦克尔老先生耳旁大声说：“你教高中法文，还喜欢吗？”
“对不起，我没教高中法文。”
“哦，我还以为你在高中教法文。”梅杰这是故意装出粗鲁的样子，令我想起那天他不准众人在丹佛开派对的事。不过，我原谅了他。
我原谅所有人，我放弃了，我烂醉如泥。对着邦克尔的年轻老婆大谈花前月下的浪漫事。我灌饱老酒，每隔两分钟就得到男厕解放一次，要去厕所，就得从邦克尔医生的膝头跨过去。当晚，所有事情都砸锅了。我在旧金山的日子也结束了。以后，雷米再也不会跟我说话。真是糟透了，因为我非常喜欢雷米，也是极少数知道他是多么真诚又大度的人。大概得好几年，他才能全然忘怀此事。我想起我在帕特森写给他的信，大谈我计划走六号公路横穿美国，相较之下，眼前的一切是多么丧气。我已经置身美国的边隅——眼前无路，只能往回走。既然如此，我当场决定此行该绕一圈——先去好莱坞，回程走得克萨斯州，去瞧瞧我在海湾的那一帮朋友；其他的，去死吧。
梅杰被赶出餐馆。晚餐其实也结束了，在雷米的暗示下，我跟梅杰一起滚蛋了，于是我们就继续去喝酒。在“铁锅酒吧”，梅杰以超大声音说，“萨姆，我不喜欢坐在吧台的那个兔子爷。”
我说：“什么，杰克？”
“萨姆，”他说，“我觉得我该起身，赏他的脑袋一拳。”
“不，杰克，”我继续模拟海明威小说中的口吻，“继续钉在这儿，看看会怎样。”那夜的最后，我们在街角蹒跚摇晃。
早晨，雷米与李·安还在睡觉，我悲哀地望着一大堆脏衣服，那是我跟雷米的待做事项，到棚屋后面丢进本迪克斯洗衣机。（洗衣服是件愉快的事，那里总有黑人太太，还有斯诺先生的疯狂笑声。）我决定离开，走到门廊，心里却有个声音说：“不，妈的，我曾发誓要爬过这座山才离开这里的。”峡谷有一个大斜坡，神秘地连接到太平洋。
因此我又待了一天。那是个星期日。大热浪降临谷地，天气不错，清晨三点，太阳就已经转红，我开始攀爬，四点抵达山顶。山坡上全是可爱的加州棉白杨与桉树。快到山顶处就没有树木了，仅剩岩石与草。牛群在海岸的岩顶上吃草。再越过几个小山丘，太平洋就在眼前，湛蓝、开阔，浪头如白色高墙从土豆地逐渐逼近，传说那是旧金山大雾的来源处。再过一小时，滚滚白雾就会掩过金门大桥，把整个城市包裹在浪漫的白色里。会有年轻人挽着女友，口袋里塞着一瓶托考伊葡萄酒，缓缓爬上长长的白色人行斜坡。这就是旧金山。漂亮的女士倚在白色门边等待男人。还有科伊特高塔、内河码头、市场街，以及十一座拥簇的小山丘。
我在山头旋转，直到晕眩，还以为我会像做梦般从山顶直坠崖底。我爱的女孩在哪里？我沉思，向四面眺望，就像我在山底的小世界不断探索一样。横在眼前的却只有我的美国大陆，广袤粗犷的大地上高山猛然隆起。极远处，阴郁疯狂的纽约正在喷吐烟尘与棕色蒸汽。东部自有它的棕色神圣况味，加州则雪白如晾衣绳，肤浅空洞——至少，这是我那时的想法。
12
早晨，雷米与李·安还在睡觉，我悄悄收拾好行李——我来时爬窗，走时也一样——背着帆布包离开米尔市。我始终没到那艘名叫“弗里比海军上将”的破旧鬼船过夜，雷米与我就此失去联络。
到了奥克兰，我进入门口摆着一个马车轮的酒吧，置身于一群流浪汉之间，喝了一杯啤酒，再度上路。我跨越奥克兰，上了弗雷斯诺路。换了两趟便车，到了南边四百英里外的贝克斯菲尔德。第一段便车旅途真是疯狂，车主是个魁梧的金发小子，开的是改装车。他一边猛踩油门，把车速提高到每小时八十英里，超越路上所有车子，一边对我说：“瞧见我的大脚趾没？”他的脚趾上裹着绷带，“我今早才切除了这根脚趾。那些浑蛋要我住院。我收拾行囊就走了。脚趾算什么！”我心里暗说，没错，脚趾算什么，我得小心啊，紧紧抓住门把。从没见过开车这么疯狂的傻瓜。一眨眼，他就到了特雷西镇。特雷西是铁路旁边的一个小镇；司闸员们在铁轨旁服务不周到的便餐店吃饭。火车呼啸着驰过山谷。太阳把大地染得血红，缓慢下沉。沿途有一些名字奇妙的山谷——曼蒂卡、马德拉等。不久，暮色降临，葡萄色的黄昏，泼墨紫的黄昏，掩盖了橘树丛以及绵延无尽头的西瓜田。夕阳是榨过汁的葡萄紫，又被泼上勃艮第红，田野间充满了爱与西班牙迷情的色彩。我把头探出窗外，猛嗅着芳香的空气。这真是最美的时刻。这位疯狂的司机在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担任司闸员，住在弗雷斯诺；父亲也是司闸员。他是在奥克兰给火车转辙时弄伤脚趾的，我不清楚受伤详情。他载我进入热闹的弗雷斯诺，在小镇南边让我下车。我跑到火车站旁边的小杂货铺喝可乐；一个开着平板拖车、面色忧愁的亚美尼亚青年走了进来，同时，你听到火车怒吼，我心想没错，没错，这正是萨洛扬所住的城镇。
我必须往南走，我再度上路。这次是个开着崭新小货车的人载了我一程。他来自得克萨斯州拉伯克，做露营拖车生意。他说：“你要买拖车吗？欢迎随时跟我联络。”他讲了一些他在拉伯克的父亲的故事。“一晚，我爸把当天的收入放在保险箱上面，全忘记了。你猜怎么着——那晚，小偷潜进来，带了乙炔火焰枪等作案工具。他砸了保险箱，乱翻里面的文件，踢翻了好几张椅子，之后就离开了。那一千元还好好地在保险箱上头呢！你说这事该怎么解释？”
他让我在贝克斯菲尔德南边下车，我的探险由此开始了。天气转寒，我拿出在奥克兰花三元买的轻薄军用雨衣，站在路上瑟瑟发抖。我站在一家装饰豪华的西班牙风格的汽车旅馆前，这旅馆闪亮如暗夜明珠。车子从它门前急速驶过，全都开往洛杉矶方向。我拼命举手拦车。天气实在太冷了。我在路边足足等了两小时，直到半夜，嘴里不断咒骂。这简直是我在艾奥瓦州斯图尔特市的经历的翻版。别无他法，往洛杉矶的剩余路程，只能花两元多搭公共汽车了。我沿着高速公路路肩走回贝克斯菲尔德，进入车站坐在长凳上。
我已经买了车票，正在等往洛杉矶的公共汽车，突然间，我的视野里闯入一个十分俏皮娇小的墨西哥女孩，她穿着宽松的长裤。刚刚才有几辆公共汽车大声喘气似的靠站，让乘客下车活动活动腿脚，她应该是从其中一辆下来的。她胸部高耸，看起来是真材实料；两片小屁股非常可爱；一头长发乌黑亮泽；她的眼睛大大的，瞳孔是蓝色的，眼神里有几分羞怯。真希望我刚刚跟她同车。心口一阵痛。每次看到心爱的女孩总是在这个过分辽阔的世界里与我擦肩而过，我就心痛。车站广播员呼叫前往洛杉矶的乘客上车，我拿着背包起身。猜猜是谁独自坐在车上？墨西哥女孩。我一屁股坐在她的对面，开始盘算计划。我是如此寂寞、哀伤、疲累、哆嗦、心碎且沮丧，因此我鼓起勇气接近一个陌生女孩，开始行动。公共汽车开出时，我在黑暗中敲着自己的大腿，足足有五分钟。
行动啊！你必须行动，否则就死定了！大笨蛋，你开口跟她搭讪啊！你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厌倦老是一个人吗？不知不觉中，我便已经倾身对她说：“小姐，要不要我把雨衣借你当枕头。”她正打算坐着睡觉。
她抬头微笑说：“不用，谢谢你。”
我靠回座位，颤抖着；点起一根烟蒂。等待她正眼看我，哀怨的眼神里略带情意，我站起身，靠过去跟她说：“你介意我换到你身旁坐吗？”
“随便。”
我马上照办。“你往哪儿去？”
“洛杉矶。”我喜欢她说“洛杉矶”时的样子，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人讲起这三个字时的样子，我都喜欢。再怎么说，那也是他们唯一闪亮的黄金城。
我大声说：“我也是要去洛杉矶！真高兴你让我坐在旁边。我在路上流浪许久，寂寞极了。”坐定后，我们开始聊彼此的情况。她的情况是这样的：已婚，有个小孩。丈夫常打她，因此她离开他。她原本住弗雷斯诺南边的萨比纳尔，现在要去洛杉矶投靠她妹妹一阵子。她把孩子留在娘家，她娘家人是采葡萄工，住园里的棚屋。她除了胡思乱想、生闷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想马上搂住她。我们沿路一直谈话。她说很喜欢跟我说话。没多久，就说真希望她也能去纽约。我笑着说：“或许可以！”公共汽车喘气似的爬上格雷普韦恩山口，现在下坡，眼前是一大片灯海。我们心照不宣地握住彼此的手，也以这种无言的纯洁美丽方式承诺彼此，一旦到了洛杉矶，我弄到了旅馆房间，她将会在我身旁。我是如此渴望她，心都痛了；我将头靠在她美丽的头发上。她的瘦削肩头令我抓狂，忍不住搂了又搂。她很喜欢我这样。
她说：“我喜欢爱情。”然后她闭上双眼。我承诺给她美好的爱情。我贪婪地注视着她。我们知道了彼此的故事；然后陷入沉默与甜蜜的期待。就是如此简单。你们可以拥有全世界的皮奇、贝蒂、玛丽露、丽塔、卡米尔、伊兹内们；这是我的女孩，我的灵魂伴侣。我跟她如是告白。她坦承在车站时就瞄见我在偷看她：“我猜想你是个乖乖的大学生。”
“哈哈，没错，我是个大学生！”我肯定了她的猜测。公共汽车驶进好莱坞。清晨的天空灰蒙蒙、脏兮兮的，很像电影《苏利文的旅行》里，乔尔·麦克雷在小餐馆初识韦罗妮卡·莱克的早晨，她趴在我的大腿上睡。我贪婪地观看着窗外景色：灰泥粉刷的房子、棕榈树、免下车快餐店、疯狂的世界、破败的应许之地、美洲的神奇尽头。我们在缅因街下车，眼前景象跟在堪萨斯城、芝加哥、波士顿下车没两样——红砖屋、垃圾、街头游荡者、在阴沉的清晨嘎嘎而过的无轨电车，以及大都市都有的淫荡气息。
不知为何，我开始胡思乱想了。不断愚蠢偏执地狂想着特蕾莎（这是她的名字，或者直接叫特丽）就是个普通的小骗子，专门在公共汽车站钓乘客，像和我一样，先约好在洛杉矶见面，然后她把冤大头带去吃早餐，她的皮条客就在那里等，饭后，她会带我去特定的旅馆，她的皮条客会在那里事先藏好枪或者做好其他埋伏。我从未跟她坦承过自己的此番狂想。吃早饭时，的确有个皮条客不断瞧我们；我则幻想特丽向他偷偷使眼色。我实在很疲倦，感到陌生，仿佛迷失在这个遥远又恶心的地方。一阵愚蠢的恐怖感控制了我的思想，让我举止猥琐小气。我问：“你认识那家伙吗？”
“亲爱的，你指哪个家伙啊？”我放弃这个话题。她吃饭速度十分慢，做什么事都慢吞吞的；眼睛空茫茫望着前方，吃了许久才完事；点起一根烟，继续说话。我则像个枯槁的鬼魂，对她的一举一动都起疑，认定她是在拖延时间。这一切就像在发病。当我们手牵着手走上街头，我浑身是汗。我们碰上的第一家旅馆就有空房，我迫不及待地把门紧紧锁上，她坐在床边脱鞋。我温柔地亲吻她。她最好永远不知道我刚刚的胡思乱想。为了松弛神经，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威士忌，特别是我。我连忙出去，沿路急奔，至少找了十二个街区，才在报摊上买到一品脱的威士忌。我浑身是劲，跑回旅馆。特丽正在浴室补妆，我用玻璃杯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两人都喝了一大口。哦，这酒是多么甜蜜可口，不枉我一路辛苦。我站在她背后，瞧着镜子，两人就在浴室翩翩起舞。我开始聊起东部的朋友。
我说：“我认识一个名叫多里克的好女孩，你真该认识她。她一头红发，足足六英尺高。如果你到了纽约，她会告诉你哪儿能找到工作。”
“这个六英尺红发女孩是谁？”她质疑道，“你为何跟我提到她？”她思想简单，无法理解我的狂喜的胡言乱语。我住口不言。她开始在浴室喝得大醉。
我不断说：“上床来吧。”
“六英尺高的红发女孩，嘿？我以为你是个正派的大学生，我瞧见你那件可爱的毛衣，就跟自己说，嗯，你瞧瞧，这小伙子不赖，是吧？不！不！不！你不是。你跟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都是可恶的皮条客。”
“老天爷，你在胡说什么啊？”
“少跟我装无辜了，别和我说那个六英尺高的红发女孩不是老鸨，我一听就知道谁是老鸨，而你，你就跟我认识的其他皮条客没两样，你们都是皮条客！”
“特丽，你听我说，我不是皮条客。我对着《圣经》跟你起誓，我不是。我干吗拉皮条？我只对你有兴趣。”
“这一路上，我一直以为我碰上了个不错的小伙子。我高兴得不得了，简直要抱住自己说，终于，这次碰到的是不错的小伙子，不是拉皮条的。”
“特丽，”我诚挚地恳求道，“拜托，请听我说，请你理解，我不是拉皮条的。”想想看，仅仅一小时前，我还胡思乱想她是个骗子。人心啊，真是悲哀。我们都失去了理智，对彼此不信任。噢，痛苦的人生啊，我苦苦哀求，之后，我生气了，领悟到她不过是个愚蠢的墨西哥少妇，我竟对她百般苦求，我气得把这想法都告诉了她；不知怎的，我就拿起她的红鞋子，扔向浴室门，叫她滚蛋。“你走啊，滚蛋！”反正我就是睡一觉，起来就会忘了此事；毕竟我有自己的人生，尽管它恒常衰败与哀伤。特丽在浴室里一阵静默，我脱了衣裳，自顾自上床了。
特丽走出浴室，眼里含着抱歉的泪水。不知怎的，她那个简单可笑的小脑袋瓜认定，如果我真是皮条客，绝对不会把鞋丢向浴室叫她滚蛋。她恭敬温柔地默默脱掉衣裳，娇小的身体滑进被单与我并排躺着。她的肤色是如葡萄那样的棕色，可怜的肚皮上有剖腹产手术留下的刀疤；骨盆太小，不开刀，生不下来。她才四英尺十英寸高，两腿细瘦如小棍子。在这个凄凉的早晨，我跟她温柔地做爱。我们就像两个疲累至极的天使，绝望地搁浅于洛杉矶的礁岩上，突然间，一起找到了生命中最亲密最甜美的东西，而后我们沉沉睡去，直至黄昏。
13
不管怎样，接下来的十五天，我与特丽都待在一起。睡醒后，我们决定沿途搭便车到纽约，她将成为我的纽约女友。我能想象，与迪安、玛丽露，以及大家共处，生活将会变得格外错综复杂——这将是崭新的生活。但是我们得先打工存够旅费。我身上还有二十元，特丽主张拿着这笔钱立即上路。我不喜欢这个主意。然后，我像个大笨蛋，在这个问题上思索了两天，我们在小餐馆、酒吧翻阅洛杉矶报纸（此地报纸的疯狂真是我生平所仅见）上的招聘广告，直到我的钱包缩水，仅剩十元多一点。我们待在小旅馆房间，日子称得上快活，半夜睡不着，我会起床，为心爱的宝贝拉上被单盖住她赤裸的棕色肩膀，然后细细体会洛杉矶的夜晚。真是残暴、闷热、警车狂鸣的残酷夜晚！街对面出事了。惨剧现场是栋摇摇欲坠的破旧出租屋。巡逻车停在楼下，警察正在询问一个白发老翁。屋内传出哭泣声。这一切连同我旅馆霓虹灯的嗡嗡声，我都听得一清二楚。我这辈子从未感到如此悲哀。洛杉矶是全美国最寂寞、最残暴的城市。纽约的冬日固然酷寒，但街头还是浮荡着一股奇怪的同志情谊。洛杉矶根本就是个野蛮丛林。
我跟特丽吃着热狗卷逛南大街，这里就像灯海与野性交织而成的嘉年华。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看到穿着靴子的警察在搜身。全美最颓废的人物都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此地的人行道上——笼罩在南加州柔和星辰中的这一切都迷失在了洛杉矶这片巨大沙漠营地的棕色光环之中。你能闻到空气里飘浮着“茶”与“草”的味道（我是说大麻），混合了墨西哥辣味豆与啤酒味。啤酒屋里传出宏大豪放的博普爵士乐声，与各式牛仔音乐、布吉伍吉乐交织成美国的夜之组曲。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埃尔默·哈斯尔。顶着苹果酒帽、留着山羊胡的狂放黑人欢笑着走过；接着是来自纽约、刚下了六十六号公路、囊空如洗的长发嬉皮士；其后是上了年纪的沙漠居民拿着背包到广场寻找可栖身的躺椅；还有卷起袖管的卫斯理宗牧师，偶尔还可瞧见趿着凉鞋、满面胡须的“自然之子”的追随者。我想认识他们，跟他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是特丽与我忙着赚钱，没有空余时间。
我们前往好莱坞，到日落大道与瓦因街口的药店找工作。还真是个热闹的街角！来自内陆的一家人开着一辆破旧的车子到此处，站在人行道上，张大着嘴，希望能瞧见一些根本不会出现的电影明星。一辆豪华汽车经过，他们蜂拥至路边，探头探脑，车里有个戴墨镜的男子，身旁是穿金戴玉的金发女郎。有人高喊：“唐·阿米奇！唐·阿米奇！”有人说：“不对，是乔治·墨菲，乔治·墨菲！”他们互相推挤，四处张望。漂亮的同性恋男孩跑来好莱坞当男妓，四处招摇，不时装腔作势，以濡湿的指尖抹抹眉毛。全世界最漂亮、最带劲的女孩穿着宽松长裤打你身边走过，看也不看你一眼；她们来此想当巨星，却沦落到在汽车快餐店打工。特丽跟我也想到这样的地方打工，却到处碰壁。好莱坞大道上挤满疯狂按喇叭的车子；每分钟都会发生一起小车祸；人人都朝最远的那棵棕榈树奔去——过了这棵棕榈树后，就是沙漠与荒芜。好莱坞的某人站在豪华餐馆前与人争执，跟纽约百老汇的某人站在雅各布里斯海滩与人吵架的神情，并无二致，只是此地人穿衣比较轻薄，讲话比较无趣。高瘦枯槁的传教士颤颤巍巍地走过。身材壮硕的女人尖叫着奔过马路，就为了排上问答节目的队。我瞧见杰里·科隆纳在别克汽车展售店买车，站在巨大的厚玻璃窗后面，捻着八字胡。特丽跟我跑到市中心一家便餐店吃饭，那家店的布置完全仿岩洞风格，墙上有朝四处喷奶的金属乳头，还有诸神与海神滑溜巨大的石屁股，毫无人气。客人在瀑布周围闷闷不乐地进食，脸色被水光衬得哀愁发绿。洛杉矶的警察看起来都像帅气的男陪侍，显然他们当初到此也是想一圆明星梦。来洛杉矶的人，个个想在电影圈插上一脚，我又何尝不是？但特丽跟我最后沦落到在南大街讨生活，混迹于那些失意的柜台服务员和洗碗小妹之中，他们的落魄写在脸上，毫不遮掩。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碰壁。我只剩十元。
“哎，我得去我妹妹那儿拿衣服，然后我们就搭便车去纽约。”特丽说，“走吧，老兄，就这么干！‘如果你不会布吉，我会，我教你。’”这是她常唱的歌词。我们急忙赶去她妹妹家，位于阿拉梅达大道后面的墨西哥裔银色棚屋区。我躲在墨西哥人家厨房后面的暗巷，因为不能让她妹妹瞧见我。狗儿奔过。微明的灯火照亮老鼠横行的小巷。温暖柔和的夜晚，我能听见特丽跟她妹妹的细声争执。我有心理准备要面对各种场面。
特丽回来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大道，这是洛杉矶的有色人种聚居的商业大街。真是一个狂野的地方，有些人称“鸡棚”的餐馆，小得连点唱机都放不下，而唱机只播放蓝调、博普爵士乐，以及跳跃爵士乐。我们爬上肮脏的公寓楼梯，来到特丽的朋友马加里纳的住处，索要她被借走的一条裙子跟一双鞋。马加里纳是个可爱的黑白混血儿；丈夫则黑得像扑克牌里的黑桃，十分友善。他马上奔出去买了一品脱的威士忌，以尽地主之谊。我想分担酒钱，他坚决不同意。他们有两个孩子，孩子在床上跳来跳去，那就是他们的游戏区。他们搂着我，以惊奇的眼神看着我。这真是中央大道的狂野热闹之夜——是汉普在《中央大道上的崩溃》唱到的那种夜晚——街道上有人吼叫、喧嚷。走廊上有人唱歌，窗户里也传出歌声。真是绝了，还是小心为上。特丽拿了衣裳，道了再见，我们跑到一家鸡棚餐馆，用点唱机播放音乐。几个黑人跑来在我耳边兜售大麻。一元。我说好，拿来吧。药头跑进来，挥手叫我跟他到地下室的厕所会合，到了那里，我呆呆地站着，那人说：“老兄，捡起来，捡起来。”
我说：“捡什么？”
他已经拿了我的钱，却不敢指地板。其实也称不上地板，只是什么都没铺的地面。上面躺着一小坨类似粪便的棕色东西。这人未免谨慎得可笑。“我得小心为上，这星期并不太平。”我捡起那坨东西，是棕色纸卷的烟，我回去找特丽，准备在旅馆房间好好过过瘾。结果，什么感觉也没有。不过是布尔·达勒姆牌的烟草罢了。我花钱可得谨慎些了。
特丽与我得拿准一个主意，不能再反复不定。我们要用剩下的钱，沿路搭便车到纽约。那晚她从妹妹那里拿了五元，我们现在大约有十三元。到了中午旅馆要加收一天费用前，我们收拾好行李，搭上一辆往加州阿卡迪亚的红色车子，那里，白雪覆盖的山下面就是圣阿尼塔赛马场。已经入夜了。人们指点我们往内陆的方向开。我与特丽手牵手走了好几英里，离开人口密集区。那天是星期六。我们站在公路旁的灯柱下，竖起大拇指，做出拦车的手势，突然好几辆满载着年轻人、彩带飘飘的车子呼啸而过。他们齐声大喊：“耶！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他们对着我们狂吼，看到一对男女在路边拦车，乐不可支。约莫十几辆这种车子从我们面前驶过，车上全是年轻的面孔，传出的都是所谓的“低沉年轻的声音”。我痛恨他们每一个人。就仗着他们是中学小混混，父母有几个臭钱，星期天下午都会吃吃烤牛肉，他们就有权对着搭便车的人吆五喝六吗？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凭什么嘲笑一个落魄的女孩和一个渴望爱情的男人？我们又没碍着别人。
总之，我们没能幸运地拦到车，只好步行回到镇上，更惨的是，我们想喝一杯咖啡，走进唯一一家还开着的店，就是高中生流连的冷饮店，那些年轻孩子都聚在那里，也还记得我们俩。这时他们才看清特丽是墨西哥人，是个在外混的野妞；她的男友看起来比她还落魄。
特丽昂着头，小巧的鼻子朝着天，转身就走。我们沿着高速公路旁的水沟摸黑前进。我提着背包，在这冰冷的夜里，我们的呼吸凝结成雾气。我决定跟她再次躲开这个世界一晚，管他呢，天大的事明天再说。我们走进汽车旅馆，花了四元租了一个舒服的小套房——淋浴设备、毛巾、墙上收音机，一应俱全。我们紧紧相拥，严肃地谈话，聊了许久，洗了澡。然后亮着灯，继续聊，甚至熄灯后，还在聊。我们之间的感情通过了验证，我让她相信了，她也接受了，黑暗中，我们达成了协议，气喘吁吁，快乐得像两只小羔羊。
次日上午，我们大胆地展开新计划。我们要搭公共汽车去贝克斯菲尔德，找份采摘葡萄的工作。赚几个星期的钱，再像样地搭公共汽车前往纽约。那是个美妙的下午，我与特丽搭公共汽车去贝克斯菲尔德；我们往座椅一靠，轻松地聊天，田野从眼前掠过，心头无忧无虑。傍晚时抵达贝克斯菲尔德。根据计划，我们先进城找当地的所有水果批发商。特丽说我们可以住在葡萄园的帐篷里。可以住帐篷，趁着凉爽的加州清晨采葡萄，这个画面非常合我心意。但是我们怎么都找不到工作，大家给了我们无数建议，仍然找不到，真是让人困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吃了一顿中国菜，补充了点体力，再度出击。穿过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道，进入墨西哥小镇。特丽跟教友聊天，询问何处有工作。天色已晚，小小的墨西哥小镇的街灯火辉煌。我们看到电影院的透光看板、水果摊、投币游乐厅和杂货店。路旁还停满数百辆摇摇欲坠的卡车和溅满泥点的破旧汽车。所有墨西哥的葡萄工家庭都在街头闲逛，大口吃着爆米花。特丽逢人就聊上几句。我开始觉得沮丧。此刻，我需要喝上一杯，特丽也是。我们花三毛五分买了一夸脱的加州葡萄酒，跑到铁道调车场喝。我们找到一个地方，以前曾有游民把板条箱搬去那里，围火而坐。我们就坐在那里喝酒。左边是货运列车，红色的车厢在月光下显得悲戚而脏污；正前方是贝克斯菲尔德机场专有的灯柱；右边则是铝板屋顶的巨大仓库。这是个美好、温暖的夜，应该开怀畅饮；这是个月光皎洁的夜，适合抱着心爱的女孩，吐露衷肠，飘飘然上天堂。我们正是如此。特丽喝起酒来像个小傻瓜，跟我一口接一口，不久，就喝得比我还快，我们喋喋不休地聊至子夜。我们一会儿也没从那些板条箱上挪开过。偶尔会有一两个流浪汉或者带着小孩的墨西哥母亲经过，有时巡逻车来了，停在一旁车上的警察会下来方便一下。多数时候只有我们两人，两个灵魂缠绵再缠绵，直至难舍难分。子夜到了，我们起身，跌跌撞撞走向高速公路。
特丽有了新点子。搭便车到萨比纳尔，那是她的家乡，我们可以借住她兄弟的车库。我怎样都好。到了路边，我让特丽坐在我的背包上，看起来像个绝望的女人，果然没多久就有一辆卡车停下来，我们兴高采烈地奔上车。司机是个好人；卡车有些老旧，爬坡时不断喘气。在破晓前，我们抵达萨比纳尔。特丽睡觉的时候，我喝光了剩下的酒，此刻，醉意正酣。我们爬出卡车，在这个加州小镇铺满落叶的静谧广场上漫步——这里是南太平洋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我们先去找她哥哥的好友，打探她哥哥的下落。但没人在家。天色亮起来的时候，我躺在广场的草坪上，不断地说：“你不会说他在威德干什么，是吧？他在威德干了什么？你不会说的，是吧？他在威德干什么？”这是电影《人鼠之间》里伯吉斯·梅雷迪思对农场领班说的话。特丽咯咯笑了起来。对她而言，我做什么都对。我可以一直躺在草坪上，嘴里胡说八道，直到太太们走出教堂，她也不在乎。最后，我们认为有她哥哥在，一切都会搞定，就先去铁道旁的旧旅馆开房间，舒服地躺在床上。
阳光灿烂的早晨，特丽早早起床去找她老哥。我一直睡到中午；
在里面扮演乔治，说过这句话。
朝窗外一看，赫然看见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货车驶过，平板拖车上挤了数百个游民，一个个兴高采烈，他们拿背包当枕头，专注地阅读报上的滑稽漫画，有人在吃沿路采来的上好加州葡萄。我大叫：“妈的！我的天！这就是应许之地啊！”他们全来自旧金山；一星期后，又会同样兴高采烈地回去。
特丽带着她哥哥、哥哥的朋友，还有她的儿子一起回来。她哥哥嗜酒如命，狂野性感，是个不错的家伙。他的伙伴也是个墨西哥人，大块头，肌肉松垮，讲起英文一点口音都没有，但聒噪得很，过于想取悦别人。我看得出来他很中意特丽。特丽的儿子约翰尼才七岁，黑眼睛，个性可爱。就这样，又是疯狂的一天。
特丽的哥哥叫里基，有一辆1938年的雪佛兰。我们全挤进去，驶往不知名之处。我问道：“我们这是去哪里？”特丽哥哥的老友——大家管他叫蓬佐——负责回答。他浑身发臭，没多久，我就发现原因——他的营生是卖粪肥给农夫。他有一辆卡车。里基嘛，口袋里总共有三四元，是个随遇而安的逍遥人物。他总是说：“老兄，没错，就是这样——久是这样，久是这样！”他把那辆老破车飙到时速七十，去了弗雷斯诺的马德拉找几个农夫商量肥料的事。
里基有一瓶酒。他说：“今天喝酒，明天干活。久是这样，老兄——来一口！”特丽跟孩子坐在后面；我转过头，瞧见她一脸返乡的幸福光芒。加州10月美丽的绿色田野从眼前飞速掠过。这会儿，我胆气重生，劲头十足，打算再度出发。
“老兄，我们究竟要去哪里？”
“我得去找一个农夫，他那里有些粪肥。明天我们开卡车去他那里运走，到时，我们就会挣得钱包鼓鼓囊囊的。你别烦恼。”
蓬佐说：“有钱大家一起赚。”就我所见，确实如此——我所到之处，无论做什么生意，都是见者有份。我们驶过乱七八糟的弗雷斯诺街道，往山谷走，去找乡间小径上的农家。蓬佐下车，跟几个年迈的墨西哥农夫讲话，大家似乎很困惑；当然，什么结果也没有。
里基大声说：“现在我们最需要灌一杯！”我们一群人到十字路口的酒馆。美国人常在星期天下午到十字路口的酒馆喝酒；一家大小一起光临，一边喝酒，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下太平无事。夜幕降临，孩子开始哭闹，父母则已烂醉。摇摇晃晃地，全家打道回府。在美国，我去过的每一处，只要到十字路口酒馆喝酒，就会看到这种全家出席的场面。小孩吃爆米花与薯片，在后面玩耍。我们也这么干。里基、蓬佐、特丽跟我喝着酒，在音乐声中大声说话；小约翰尼则跟其他孩子在点唱机那儿胡闹。太阳变得血红。又是一事无成。不过，有什么好成就的呢？里基说：“马捏拉，马捏拉，老兄，明天再干，再来一杯啤酒，老兄，来吧，来吧。”
我们跌跌撞撞出了酒馆，上了车子，迅速开往高速公路旁的酒吧。蓬佐个头高大，嗓门也一样大，喜爱热闹喧嚣，他认识圣华金山谷的每一个人。从高速公路酒吧出来，我跟他单独开车去找一个农夫；却开到马德拉的墨西哥区，希望帮他跟里基搭上几个妞。紫色夕阳缓缓沉下葡萄园，我呆坐在车里，看着蓬佐跟某个墨西哥老家伙站在厨房门口讨价还价，他想买老家伙后园种的西瓜。我们买了西瓜；当场吃了起来，西瓜皮就丢在老家伙家旁边的泥地上。天色渐暗，漂亮小妞不断走过街头。我说：“我们究竟在什么鬼地方啊？”
大个子蓬佐说：“老兄，别担心。明天我们就会赚到一堆钱；今晚就别发愁。”我们回去接特丽、她哥哥和孩子，从灯光明亮的高速公路驶回弗雷斯诺。我们都饿扁了。越过弗雷斯诺的铁轨，进入杂乱的墨西哥人聚居区的街道。奇怪的中国人探出窗口，注视着星期日夜晚的街道；一群墨西哥妞穿着宽松长裤，大摇大摆地走过；点唱机大声播放曼波音乐；街道灯光闪烁如万圣节般。我们进入一家墨西哥餐馆，点了墨西哥卷饼，以及玉米粉烙饼裹花豆泥，美味极了。我拿出最后一张崭新的五元钞票。这五元钱本来是准备用到新泽西海岸的，现在用来付我与特丽的账。还剩四元，我与特丽彼此互望。
“宝贝，今晚我们该睡在哪里？”
“我不知道。”
里基已经醉了；只会满嘴“久是这样，老兄——久是这样，老兄”，语气温柔疲惫。今天真是够受的。我们不知何去何从，也不知道上帝对我们有什么打算。可怜的小约翰尼在我的臂膀里睡着了。我们开车回萨比纳尔，半路急停在九十九号公路旁的酒馆。里基要喝最后一杯啤酒。酒馆的后面有拖车、帐篷，还有几间类似汽车旅馆的破旧房间。我询问了价格，两元，我问特丽怎样，她说好，现在有孩子跟在身边，得让他睡得舒服点。我们在酒吧喝了几杯，几个面容严肃的流动农业工人跟着牛仔乐队歌声歪歪扭扭地跳舞，特丽、我跟约翰尼到旅馆房间打算睡觉。蓬佐却一直赖在旁边，他没地方睡。里基则睡在他老爸在葡萄园的棚屋里。
我问蓬佐：“你住在哪里？”
“没地方住，老兄。我本来该待在大玫丽那里，可是她昨晚把我轰出来了。今晚，我得回去睡在卡车里。”
吉他的铮铮声传来，我和特丽一起看星星，接吻。她说：“马捏拉，明天一切会顺利。你说对吧，萨尔——甜心，对不？”
“当然，宝贝，马捏拉。”马捏拉复马捏拉。接下来的一星期，我每日听到的都是“马捏拉”，一个可能象征天堂的美好词语。
小约翰尼在床上乱跳，之后和衣而眠。从他鞋子里抖落出不少沙子，那是马德拉的沙子。特丽跟我半夜醒来，得把床单上的沙子扫下来。清晨，我起床洗漱，到外面转了转。此地离萨比纳尔约莫五英里，四周全是棉花地与葡萄园。我问出租帐篷的胖女人是否还有空帐篷。还有最便宜的那种，一天一元。我掏出一元，三人搬进帐篷住。帐篷里有床、炉子，柱子上挂着一面破镜子。好极了。我得弯着身子才能进出帐篷，里面住着我的宝贝与她的宝贝儿子。我们等里基与蓬佐开卡车来，结果他们载来一堆啤酒，我们在帐篷里喝得烂醉。
“粪肥的事，怎么办？”
“今天太晚了。老兄，明天，明天就会有一大笔进账。今天，先好好喝几杯啤酒。你说如何，啤酒？”喝酒，我还需要人家激励吗？里基大声喊：“久是这样——久是这样。”我开始明白，用卡车运粪肥赚大钱这回事可能永远不会实现了。卡车就停在帐篷外，闻起来有蓬佐的味道。
那晚，气息甜蜜，我与特丽在沾了露水的帐篷里睡觉。我正打算入眠，她说：“你要现在跟我做爱吗？”
我说：“约翰尼怎么办？”
“他不在乎的。他睡熟了。”约翰尼并未睡着，但也不吭声。
蓬佐与里基第二天开着粪肥卡车来，先是去找威士忌；然后在我们帐篷里狂饮一番。那晚，蓬佐说外面太冷了，在帐篷里打了一夜地铺，用充满牛屎味的油布当被子盖。特丽讨厌蓬佐；她说，蓬佐老是跟在她哥哥屁股后面，目的是想接近她。
再这样下去，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特丽与我只会饿死，因此第二天清晨，我到乡间打听采棉花的工作。大家都告诉我从帐篷区越过高速公路，那边一个农家在雇人。我去了，那农夫正和老婆在厨房。他走到屋外，听我的说法，提醒我说，每采一百磅棉花，他只付三元钱。我想象自己一天至少可以采个三百磅，马上答应了。他到谷仓拿出几个大帆布背袋，告诉我，采收清晨就开始。我满心喜悦地赶回去找特丽。途中正好碰到一辆运葡萄的卡车行经路障，好几串葡萄从车上掉到热烫的柏油路面。我捡起它们带回去。特丽高兴极了，说：“约翰尼跟我会去帮你。”
“啐！”我说，“才不用呢！”
“好吧，好吧，采棉花非常辛苦。我去教你怎么采。”
我们吃了葡萄，傍晚，里基拿了一条面包、一磅汉堡包现身，我们吃了一顿野餐。我们隔壁有个较大的帐篷，住了一家子流动棉花采收工。祖父成日坐在椅子上，他太老了，不能工作。儿子、女儿、孙儿们每天一大早便鱼贯走出帐篷，前往我那个农夫雇主的棉花地工作。第二天一早，我跟他们一起出发。他们说晨间露水会让棉花比较重，上午采比下午采赚得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从太阳一露面就工作到太阳下山。这家人的祖父是在30年代的天灾时从内布拉斯加州迁来的，全家挤在一辆破车上，就是那个蒙大拿牛仔说的那场沙尘暴。从那时起，他们就定居加州。他们热爱工作。十年里，老爷爷的儿子为他添了四个孙儿孙女，有的已经可以采棉花了。他们的情况好了许多，此前也在西蒙·勒格里式的种植园经历过饱受虐待的贫穷处境，到现在可以像这样住在比较好的帐篷里微笑着受人尊敬。他们为那座帐篷感到非常自豪。
“后来你们回过内布拉斯加吗？”
“啐，有啥好回去的？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买一辆拖车房屋。”
我们弯腰开始采棉花。那景象美极了。棉花地过去就是帐篷营地区，帐篷区过去是大片棕色棉花地，一直绵延到远处山脚下棕色干涸的溪床，往上瞧，清晨蓝色的天空下绵延山脉的顶端覆盖着皑皑白雪。这份工作比在南大街洗碗好多了。但是我丝毫不懂采棉花。花太多时间把棉絮从裂开的圆荚里弄出来；别人呢，轻轻一拔就成了。更惨的是，我的指尖开始流血；我需要弄双手套，或者多一点经验。田里还有一对黑人老夫妇也在干活，南北战争前，他们的祖辈以无比的耐心在亚拉巴马州工作，今日他们也以同等的坚忍在棉田采收。他们沿着一排排棉花植株向前移动，弯着腰，面容惨淡，但他们的袋子渐渐鼓了起来。我的背开始痛了。但是跪下来隐身于大地里，感觉非常好。当我想休息时就可以休息，将棕色湿润的土地当作枕头，还有鸟儿在一旁伴唱。我想我找到了我这辈子最想干的工作了。特丽与约翰尼顶着正午火热太阳，挥手跑过田野来帮我的忙。天哪，连小约翰尼摘棉花都比我快，特丽更是我的两倍。他们很快就超到我前面去了，留下干净的棉花让我收进袋子——特丽是熟练女工的量，大大的一堆，小约翰尼是小朋友的一小堆。我将棉花装入背袋，内心沮丧。我算什么父亲，自己这身臭皮囊都养不活，遑论养他们。他们整个下午都陪着我采棉花。夕阳转红，我们蹒跚回程。走到田尾，我卸下布袋称重；五十磅，我得到一点五元的酬劳。我跟某个流动工借了一辆自行车，沿着九十九号公路骑到十字路口的杂货铺，买了意大利熟面、肉丸、面包、黄油、咖啡，还有蛋糕，装在袋里挂在自行车手把上骑回去。往洛杉矶方向的车流从我身边疾驶而过，而去旧金山的车流则在我屁股后面撵我。我一再咒骂。抬头看着黑暗的天空，祈祷上帝让我的生活好过点，给我一个机会为我心爱的两个小东西尽点力。当然，老天高高在上，懒得理我，我早该知道。是特丽让我灵魂回窍的；她用帐篷里的炉子热食物，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之一。我又饿又累，像采了一辈子棉花的老黑人般幽幽地叹气，斜躺在床上抽烟。清凉的夜里，远处狗儿在吠。蓬佐与里基已经不再夜访。我很满意现状。特丽待在我身旁，约翰尼坐在我胸膛上，母子俩拿我的笔记本画动物。外面的平原暗黑可怖，我们的帐篷灯火明亮。路边酒馆传来铮铮的牛仔音乐，一股哀愁传遍整个田野。我不在乎，我亲吻我的宝贝，熄掉灯火。
第二天清晨，篷顶被积攒了一夜的露水沉沉地压着。我拿着毛巾、牙刷到旅馆的公共盥洗室梳洗，然后回到帐篷，穿上裤子。昨日因跪在地上干活，裤子已经被磨破，但特丽又给补缀好了。我戴上那顶给约翰尼当玩具的破旧草帽，背上帆布棉花袋，朝高速公路对面走去。
每天，我大约都挣一点五元。只够买那些挂在自行车手把上的食物。日子就这样过去。我忘记了东部，忘记了迪安、卡罗尔，还有天杀的公路流浪。约翰尼经常跟我玩耍；他喜欢我将他抛得高高的，然后摔回床上。特丽则坐在一旁补衣服。我是个不折不扣属于大地的人，就如我在帕特森所梦想的一样。有人说特丽的丈夫已经回到萨比纳尔，要来找我算账；我这厢已经准备好了。一天晚上，流动工人在酒馆里发酒疯，把某人绑在树上，拿棍子揍得他遍体鳞伤。当时我在睡觉，此事只是耳闻。从那时起，我帐篷里就摆了一根大棍子，以防那些流动工人以为我们墨西哥人要去他们的拖车营地闹事。他们当然拿我当墨西哥人；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也的确是了。
时值10月，夜里逐渐变寒。那些流动工人有烧柴的火炉，打算在这里过冬。我们什么都没有，而且又到了缴帐篷租金的时候了。我和特丽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得离开这儿。我说：“你回娘家去吧，老天，带着约翰尼这样的小孩，你不能一直辗转住帐篷；小家伙会冻坏的。”可能因为这话听起来像是我在批评她做母亲不称职，特丽哭了；我其实并无此意。某个灰暗的下午，蓬佐开着卡车来看我们，我们决定一起到她娘家看看状况。但是我不能露面，只能躲在葡萄园里。我们朝萨比纳尔前进；半路上，车子抛锚了，同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坐在旧车里咒骂。蓬佐下车，在雨中辛苦修理。说到底他是个老好人。我们说好要再狂饮一次。到了萨比纳尔的墨西哥区，便进了一家破酒吧，痛饮了一小时。我在棉花地的活结束了。感觉昔日的生活在呼唤我回头。我给美国那一头的姑妈寄了张一毛钱的明信片，请她再给我寄五十元来。
我们开车到特丽家。木屋坐落于葡萄园中间的老路上。我们抵达时已经天黑。他们让我在还差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下车，然后直驱特丽家门口。灯光从门口流泻出来；特丽的另外六个兄弟正在弹吉他、唱歌。老头在喝酒。我听到歌声之外还有叫嚷、吵架声。他们骂她贱女人，撇下没出息的丈夫，还把儿子丢给娘家，自己跑到洛杉矶去。老头子大叫大骂。但是语气哀伤、肤色棕黑的胖妈妈获胜，在全世界这些干农活的人中，总是妈妈占上风，就这样，特丽获准回娘家住了。她的兄弟又开始开心地唱歌，这次唱的是快歌。我在凄风苦雨中蜷缩着，眺望10月山谷里的哀伤葡萄园，将一切看在眼里。我的心里回荡起比莉·荷莉戴演唱的伟大歌曲《情人吾爱》，好像在树丛里举行专属于我的音乐会。“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逢，你将拭去我所有的眼泪，在我耳边低语甜蜜小事，拥我吻我，唉，我们错失了多少东西，情人吾爱，你究竟人在何方……”这首歌曲的感人之处与其说是歌词，不如说是和谐的旋律，以及荷莉戴诠释的方式，好像一个女人在柔和灯光下抚摩爱人的头发。风在咆哮。我越发冷了。
特丽与蓬佐回来了，我们咔嗒咔嗒地开着破卡车去找里基。里基现在跟蓬佐的女人大玫丽同居；我们在破巷中按喇叭叫他出来。大玫丽将他赶出门。一切都土崩瓦解。那晚，我们就睡在卡车上。特丽紧紧抱住我，恳求我不要离开，她说她可以采葡萄养活我们；农夫赫弗尔芬格家就在她娘家那条路上，这段时间，我可以住在他家的谷仓里。我什么事也不用做，只用坐在草堆里吃葡萄，“你喜欢这样吗？”
上午，她的几个表亲开另一辆卡车来接我们。我突然明白这乡下地方至少有上千个墨西哥人知道我跟特丽的关系——铁定是他们茶余饭后最爱的浪漫话题。特丽的表亲很有礼貌，称得上迷人。我站在卡车上愉快地谈笑，聊战争期间我们都在哪里、干些什么。这些表亲一共五个，每个都很友善，是特丽娘家的亲戚，不像她的亲兄弟那样毛躁吵闹。但是我喜欢疯狂的里基。他发誓一定到纽约来找我。我想象他在纽约的样子：所有事情都推到“马捏拉”。那天，他又不知醉倒何处。
我在十字路口下车，那些表亲载特丽回家。他们站在家门口跟我比手势；特丽的父母不在家，出去采葡萄了。因此那个下午我就好好参观了特丽的家。那是个只有四间房的木屋，无法想象他们一大家子怎么住得下。水槽上面苍蝇飞舞。没有纱门纱窗，就像那首歌唱的“窗子破了，雨进来了”。特丽回到自己家，在锅碗瓢盆间忙碌。她的两个妹妹咯咯地笑着。小孩则在路上尖叫吵闹。
躲在云后的红太阳出来了，这是我在山谷的最后一个下午，特丽带我去赫弗尔芬格的谷仓。老路再往前走一点就是，这里的农场颇兴旺。我们将几个木箱拼起来，她则从家里拿了一些毯子，安置妥当，只是屋梁上潜伏了一只毛茸茸的塔兰托毒蛛正对着我。特丽说，我不去惹它，它也不会惹我。我躺下来瞪着毒蛛瞧。之后，我跑去附近的公墓，爬上一棵树。在树上我高唱《蓝天》。特丽跟小约翰尼坐在草地上；我们一起吃葡萄。在加州吃葡萄，只吮吸汁液，直接把皮吐掉，这真是一大奢侈。夜幕降临，特丽回家吃晚饭，九点左右回到谷仓，带来了玉米饼与豆泥。我们在水泥地板上升火点亮谷仓，就在板箱上做爱。事后，特丽起身回家。我在谷仓这儿都能听见她爸爸大声喝骂她。特丽留了一件斗篷给我御寒；我披上斗篷，就着月色，偷偷摸摸越过葡萄园，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一排葡萄藤的尽头，跪在温暖的泥地上。特丽的五个兄弟在唱西班牙歌曲。星星俯瞰着他们家的小屋顶，烟囱冒着烟。我闻到豆泥与辣酱的味道。老头在咆哮。五兄弟继续又唱又叫。母亲默不作声。卧房传出小约翰尼跟其他小朋友的笑声。我躲在葡萄藤里，仔细看着这个加州家庭，把他们的一切尽收眼底。在这么一个疯狂的美国夜里探险，我觉得妙不可言。
特丽出来了，用力甩门，我跟她在暗路上闲谈：“怎么啦？”
“哦，我们家人整天吵架的。他要我明天就上班，不要我四处晃荡。但是萨尔，我想跟你去纽约。”
“怎么去？”
“我不知道，甜心。我会想你。我爱你啊。”
“我非走不可。”
“我知道，我知道。让我们再睡一次，你就走吧。”她跟着我回谷仓，在毒蛛的注视下做爱。毒蛛在干吗？我们在木板箱睡了一会儿，直到火堆熄灭。特丽半夜才回家；她父亲喝醉了，我可以听见他的怒吼声；直到他睡着后，屋内才静寂无声。星光笼罩着整个沉睡的乡野。
第二天早晨，老农赫弗尔芬格从马厩门口探头问我：“年轻人，你住得可好？”
“很好。希望你不介意我借住谷仓。”
“没问题。你跟那个墨西哥小荡妇有一腿，是吧？”
“她是个好女孩。”
“也很漂亮。我想有人越轨了。她的眼睛是蓝色的。”我们聊了一下他的农场。
特丽端来早餐。我已经整理好帆布背袋，到萨比纳尔领了钱，就可以上路回纽约。我知道那笔钱已经汇来了。我跟特丽说我要走了。她显然想了一晚，只能认命，别无他法。她在葡萄园跟我吻别，冰冷无感情，然后沿着葡萄植株离去。走了约莫十几步，我们转身望着对方，爱情就像两人比武决斗，我们看了对方最后一眼。
我说：“我们纽约见！特丽。”她打算本月跟她兄弟开车到纽约。但我俩心知肚明，她办不到的。走了约莫一百英尺，我又转头看她，她拿着早餐托盘快步回木屋。我低下头，望着她。唉，我又上路了。
我踏上高速公路，前往萨比纳尔，沿路摘树上的黑胡桃吃。我步行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轨上，颤颤巍巍地在枕木上维持平衡。我经过一座水塔与一家工厂。有种某件事已到尽头的感觉。我走进铁路局的电报室，领纽约寄来的汇票。电报室已经关门。我咒骂了几句，坐在台阶上等待。售票员回来了，邀请我入内。钱已经到账了，姑妈又救了我这个懒骨头一次。憔悴的老售票员问：“明年的棒球世界大赛，谁会赢啊？”我这才发现已入秋，而我，要回纽约了。
在山谷中10月惨淡的光线下，我沿着铁轨走，希望能碰上一辆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货运列车，我就可以加入那群吃葡萄的流浪汉，一起看报纸上的滑稽漫画。但没有火车的踪影。我走到高速公路上，马上拦到了便车。这是我搭过的最风驰电掣、最喧闹的便车。司机是加州某牛仔乐队的小提琴手。他的车子崭新，时速八十英里以上。“我开车时不喝酒。”他说着，把酒瓶递给我。我喝了一口，把瓶子递还给他，他说：“管他的！”也喝了。萨比纳尔到洛杉矶，有两百五十英里的路程，我们四小时就到了，这真是十分惊人。他在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正门让我下车；我正好冲进去拿回遭电影公司拒绝的原创剧本。然后买公共汽车票到了匹兹堡。我的钱不够一路坐回纽约。我想到了匹兹堡再为这事发愁吧。
公共汽车十点才发车，我还有四小时可以独自探索好莱坞。我先买了一条面包、一根意大利蒜味香肠，准备做十份三明治，是搭长途车穿越美国时要吃的。现在我口袋里仅剩一元。我坐在好莱坞停车场后面，靠着一面水泥墙开始做三明治。当我忙着干这件荒谬的事情时，好莱坞一部新片的首映式的弧光灯直刺夜空，好热闹的西海岸苍穹。包围我的是黄金海岸城市的各式疯狂噪声。这就是我闯荡好莱坞的经历——我在好莱坞的最后一夜，居然靠着停车场厕所的墙壁，给膝盖上的面包涂芥末酱。
14
凌晨，我的公共汽车急驶过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印地奥、伊利、萨洛梅（她跳舞的地方）。这一大片荒漠一直延展到南边的墨西哥山脉。然后我们转向北方，前往亚利桑那山脉、弗拉格斯塔夫，以及高崖边的城镇。我在好莱坞的报摊顺了一本书带上路，是阿兰-傅尼埃的《大莫纳》，不过，我更愿意看看沿路的风景。每一处隆起、高岗与开阔处都令我产生莫名的渴望。在漆黑的夜色里，我们穿越新墨西哥；灰色黎明时到了得克萨斯的达尔哈特。清冷的星期日下午，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俄克拉何马平原小镇；傍晚到了堪萨斯州。公共汽车继续呼啸前行。我在10月返乡。人人都在10月返乡。
中午，公共汽车到了圣路易斯。我沿着密西西比河散步，看到从北边的蒙大拿顺着河水漂流下来的木头——恢宏的“木头奥德赛之旅”，美洲梦里的浪游。河上汽船的涡卷花纹久经风雨，已经漫漶不清，此刻陷在泥泞中，唯有老鼠横行。下午，大片的云朵笼罩着密西西比河河谷。那晚，公共汽车呼啸经过印第安纳的玉米地，月光下堆积在地上的玉米苞叶恍若鬼影；万圣节快到了。我在公共汽车上认识了一个女孩，沿路我们卿卿我我，直到印第安纳州。她有近视。下车吃饭时，我得牵着她的手走到餐馆柜台。我的三明治早就吃完了，她请我吃饭；作为回报，我给她讲长长的故事。女孩是在华盛顿上车的，她整个夏天都在那里摘苹果，家在纽约北方的农场。她邀请我去玩，我们约了某日在纽约某家旅馆碰头。女孩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下车。我呢，好多年没这么累过，一路睡到匹兹堡。到纽约，我还要搭三百六十五英里的便车，此时口袋里只剩一毛钱。我先步行五英里出了匹兹堡，换搭了两趟便车，一辆是运苹果的卡车，另一辆是半挂式卡车，在小阳春的细雨夜里，它们一路载我到哈里斯堡。下了车，我继续赶路。我太想回家了。
我称这晚为“萨斯奎汉纳河的幽灵夜”。我说的幽灵是个枯干瘦小的老头，拎着一个纸包，声称要去“加拿打”。他走路极快，要我跟他走，他说前方有座桥，我们可以穿过去。老头约莫六十岁，沿路不断讲述他吃过的食物，松饼上面涂了多少黄油，他又多吃了几片面包；他在马里兰州时，慈善之家门廊上的老人们多么热情地招呼他，留他过周末，临走时，还让他洗了一个舒服的热水澡；他如何在弗吉尼亚州的路边捡到崭新的帽子，此刻正戴在头上呢；又说他每到一处，必去叨扰红十字会，掏出他的第一次大战从军证明，唯有哈里斯堡的红十字会虚有其名；以及他在这个艰难的世间如何求得生存。在我看来，他只是一个还值得尊敬的流浪汉罢了，靠双脚踏遍东部荒野，在红十字会讨吃的，偶尔在大街上乞讨。我们就是结伴而行的流浪汉，沿着哀伤的萨斯奎汉纳河行走了七英里。这是一条令人害怕的河流。两岸的高崖上长满了灌木丛，像毛茸茸的鬼怪探入神秘的河水中。夜色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偶尔，河对岸的调车场里火车会亮起红色的头灯，照亮了恐怖的山崖。老头说他的纸包里有一条不错的皮带，我们就停下来，等他翻找。“我这袋里有一条好皮带，是在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弄到的。妈的，难道我把它落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柜台上？”
“你是说弗雷德里克？”
“不，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他老提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或者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他走在公路迎面而来的车流中央，好几次差点被撞，我则在路旁的排水沟里艰难地行走，觉得那个可怜老疯子夜里随时可能从我眼前被撞飞，然后死去。我们没找到他说的那座桥。我在铁轨下的甬道跟他分别，刚刚走路弄得浑身是汗，我换了衬衫，再套上两件毛衣；这样的悲凉行动，唯有借路边酒馆透出的微弱灯火来做。有一家人从暗路中走来，他们不清楚我在干什么。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宾夕法尼亚的乡野小餐馆里居然传出美妙的次中音萨克斯风，在演奏优美的蓝调音乐；我聆听着，开始呜咽。雨下大了。一个男子让我搭车回哈里斯堡，说我走错了路。我突然瞧见老流浪汉的瘦小身影站在光线暗淡的街灯下，伸出拇指拦车——可怜的孤独男人，一度显赫的迷失者，现在是个落魄的幽灵，身无一文，置身荒野。我告诉司机关于老头的故事，他停车跟老头说话。
“喂，老兄，你现在是往西走，不是往东。”
“咦？”瘦小的幽灵说，“这乡间，我走过许多许多年。谁敢说我搞不清楚方向啊？我这是要去加拿打。”
“但这不是往加拿大的路，这条路是去往匹兹堡与芝加哥。”小老头厌烦了，径直走开。我看着他那上下跳动的白色纸包愈来愈小，渐渐没入阿勒格尼山脉悲凉的夜色里。
我以前认为美国的荒野集中于西部，直到认识“萨斯奎汉纳河的幽灵”才知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东部也有荒野，这是本·富兰克林总统还是邮政局长时搭牛车跋涉过的荒野；这是剽悍的华盛顿与印第安战士打仗时的荒野；也是丹尼尔·布恩站在宾夕法尼亚的灯火下诉说故事，发誓要找到坎伯兰岬口的荒野；这是布拉德福德开辟道路、而乡民在小木屋为之欢呼的荒野。对小老头来说，这不是亚利桑那的大荒野，只是东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的丛林野地，只是沿着萨斯奎汉纳河、莫农格希拉河、波托马克河、莫诺卡塞河蜿蜒而行的小径与黑色柏油路。
那晚在哈里斯堡，我被迫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天亮时，就被站长赶出去。人生啊，难道不是这样？甜蜜的童年，你在父亲的羽翼下，相信什么事都有可能。后来你失去了热情，发现自己悲惨、可怜、贫穷、盲目，而且赤裸无助，远眺未来，只看见一个悲哀可怖的孤魂哆嗦着步过梦魇般的人生。我疲惫地走出车站；接下来该如何，我已经完全无法掌控。这个苍白的早晨就像墓穴一样惨白。我快饿死了，手边仅有一样东西勉强能提供热量，是数个月前于内布拉斯加州谢尔顿买的止咳糖浆；只剩最后几滴，我从中汲取糖分。我不懂如何乞讨。我跌跌撞撞走出城，差一点没力气走到城郊。如果我在哈里斯堡多待一天，铁定要进监狱。这个被诅咒的城市！我拦到一辆便车，车主非常瘦，模样枯槁，他坚信人要禁食，身体才会健康。车子往东行，我说我快饿死了，他只说：“好，好，这对你的身体只有好处。我呢，已经三天没进食。我要活到一百五十岁。”他瘦骨嶙峋，像个松松垮垮的布偶，像根折断了的棍子，是个十足的疯子。我真该拦下一个胖车主，他会说：“我们在餐馆停一下，吃点猪排与豆子。”不，我偏偏在这样一个早晨挑中一个认为禁食至濒死状态对身体大有裨益的疯子。车行约莫一百英里后，他突然大发慈悲，从车后座的一堆要推销的样品中掏出黄油面包做的三明治。这个人在宾夕法尼亚四处推销水管配件。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三明治。突然间，我开始狂笑。这里是艾伦敦，推销员下车打电话给顾客，我独坐车上。我笑了又笑，狂笑不止。老天爷，人生真是令人恶心又厌倦啊。尽管如此，这个疯汉还是送我到了纽约。
突然间，我已置身时代广场。我在美洲大陆旅行了八千英里，现在回到时代广场。正值交通高峰时间，我以旅者的全新眼光瞧着疯狂、美妙、闹哄哄的纽约，数百万居民在这里为了钱你争我夺——掠夺、攫取、给予、叹息、死亡，一切只为了一个疯狂的梦，死后能埋在长岛以北的那些可怕墓园里。而在这片土地的另一端高耸的大楼里，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美国人。我站在地铁入口，努力鼓足勇气去捡拾一根长一点的美妙烟蒂，每次我才一俯身，大批人就蜂拥而过，烟蒂随之没了踪影，最后被踩得扁扁的。我没钱搭公共汽车回家。帕特森离时代广场还有许多英里。你能够想象我安步当车，一路穿过林肯隧道，或者穿过华盛顿桥到新泽西的情形吗？天色近黄昏。哈斯尔在哪里？我走遍广场寻找哈斯尔；他不在这儿，在赖克斯岛坐牢呢。迪安呢？其他人呢？我的人生呢？我有家可以回，有地方可以让脑袋靠着，可以仔细思索我人生的失与得，它们就藏在我脑袋里的某一处。我必须伸手乞讨二十五分钱搭公共汽车。终于，我看见街角的一位希腊牧师，他给了我钱，眼睛却紧张地瞧向别处。我拿到钱马上奔上车。
回到家，我把冰箱里的食物一扫而空。姑妈起床，一瞧见我就说，“可怜的萨尔瓦托雷”，她讲意大利语，“你好瘦，好瘦啊。这些日子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身上穿了两件衬衫、两件毛衣；帆布背袋有摘棉花时弄破的裤子，以及仅剩残骸的平底凉鞋。姑妈跟我决定用我寄回来的钱买一台电冰箱；这是我们家第一台插电冰箱。她回到床上去睡觉。那晚，我无法入眠，躺在床上抽烟。书桌上摆着写到一半的手稿。这是10月，我回到家了，开始工作。第一股寒风摇动窗棂，我终于及时回到家。我不在时，迪安来过，在这里睡了好几晚等我；下午跟我姑妈聊天，她忙着拆家里的旧衣裳，拿来编织小地毯，这个工作她做了好多年了，现在这条地毯正放在我卧房地板上，花色丰富复杂，一如时光的流逝；在我返家前两天，迪安告辞了，去旧金山了，很可能跟我在宾夕法尼亚州或俄亥俄州的某地擦肩而过呢。迪安在旧金山有自己的生活；卡米尔已经弄了一套公寓。我还在米尔市时，怎么没想过要去拜访她呢。现在，言之已晚，而我也错过了迪安。
注释
不提供热水与暖气的旧式分租公寓。
geneautry（1907—1998），美国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手，以“歌唱牛仔”的形象走红，他还曾创建棒球队“洛杉矶天使队”。
amedeo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画家，以画身材颀长尤其是没有眼珠的肖像画著称。
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创始人，认为意志是人的生命基础，也是整个世界的内在本性。
此处是在讨论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spontaneouswriting），这种写作强调直接记录思想，借用爵士乐的换气（或者冥想打坐的吐纳）技巧，直接在脑海或语言的既有架构上“即兴发挥”。与这种写作技术相伴而生的，是以大量的破折号取代句号，破折号内插入的思想类似爵士乐的即兴乐段，呈现出一种节奏感。自发性写作不改写也不重写，类似意识流，也不免文法结构破碎。《在路上》的最原始手稿是用描图纸相连、长达一百二十英尺的卷轴，不空行、上下左右均不留白、文章也不分段，以此强调自发性写作的直觉性。后来面世的书稿经过编辑与作者的修改。卷轴草稿则在2007年原样付梓。
此处原文为“benzedrine”，苯丙胺，是安非他明的制剂名。
dingledodies，据说是凯鲁亚克自创的单词，意为活得畅快、亢奋的人物。
书中所有货币，无特别说明，皆为美元。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合1.609344千米。
原文为“itisyourportionunderthesun”，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9:9。
基督教青年会提供的住宿相对便宜。
芝加哥的商业中心区。
博普爵士乐（bebop或bop），20世纪40年代的一种新音乐，在1945年开花结果。博普爵士乐与摇摆乐（swing）最大的不同在独奏者强调和弦的即兴（而非旋律），有时甚至在第一个主题乐段（chorus）结束后，就完全舍弃旋律，仅用和弦为即兴基础，只要它在一定和弦结构范围内，怎么即兴都可以。有时听众会抓不到头绪，讶异旋律跑哪里去了。它让爵士乐脱离民谣、舞曲的范围，提升至艺术的关键。详见。
charlieparker（1920—1955），著名爵士乐中音与次中音萨克斯风手，博普爵士乐先锋之一，《鸟类学》（“ornithology”）是他的代表作，同名单曲至今仍是最常被演奏的博普标准曲。
milesdavis（1926—1991），著名爵士乐小号手，也是博普爵士乐与硬博普（hardbop）的代表性人物。
此处指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合0.3048米。
容积单位，1品脱约合473.1毫升。
容积单位，1加仑约合3.78升。
原文是“green-veilmuzz-sippy”，即“greenvillemississippi”，这里吉恩故意用比较戏谑的方式在说话。
jackdempsy（1895—1983），美国著名职业拳击手，曾获得最重量级世界冠军。
约伯是位正直良善的富人，在几次巨大灾难中失去了人生中珍贵的事物，包括子女、财产和健康，他挣扎着想理解遭受苦难的缘由是什么。
georgef.ruxton（1821—1848），英国探险家与旅行作家。
俄克拉何马州西边的狭长区，包括锡马龙、得克萨斯和比弗三个郡。
w.c.fields（1880—1946），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杂耍家及作家。
此处应指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thomaswolfe，1900—1938）。
即费尔迪南·贝尔杜（ferdinandberthoud），瑞士杰出的钟表制造品牌。
lillianrussell（1861—1922），美国著名女演员兼轻歌剧歌手。
fedelio，德国作曲家贝多芬于1805年创作的歌剧。
美国理查德·杰拉德和哈里·阿姆斯特朗于1903年创作的抒情歌曲，在大学校园风靡一时。
美洲大陆的分水岭，也就是落基山脉，水从此处向西流入太平洋，向东流入大西洋。
sausalito，意大利语，意思指柳树丛，柳树喜水，代表此处有活水泉源。这是索萨利托城创建者之一威廉·理查森（williamrichardson）取的名字，他以淡水号召往来船只靠岸补给，该城遂成活跃的港口，不代表此处很多意大利人。
美国于1905年至1975年发行的一种廉价杂志。
alcatraz，美国联邦监狱，位于旧金山海湾的一个小岛上，专门关押特别危险的囚犯。
此处原文为“dostioffski”，雷米发“dostoevski”（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音有误，故译作“陀思提夫斯基”
原文为“slowboattochina”，典故来自弗兰克·莱塞（frankloesser）所写的歌曲“onaslowboattochina”，据说莱塞是套用梭哈牌桌上的术语，“开往中国的慢船”意指缓慢毁灭的厄运、持续不断的衰颓。
原文分别为“manteca”“madera”，均为西班牙语，分别意为“黄油”“木头”。
williamsaroyan（1908—1981），亚美尼亚裔的美国作家，住在弗雷斯诺，代表作有《我叫阿拉木》。
boogie-woogie，美国南方早期的钢琴即兴表演，以蓝调和弦为基础展开。
bopcap，一种男式无檐帽，色彩鲜艳，顶平，缀有绒球。
唐·阿米奇和乔治·墨菲均为美国影星。
即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hampton，1908—2002），美国黑人爵士乐大师，《中央大道上的崩溃》（“centralavenuebreakdown”）是其作品。
容积单位，1夸脱约合1.1365升。
ofmiceandmen，根据约翰·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1902—1968）于1937年发表的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伯吉斯·梅雷迪思（burgessmeredith，1907—1997）
此处原文为“dahyougo”，是“thereyougo”带口音的说法，故译为“久是这样”。
原文为西班牙语“mañana”，意为明天。
mambo，基于古巴音乐的一种音乐形式。
重量单位，1磅约合453.59克。
指北美在1930到1936年间的极大沙尘暴，肇因为长年的干旱，加上欠缺轮作等防止土壤流失的技术，在当年造成空前的农业损失。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恶毒奴隶贩子。
billieholiday（1915—1959），外号“戴夫人”，20世纪最重要的爵士乐歌手之一。她开创了一种诠释歌词和节奏的新方式，也推广了更加个性化和亲密的歌唱方式，《情人吾爱》（“loverman”）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blueskies”，欧文·伯林（irvingberlin，1888—1989）于1926年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
worldseries，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每年10月举行的总冠军赛。
取自1945年的一部西部电影《萨洛梅，她跳舞的地方》（salome，whereshedanced）。
alain-fournier（1886—1914），法国作家，《大莫纳》（legrandmeaulnes）是其唯一的长篇小说，后改编成电影《美丽的约定》。
此处原文为“canady”，为“canada”（加拿大）的错误发音，故译为“加拿打”。
danielboone（1734—1820），美国早年的移民探险家，1769年跋涉阿巴拉契亚山脉，发现肯塔基林地与坎伯兰岬口，成功通过了坎伯兰岬口，开拓了荒野之路。
williambradford（1590—1657），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抵达美洲，曾任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殖民区的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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