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多罗夫最近才从第一次放逐中归来。他的公民权已恢复了，并批准他在大学重执教鞭。
此刻他正在对他的朋友讲述被放逐的经验。他说得很真诚，没有一点虚伪。他不是因为恐惧而说，他真相信他所说的话。
他叙述他在检察当局的辩护，他在狱中的待遇，以及他出狱后的情况，他特别强调，他和检察官的私人谈话对他的影响，他说，检察官的谈话使他的头脑“通风”，在政治上接受了再教育，使他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事物，使他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
这些反省所以能打动戈尔东，只是因为它们太平常。他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情，并同意他所说的一切。这正是最能打动他的流行腔调，他误将杜多罗夫对指示的反应当作一个真正的人类的情感表现。
杜多罗夫的陈词滥调正是时代的精神。不过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气的是他们的随声附和与故作神圣。他想，不自由的人总是将他们的束缚理想化的。所以，在中古时代，以及稍晚的耶稣会教士都在利用人类的这个特性。尽管苏维埃社会的知识阶层把政治上的神秘主义当作他们的最高成就，或者称之为“时代的精神天花板”，而日瓦戈可受不了这一套。不过，他也把这点藏在心中，以免伤害他朋友的感情。
在杜多罗夫的故事中，日瓦戈感兴趣的是他谈到一个同监的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莫斯科的一个神父，吉洪分子。奥尔列佐夫有个六岁大的女儿，叫赫里斯京娜。她敬爱的爸爸被捕以及往后不幸的遭遇，对她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在她看来，被加上“反动教士”或“被褫夺公权者”的称呼是不光荣的标志。杜多罗夫觉得，在她幼稚的心灵上，她早已发愿早晚要为她的家庭除去那个标志。这个观念既然孕育得这么早，并有灼热的决心培养，使她甚至在目前就已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狂热小斗士了。
“我必须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米沙，别怪我。这里又热又闷。我需要出去透透气。”
“可是窗户是开着的，看墙脚底下……我抱歉，我们烟抽得太多了。我们一直忘记，你在这里不该抽烟。这里这么闷不是我的错，这扇窗子是白痴开的。你必须帮我另找一间房。”
“我必须走了，米沙。我们已谈够了。谢谢你们两位的关怀……你们知道，我不是在装假。我有病，心脏硬化。脏壁肌肉愈来愈薄，早晚会爆开的。你们知道，我还不到四十岁，而我又不是酗酒的人，或是蜡烛两头烧、任意糟踏身体的人！”
“胡说八道！我们还没预备给你送葬，你会比我们活得更久。”
“我们这个时代常发生心脏微溢血。这并不一定致命。有些人克服了它。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我想，它的成因源于道德秩序。我们绝大多数人被迫经常而有系统地过着双重生活。如果你总是言不由衷，勉强拜服你不喜欢的东西，喜欢只会为你带来不幸的东西，日子一久，你的健康必定大受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并非杜撰之词，它是我们肉体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灵魂就像牙齿一样，存在于我们身上。这不可能永远不受伤害。因诺肯季，当你告诉我，你在狱中如何接受再教育并变得成熟时，我发现，听你的讲述很痛苦。这就像听一匹马描述它如何使自己驯服一样。”
“我必须为杜多罗夫说句话，”戈尔东说，“你已听不惯简单的人类语言，它们也不能打动你了。”
“米沙，这也许很对。可是，不论怎样，你们必须让我立即离开。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我发誓，我不是在夸张。”
“等等，你只是在找借口，在你没给我们一个真诚、坦率的答复之前，我们可不让你走。你同意不同意，这是你改变生活方式，改造你自己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首先，你得澄清你和冬妮亚及马林娜的关系。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有感觉而且在受苦的女人，并非只存在于你脑子里的脱离肉体的观念。其次，像你这样一个人竟然如此浪费，实在不可宽恕。你必须清醒清醒，摆脱你的惰性，振作起来，别再以这种“是、是、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傲慢看事，不再以这种不可原谅的高傲待人，你必须工作，执业行医。”
“好好，我回答你们。最近我自己也在想这类事，所以我可以实实在在地答应你们，我将有所改变。我想，一切会重上轨道，并且很快。你们等着瞧吧。我是说真心话。其实改变早已开始。我渴望活下去，急切得不可置信，而活下去总意味努力往上爬，力求完美，并取得成功。
“米沙，我很高兴你为马林娜说话，就像高兴你总是为冬妮亚说话一样。不过，毕竟我同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争执，我并没与她们作战，或与任何人为那件事争吵。你常常责备我，首先因为马林娜称我‘你’，并叫我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我则称她‘您’和‘马林娜’——好像我也并不难过！不过，你知道，这种不自然的行为的较深的原因早在很久前就改变了，我们现在已经平等相待。
“现在我还可以告诉你另一个好消息。我又收到巴黎的来信了。孩子长大了，他们有很多同年的法国朋友。沙夏就快小学毕业了，而玛莎就快进小学了。你知道我从来没见过她。我有一个感觉，无论如何，尽管他们已经变为法国公民，他们就快回来，并且一切都能有某种方式的解决。
“似乎冬妮亚和我的岳父都知道马林娜和我们孩子的事。我没在信中告诉他们，但他们一定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自然，作为父亲，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受到侮辱和伤害。这正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通讯几乎中断了五年之久。你知道自从我回到莫斯科后，我经常和他们通信，后来，他们突然不写信了。
“如今，就在最近，他们又开始写了，他们全体，连孩子也写了。他们的来信充满温暖和深情。不知为了什么理由他们心软了。或许冬妮亚已找到对象，我全心希望她找到。我不知道，我也时时寄信给他们……不过，我是真的不能再待在这儿了。我必须离开，不然，我的心脏病就要发作了。再见。”
第二天早晨，马林娜匆匆跑来戈尔东的寓所，非常烦恼。她找不到人照看孩子，所以，她一只手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另一只手拉着跟在她身后踉跄步行的卡帕。
“米沙，尤拉在这里吗？”她以惊慌的声音问。
“他昨晚没回家？”
“没有。”
“那么，他一定是在因诺肯季那儿过夜。”
“我是从那里来的。因诺肯季在大学里，可是，邻居认识尤拉，他们说没看见他去。”
“那么，他会在哪里？”
马林娜把克什卡放在沙发上，然后，开始歇斯底里地呜咽起来。
足足有两天，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敢让马林娜独处，两人轮流守着她并且寻找日瓦戈。他们找遍了他们认为他可能去的地方——面粉坊、希弗采夫-洼地街，所有他曾任职的思想宫和观念学院，他们找遍每一个他曾提及的、他们能找出地址的朋友——可是徒劳无功。
他们并没有向警察单位报告他失踪。尽管他已登记，而且没有治安记录，但在那时的标准下，一个人不过模范的生活而过任何其他类型生活，最好还是不要引起当局的注意。他们决定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报警寻人。
第三天，他们三人先后收到了尤拉·安德烈耶维奇的来信。他为他给他们惹来的麻烦和焦虑深表不安，他求他们不必为他担忧，他庄严地恳求他们放弃对他的搜寻，他说，无论如何搜寻都不会有结果。
他告诉他们，为了尽快完全地重建他的生活，他想单独住一些时间，集中精力做事，一旦他找到工作，并且有理由确信不致重堕旧路，他就会离开隐藏的地方，重新回到马林娜和孩子那里。
他告诉戈尔东，他将寄张汇票给他，请他交给马林娜，同时求他替孩子找个保姆，以便马林娜可以回去工作。他解释，他所以不把钱直接寄到她的地址，为的是怕有人见到收条，以致她有被抢的危险。
钱很快就到了，数量之大远超过尤里和他友人的收入标准。保姆雇了。马林娜重回邮政总局工作。她依然十分烦乱，不过，由于她已习惯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古怪，她终于对他最近的冲动认命了。三人照样到处去找他，可是渐渐地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正如他的警告，那是没有用的。他们找不到他的踪影。
其实，他一直住在一箭之遥内，就在他们眼前不远的地方，他们几乎不必走出他们的那条街就找得到他。
在他失踪的那天，他离开戈尔东后，黄昏前不久走到布隆街。他转弯直奔家门，可是，几乎是立刻地，还没走上一百米远，他遇到了他的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正在街上向他走来。他已有三年多既没见过他，也没听过他的消息了。原来叶夫格拉夫刚来到莫斯科。像往常一样，他来得十分意外，并且对所有的问题都微笑着耸肩，要不就开个玩笑岔开。另一方面，他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三言两语，立即知道他的麻烦所在，于是就当他们在狭窄、弯曲、拥挤的街道上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时，他想出了一个援救他的可行计划。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失踪，暂时隐居一阵，是他出的主意。
他在当时仍叫卡莫格街的马路上、艺术戏院附近，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找了一间房。他供给他钱。他将一步一步设法为他在医院中找一个可以有许多机会从事研究的好位置，并且用他的力量帮助他。最后，他告诉他，他和他在巴黎家人的暧昧关系应该结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既不必去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必来莫斯科。一切全由叶夫格拉夫斟酌办理。像往常一样，他弟弟的帮助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了一颗新的心。像以前一样，他究竟有多大的权力依然是个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连问也懒得问。
他的房间向南。这个房间几乎连到戏院，对面的屋顶，挡不住他的视线，夏天远远地斜挂在奥霍特内街上方，下面的街道一片阴影。
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言，这不只是一间进行工作并从事研究的屋子。当他专心工作时，他书桌上的笔记簿就嫌太小，不足以承受他所有的计划和观念，多余得就像鬼魂一样在空气中飘荡——就像画室中面对墙壁未完成的画——对他来说，他的卧房乃是精神的宴饮所、噩梦的茶柜和灵感的仓库。
幸好，叶夫格拉夫和医院的商洽一拖再拖，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出任新职的日子便无限期地拖延下来。拖延给了他写作的时间。
他先开始试着整理他以前写的诗，有些是他还能片断记得的，有些是叶夫格拉夫不知如何弄来的原作（这些都是手稿，其中有他的亲笔，也有别人抄过的清稿）。不过，由于材料缺乏条理，所浪费的精神比重写还多。不久他就放弃了整理的念头，转向新的工作。
他照他第一次去瓦雷金诺时写杂记的办法，一想到什么就先记个草稿，不管它是一首诗的中段、头或尾。尽管用他由字首和缩写构成的速记来写，他的笔还是时常赶不上他的思潮。
他匆匆地写。每当他的想象迟缓时，他就随手在笔记簿上的空白作画，来催它们。他画的总是伐木景象或竖有写着“莫罗·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打谷机”字样的广告牌的十字路口。
他的文章和诗都以城市做主题。
日后在他的文件中发现如下的笔记：
当我于一九二二年回到莫斯科时，我发现它荒凉而且半毁。它就是这样通过了革命后第一年的严格考验。它现在依然如此。人口已减少了，看不到有新房子在建筑，旧的也不修葺。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它依然是一个现代的大城市，而城市是真正现代新艺术的唯一灵感源泉。
象征主义者（布洛克、维尔哈伦、惠特曼）作品中看来不和谐而武断之事物和观念的混杂，并非文体上的反复无常。这是直接来自对生活新秩序的新印象。
正像他们通过诗行匆匆写下一连串的意象，塞满拥挤的人群、十九世纪末的有盖汽车和马车或本世纪的电车与地铁的、忙碌的城市大街，也匆匆越过我们的身旁。
田园式的淳朴不存在于这些景象中。如果有人企图写这样的作品，便是虚假而无艺术可言的文学欺诈，这并不来自乡村灵感的激发，只是从陈腐的书架上去炒冷饭。随着我们时代的精神自然而然产生的语言，是城市气息的语言。
我住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太阳和柏油广场的白热使人目盲，高悬的窗户放射着刺目的太阳反光，射入云端和大街小巷，莫斯科在我周围旋转，改变我的头脑，并且要我写赞美它的诗去改变别人的头脑。为了这个缘故，莫斯科养育了我，使我成为一名艺术家。
墙外大街上日夜不休的喧扰与现代的灵魂不可分离，正如序曲开头的几组音符，与尽管尚在神秘黑暗中，却早已在脚灯的照射下开始变得深红的帷幕不可分离。我们户外窗外不停移动的、喧闹的城市，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大序曲。我要在这种观念下写城市。
可是在保存下的日瓦戈著作中，并没有这类诗。或许《哈姆雷特》那首可以算是属于这一类？
八月末的一个早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加泽特内街的转角上，搭乘沿尼基塔街到库德林斯卡亚终点的电车。他是第一天去当时称为索尔达金科夫医院的博特金医院就职。为了洽商职务的关系，他以前曾到过医院一两次。
电车一路都不顺利，它的马达有毛病，一直发生各式各样的故障。不是前面有一辆火车把轮子陷在路轨中挡住去路，就是车顶上或车底下的绝缘设备出岔子，因而电流短路，迸出火花和响声。
司机必须走出前面的驾驶台，拿着一把螺旋钳绕着电车察看，然后蹲下来，修理后驾驶台和车轮间的机件。
一辆倒楣的电车阻碍了全线的交通。街上本来早已塞满了失灵的电车，走不动的车子还源源而来，这条长龙现在已往后排到练马场甚至还更远的地方。希望赶时间的乘客从后面的车上跑到前面的车上来，挤入首先挡住去路的车子里。这个炎热的早晨，车上拥挤而闷热。在从这辆车下车跑进另一辆车的群众的头顶上，空中紫丁香色的雷云正愈爬愈高。暴风雨在酝酿中。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左首靠窗户的单人座上，他能见到公立音乐学校所在的尼基塔街的左半边。在一边另有所思，一边模糊的注意下，他看着左边街上过往的行人，一个也不遗漏。
一位头发灰白的妇人，头戴镶有亚麻布雏菊和矢车菊的淡色草帽，身穿紧窄的旧式淡紫色衣衫，拖着疲倦的步子沿人行道在行走，气喘吁吁地，一直用她手中所拿的一个扁平的包裹扇风。她腰间紧束，热得筋疲力尽，大汗直流，不停用一方小花边手帕擦她润湿的嘴唇和眉毛。
她的路线正和电车道平行。当他的电车停下来修理一阵，又开动并赶上她时，她已经好几次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视线中消失。当电车又停下来时，她赶上了车子，于是，她又进入他的线野。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到幼年学校中的算术问题——数辆火车以不同速度在不同时间出发，必须依何种秩序，并需多久的时间，各车可同时到达终点。他试图回忆通常所用的解决方法，可是他想不起来，于是，他从一间学校想到另一间学校的生活，想到的事愈来愈复杂。
他试着想象好几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一起沿平行的方向前进，不过，各人速度不同。他很想知道，在哪一种环境下，他们当中谁能领先并比他人长寿。他突然想到一种类似相对论的生命竞赛定律，不过，他变得混淆了，于是他放弃这种类比推想。
天空闪光一亮，跟着一阵雷声。起先就开得不顺利的电车又一次停下了，它停在从库德林卡亚到动物园下坡的半途。穿淡紫色衣衫的妇人出现在窗框中，在窗外走过，继续前进。第一阵大雨点落在大街上、人行道上和那个妇人的身上。暴风扫过树木，翻飞落叶，掀起那个妇人的帽子，吹蓬她的裙子，而后突然逝去。
日瓦戈觉得头晕欲呕。他克服虚弱，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上下急拉窗户的吊环，想拉开窗户。不过，他拉不动。
别人嚷着告诉他，窗户给螺丝钉死了，可是，正忙于抵抗头晕作呕，而且恐慌狼狈的日瓦戈并未察觉到别人是对他说话，或者理解话的意义。他继续想打开窗户，猛力拉吊环——往上，往下，往自己身上拉。他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尖锐疼痛。他意识到身上有东西破了，他已铸下了不可挽救的、致命的大错，这条命是完了。此刻，电车开动了，不过，只走下普列斯纳街没多远，它又停下了。
在超人意志的努力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摇摇摆摆、碰碰撞撞地推开座位中间过道上紧密的人群，挤向车后门。乘客挡住他的去路，陷住了他。新鲜的空气似乎使他复苏了，他想，也许他什么也没有失去，他好些了。
他开始由后门穿过乘客群往外挤，惹得不少人踢他，更多的人骂他。不顾一切气愤的叫喊，他挤出了人群，从静止的电车上走下街道，一步，两步，三步，他便倒在石板铺的路上，再不起身了。
群众纷纷议论争执，出主意，嚷成一圈。有几个乘客从车上走下来，围绕着他。他们立即发现，他的呼吸停了，心脏已不再跳动。人行道上的人也走过来围住他，有些人安慰有些人失望，因为他不是被碾死的，他的死和电车无关。围观的人愈来愈多。穿淡紫色衣衫的妇人也走过来，站了一会儿，看看死尸，听人谈论，然后继续前进。她是个外国人，不过，她明白，有些人主张把尸体放在电车上送去医院，而有人说，应该先报警。她不等知道结果就走了。
穿淡紫色衣衫的妇人是瑞士籍，她是从梅留泽耶沃来的弗列里小姐，她现在非常非常苍老了。十二年来，她一直在写信给莫斯科的当局，申请她返回祖国的许可，直到最近她才申请到。她是来莫斯科办出国签证的，现在正去瑞士大使馆取护照，她一面走一面拿来当扇子的那个用丝带系好的扁平包裹，是她的旅行文件。她继续前进，第十次越过电车，完全不知道，她已追过日瓦戈，并且比他长寿。
从打开的走廊门望进去，可以看见房间尽头的一角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具像粗工刻造的独木舟似的棺材，它比较低狭的尾端直对门户。这也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写作用的桌子，房间中别无第二张桌子。稿件已拿开放入一个抽屉中，棺材放置在桌面上。他的头摆在高高的枕头堆上，身子躺在棺材中，就像躺在山坡上。
他四周摆放着许许多多的鲜花，有在这个季节很难找到的一簇簇白丁香花，有放在瓶中或花篮中的樱草花和瓜叶菊。花朵遮住了从窗口进来的光亮。稀薄的光线穿过花屏，照在死尸如蜡的脸上、手上，照着棺柩的木料和线条。花影躺在桌子上，好像它们刚刚才停止摇曳。
这时火葬的习俗已经变得普遍了。为了孩子的津贴着想，为了保证她们的教育和马林娜在邮局的职位，他们决定不举行宗教丧礼，只作普通火葬。有关当局已经通知过了，正等待官方的代表到来。
在这段间隔中，房间就像空的，仿佛旧房客已迁出、新房客尚未搬入的房子。只有当吊丧者蹑手蹑脚走进来和死者告别时，不自觉的响动才划破室中的寂静。吊丧的人并不多，可是，远比预期的多。这个几乎默默无闻的人死去的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开。在这些吊客中，有许多是在他生前各个不同时期认识的，尽管他后来和他们失去联络并且忘记了他们。他的诗和科学著作吸引来的不知名的朋友甚至更多，那些人从未见过他——但似曾接近过他，现在来和他见最初也是最后的一面。
在这几个时辰中，当没有任何仪式陪伴的寂静，变得如同一种有形的剥夺，令人窒息时，只有鲜花给人一点安慰，像是在填补没有宗教仪式的空虚。
鲜花不只是盛开，并且清香四溢。或许是急于回返尘土，它们放出像合唱团合唱时的芬芳，将一切都浸在它们的气息中，像是在代行宗教死亡仪式的职能。
植物王国很容易被认为是死亡王国的紧邻。或许对我们而言如此困惑的进化的神秘和生命的谜，正包含在大地的绿色中，在坟场上的树木和花草中。抹大拉的马利亚不认识从坟墓中复活的耶稣，“以为他是园丁……”
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遗体运到英格街寓所（这是他最后的登记地址）时，他的朋友听到他的死讯大为震惊，他们伴着马林娜从楼梯口穿过敞开的门，直奔停尸处。因震骇与悲痛而丧失一半神志的马林娜，把身子扑在地板上，用她的头撞击通道中的长木柜。在棺材（早已订妥了）运到前，尸体一直是放在那长木柜上的，房间已收拾好了。她泪如洪水，时而低泣，时而号哭，有时喃喃自语，有时迸出悲鸣。像农人一样，用哭诉来表示她的悲痛，不因陌生人在旁而分神或难为情。她紧紧抓住尸体，当尸体要搬进房间去洗涤入殓时，好不容易才把她拉开。这都是昨天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潮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疲倦的麻木。她默默地坐着，虽然她现在还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中。
自从事情发生后，她一直留在这里守灵，一步也没离开过房间。小孩子克什卡曾被抱来她这里喂奶，卡帕和她的年轻保姆来过，又离开了。
她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伴着她，他们也因悲痛而麻木。她的父亲马克尔坐在长椅上她的身旁啜泣，大声地把鼻涕擤入手帕中。她的母亲和姐妹在哭泣中来了又去。
可是，室中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与其他的吊客完全不同。他们并没宣称他们与死者的关系比其他人更近。他们也不和马林娜、她的女儿或他的朋友争抢悲伤。可是，尽管他们没宣称，无疑地他们对死者有特殊的权利，并且没有人对他们不言而喻的权威有过疑问或争论。这两个人显然把办理丧事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他们以沉着的平静默察一切，好像这给他们一种满足。他们的镇静是值得注意的，这给人一种奇异的印象，好像他们不只与丧葬有关，而且与他的死亡有关。这并不是说他们直接或间接造成他的死亡，而是说他们对这种事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既然发生了，就接受它，并且不把它看作日瓦戈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有些吊客认识他们，另外少数人猜测他们是谁，不过大多数人都摸不清头绪。
但是，当这个生有一对既表示好奇又引起好奇的吉尔吉斯人细眼的男人，和这个穿着便服的美丽女人一同走进房间时，所有的人，甚至连马林娜也不抗议，好像有默契似的，立刻从沿墙排成一列的各人坐处站起来，走出去，不舒服地挤入走廊、过道，让他们单独留在半闭的门户之后。他们就像两名必需的专家，静静地、无阻碍地完成了直接关系丧葬的事，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事。
现在他们正在商量大事。他们单独留在室内，坐在靠近墙壁的两张椅子上，立即开始谈话。
“你想出了些什么，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
“火葬在今晚举行，半小时内医务工作人员合作社有人来收尸并将尸体运去他们的会所。祭奠仪式在四点。他的证件没有一样是合用的，他的工作证过期了，他的合作社会员证也是旧的，没换过新的，并且他已经好几年没缴会费了。这一切都得弄妥，这就是我耽搁这么久的原因。在他们搬走他以前——就快了，我们必须准备好——我会照你所要求的让你单独留下——对不起，有电话。我马上就来。”
叶夫格拉夫走进挤满死者的同事、学校朋友、年轻的医院同事和出版界朋友的走廊中。马林娜两手搂着两个孩子，用她披在肩上的大衣裹住她们（这是个冷天），坐在凳边上等着回房内，好像是一个去看狱里囚犯的访客在等候守卫的许可。走廊和厅中挤满了人。前门是开着的，有许多人在楼梯口站着或走来走去，一面抽着烟。其他的人站在楼梯平台以及通往底楼的梯级上谈话，站的地位愈低，离街愈近，他们说话也就愈大声，愈自由。
在吊丧者礼仪所许可的细声绵绵低语中，叶夫格拉夫凝神从听筒中听取对方的电话，并回答对方提出的有关葬礼安排及日瓦戈死亡情况的问题。然后他又走回起居室内，继续未完的谈话。
“请不要在火葬后立刻离开，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我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不要不通知我就失踪。我求你帮我一个大忙。我想尽早——明天或后天——开始整理我哥哥的文件。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了解他很深，或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说到你从伊尔库茨克来到这里不过几天，并且不打算久待，而你走上楼来是为了别的事，并不知道我哥哥在最近这几个月住在这里或者他的死。我完全不明白你所说的一切，我也不是在要求你解释，不过，请不要没留给我地址就走开。最好我们能一起在这间屋中花几天工夫细读他的稿件，至少也得在这附近，或许就在这座房子的另外两间屋中。这能办得到。我认识房屋管理人。”
“你说你不明白我说的话。有什么好明白的？我来到莫斯科后，在车站上查点好东西，并沿一些旧日的大街散步，其中有一半我已认不出了，我已离开太久，我已忘记了。我走啊走啊，走下库茨涅茨基桥，又走向库茨涅斯基胡同，突然我见到非常熟悉的可怕的东西——卡莫格街。我已被枪杀了的丈夫安季波夫当学生时就常住在这里——就住在你我正坐着的这层楼内这间屋中。我走进去，我想，谁知道呢，以前的房客或许还在那儿，我要去看看他们。你看，我完全不知道这里早就人事已非了——连记得他名字的人都没有了——直到第二天和今天，我才慢慢向人打听出来这件事。可是，你竟在这房子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我如雷轰顶——屋门大开，到处是人，房间里有一口棺木，一个死人。这是谁？我走进来，走向前，看个究竟。我想我已神志不清了。可是你在旁边，你见到了我，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请等等，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我必须插嘴，我早已告诉过你，不管是我哥哥或我都没疑惑这个房间有什么不寻常——例如，安季波夫曾住过这里。可是，更令我惊诧的是你刚刚说的事，我等一下告诉你。说到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在内战开始之初，有一个时期我常常听到他的名字，几乎天天听到，我也见过他两三次，当然，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为了家庭的关系，他的名字变得对我有如此的意义。可是，请原谅我，或许我听错了你的话，我好像听见你说——这可能是说溜了嘴——他被枪杀了。你一定确知他是自杀的。”
“是的，我也听到那个说法，不过，我不相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不是一个会自杀的人。”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哥哥说，安季波夫是在你去海参崴之前所住的那座屋子里自杀的。这发生在你刚刚走后不久。我哥哥发现了他的遗体。他埋了他。怎么没人告诉你？”
“我听到的是不同说法……这样说这是真的了，他自杀了？人们这么说，不过我不信。而且就在那座屋中？这看起来不可能。那个细节，对我非常重要。我想，你不知道，他和日瓦戈曾否碰头，他们是否互相认识？”
“根据尤里告诉我的话，他们有过一次长谈。”
“这可能吗！好，感谢上帝，感谢上帝，那样好些。”安季波娃慢慢地在胸前画个十字。“多不寻常的巧合——像是前生注定！你容许我回头再谈这个并问得详细一点吗？每一个细节对我都非常珍贵。不过，这不是时候，你不以为如此吗？我忍不住，我太烦乱了。我必须安静一下，休息一会儿，整理一下我的思绪。你认为怎样？”
“当然！当然！”
“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不会，我认为如此很自然。”
“啊，是的。我几乎忘了。你要我不要在火葬后走开。好的，我答应你，我不失踪。我将跟你回到这里来，留在你要我待的地方，需要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们将清理尤罗奇卡的手稿。我要帮你忙。这是真的，我可能对你有用。这使我大感安慰。我对他的书法太熟了，一弯一钩我都熟悉。它记在我的心中，印在我的血里。然后，你知道，我还有些事求你。我将需要你的帮助。我好像听说你曾做过律师？不管怎样，你知道所有现在这些习俗和规章。还有我想知道，政府哪一部门是管资料的。很少人知道这类事。你认为如何？我将需要你对一个可怕的、真正可怕的事表示意见。这是关于一个孩子的事，不过，这回头再谈，等我们从火葬处回来再谈。我的一生都不得不在找人，请告诉我，假若有这么一个完全是虚构的案情，需要追查一个儿童，一个交给陌生人抚养的儿童，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总机构，保存有全国有儿童家庭的资料？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是否有记录？政府曾做过或企图做这一类的事吗？不，现在别告诉我，请别说：我们回头再谈。我非常惊恐。生命是如此可怕——你认为如何？在我的女儿来到以后是怎样，我不知道，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该留在这层楼中。卡坚卡在音乐和戏剧方面有可观的才能，她模仿起人来真是不得了，她学得惟妙惟肖、一丝不差，她学唱歌剧中的抒情调，全靠耳朵。她是个难得的孩子。你认为如何？我想让她进戏剧学校或音乐学校的初级班，看哪家收她，并且我要为她申请奖学金，那是我此刻不带她来的真正原因。这里的事全弄妥后，我就要回去。事情太复杂了，你不认为如此吗？你不能解释一切。可是，这个我们回头再谈。现在我要等一会儿，我要让自己振作一下。我要保持安静，集中思绪，设法忘记我的焦虑。还有，我们已让尤里的朋友留在外面太久。我想我两次听到有人敲门。外面正有些事在进行，或许殡仪馆的人来了。我将在这里静静地待一会儿，不过，你还是开门让他们进来。你不认为这是时候了吗？等等，等等。棺木前面要有一个脚凳，不然，人们够不到尤罗奇卡。我试着踮起脚尖，不过，这太困难。何况马林娜和她的孩子都需要。还有，这是丧礼中规定的：‘你将给我最后一吻。’啊，我受不了。这一切太可怕了，你认为如何？”
“我将让他们进来，不过，开门之前我还得做一件事。你已说了许多令人困惑的话，提出了许多问题，那显然对你是很痛苦的，我不知对你说什么好。不过，有一件事我想你知道。不论在任何事上，请把我的帮助计算在内。我对你这样提议完全出于自愿，全心全意。还有，记住，不管在任何环境中，你必须永不绝望。抱着希望并且行动，是我们在不幸中的责任。一事不做只管绝望是忽略我们的责任。现在我开门让吊客进来，你说脚凳是对的，我就去弄一个来。”
可是，安季波娃不再听了。她根本没听见他开门，她既未听见人群从走廊上涌进来，以及他对殡仪馆人员和主要吊客说的话，她也没听见人群的挪动、马林娜的呜咽，以及男宾的咳嗽、女宾的啜泣和哭喊。
室内不停的单调的噪音使她觉得不舒服和头晕。她尽力抵抗，不让自己晕倒。她的心几乎爆炸，头痛欲裂。垂下头，她退入回忆、反省和推测中。她躲进去，沉在里面，好像她有好一阵、好几小时，进入了她或许不能活着见到的未来，那是好几十年以后的事，那时她已是一个老妇人。在她的沉思中，她似乎已触及她不幸的底层。
“一个都不剩了。一个死了，另一个自杀了。而唯一剩下的是那个该死的家伙，是我要枪杀而失手的坏蛋，是那个与我没有一处相同的第三者，是那个使我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变为连串的罪行的坏蛋。而那个庸俗的怪物正奔窜于只有集邮者才知道的亚洲秘密小路上。这当中已没有一个人在我身边，而我所需要的人却去了。
“啊，是在圣诞节那晚，当我在这只点着一支蜡烛的房间内，和帕沙做过一番谈话后，我已决定去枪杀那个庸俗的小丑，当时帕沙还是个大孩子，尸体马上就要搬出去的尤拉，尚未进入我的生命。”
她集中记忆去重建那个圣诞节晚上和帕沙的谈话，可是，除去烛火在窗台上燃烧，并将玻璃上的冰溶去一块，留下一个圆圈外，她什么也记不得了。
她怎么能想到，这躺在桌子上的尤里，当年驱车经过时曾见到那烛火，从他在街上见到烛火的一刹那起——“桌上点着一根蜡烛……”——他的一生就已注定了无法避免的结局！
她的思想散乱了。她想：“他没有用教会的丧仪下葬，多可怜啊。葬礼本是十分隆重庄严的事！绝大多数人死去时，是配不上的，不过，尤罗奇卡可十分合适！他配得上那些仪式，他可以为这句话作证，并使它得到意义：‘在坟墓上的挽歌，是哈利路亚的颂歌。’”
就像她每次想到尤里以及她在他身旁度过的短短岁月一样，此刻，她有一阵骄傲和安慰的感觉。这时，她又被笼罩在他一直在散发着的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气氛中。她不耐烦地从椅上站起来。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她想，哪怕只是一刹那，但愿能借尤里之助冲出围困她的忧伤的樊笼，重享解脱的喜悦。在她看来，这种喜悦是对他告别的喜悦，是利用权利和机会伏在他身上无阻无碍地痛哭一场的喜悦。带着热情的急切，她环顾四围的人群，而视而不见，两眼充满晶莹的泪水，好像被眼科医生滴进了腐蚀性眼药水，于是，所有的人开始挪动，蹑足退出房间，让她单独最后一次留在半掩的门后。她走向停棺的桌子，迅速地先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站上叶夫格拉夫带来的脚凳，在尸体上画三个大十字，然后，用她的唇去吻死者冰冷的前额和两手。她不理冰冷的前额多少小了些，像手掌捏成了拳头的形象，她设法不注意它。她木然地站着，默默无声，既不思想，也不哭泣，然后，俯身伏在棺上、鲜花上、尸体上，用她整个的存在、她的头、她的胸、她的心以及她的两臂，去护住它们。
压抑着的呜咽使她全身颤动。她尽量抗拒满眶的热泪，不过，在她撑忍不住时，它们便夺眶迸出，涌下她的面颊，流在她的衣服上、手上，以及她所抱住的棺柩上。
她既不说话也不思想。一连串的观念、意念、直觉、真理从她的心中轻快地掠过，飘然而去，就像空中的浮云，就像往昔她和日瓦戈夜里谈天时常有的景象。在那些日子中，使他们快活、解脱的正是这些东西。一种自发的互相了解，温暖的、本能的、当下的了解。
现在她心中又充满这种了解，一种对昏暗、模糊的死亡的知识，一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一种扫清当前一切无功之感的心理准备。仿佛她曾活了二十次，她曾失去尤里无数次，并且，根据她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她在棺木边所感觉的、所做的一切，是完全正确而恰到好处的。
啊，多美妙的爱，完全自由、独特，不像世上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们像别人歌唱那样思想。
他们彼此相爱，并非必需的驱使，而是由于常常被误指为爱情的“热情的火焰”。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愿意他们相爱，头上的青天、天空的浮云、脚下的大地、地上的树木都愿意他们相爱。或许环绕他们的世界、他们在街上遇到的陌生人、他们散步时所见到的旷野，以及他们相遇或居住其中的房间，见到他们相爱，比他们自己还要高兴。
啊，使他们结合并如此相像的，正是这个！即使是在他们最丰盈最任性的幸福时光，他们也从来不觉得那是整个大宇宙中的一种升华的欢欣，他们从来没感觉到，他们自己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大宇宙美的一个元素。
对他们来说，这种与整个宇宙的结合是生命的呼吸。把人类捧得高过大自然中其他的一切，近代对于人的娇养和崇拜，从来不打动他们。建立在基于这样一个假前提之上的社会系统，及其政治制度与设施，在他们看来只是些悲哀的外行，全无意义。
现在她对他告别了，在用日常的直接语言对他说话。她的话尽管生动而不拘形式，不过，并非现实的。像古代悲剧中的合唱和独白，像诗或音乐的语言，或其他任何常用的表达方式一样，它的逻辑不是理性，而是情绪。不勉强的、自发的修辞源于她的悲痛。她那简单、平常的字词浸满泪水。
看来，把她的言词串缀在一起，成为像和风轻拂的暖雨中嫩树叶簌簌声的低柔细语的，就是这些泪水。
“终于我们又聚首了，尤罗奇卡。上帝把我们的重逢安排得多可怕啊，你能预卜到这种不幸吗？我不能，不能。啊，上帝！我无法不痛哭。想想这件事！这又全是我们的风格了，全为我们设的。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魅力，朴素美的魅力——是的，是的，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可是实际生活中的琐屑忧烦——像行星的变形这类事情——这些事情不是为我们而设的，不是，谢谢你。
“永别了，我最伟大的爱人，我的亲人，永别了，我自豪的人，永别了，我水深流速的小河，我多爱你流动不息的水花，我多爱浸入你冰冷的浪头。
“还记得那天我们在雪中如何告别的吗？你是如何地骗了我！没有你我怎么会走呢？呵，我知道，我知道，你是逼你自己这样做的，你以为是为了我好。然而，从此一切都弄糟了。啊，上帝，我在那边忍受了多少痛苦啊，我是怎样挨过来的！当然，你一点都不知道。啊，我做了什么，尤拉，我做了什么？我是这样一个罪人，你一点也不知道。不过，这不是我的错。我在医院中住了三个月，有一个月人事不省。从那以后，除去内心煎熬，我的生活便一无所有了，尤拉。我的灵魂得不到平安，我因悔恨与痛苦而身心俱裂。可是，我还没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我说不出，我没有这股力量。每一次想到我生平中的那段日子，我的头发便因恐怖而竖立。而且你知道，我甚至不能确定，我的神经是否正常。不过你是知道的，我并没像许多人那样酗酒，我远离酒，因为一个女人酗酒，那就真的完了，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她说个不停，在死一般的痛苦中呜咽。突然，她惊异地抬头仰望，看看四周。人群已涌进屋中，忙着办理丧事。她从脚凳上退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棺木，双手压着两眼，好像是要拭干最后的泪水。
人们走向棺木，用三条麻布把它抬起。送葬的行列开始行进。
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在卡莫格街待了好几天。日瓦戈遗稿的整理开始时有她帮助，完成时她却不在了。她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有过长谈，告诉了他一件重要的事。
有一天，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出去后不再回来。她必定是在街上被逮捕了。她一去杳如黄鹤，或许在什么地方死了，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混合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内，被当作后来放错地方的名单上一个无名的号码而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