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剩下来要说的是日瓦戈晚期八到十年的简短故事。在这段时间中他变得愈来愈衰老无用，作为一名医生和作家，他正逐渐丧失他的知识和技能。有一个短时期，他从颓丧中挣扎出来，重操旧业，但经过一阵极短的行动上的突然燃烧，他又退回旧有的状态，对他自己及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关心。在这些年中，他的心脏病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他早就诊断出自己有病，不过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
他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时去了莫斯科。他比从游击队中逃去尤里亚金时更瘦削，更不注意外表，更不讲究修饰。在旅程中，他再度用还值些钱的衣物沿途换取面包，只留下些破烂的衣衫蔽体。所以，他的二手货皮外套和皮袄皮裤全没了，当他到达莫斯科大街上时，只剩下一顶灰羊皮帽、一副皮绑腿和一件纽扣全掉了的像囚犯制服的旧军装大衣。从这副打扮上，简直看不出他和拥挤在首都车站上、大街上和广场上的无数红军有什么区别。
他不是单独抵达的。不管他到哪里总有一个好看的年轻农民跟着，他也穿一身旧军装。他们双双出现在几家劫后幸存的客厅中，它们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曾在其中消磨童年的客厅一样，那些客厅的主人还认得他，并对他和他的同伴表示欢迎（在圆滑地问及他们曾否洗过澡后——斑疹伤寒依然猖獗），然后，对他讲起他家人离开俄罗斯的情况和经过。
他们两人都怕见人，这种寡合的行为使他们极力避免分别走入人群，为了怕成为注意的焦点，并与人接谈。当这两个瘦长的人出现在任何朋友的聚会中时，通常都躲在一个角落上，沉默地消磨一个晚上，不参加大家的聚谈。
身穿破烂衣衫，到处跟着一个青年，这位高大的、骨瘦如柴的医生看起来就像一个追求真理的苦修士，而他的伴侣就像盲目崇拜的、有耐性的、服从的信徒。这个青年伴侣是谁？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最后一段旅程是乘火车的，不过，早先的大部分旅行都是徒步。
沿途所看到的村庄，不比他逃出森林的囚禁时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所看到的村庄好。只是那时是冬季，而现在是夏末秋初，气候温暖、干燥，使一切东西看上去好受一些。
他所经过的村庄有一半已经荒废，田地被放弃了，庄稼没有人收割，就像敌人袭击后的景象。这些都是战争的结果——内战。
在九月末，有两三天的时间，他一直沿陡峻的河堤往上走。迎面流来的河水在他的右首。他的左首，是一片辽阔的未曾收割的田野，从河岸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的云层。在田野中间，不时有树林把它隔断，树林绝大多数是橡树、枫树和榆树。树林伸入陡然下落的、切断道路的河谷中。
在还没收割的田地中，成熟的麦穗炸开泻落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捡了好些把，在最坏的状况下，如果他没办法煮它，用它熬成稀粥，他就把它塞入口中，费了极大的困难仔细咀嚼。没有完全嚼烂的生麦粒几乎是不可消化的。
他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深色的裸麦，害了锈病似的呈棕色，旧金子的颜色。通常在及时收割时，它的颜色要淡得多。
这些闪耀而无火的火焰色田地，这些默默宣布它们厄运的田地，被安静广阔的天空冷冷地围着。天空的表面早已露出冬的迹象，一片片中央白四周黑的长长的雪云不停地在移动着。
一切都在做着有规律的缓缓移动——流动的河，河旁的路，而日瓦戈沿着河岸随浮云流动的方向步行。连裸麦地也并不静止。它们的表面是活动的，它们像是因不停地爬行而骚动，令人想起肮脏和可憎的事。
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猖狂的鼠害。它们已繁殖出空前未有的数量。晚间，当日瓦戈因陷于黑暗被迫露天过夜时，它们在他的面部、手上、袖子里面、裤子里头窜来窜去。白天，成群结队地跑过大路，到处都是，阻塞通路，当它们被踏到时，便口吐白沫，吱吱尖叫。
毛发蓬松的乡村杂种狗变成野狗，隔一个相当的距离跟着他，不时彼此交换眼色，好像决定要在一个最适当的时候扑倒他，把他撕成碎片。它们以腐尸当食物，不屑吃老鼠，远远地盯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极有信心地跟住他，好像在等候些什么。不知为了什么理由，它们从不冒险进入森林，当他接近森林时，它们便逐渐后退，摇摇尾巴，消失在远方。
在那些日子中，树林和田野恰恰构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被人弃置的田地看起来像孤儿，好像是有意把它们置于天谴之下。可是，挤满了人的森林却骄傲而自由地繁茂起来，似乎刚从监禁中释放。
在平常年月，由于行人，特别是乡村的孩子们，早在坚果青涩时就将它们整枝摘下，通常坚果是不容易长熟的。可是现在山坡上和山谷中的树林无不枝叶繁密，满布因日晒而粗糙多尘的金色叶片。中间挂着一串串凸出的成熟果实，三个或四个连在一起，好像有绳子串上似的，随时会从枝上坠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捡了不少，咬碎它们的壳，装满他的口袋和行李袋，整整一个星期，他以榛果充饥。
在他眼中田野像是一种患危险病症而发高烧的东西，而树林，恰恰相反，则是一片复原后健康的光润。所以，在他看来，上帝居住在树林中，而田野却响彻魔鬼讥讽的笑声。
在这段旅程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过一个焚毁的荒废的村庄。所有的屋子都在路的一边，面对河流。大路与河流陡岸边缘间的一长条地是空的，没有什么建筑。
只有几间被火烧黑了的屋子尚未倒塌，不过，它们也是空的，没有人居住。至于其余的房子，除去一堆堆烧焦的废墟垃圾和突出在焦土之上的黑烟囱外，别无一物。
面对河流的悬崖上布满蜂巢式的凹坑，那是村民把岩石凿成磨石的地方，那曾经是他们的生计之所。三块尚未完工的石头躺在最后一间房屋前的空地上，其中有一块还是竖立的。像别的屋子一样，这间屋子也没有人居住。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屋内。这是个静止的午后，可是，在他跨进门的一刹那，好像有一阵风破门而入。稻草和干草丛在滑动，残余的壁纸拍拍飞动，整个屋子在骚动，簌簌有声。像村野一样，屋里都是老鼠，四处躲窜，吱吱乱叫。
他走出来。太阳斜挂在村后田野的尽头。对面河岸泛滥着一片温暖的金光，水坑反映出斜阳逐渐黯淡的光华，照在部分地伸入河中央的灌木丛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跨过大路，坐在倒卧草地的一块磨石上。
一个眉发蓬松的头从河岸边冒出来，然后是肩膀，然后是两臂。有人提了一桶水沿着悬崖的石径爬上来。见到日瓦戈，他停下来，这时日瓦戈依然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
“你要喝水吗？如果你不伤害我，我也不伤害你。”
“谢谢你，是的，我想喝口水。走过来，不用害怕。我为什么要伤害你？”
提水的人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光脚，衣衫破烂，头发蓬乱。
不管日瓦戈的语言如何友善，他依然惊疑地凝视着日瓦戈。不知为了什么，这个少年忽然出奇地激动起来。最后，他竟放下水桶向日瓦戈跑过去，不过，在中途就停下了，喃喃地说：
“不是……这不能是……我一定是在做梦。同志，请原谅我，请问，我可是以前见过你？是的！是的！一点不错！你是那位医生，你不是吗？”
“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
“不认识。”
“我们从莫斯科同车出来，在一个车厢中。他们抓我去做苦工。我在劳工队里。”
原来是瓦夏·布雷金。他匍匐在日瓦戈的面前，吻他的手，啜泣着。
被焚化为废墟的村庄本来是他的故乡韦列坚尼基。他母亲已死去。当村子被毁时，瓦夏藏在石矿场的一个山洞里，但是他的母亲以为他被抓进城了，悲痛发疯，于是投河自杀——就是他坐在旁边说话的、流过悬崖脚下的这条佩尔加河。他的两个妹妹阿廖卡和阿里什卡据说流落在另一个区域的孤儿院中，不过，他并不确知她们的下落。此后他就随日瓦戈一道去莫斯科，一路上他讲了许多可怕的往事。
“田野里就要糟蹋了的是去年冬季的庄稼。我们刚刚播完种，祸事就来了。这是在佩拉吉娅姑姑走了以后，你记得佩拉吉娅姑姑吗？”
“不。我甚至根本不认识她。她是谁？”
“你根本不认识佩拉吉娅姑姑？她那时和我们在同一列车上！佳古诺娃。那个丰满漂亮，用眼睛直直瞪着你的人。”
“是那个老是打辫子从不梳头发的？”
“对啦！那个拖一条猪尾巴辫子的，就是她！”
“不错，我记得她。等等，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后来还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上遇到她，我们在街上碰到的。”
“你不是说真的吧！你见到过佩拉吉娅姑姑！”
“你怎么回事，瓦夏？你为什么像个疯子似的摇我的手？一不小心，你会把它们折断。你为什么脸红，像个女孩似的？”
“噢，快告诉我，她好吗？快告诉我。”
“当我见到她时，她还好。她说起你和你们村上的人。她好像还说过曾住在你们村上，或是我记错了？”
“当然，她说了，当然她说了。她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母亲爱她如亲姐妹。她沉静，一个工作的好手，两只手非常灵巧。当她和我们住在一起时，我们家里样样东西都很多。不过，村人的闲话使她在韦列坚尼基的生活很悲惨。
“村子里有个男子叫罗顿·哈尔拉姆。他追求佩拉吉娅。他是个瘦高个儿，没有鼻子。她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因此他憎恨我。他说我和佩拉吉娅的坏话。她终于走了，她再也受不了了。那只是所有我们厄运的开端。
“后来附近又发生了可怕的谋杀案。一个寡妇独自一人住在农场上，往上去是布依斯科耶。平常喜欢穿有松紧带的男人鞋子走路。她养了一条很凶猛的大狗，拴在一条长链子上，在屋子四围巡逻。她叫那只狗作高尔兰。家务和农场上的工作都由她一个人做，不要帮手。嗯，去年冬天来得特别早，谁都没想到雪也落得早，这个寡妇的马铃薯还没有来得及挖。于是，她跑来韦列坚尼基说，‘帮帮我的忙，’她说，‘我愿意付钱或分你马铃薯。’
“我说我来干，不过，当我到达农场时，哈尔拉姆已经在那里了，他已先在那里做了这工作，而她并没有对我说。也好，我并不要和他争那工作，于是我们就一道做。天气非常坏——下雨，落雪，又是泥泞，又是雪水。我们挖个不停，我们烧去薯藤，用烟烘干马铃薯。当我们做完工时，她付了我的工钱，公公道道，然后她打发哈尔拉姆走开，可是对我挤挤眼，像是说，要我多留一会儿，或等一下再来。
“于是我再去她家。‘我不想把剩余的马铃薯给政府。你是个好孩子，’她说，‘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看，我什么也不瞒你。我本想自己挖个地窖，可是，你看外面的天气像什么。我已耽搁得太久了，现在已是冬季，我自己搞不妥。如果你帮我挖，我不会亏待你。’
“于是我就帮她好好掘个藏东西的地窖，底下阔，上面窄，就像一个瓮子，我们又升起火，用烟把地窖烤暖烤干——一切都在风雪怒号下进行。然后，把马铃薯放进去，盖上土。做得干干净净。当然，我没对任何人说一个字，连我的母亲、妹妹都没说。真希望不会有那样的事。
“唉，大约不到一个月光景，农场被抢了，从布依斯科耶来的人说，大门敞开，整个农场被抢空了。连窗户都不见了，高尔兰挣断了它的链子，也跑了。
“过了没多久，新年前有一阵融雪时期。就在瓦西里节那天，天下大雨，所以，高地的雪给冲化了，能够看到光秃秃的地。于是，高尔兰跑回农场，找到埋藏马铃薯的地窖，开始扒土。它扒呀扒呀，于是见到了老寡妇的腿竖立在坑中，脚上还穿着她经常穿的那双有松紧带的鞋——多可怕！
“韦列坚尼基的人个个都为老寡妇难过。没有人怀疑哈尔拉姆，你怎能责备他们？这是万万想不到的。他不会有这个胆量。如果他干了，他早会跑开啦，跑得远远的。
“村里的富农对这件谋杀很开心。他们想，这是个挑拨的好机会。‘看看那些城里人对你们干的好事，’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杀鸡儆猴，让你们不再藏谷子、埋马铃薯。你们以为杀她的是树林中的土匪，那你们可就傻啦！乖乖听城里人的话吧。他们袖子里的鬼把戏还多得很，他们将拿走一切，他们将饿死你们。如果你们想知道什么事对你们有好处，那么听我们的，我们将教给你们一些常识。当他们跑来要拿走你们用血汗挣来的东西时，告诉他们，我们连一粒裸麦都没有，别说剩余。一旦有问题，用你们的草耙。如果有人反对，还是眼睛张大些！’唔，老家伙纷纷议论，主张举行村民大会。而那恰是哈尔拉姆所希望的，他赶快去城里报告。‘我们村上可热闹啦，’他说，‘你们怎么办？一个贫农委员会，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敢保证，不久他们就会互相残杀。’然后，他跑开了，永远不再出现在我们这附近。
“后来的事是自然而然来的。没有人告密。没有人该受责备。他们从城里派来红军，设立了法庭。他们第一个先审问我。因为哈尔拉姆告了我，他们说我逃避劳役，说我杀死老寡妇并煽动村民。他们把我关起来，幸好，我想起撬开地板，溜出来。我躲在旧石矿场的山洞中。村子是在我头顶上烧去的——我根本没看见，而我母亲自沉在一个冰洞里，我也完全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他们把红军士兵安置在一间屋子里，拿好酒让他们喝，士兵们个个酩酊大醉。夜间，屋子突然着了火，火焰一家家地烧开来。大火一起，我们村子里的人都从房子里跳出来，逃走了。
可是，从城里来的人呢——提醒你，没有人放火烧他们——自然，都烧死啦。没有人告诉我们的村人逃走或远离被烧掉的家园，不过，他们害怕会发生别的事。富农散布谣言，十岁以上的男人都将被枪毙。当我从山洞中出来时，他们全跑光了，我找不到一个人，他们正不知在什么地方流浪。”
日瓦戈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到了莫斯科。天气晴明而温暖。俯瞰救世主教堂大圆顶的阳光，抚弄着石块夹缝中长满青草的广场。
禁止私人企业的命令解除了，政府允许私人做有限度的贸易。买卖只是破烂废物的翻折，在一个跳蚤市场上买来卖去，这种琐碎只导致投机和咒骂。这种交易并不增多物资，根本无补于城市的匮乏，不过，一次又一次的转手买卖使投机者赚了不少钱。
有几个谨慎的私人藏书家把他们的书从书架上取下来，集中在一个地方，请求市苏维埃允许他们成立一家合作书店，并申请使用几间旧鞋店的仓库或花店，那些店子是从革命开始的第一天起就关上大门的，现在已空置多年了。他们偶尔也卖出去几本书。
日子比以前更苦，教授太太们只好不顾法律禁止偷偷做白酥卷出卖，现在可以把白酥卷放在旧自行车修理店或其他被征用但这些年并没使用的店子里公开出卖了。她们改变了立场，接受了革命，不再使用她们优雅的语言。
到莫斯科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瓦夏，你必须做点事。”
“我想读书。”
“那不用说。”
“我想做的另一件事是根据记忆把我母亲的像画下来。”
“那也是个好主意。可是，你必须知道怎么个画法。你试过吗？”
“当我跟叔叔做学徒时，我经常趁他不在意时用木炭画着玩。”
“好得很，为什么不这么办？让我们来看看能做些什么。”
瓦夏并没表现出有什么了不起的绘画才能，不过，他的天赋足够进入工业设计学校。经过朋友的帮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他送进以前的斯特罗甘诺夫斯基学院，在那儿他先读一般课程，然后再接受印刷、装订和图书设计的训练。
日瓦戈和瓦夏协力工作。日瓦戈就各种问题写了许多小册子，瓦夏帮他排好，印个小量数目，作为他的学校作业。然后通过他们朋友最近开的二手书店发行。
这些小册子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哲学、他对医学的见解、他对健康和疾病的定义、他对进化论的意见、他关于作为生物有机体基础之个性的理论，以及他有关宗教和历史的想法（和他舅舅及西拉菲玛的想法很相近），还有他的诗、他的短篇小说，以及关于他访问过的普加乔夫活动过的乡村的小品文。
小册子是用简易的对话体写成的，不过可不是通俗化的读物。尽管它们是生动而富有创意的前进论调，但它们都是些未经验证、可争论的假设。这些小册子倒很好卖。
在那些日子中，一切都变成了专业，连修辞和翻译艺术也不例外。一切专题都有专人研究，著文发表，学术机构有左有右。思想宫、艺术观念学院相继兴起，式式俱备。这些冒充的文化机构有一半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担任医生。
他和瓦夏的友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两人住在一起。在这同住期间，他们一直在断垣残壁中搬来挪去，处处都无法安居，不同的只是方式。
刚到莫斯科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曾重访他在希弗采夫-洼地街的旧居。别人告诉他，他的家人在回到莫斯科后并没住在那里。当他们被驱逐出境后，他们名下的房间已分配给新住客，他们的东西一点也看不见了。旧日的邻人避免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触，他们认为认识他是危险的事。
马克尔不在那里了。他已飞黄腾达，现任面粉坊的房屋经理。他本来可住经理的房子，可是，他宁愿住旧日没有铺地板的门房，好在里面也有自来水和巨大的俄国式火炉。整幢建筑中所有的水管和热气炉都在严寒中爆裂了，只有门房总是温暖干燥，水也没冻结。
终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瓦夏之间的友谊冷淡下来了。瓦夏发展神速。他的言谈思想不再像一个蓬头赤脚、衣衫褴褛的，来自韦列坚尼基的少年。革命所宣布的简单明了的主义对他的吸引力愈来愈大，而日瓦戈晦涩并大费想象的语言，如今在他听来已是错误的——注定失败的——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的声音，因而是模棱两可的。
日瓦戈奔走于各个政府部门。他试着设法请政府撤销对他家庭的放逐令，准许他们回俄罗斯。同时，他又自行申请出国护照，以便去巴黎接他们回来。
瓦夏惊异于他的努力是如何的不起劲和三心二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好像总是急于下结论，认为自己绝无前途，同时他说话时带着过分的信心，几乎对一切努力的徒劳都抱着赎罪的心情。
瓦夏发现他的毛病愈来愈多，尽管，日瓦戈对于公道的批评并不生气，可是，他和瓦夏的友谊却逐渐衰退了。最后，他们的友谊破裂，两人分开。
日瓦戈离开他和瓦夏合住的房间，搬去面粉坊，在那儿马克尔无所不能，帮他安置在以往斯文季茨基家背后的一个角落上。这里面有一间废置的浴室，隔壁有一间只有一面窗户的小房，还有一间残破不堪的有后门的厨房。搬入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放弃了行医，也不好好照料自己，也不再去看朋友，生活非常贫困。
这是冬季一个灰色的星期日。烟柱从屋顶上升，薄薄的黑色气流从窗口溢出来，禁令尽管是禁令，大家照样以窗户作为金属火炉煤烟的出口。城市生活的舒适仍未恢复。面粉坊的住客蓬头垢面地走来走去，忍受冻疮和伤风的折磨。
像平常的星期日一样，马克尔·夏波夫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中。
他们正坐在厨房里一张大桌上吃午饭。在面包配给的时代里，所有住客的配给票都集中在这张桌上，裁开剪下，数好，分类，然后按照品类分别包在纸里或扎在一起，黎明时送去面包店。第二天早上又在这张桌上把面包切开，按各人的配给量分出去。不过，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记忆。食物配给被别的管制方式所取代，因而夏波夫一家在中午这餐吃得很饱，津津有味地细细咀嚼。
阔大的俄国式火炉占去房间的一半地方，它放在房间中央，旁边的高板床上放着铺盖，棉被从四面垂下来。
靠近入口处是水龙头，这里的水管并没结冻。沿着两边墙脚有一条长板凳，凳子底下放着储存家当的大木箱和包裹。吃饭的桌子在左边，桌面上有一个固定的小食具橱。
厨房很热，炉火熊熊。炉前站着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娅，她的袖子卷到肘上，正在用长铁钳调动炉灶里的锅罐，让它们时而聚在一起，时而分开。她汗水淋漓的面孔被炉火照得发亮，满头蒸汽。
然后，她把锅罐挪在一边，从它们后面的铁板上拉出一块面饼，翻来翻去，把两面都烤黄。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带了两只水桶走进来。
“祝你们胃口大开。”
“别客气，随便坐。和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吧。”
“谢谢你。我用过了。”
“我们知道你所谓的午餐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坐下，吃点热的？你不要掀起你的鼻子——这都是好东西，烤马铃薯，麦糊馅饼。”
“谢谢，我真的……我很抱歉把门打开，让冷风吹进来。我想尽量多弄些水。我已把浴缸洗干净，我想把它和洗衣盆储满水。我要出出入入五六次，以后我就会有好一阵不再麻烦你们。请原谅我这么麻烦你们，可是，别的地方弄不到水。”
“请便。如果你要糖浆，我们可没有，但水可多的是。你尽量取吧，要多少取多少，免费奉送。”
全家人都大笑起来。
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三次进来取第五、六桶水时，马克尔语调改变了。
“我的女婿刚刚在问我你是谁。我告诉他们，可是他们不相信。你继续取你的水，别介意我。只是不要泼在地上，笨手笨脚的！难道你没看见，你已溅了些水在门口。如果它冻上了，我看你不会拿根铁棒子来给敲掉。还有，必须把门关紧，你这个白痴，门缝有风钻进来。唉，我刚才告诉他们你是谁，他们不相信。我真想知道，那些花在你身上的钱，还有那些知识，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五、六次进来时，马克尔皱眉了。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一切都有个限度，老家伙。如果不是我们小马林娜不让为难你，我早锁上了门，不管你出身如何高贵。你记得我们的马林娜吗，还记得不？这就是她，桌子尽头的黑黑的那个。看，她脸都红了。‘爸爸，别让他难堪。’她一直在对我说，好像有人要让你难堪似的。她是邮电总局的电报生——她懂外国语。‘他很不幸。’她说。她很为你难过，她愿为你赴汤蹈火！就好像我在抱怨你是一条可怜的鱼！你不该跑去西伯利亚，在艰难时期离开你的住处。那是你自己的错。看我们这一家——我们坐着忍受饥饿和白军的封锁，我们不溜——所以我们安然健在。怪你自己吧。如果你好好照顾冬妮亚，她现在不会在外国流浪。唉，这是你的事，我何必操心。对不起，我所要知道的只是，你要这许多水干吗？你用它做溜冰场还是什么？你和你的水！我甚至连气都气不来，你是这样的脓包！”
全家再度大笑。可是，马林娜气愤地向四角扫了一眼，光火了，同时开始责骂他们。她的嗓子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奇，尽管他一时说不出所以然来。
“屋里有很多清洁工作要做，马克尔。我必须擦地板，还要洗些东西。”
夏波夫一家人大为吃惊。
“说这种话，自己不害臊，一个人干？下一步你可以开一间中国洗衣店了。”
“让我的女儿去帮你，”阿加菲娅说，“她会帮你洗衣，擦地板，如果有东西要补，帮忙缝缝补补。亲爱的，你不必怕他。你能看得出他的教养多好，他连苍蝇也不会伤害。”
“这是什么主意，阿加菲娅·吉洪诺芙娜！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让马林娜帮我擦地板。她为什么该为我弄脏她的手？我自己能处理。”
“你自己可以弄脏你的手，我就不能，是吗？”马林娜插嘴说，“你为什么这么自讨苦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如果我上去看你，你真会把我赶出来？”
马林娜本可以成为歌手，她的嗓音纯净洪亮，调门宽广，可高可低，伸缩自如。她并没大声说话，可是她嗓子听起来比平常说话所需要的声音响亮，似乎它自有生命，好像并不属于她。听来像是来自她背后或隔壁房间。这种嗓子是她的保障，她的守护神，没有人会愿意使有这样嗓子的女人伤心或苦恼。
从取水的这个星期天起，日瓦戈和马林娜间发生了友谊。此后她常常来，同时帮助他做些家务。有一天，她留在他那里，不再回门房去。她就这样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第三任妻子，虽然他并没与第一个妻子离婚，同时他们的婚姻也没注册。他们生了孩子。马克尔和阿加菲娅以他们的女儿做了日瓦戈的妻子为荣。马克尔不满意的是他们没在教堂举行正式婚礼，也没登记。不过，他妻子说：“你疯啦？如果冬妮亚还活着，他就犯重婚罪。”“只有你才那么蠢，”马克尔说，“冬妮亚有什么办法？她和死了一样。并没有法律保护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时打趣地说，他们的婚姻是二十桶水中的罗曼史，可以写成一本二十章的小说。
马林娜原谅日瓦戈的古怪，原谅他把房子弄得肮脏混乱，原谅他的情绪、他的幻想，原谅他明知故犯的任性，她忍受他的牢骚、他的脾气、他的神经紧张。
她对他的奉献还不止于此。有时他们会因他的错误而忍饥受冻，为了不在这种时刻留下他一人在家，她宁愿放弃她邮电总局的工作，她在局中一向受到重视，但因被迫旷职的缘故，声誉便受了影响。为了服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一时冲动，她跟他挨门去做零工。他们给各个楼房的许多住客劈柴。有些住客，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暴发的投机者、接近政府的艺术家和教授，都有舒适的家。有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马林娜小心翼翼地抱着柴火送进一位住客的书房，唯恐毡靴上的木屑弄脏地毯，对方正无礼地全神贯注于阅读，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要他们来做工并付钱的是他太太。
“这只猪猡在细心读些什么？”日瓦戈很想知道。那位学者正愤怒地在他的书页边上做批注。当他抱着一捆柴火走过他身旁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肩头瞟过去。原来书桌上放了一大堆他以前所写、瓦夏所印的小册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马林娜如今住在斯皮里东大街，而戈尔东在附近的小布隆街有一间房。马林娜和日瓦戈生了两个女儿，卡帕（卡皮托琳娜），五岁，小的克什卡（克拉夫吉娅），仅仅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很热。附近邻居彼此拜访时都不戴帽子，同时仅仅穿着衬衫。
戈尔东的房间是一座古怪建筑的一部分，一度是一间时装店的裁缝铺。这是一座两层的楼房，以螺旋形楼梯相连，上下两层当街的一面是一大块玻璃窗，上面漆着裁缝的姓名和业务的金字。
这座楼房现在已分为三个单位。在底层和楼上之间的空处，用木板隔成了一间房。为了作起居室用，这间房有一面古怪的窗户，约三尺高，是从地下的大玻璃窗延伸而上的，上面还有一部分金字。如果有人在室内，街上的行人可从金字的隙缝中见到他膝盖以下的部分。这就是戈尔东的房间。这时和他在一起的是日瓦戈、杜多罗夫、马林娜和她的孩子，小孩不像大人，窗外的人可以看到她们全身。马林娜不久便带两个孩子离开了，三个男人独自留在里面。
这三个旧日同学并有多年友谊的老朋友，在做从容懒散的夏日闲谈。他们是常常在一起聚谈的。要谈话自然而可理解，必须有足够的语汇。在这三个人中，只有日瓦戈具备这个条件。
另外两个人常常词不达意。他们没有雄辩的才能。在找不到适当字眼时，他们就踱来踱去，不住弹烟灰、做手势，一再重复老话——“那显然不诚实，老友！不诚实，是的，是的，这就是不诚实。”
他们不觉得这种台词式的多余重复，远非反映他们性格上的温暖和开阔，却正表明他们知识的贫乏。
杜多罗夫和戈尔东终年与有教养的学人交游，消耗毕生精力在好的书籍、好的思想家、好的作曲家和好的音乐家之间，只知道昨日好的今日一样好，永远是好的！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有了庸俗趣味的不幸，比完全没有趣味的不幸还要糟得多。
不论是杜多罗夫或戈尔东都没体认到，他们给日瓦戈的忠告，是基于他们不能自由思想，不能以自己的意思谈话的因素居多，而由于影响他行为的友谊愿望比较少。就像一辆出轨的车子一样，谈话把他们带向他们不想去的地方。既然不能驾驭它，他们早晚必然会撞着什么。所以，在他们冗长的论调中，一次又一次地出轨。
在日瓦戈眼中，他们无意识的动机，他们做作的情绪，以及牵强的推理，是很容易被识破的。不过，他只是不好开口说：“亲爱的老友，你们庸俗得多么可怕啊！——你们和你们的圈子，你们常常引用的大名和权威，以及你们如此赞叹的魅力和艺术！你们身上唯一有光彩有生命的东西是你们和我同时代，是我的朋友！”谁能坦白到说出这种话来呢？所以，为了不伤害他们的心，他只好耐心地静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