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们住在瓦雷金诺的第十三天。没有新奇的事发生，生活也没有什么与往日不同。在好几天没出现以后，狼群又在夜间嗥叫了。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又把它们误认为狗，以为是噩兆而惊慌，正像前几次一样，嚷着第二天就要离去。焦虑使她失去往常的平衡，女人生性不惯于整日倾吐情感或享受泛滥的爱情。
同样的情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以致当那天早晨拉拉又像以往多次一样地收拾行李准备回去时，令人觉得这十三天的日子仿佛不曾存在一样。
房间里又阴暗潮湿了，这次是因为天气阴沉。比较不冷，同时根据低沉的黑云推测，随时有落雪的可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被许多个失眠夜晚的身心紧张弄得筋疲力尽了。他两腿软弱，思想纠缠不清，冷得发颤，不停地搓着两手，在房间与房间之间走来走去，等着看拉拉做什么决定，然后再看他必须做些什么。
她并不了解她自己。就在那个时候，她宁愿放弃一切，用没有秩序的自由，去换取终日的忙碌，不管如何忙碌，但求一劳永逸，有工作有责任，以致他们能过一种正经、诚实、理智的生活。
她铺床、打扫、掸灰、做早餐，像往常一样地开始了她一天的生活。然后，她开始收拾行李，并要日瓦戈准备雪橇，她坚决要走。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争论。回城是疯狂的，因为那边逮捕的浪潮一定正达巅峰，不过，孤独而缺乏武装地留在这冬季的荒村冒险，也同样疯狂。
此外，谷仓或草房中剩下的干草已不多。当然，如果有长期住下的可能的话，日瓦戈会在周围看看能有什么新办法弄到食物和草料，不过，既然不知道能住几天就不值得了。他放弃这个念头，跑去套马。
他并不长于此道。桑杰维耶托夫曾教他如何做，可是他老忘记。他总算笨手笨脚地把马套上了。他把马轭系上车辕，把松弛的地方整紧，把钉上金属按扣的皮带扣好，然后，用一条腿抵住马的侧腹，将硬轭的两端拉近，扣上。然后，他把雪橇赶到檐前，拴好马，进门去唤拉拉。
她和卡坚卡已穿上大衣，一切都收拾好了，可是，拉拉还大为烦恼。咬着手，泪水夺眶欲出，她求他坐一下，她自己坐下又站起，用悲哀的女高音说了些颠三倒四的话，迟迟疑疑，不时插进一句：“你认为怎样？”
“这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弄的，不过，你自己能看得出，我们现在不可能走了，太晚，天快黑了，我们会在那可怕的树林的黑暗中迷失。你以为怎样？我照你告诉我的做，不过，我简直不能下决心动身，有些东西告诉我不要走，不过，请照你以为最好的做。你以为怎样？你为什么不说话？我们已浪费了半天，天晓得是怎么弄的。明天我们会理智些，小心些。你以为怎样？我们再多住一夜如何？明天我们早起，黎明时分，在六七点钟出发。你以为怎样？你生起炉子，再多写一晚，我们在这里多住一夜，那不是很可爱吗？很难得？亲爱的。呵，上帝，我又做错了什么事吗？你为什么不开腔？”
“你在夸大其词。黄昏还远得很，天还相当早。不过，随你的便。我们留下好了。但愿你平静下来，不要烦躁不安。现在就让我们把大衣脱下，解开行李吧。再者卡坚卡说，她饿了。我们要弄些东西吃。你说得十分对，实在没有理由要这样毫无准备地仓皇离去。但是不要这么难过，不要哭。我一会儿就燃起炉子。不过，我或许得先去卸下雪橇，它还停在门口。然后我去我们的旧柴房中把剩余的柴火都搬进来，我们一根柴火也没有了。先别哭。我马上回来。”
去日瓦戈旧屋柴房的雪橇车辙有好几条，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早先去那里时走出来的，入口处的雪已因他两天前的光顾而踏乱了。
从早晨起一直有云的天，现在晴朗了。天气又冷起来了。旧的园子就在柴房的旁边，激起了医生的回忆。那个冬天积雪很深，高高地堆在柴房之前，使它看起来萎缩、佝偻。悬挂在屋顶边缘的积雪，就像一株巨大草菇的轮圈，低得几乎垂到日瓦戈的头上。就在它的顶上，挂着一勾新月，边沿发出昏昏金辉，它的一端像是陷入雪中一样。
尽管这还是大白天，日瓦戈觉得他好像是于深夜独行在黑暗的生命森林中。这是他灵魂的黑暗，这是他的颓丧。新月几乎低到齐眉，是分离的噩兆，是一幅孤寂的意象。
他太疲倦了，以致他几乎站不稳。他从柴房中把柴火一把把地丢上雪橇，抱得比平常少得多，虽然他戴着手套，搬弄黏着雪的冻柴火还是辛苦的。搬运工作并没使他觉得温暖些。他内部某样东西坏了，静止了。他诅咒他的厄运，并祈祷上帝留下他所爱的女人，一个美丽、悲愁、谦卑而天真纯洁的女人的生命。新月高挂在谷仓上，闪烁照耀，却不发热也不发光。
黄马把头转向米库利钦的屋子，连声嘶鸣，起先是低柔、羞怯，然后就高声、自信多了。
“为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奇怪着，“不可能是受了惊吓。一匹受惊的马不会嘶鸣，如果闻到狼的气味，它不会傻到给它们报信，并且，还如此高兴，这一定是想回家。先别忙，我们很快就动身。”
在木柴之外，他又搬了些卷翘得像鞋皮的树皮和引火的碎木层，用袋子装好，再用绳子绑牢在雪橇上，然后转过身，走在马前。
马又鸣了，这次是回应远处另一匹马的长嘶。“这是怎么回事？瓦雷金诺可能不如我们所想象的荒废？”他根本没想到他们来了客人，或者嘶声来自米库利钦家那个方向。他牵着雪橇绕过几座农舍，由于正屋凹陷在四围的积雪中，他不能看见正门的进口。
他不紧不慢地——忙什么——把柴火堆好，解开马，把雪橇留在谷仓中。然后，他把马牵去马厩，拴在较为背风的一根桩上，并拿仅有的几把干草塞进马槽中。
他走回去时，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在正门入口处有一辆农家雪橇，上面套着一匹光溜溜的黑色小马，在它旁边，一个同样光溜、肥胖的陌生人在走来走去，他不时给这匹马一掌并看一眼它的距毛。
屋内传来人声。既不想窃听也不想走近些好听清楚，只是偶尔听到几个字眼，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勉强慢了下来，随后突然停住了。他认出了是科马罗夫斯基在对拉拉与卡坚卡说话。他们显然是在靠近门口的第一个房间中。他们在争论，并且根据说话的声音判断，拉拉十分不安，并且在哭，时而强烈地反对他，时而又同意他的话。
有种东西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就在那时，科马罗夫斯基正说到他，意思是说他不可信任（他以为他听见他说“脚踏双船”），没有人敢说，他是更爱拉拉或更爱他的家庭，拉拉绝不可依赖他，因为，如果她这样做，她就是“骑墙”，她就会“两头落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门去。
正如他的推测，他们是在右首第一间房中。科马罗夫斯基穿一件长及脚跟的皮大衣，拉拉抓住卡坚卡的大衣领，想给她扣上，可是找不到钩子，嚷着教她别乱动，卡坚卡抗议着：“轻点，妈妈，你会把我扼死。”三人都穿着出外的衣服，准备离开。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来时，拉拉和科马罗夫斯基跑过来迎他，同时说道：“你这半天去了哪里？我们可急坏了！”
“你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你看，尽管我们上次彼此言语冲撞，我们现在又在一起了，虽然你并没邀请我。”
“你好，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
“你到底去了哪里？”拉拉又问，“现在听他说，并且快点为我们两个做决定。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快点。”
“可是为什么我们都站着呢？坐下，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我去了哪里？这话怎么讲，亲爱的。你知道我去搬柴火，后来，我又去照料马。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请坐下。”
“好，你见到他一点也不惊讶？你看来全不惊异，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曾在这里懊悔他走了，我们没有欣然接受他的提议，现在他来了，就在你的眼前，而你看来居然全不惊异！可是，他现在要告诉我们的还要更惊人。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告诉他。”
“我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在想什么。我必须解释的，是我故意放出谣言，说我已经走了，而事实上我却留了下来，给你和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较多的时间去考虑我们讨论过的事情，或许能得到一个不太匆促的决定。”
“可是我们不能再推辞了，”拉拉插嘴道，“现在是动身的最理想时间。同时明天早晨……还是让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自己告诉你。”
“等等，亲爱的拉拉。原谅我，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为什么我们都穿了大衣站在这里。让我们脱去大衣，同时坐下。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必须从长计议的大事，我们并不能在一分钟内就决定。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我恐怕我们的讨论已涉及个人的私事，多说未免荒唐而尴尬。不过，事实上我从来不曾考虑过跟你一块走，而拉拉的情形则不同。偶尔当我们所关注的不一样时，我们会想起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总是告诉她，她应该对你的建议多加考虑。事实上她从来不曾忘记这件事，她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它。”
“但是，只有在你和我们一起去的前提下我才考虑。”拉拉插进来。
“想到我们的分离时，我和你，一样地难受，然则，我们或许必须把我们的感情放在一边，做个牺牲，因为，我是一定不去的。”
“可是你还没听到他的计划呢，你不知道！……听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说什么……明天早晨……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
“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显然是想到我早已告诉了她的消息。在尤里亚金车站的侧轨上，一列远东政府的专车在生火待发。这列火车是昨天从莫斯科来的，明天启程东行。这列车属于我们的交通部。一半车厢是卧车。
“我必须搭这列火车走。我已为我的助手留了几个座位，我们会有一趟相当舒服的旅行。像这样的机会，再不会有第二次。我知道你并不惯于信口雌黄，你不是轻易改变决定的人：同时你已经决定不与我们同行。但是即使如此，难道你不应为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设想吗？你听见她说了，没有你她不走。和我们一道走吧，如果不去海参崴，至少也要到尤里亚金——到那里我们再看。只是我们必须赶快——一分钟也不容错过。我有一个车夫——我自己不驾车的——我的雪橇容不下五个人。不过，我知道你有一匹桑杰维耶托夫的马，——你不是说你用它去搬柴火吗？还套着吗？”
“不，我已经把马卸下了。”
“唉，那么，就尽快把它再套上。我的车夫会帮你……不过，想想看，为什么那么麻烦——让我们忘了你的雪橇，我们还是在我的雪橇上打主意，好歹挤挤就成。只是要快，看在上天份上。你只需要收拾些旅行时最重要的东西——近在手边的东西。这是一个孩子性命攸关的时刻，不能再从容收拾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我已同意跟你们去一样。去吧，祝你好运，带拉拉一道去，如果她想去。你不用担心这座房子。你走后我会把它打扫干净，把门锁好。”
“你在说什么，尤拉？那全是连你自己都不信的鬼话？‘拉拉希望’，真是的！好像你一点都不知道没有你我就不走，并且我所有一切都听你的。你说锁房子这些话算什么？”
“这样说你十分坚决？”科马罗夫斯基说，“那么，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允许，我愿意和你单独谈两句。”
“自然。我们可以去厨房谈，亲爱的，你不介意吧？”
“斯特列利尼科夫已被捉到，判处死刑，枪决了。”
“多可怕！你确信吗？”
“反正别人这样告诉我，我相信这是真的。”
“别告诉拉拉。她听了会发疯的。”
“当然我不会告诉她。这正是我要和你密谈的原因。现在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她和她的女儿就危在旦夕了。你必须帮助我救她们。你非常肯定，你一定不跟我们同去？”
“非常肯定。我早已说过了。”
“可是没有你她不走。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你必须用别的方式帮我忙。你必须假装一番，让她以为你可能愿意改变主意，你可能容许自己被说服。我不能够看到她向你告别或离开你，不论是在这里或在尤里亚金车站。我们必须设法使她相信，你毕竟是要来的，只是早晚问题，当我给你安排好另一次机会时你就会来。你必得假装你愿意那样。即使说谎你也要使她相信这点。我不是空口说白话——我向你发誓，以我的人格保证，你只要一向我表示，我马上把你弄去东部，设法让你去你要去的任何地方。不过，必须让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相信，你至少会来给我们送行。你最少要使她相信这点。譬如，你可以假装去套雪橇，同时催促我们先立刻动身，不必浪费时间等你——说你一预备好就赶上我们。”
“我被斯特列利尼科夫的消息震昏了，我无法集中精神。我几乎不能考虑你所说的话。不过，你说得不错。他们已经干掉了他，他们既是那么狠毒的东西，那么，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和卡坚卡的生命自然有危险，这是必然的结论。不管是她或我有一人被捕，我们就不免分开。倒不如让你把我们分开，把她们带走，愈远愈好。我尽管这么说，可是并不相干——事情早就在你的愿望中发展了。或许我终于会完全垮下来，吞下我的骄傲和自尊，爬去找你，求你把她还我，求你救我的命，求你弄船让我去投奔我的妻儿，求你帮我的灵魂得救，接受你给我的一切恩惠。不过，必须给我时间考虑。这个消息使我目瞪口呆。我已难过到不能思想或做正当推理。或许，把我自己交给你，是我犯了一个不幸的大错，这将使我的余生充满惊恐。可是，我是太震惊，太慑服了，以致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是盲目地同意你，无可奈何地服从你……也罢，为了她，我现在就出去告诉她，我就去套雪橇，来追赶你们，不过，事实上，我将留在后头……然则，那是另一回事，你们现在怎么能走，天不就快黑了？沿途必须穿过树林，里面有狼群。当心。”
“我知道，别担忧。我有一支长枪还有一支手枪，我还顺便带了点酒驱寒。你要不要来点。我自己还有。”
“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好事？我放弃了她，舍弃了她，让她走了。我应该去追她们。拉拉！拉拉！
“他们听不见。我在下风，他们或许正彼此大吵大嚷。她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快乐，恢复信心。她不会想到我耍的把戏。
“她在想：多奇妙啊，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好得不能再好了。她的荒谬、顽固的尤罗奇卡终于动了怜悯的心情了，谢谢苍天，我们正在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儿的人比我们理智，那儿有法律和秩序。就算因为一时气恼，他不来搭明天的车，科马罗夫斯基也会另外派车接他，他会及时和我们团聚。此刻，他当然是在马厩中，匆忙、兴奋、笨手笨脚地套雪橇，他将以全速追赶，同时能在我们进入森林之前追上我们。
“她必然是这么想的。我们甚至没有好好的告别，我只是向她挥挥手就转身了，尽力吞下我的苦痛，它像是哽在我喉头的一块苹果，让我窒息。”
他站在走廊上，大衣披在一边肩上。另一只空着的手抓紧屋顶下的一根细长的木柱子，好像他要捏扁它。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远方的某一点上。他可以看见那儿有一段短短的爬上山坡的路，路边有几株疏落的桦树。斜阳的余晖照在这片开阔地上，此刻隐藏在一个浅浅凹地的雪橇随时可能出现在那儿。
“再会吧，再会吧。”他说了一遍又一遍，在期待雪橇出现的时刻的来到，他的话悄悄地送入午后的空气中。“再会吧，我唯一的爱人，我的爱人永远失去了。”
“他们出现了，他们出现了。”当雪橇从斜坡上像一支箭似的射出，掠过一株株的桦树，渐渐慢下来，并且——啊，可喜！——在最后一株树前停下时，他由干瘪苍白的嘴唇中轻声吐出了几个字。
一阵狂热的兴奋在他心头猛撞，以致他两膝颤抖，他感觉软弱发晕，整个身子软如衣衫，就像正从他肩上滑落的大衣。“哦，上帝，是你要让她重回我的身边吗？这是怎么回事？落日时分正发生些什么呢？这可能是什么意义？为什么会停下不走呢？不，完了，他们又走了，他们走了。她一定是停下来对这屋子看最后一眼。或许想弄清楚我是否已动身？我是否在追赶他们？他们走了。”
如果幸好太阳不先落下去（在黑暗中他就看不到他们了），碰巧他们还会闪电似的再出现一次，最后的一次，他们将越过峡谷那边，两天前出现野狼的旷地。
现在，这一刻早就来到并且过去了。落在地平线苍白雪堆上的暗红色落日依然圆得像一只皮球，雪原泛滥着饱含湿气的凤梨色光辉，当雪橇掠过视线随即消失时，白雪贪婪地将它吸吮进去。“再会，拉拉，来世再见，再会，我的爱人，我无穷尽的永恒的欢欣。我永远再见不到你了，我永远，永远见不到你了。”
天快黑了。洒在雪地上的褐色的夕照倏然暗下来，随即消逝。柔和的灰色远方弥漫着淡紫的暮色，渐渐化为深紫，笼罩在路旁桦木林上的薄雾轻轻地抹过粉红色的天空，只见苍白一片，好似突然变薄了。
悲伤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官感敏锐，知觉迅捷，百倍于平时。四围的气氛是罕见的，独特的。冬季的暮色洋溢着同情，仿佛一个友好的见证。好像已往从未有过这样的黄昏，夜首次为安慰他的寂寞和孤单而降临，好像这由许多一览无余的、树木繁茂的山岗所环抱的山谷，以及那些树木是刚刚出现的，为了安慰他才特地从地面升起。
他几乎要挥走这种像一群执拗的朋友的可触及的美景，他几乎要对这依恋不去的余晖说：“谢谢你，谢谢你，我一会儿就没事了。”
他依然站在走廊上，转过身，对着关上的门，背向世界。“我光辉的太阳已经落下了。”他不停地在心底重复，好像要把这句话刻在他的记忆中。他连大声吐出这几个字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走进屋子。他的心中响起两串独白，两种完全不同的独白，一串是枯燥而有条理的，另一串是对拉拉说的，像一条泛滥的河流。
“现在我要去莫斯科，”他在想，“第一件事是活下去。我可不能让我自己睡觉。我必须通宵工作，直到我筋疲力尽为止。不错，另一件事，是立即燃起卧室中的火炉，我没有理由在今夜里冻死。”
可是，他还有其他来自内心的低语：“我的臂、我的手和我的唇，一天不忘记你，我就与你同在，我不可忘怀的愉快！我将把失去你的痛苦，写在我配得上你的作品中，它将持久流传。我要记录下记忆中的你那痛苦、温柔和忧伤的样子。我要留在这里写完这些，然后我也要离去。我将把你写成恐怖的风暴平息后的大海，写成威力远及沙滩的最伟大的巨浪，这就是我要为你描绘的形象。它能够把海草、贝壳、软木、鹅卵石，和轻不可量的东西从海底卷起，送到沙滩上，形成断断续续蜿蜒曲折的长线，它无尽地伸向远方，伸向最高潮汐的边界。生命的风暴就是那样把你卷到我的岸边来的，啊，我最亲爱的人，我就是要这样描绘你。”
他走进室内，把门锁好，然后脱下大衣。当他走进拉拉在早晨非常细心整理过，后来因匆忙收拾行装又弄乱的卧室时，当他看到凌乱的床铺，以及地板上椅子上的一片狼藉时，他像小孩一般跪下，前胸紧贴着床架坚硬的边缘，头埋在床单中，尽情痛哭起来。不过没有多久，他就站起身，匆促地擦去泪痕，用疲倦、失神而惊异的目光，环顾四周，取出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一瓶伏特加，拔去瓶塞，倒下半杯，加了水和雪，就像刚才痛哭一样，痛快淋漓地贪婪地大口大口牛饮起来。
有些无法说明的东西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上作怪。他的理智渐渐地丧失了。他已往从未有过这种古怪的生活。他忽略了屋子，不再当心照顾自己，他以昼作夜，自拉拉去后，他就不再记得时日了。
他痛饮伏特加，大写拉拉。可是，他划去的愈多，重写的愈多，他笔下的拉拉与活生生的拉拉相去就愈来愈远，愈不像身为卡坚卡之母、带着女儿远行的拉拉。
追求劲道和表达的精确，是他修改或重写的原因，可是，跟着来的还有内在沉默的刺激，不许他泄露他的个人经验，他揭露已往过分自由的真相，唯恐他冒犯或伤害直接介入的人。结果，他依然在震动，温暖的情感便逐渐从他的诗中消失，浪漫病症向开阔而沉静的幻影低头，把他从特定的个人层次提升到普遍而熟悉的层次。他并没蓄意追求这一目标，可是，这一开阔的幻影是自动到来的安慰，像拉拉在途中寄来的信息，像来自她的遥远祝福，像梦中的她，或摸抚他前额的手，而他爱这种高贵的烙印。
他一面写失去拉拉的哀恸，一面还把他多年来有关天、地、人的无所不谈的随笔重新复写了出来。像他往日写作时一样，许许多多有关个人和社会的观念从四面八方不住地向他攻击。
他一再反省，他对历史或称为历史过程的看法与众不同，他把它比作植物世界。冬季，在大雪之下，林中无叶的树枝稀疏瑟缩，就像老年男子的疣上的毛发。不过，春天一到，不消几天，树林就变样了，树顶高耸入云，你能够躲藏或迷失于树叶的迷阵中。变化的速度比动物快得多，因为动物不像植物长得那么快，甚至我们并不能直接观察植物生长的活动。树林虽然不移动它的位置，但我们并不能感觉到它的变化。当我们看着它时，它似乎总是静止的。类似地，在我们的肉眼中，永远在变化在成长的历史也是静止的，社会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永不终止的蜕变。
托尔斯泰就是这么想的，不过，他并没如此清楚地表白出来。他否认历史是由拿破仑，或其他的统治者或将军推动的，不过，他并没把这个观念发展出有逻辑的结论来。历史不是由哪一个人创造的。历史的成长看不见，就像我们看不见草的生长一样。战争和革命、国王和革命党领袖，只是历史有机体的媒介，它的酵母。但是革命的制造者是一群头脑单纯的狂热行动者，一群毕生专心致志于某一有限领域活动的天才。他们在数小时或数日内推翻旧秩序。整个的动乱只费时数周，或最多不过一年，可是，激励动乱的狂热精神却在事后被崇拜几十年或几个世纪。
他为拉拉哀伤，也为远去的梅留泽耶沃之夏哀伤。当革命最初发生时，一个神从天上降下来，那是夏日之神，当时人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人人各按自己的生存权利生活，而不是成为某种最高权威的正确理论的牺牲品。
当他写杂感时，他又写了一段笔记重申他的信念：艺术总是为美服务的，而美的形式总是使人欢娱的，而形式乃是有机生命的钥匙，因为凡是有生命的东西一定具有形式，所以，每一项艺术品，包括悲剧在内，都表达生存的欣悦。而他自己的观念和笔记还给他带来欣喜，一种悲剧的欣喜，一种使他筋疲力尽并且头痛的饱含泪水的欣喜。
桑杰维耶托夫来看过他。他给他带来更多的伏特加，并且告诉他，安季波娃和她的小女儿跟科马罗夫斯基离去的经过。他是乘铁路手摇车来的。他责怪日瓦戈不好好照料马匹同时将它收回，不肯照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意愿让他再多留用三四天，不过，他答应一个礼拜内再来亲自接他离开瓦雷金诺。
当他浸沉在工作中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时突然记起拉拉，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破坏他浸沉中的思维的敏感和明锐。就像童年时代一样，当他母亲死后，他以为他在鸟鸣中、在科洛格里沃夫家夏日华丽的林园中，听见了他母亲的声音。所以，习惯于拉拉的声音并期待她的声音作为他生活一部分的听觉，现在作弄他了，他听见她在隔壁房中叫“尤罗奇卡”。
在这一周中，他还有别的幻觉。将近周末时，他从一个噩梦中惊醒，他梦见一头龙就藏身在他的房子底下。他张开两眼。山谷中火光一闪，他听见一发来复枪声。奇怪得很，不到几分钟，他竟然又睡着了，平常很少有这样的经验，第二天清早，他告诉自己说：这是一场梦。
这件事发生在一两天以后。当时日瓦戈终于说服了他自己，他必须理智点，如果他要自杀，他应该找一个速度较快、痛苦较少的方法。他答应自己，桑杰维耶托夫一来接就走。
黄昏前不久，天色还有点光亮，他听见雪上有沙沙的脚步声。有人正以坚定、轻松的步子平静地向房子走来。
奇怪！会是谁！桑杰维耶托夫有马，他不会徒步来的，而瓦雷金诺已荒无人迹了。“他们来找我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暗自确定。“是召唤或命令我回城的吧，或者就是来拘捕我的。他们必定是两个人，并且有交通工具带我进城。要么是米库利钦。”他欣喜地想，想象他已认出是他的脚步。依然身份不明的来人，摸索着门闩已经弄坏了的门，好像他期待挂锁还在上边一样。然后他充满信心地跨进来，好像对路径很有把握，打开连接的门，然后又小心地把门关上。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直坐在书桌上，背向着门。当他站起来，面对着门时，他发现来人已来到书房门口，木然地站着。
“你想找谁？”日瓦戈不假思索、机械地吐出老套，当对方没回答时，他也不惊异。
陌生人身材匀称结实，面貌英俊。他身穿皮夹克、长裤，脚穿温暖的山羊皮靴，肩上挂着一支来复枪。
只有他出现的一刻使日瓦戈吃惊，他的来到反没有什么。屋里曾经有人居住的遗迹使他有了心理准备。显然他就是他所发现的供应品的主人，如他所知，那不可能是米库利钦夫妇留下的。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熟悉，他觉得以前曾经见过他。既然他看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时没有预期中的惊讶，或许他已听说，这房子有人住了，甚至谁住在里面他都知道。或许他还认得日瓦戈。
“他是谁，他是谁？”日瓦戈绞尽脑汁，“我在哪里见过他，天啊？一定不……一个炎热的五月清晨，上帝知道是在哪年。拉兹维利耶的火车站。军事委员的专车，前途坎坷。枯燥无味的观念，单纯的头脑，冷酷的原则，还有诚实，绝对诚实……斯特列利尼科夫！”
他们已谈了好几个小时。他们的谈法似乎只有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人才谈得出，特别是好像他们都处身在焦虑惊恐的时代中，两人都奋不顾身。夜幕正慢慢落下，天色暗下来。
除开那个时代流行的神经质的多话病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些个人的理由。
他一直说个不停，尽一切可能不让谈话中断，以免陷于孤寂。他是怕他的良心吗？是悲伤的记忆纠缠他吗？是那种自我不满折磨着他，使他变得如此充满憎恨而且不能宽恕自己，因此使他羞愧欲死吗？还是他已做了某种可怕的不可变更的决定，因而他不愿独处，并焦虑地要借着和日瓦戈交谈和做伴而拖延它的执行吗？
不管是什么，当他在别的题目上滔滔不绝倾心畅谈时，他显然对自己藏有重大秘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
这是一种疾病，时代的革命狂，内心想的是一回事，言谈举止又是一回事。没有一个人的良心是干净的。人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有罪，自己是一个秘密罪犯，一个逍遥法外的骗子。一点点借口就足以幻想出一套东西做不可收拾的自我煎熬。在狂想的推动下，人们对自己做不真实的自责，不只是由于恐惧，而且由于病态的破坏冲动，由于自己的意志，人人中了自己形而上学的迷魂药而陷入恍惚的境界，人人有自我非难的热情，一经开头便无法遏止。
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他常出任军事法庭的主席，斯特列利尼科夫必然听过并读过犯人各式各样的坦白书和供状。现在他在这种冲动的支配下，揭开了他自己的面具，重行评定他自己的一生，写下功过得失是非的对照表，虽然他狂热的兴奋大大地歪曲了一切。
他语无伦次，不停地从一个表白跳到另一个表白。
“这一切全发生在赤塔附近……你在抽屉和茶柜中发现这些外国东西时感到惊奇吗？那一切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征收来的。自然，这不完全是我自己带来这里的。我总是有可信赖而对我忠心的人在我周围。就这点而言我的一生可以说很好，这些蜡烛、火柴、咖啡、茶、书写文具等等都来自征用的军中商店，部分是捷克的，部分是英国和日本的。奇怪吧，是不是？……‘你以为怎样？’是我妻子的口头禅，我猜你早注意到。我不能决定是否告诉你，我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不过我现在不妨承认——我是来看她和我女儿的。我得到她们在这里的消息太晚了。所以我没能见到她们。当涉及你和她私情的谣言和报告传到我耳中，以及日瓦戈医生的名字被提到时，基于一种不可解释的理由，从这几年来我见过的千万面孔中，我记起了一名曾经审问过的医生。”
“因而，你后悔当初没有枪毙我？”
斯特列利尼科夫对这个问题不闻不问，也许他甚至并没有听到这个打岔。失去了他的头绪以后，他又继续他的独白。
“自然，我曾嫉妒——我现在还嫉妒，为了那种事，你还能期待什么？……我来这个区域，只是几个月前的事，是在更东区域的巢穴被发现之后。我被诬告，必须上军事法庭受审。结果如何不难揣测。我并没有罪。我想，在未来，在一个适当的环境下，我或许还有辩解并洗刷我名誉的希望。所以我决定趁他们还没拘捕我以前，在我还有自由的时候，暂时先躲一躲，过一阵隐士生活，不停地更换住处。如果不是我相信一个年轻的无赖的甜言蜜语，或许我会成功。
“这发生在我穿越西伯利亚西行的途中，当时我徒步而行，忍饥挨饿，尽量不走大道。我大多睡在雪堆里，或是列车中——沿途有无数的列车埋在雪里。
“唉，我碰上了一个小伙子，一个流浪者。他说游击队枪毙他，他逃脱了——他们把他和其他好些死囚排在一起执行枪决，可是他只受轻伤，于是从一堆死尸中爬出来，藏在树林中养好伤，而他现在正像我一样，不停移动，到处躲藏。无论如何，这就是他的历史。他是个一无是处的下流坯子，邪恶而畏缩。他曾被学校开除，因为他太愚劣。”
斯特列利尼科夫说得愈详细，医生愈觉得他认识这个少年。
“他的名字叫捷连季·加卢津？”
“不错。”
“那么，他说的关于游击队和枪毙的事全是真话，一个字不假。”
“他唯一的优点是爱母亲。他父亲被当作人质枪毙了，他母亲被关在牢中，好像早晚也免不了一死。当他听说这个消息时，他决定尽一切可能救母亲出狱。他去当地的赤塔自首，并自愿为他们工作。他们答应给他一个机会，条件是他必须出卖些人。他就报告了他们我藏在什么地方。幸好我及时离开。
“历经罕有的努力和无尽的冒险，我总算穿过了西伯利亚，到达这个区域。我在这里太出名了，我想，他们会以为这是最后可以找到我的地方，他们不会设想我有这份勇气。当我躲藏在这房子里或附近我所知道的一两个安全地方时，他们已在赤塔四围找了我很久。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已追踪上我。听着，天色已渐渐黑了，我不喜欢黑夜，因为我已经有好几年不能安睡了。你知道这种罪多难受。如果我的蜡烛还有剩余——噢，还有没有？真正的牛脂烛！——那么，让我们多谈一会儿，让我们奢侈地秉烛畅谈，谈上个通宵，直到你支持不了为止。”
“蜡烛还全在，我只打开一包，我用了煤油，那或许也是你留下的。”
“你有面包吗？”
“没有。”
“那么你是怎么活的？可是，多傻的问题！当然是马铃薯。”
“不错，要多少有多少，过去住在这里的人是长于管家的，他们知道如何储藏马铃薯。那些马铃薯在地窖中完好如初，既没烂掉也没冻坏。”
斯特列利尼科夫突然把话题扯到革命上。
“这对你全无意义。你不能明白。你的出身完全不同。俄罗斯不知有多少人住在贫民窟、大杂院、铁道沿线和郊区。那个世界肮脏、饥饿、拥挤，男男女女堕落到不成人形。而另一个世界，是母亲的宠儿、神气的学生、富商的子女的世界，一个不受惩罚、厚颜无耻、傲慢无礼的世界，一个富人嘲笑穷人，或不顾被剥削、被侮辱、被糟踏的穷人眼泪的世界，一个寄生虫的领域。生活在其中的寄生虫唯一的特性是他们从来不用麻烦自己做任何事，从不对世界做任何贡献，而且拼命搜刮。
“但是对我们来说，生活是一场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如果我们带给他们的只有忧愁，他们也不反对我们，因为到头来我们比他们还要忍受更多的痛苦。
“不过，在我说下去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这点很重要。你必须离开瓦雷金诺，如果你还重视你的生命，别不理我的劝告。他们正越来越近，因而不管我出什么事，都会牵连你。此刻你和我长谈已经把你卷进漩涡了。丢开其他的一切不说，这附近有许多狼。有一天晚上，我必须开枪才走得出山涧。”
“原来是你开的枪。”
“是的，当然你听到枪声时我是去另一个藏身之地，不过，在我还没到那里以前，根据种种迹象，我推测那里已被发现了。躲在那里的人或许已被枪杀。我不会和你一起久待。我只在这里过一夜，明早就离去……唉，能躲一天我就躲一天。
“当然，不仅是在莫斯科或俄罗斯有这些华丽的特维尔和亚玛大道，街上美服华冠的花花公子手挽女友，乘车招摇而过。那种大街，大街上的夜生活，过去一个世纪的夜生活，在竞驰的马匹和花花公子，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城市中。然而十九世纪，自成一格的是什么？使它成为一个历史性时代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不断的革命，热血男儿死于军营，作家绞尽脑汁诅咒金钱的罪恶，挽救穷人的人性尊严。马克思主义兴起，它揭露罪恶的根源，提出拯救之道，它变成了那个世纪伟大的力量。而华丽的大街还是华丽的大街，肮脏与英雄主义，堕落与贫民窟，宣言与兵营，依然照旧。
“你不能想象在童年时，在女学生时，她是如何可爱。你一点概念也没有。她有一个女同学住在我们隔壁。大杂院里绝大多数房客是布列斯特线上的铁路工人家庭。那时叫布列斯特线，后来换过好几次名字。我的父亲——他现在是尤里亚金革命法庭的委员之一——是铁路工头。我常去那间房子，同时在那里见到她。她那时还是个孩子，不过即使是在当年，你就已经能从她的脸上和眼神中见到那个时代的所有惶恐和不安。所有这个世纪的主题——所有的眼泪、侮辱和希望、累积的怨愤和骄傲都刻在她的面孔和行为上，与一种小女孩羞怯自持的优美相生相伴。她是这个时代的活控诉状。这是有意义的，是不？这是命定的。她有某些天赋，是她与生俱来的。”
“你对她的说法真恰当。在那个时候我也见过她，正如你所描述的她。一个女学生，然则同时也是一出非孩童戏剧的秘密女主角。她墙上的影子是无助的，那是警觉的自卫的影子。我见到的她就是这样，因此，我依然记得她。你形容得非常完美。”
“你见过并且记得她？后来呢？”
“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是的。唉，你也看到了，整个十九世纪所发生的一切——巴黎的革命，从赫尔岑开始一代代的俄罗斯流放者，见诸行动或只有计划的针对沙皇的刺杀，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在欧洲社会和大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流行，新的思想体系以其新奇性、嘲弄性、结论的急促性，以及借怜悯之名拟定的无情解救方法不断地兴起——这一切都融会并表现在列宁身上，他降临到世上来，像是要给旧世界应得的惩罚。
“于是一个庞大的俄罗斯，在世界眼前与他并肩兴起，她全身冒着烈火，像是为整个人类的悲愁和不幸赎罪的火。不过为什么给你讲这些呢？在你听来，这必然是一阵铙钹的叮叮当当——只是些空话。
“为了这个女孩的缘故，我进了大学，同时成为一个教师，来到当时完全陌生的尤里亚金。为了她我读了一堆堆的书，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如果她要我帮忙，那么我可以有效利用。在赢得她并结婚三年后，我参战去了，当战争结束时，我从囚禁中归来，借着已报阵亡的便利，取了个假名投身于革命之中，为她所受的折磨做报复，好洗清她的记忆，如此她就不可能再回到过去，莫斯科就再也没有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而在这一段时期中，她们，她和我的女儿，就在我附近，她们就在尤里亚金！我不知费了多大力气，才抵抗住奔向她们、去看她们的渴望！不过，我要先完成我一生的大事。呵！现在我必须付出什么才能看她们一眼！当她走进来时，仿佛窗户自动飞开，室内充满空气和阳光。”
“我知道你多爱她。不过，请原谅，你可知道她如何爱你？”
“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我问你，你可知道她多爱你——超过世上任何一个人？”
“你怎么会说起这个？”
“因为她亲口告诉过我。”
“她说的？对你？”
“不错。”
“请原谅我，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问的事，不过，如果这不是无望的轻率，如果你能，请你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她是如何对你说的？”
“非常乐意。她说，你是人类应有德行的体现，她从未见过第二个男人可以比得上你，你的天赋是独特的，如果她能回到过去和你团聚，纵使你在海角天涯让她用两膝爬去她也愿意。”
“请原谅我，假若这不涉及某些太亲密的事，你还记得她是在什么环境下对你说的？”
“她就在这房间里说的，然后她走出去抖地毯。”
“对不起，哪张毛毯？这里有两张。”
“那一张，那张大的。”
“对她来说，这嫌太重。你帮她忙没有？”
“帮了。”
“你们两人各抓一端，然后她人向后仰，仰得深深的，高举两手像荡秋千一样，同时把脸转过去，避开空中的灰尘，眯着眼，咯咯大笑？是不是这样？我多么了解她的举动啊！然后你们面对面走近，先把沉重的地毯一折为二，再折为四，同时她开玩笑，做鬼脸，她是不是这样？她是不是这样？”
他们站起身，走向不同的窗户，望着不同的方向。过了一阵，斯特列利尼科夫走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抓住他的两手，把它们压在他的胸口，然后又像以前一样匆忙地说下去：
“请原谅我。我领悟到，我正碰到一些你所珍贵并视为神圣的事。如果你容许，我还想问你更多的问题。只是求你别走开。不要让我孤单。马上我自己会走开。请想想看——六年的分离，六年不可想象的自制。但我一直在想，自由还没有完全赢得。我想，当我赢得自由时，我的手就解开了，我就能属于我的家庭了。而如今，我的一切打算都落了空。明天他们就要拘捕我了。你是她亲近的珍爱的。或许有一天你能再见到她，因而……不过我在说些什么！我疯了。他们将拘捕我，不容我说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他们抓住我时会大嚷大骂，并拿我取乐开心。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作风！”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终于有了一次好睡。一倒下就睡着，这是他多少夜以来的第一次。斯特列利尼科夫留下过夜，日瓦戈将他安置在邻室中。他夜间醒了好几次，翻个身，或把被子拉到下巴，自觉酣眠后的舒畅，便又快乐地睡去。快天亮时，他做了好几个有关他童年的万花筒似的短梦，十分详细合理，他竟误以为真。
例如，他梦见他母亲的水彩画在意大利里维埃拉这个地方展览时，突然从墙上掉下来，因而他被打碎玻璃的声音惊醒。他张开两眼。“不，这不能是那回事，”他想，“这是安季波夫，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在吓唬舒契玛的狼群，如同瓦克赫所说的。”可是不对，那简直是瞎说！
那是画。就在那儿，支离破碎地躺在地板上，他确定这一切后，又回到梦中。
他醒得很晚，因为睡得太久头有点痛。有好一阵，他简直想不起他是谁，身在何处。
然后他想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在这里。天已不早。我必须穿好衣服。他必定已起身了。如果还睡着，我要叫醒他，煮点咖啡，我们一起喝。”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叫道。
没有回答。“他还在睡。他真是个能睡的家伙。”他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跑去邻室。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皮帽子还放在桌子上，可是，屋中不见人影。“一定是去散步了。不戴帽子。锻炼自己。今天我必须离开瓦雷金诺，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又睡过头了，天天这个样子。”
他燃起厨房的炉灶，捡起一只水桶，往井边走去。出门没有几米，只见斯特列利尼科夫横躺在路上，头埋在雪堆里。他开枪自杀了。血从让他致命的左太阳穴的伤口流出，下面的雪一片殷红。喷出的血滴混合着雪，形成一颗颗血球，看上去就像花楸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