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尤里亚金上半城的房舍和教堂的俯瞰下，商会街迂回曲折地沿山坡往下延伸。
在拐角上有一幢带雕刻的青灰色房子。房屋正面下半部的大方块石上，贴着最近的政府报纸和公告。一小群人站在人行道上，静静地阅读着。
最近的一阵融雪的温暖过后，天气又干冷起来。此时在这里是白天，可是仅仅在几个星期前现在这会儿都已天黑了。冬季刚刚过去，它留下的空虚已被黄昏前恋恋不忍远去的光亮给填上了。这种光亮使人不安，像是来自远处的令人骚动的召唤，使得人提心吊胆。
白军最近才离开，是向红军投降后撤出的。轰炸、流血和战时的焦虑已经终止。这也是一种骚乱，使人提心吊胆，就像冬天的逝去、春日的渐长一样令人不安。
借着依恋不去的余光还可看清楚墙上的公告，其中有一张宣布：
凡合格者可向十月街（前政府街）五号一三七室尤里亚金苏维埃食物局领取工作证，每份工本费五十卢布。
凡无工作证者、工作证填写失实或伪造者（此举更坏），将依战时条例予以严惩。工作证之使用细则见张贴于尤里亚金食物局一三七室之本年度尤里亚金执委会第八六号（1013）И.Ю.И.k公告。
另一张通告说，城中食物本来很充裕。可是，都为布尔乔亚所囤积，目的在破坏配给制，制造混乱。通告的结尾说：
囤积食物被发现者就地枪决。
第三张通告说：
凡不属于剥削阶级者得准参加消费者协会。详情可向十月街（前政府街）五号一三七室尤里亚金苏维埃食物局查询。
另有一张警告退职军人：
凡私藏武器或未经合法许可而私配枪械者将处以极刑。持枪证可向十月街六号六三室尤里亚金革命军事委员会申请。
一名面色仓皇、憔悴衰弱、满脸尘垢的男子，肩上挂着袋子，手中拄着拐杖，挤进了看告示的人群。他蓬乱的长发还没有一根白丝，可是他硬如毛刷的、深棕色络腮胡子却已灰白了。他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的皮外套不是在路上被人抢走，就是被他换了食物。他现在穿着的是一件袖子太短、不足以御寒的破烂的薄大衣。
现在他袋子里所剩下的是，一块附近村子中好心人施舍给他的还没吃完的面包和一片硬牛油。他到达尤里亚金已有好一阵了，可是，从郊外的铁路线挨到这商会街却耗了他整整一小时，他太虚弱了，过去几天的旅程弄得他太累了。他走走停停，一再想跪下来匍匐在地上，去吻他以为今生无缘再见的尤里亚金的石头。当他见到尤里亚金时，心中充满快乐，就像看见阔别多年的老友。
几乎他的一半旅程是沿铁路走的。所有的铁路都废置不用了，上面盖满了雪。他走过一列列白军弃置的车厢，高尔察克的失败、燃料的缺乏和大雪使它们无用地停在轨道上。它们被埋在雪中不能移动，前后几乎全无间断地绵延数俄里。有些被当作武装匪徒的据点，或逃犯及政治难民——那个时期被迫流浪的人——的藏匿处，不过，绝大多数车厢，都成了因寒冷和斑疹伤寒而死亡的人的停尸间和集体坟墓。斑疹伤寒一度横行于铁路沿线及其附近村庄。
那个时代证实了一句古谚：“人比豺狼更凶狠。”旅人见到旅人就躲，陌生人杀死陌生人只因害怕自己被杀。还有同类相食的个别事件。人类的文明与法则暂时失效了。有效的法则是弱肉强食。人们在做史前穴居野人的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时见到前面有孤寂的身影沿壕沟踽踽独行，或是匆匆跨过公路。他尽可能小心地避过他们，不过其中有许多人似曾相识。他以为，他曾在游击队营地见过他们。绝大多数是猜错了，可是，有一次他的眼睛却没有欺瞒他。一个从遮没一列卧铺列车的雪堆中蹿出又蹿回的男孩，的确是“林中兄弟”的一员。这是捷廖沙·加卢津，大家相信他已经被枪毙了。实际上他只是受了伤，失去了知觉。当他醒过来时，他就爬离执行死刑的地方，藏身在林中，一直到他的伤势康复，现在正用一个假名赶路回他圣十字镇的家，一见人影就躲在埋在雪里的列车中，然后瞅机会拔腿飞跑。
这些景象和事件真有说不出的玄妙，他们好像是从其他行星之生命身上撕下的东西，不知如何竟坠到地球上来。只有自然依旧忠于历史，此际的样子就跟近代画家笔下的自然别无二致。
黄昏常常是安静的，带着浅灰而深红的色调。在晚霞的映照下，桦树显得更黑更美，就像刻在余晖上的铭文。薄薄地罩上一层灰色冻冰的黑色溪流在白色的陡岸间流过，流水过处，两岸都因侵蚀而变得暗黑。尤里亚金的黄昏，有一两小时就是这样的：结冰、灰色、透明，柔和如垂柳。
日瓦戈假装阅读张贴在墙上的公告，其实他的眼光一直在扫视对街三楼窗户。那些是储藏旧时住客家具的房间窗户。此刻，尽管它们的边上都结了一层薄冰，可是那些玻璃显然是透明的，白色涂料无疑是弄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原先的住客回来了吗？还是拉拉已经搬出，另有新人迁入，重新整理了房子？
这种不确定令人难以忍受。日瓦戈跨过街道，走进大门，爬上他所熟悉并且非常珍爱的前楼梯。他在营地是多么经常地想念这铸铁楼梯的镂空花纹啊！从某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地下一间存放杂物的房间，里面堆着破椅子、旧木桶和洗澡盆。它们依然在那儿，一点没有改变。日瓦戈几乎要对楼梯的忠于过去心怀感恩。
门口本来是有个门铃的，不过，早在日瓦戈还没被游击队掳去以前就坏了。他正要敲门时，看到有把大锁挂在随便钻入雕花橡木中的锁鼻上。那些嵌在门上的雕花橡木板，有些地方已不见了。这种糟踏在旧时代是想象不到的。在旧时代那里必然装上一把适当的锁，坏了会有锁匠来修理。这种琐事细节，正是在他不在时总的情况远比过去糟糕的最动人心弦的说明。
日瓦戈确定了拉拉和卡坚卡不在家。也许她们甚至不在尤里亚金，她们甚至生死未卜。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空跑一趟，他决定去墙缝中找找钥匙，里面的老鼠曾把卡坚卡吓坏了的。他先踢踢墙壁，免得手伸进去碰上老鼠。尽管他已没有发现任何东西的最轻微的希望了。原来的裂缝已给一块砖堵上。他挪开那块砖，伸手去探探。噢，奇迹！一把钥匙和一张便条！这是一张长形便条纸包着写满一张纸的长信。他拿去楼梯口的窗下。一个甚至更不敢相信的奇迹！这便条纸是留给他的！他快速地读下去：
主啊，多快乐！他们说你还活着，并且出现了。有人在本城附近见到你，赶忙跑来告诉我。我猜你将直奔瓦雷金诺，所以我和卡坚卡赶去那儿。不过，又恐怕你来我这里扑空，我把钥匙留在老地方。等着我，不要离开。我现在住在我过去住的地方前面的房间。这层楼更空了，我不得不卖去一些家具。我留下了一点食物，几乎全是煮马铃薯。吃饱把盖子放回，上面压点重东西，免得老鼠偷吃，我快活得要疯了。
他一口气读到底，没注意到背后还有字。他把信送到唇边紧压着，然后折起来，和钥匙一同放进口袋中。在无比的快活中，他感觉一阵尖锐的、被刺穿的痛苦。既然拉拉赶赴瓦雷金诺，并且不做任何解释，这必然是他的家属不在那儿了。他不只因为这个感到焦虑，而且感到不可承受的痛苦和悲伤。为什么她一字未提他们的下落？——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
可是，天越来越黑了，有许多事还得趁亮去做。最要紧的是去看街上贴的告示。在那些日子中对法规无知可不是小事，那可能付出生命做代价。他决定不开门进去。甚至连肩上的袋子都不放下，他赶忙走下楼梯，跨过街道，走向厚厚地贴着各色告示的墙壁。
墙上贴的有报纸、会议的演说词以及政府命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瞥了下大标题。“资产阶级分子的征调、估税和征收”、“工人领导的建立”、“工厂与工厂委员会”。这些是新政权武力进城取代旧政权时所颁布的规章。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无疑这些公告是用来提醒居民新政权强硬的性质，怕他们在白军占领期间已经遗忘。不过，这些单调的永无终止的一再重复可把他的头弄得团团转。它们属于哪一个时期？是属于首次的动乱，或是白军得手后第二次红色政权期？还是去年贴上的？或是前年？他生平只有一次对这种强硬的语言和诚心的想法怀抱热情。难道他必须因这一时不慎的热忱受到惩罚，要年复一年，终身在听这些因岁月推移而变得愈来愈没有意义、愈不切实、愈无法实践的疯狂的咆哮和呐喊？难道只因为一时过度慷慨的反应而永远做奴隶吗？
他的眼光投射在一页不知从何处撒下来的总结报告上：
有关饥饿的报告揭露了地方组织不可想象的怠惰。各地有显见的浪费，还有大规模的投机，可是，我们的地区工厂委员会和市工厂委员会在干什么？只有群众在尤里亚金和拉兹维利耶等商业地区的大举搜查，只有包括就地枪决投机商人极尽严酷的恐怖政策的运用，才能把我们从饥馑中救出来。
“多么令人羡慕的瞎话！”日瓦戈想，“竟能高谈阔论地球上早已绝迹多时的面包！谈他们早经三令五申废除了的资产阶级！谈已不再存在的农民和村庄！他们难道真不记得他们那些早就把生活弄翻的计划和措施？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竟年复一年地以从不冷却的发热似的狂热高谈不存在的、久已绝迹的东西，而且对周围的现实一无所见一无所知？”
日瓦戈的头在眩晕，晕倒在行人道上不省人事。当他醒过来时，行人扶他站起来，提议送他去他所要去的地方，他婉拒了他们，告诉他们，他只要走过对街。
他再度上楼，这次他打开了拉拉的那层楼的门。楼梯口依然有亮光，不比他出去前更黑。他很高兴，太阳并不催他。
开门的轧轧声引起里面一阵骚动。这层没有人居住的楼，以锡锅掉落的哐哐当当声欢迎他。棚架上的老鼠匆匆地跳落在地板上，发出噗噗声，四下逃窜。它们必然成千上万地活在这里。医生觉得不舒服，不知道怎么样对付这些可恶的东西，决定晚上躲在一间门户最严紧的屋子里，老鼠洞可用碎玻璃给堵上。
他左转走向他以前没到过的那部分，穿过一条黑暗的走道，来到有两面窗户朝向大街的一间房。窗户的正对面就是那座有塑像的灰色建筑。建筑物下，好几堆人背向他站着，在读公告。
室内的光亮与外面的是同一性质，同样是早春清新的暮光。这使得这个房间像是大街的一部分，唯一的不同，是他身在其中的拉拉的卧室比外面还冷。
今天午后，他趋近尤里亚金及以后走来这里的一两小时之间，身体突然出现前所未有过的虚弱，那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染病，对此他曾大为恐惧。现在，室内街道光亮的相同使他精神大振。街边行人同样沐浴在令人打颤的寒冷空气中，他觉得他和他们有亲情，他与本城有同样的心情，在过着与这个世界同样的生活。这种感觉驱散了他的恐惧。他不再担心生病。早春黄昏的透明，照彻一切的光亮是一个好兆头，是长远的梦想能够如愿以偿的一个保证。一切都会顺利，他将得到他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他将会找到他们，和他们复合，并且调和他们，他将想得周周到到，而且会用体贴的话表达。他期待着会见拉拉所带来的快活，是今后一切如意的当下证明。
一种狂野的兴奋和无法控制的不安替代了他前时的疲惫。实际上，这种生气比较他原先的虚弱更是他即将病倒的征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简直坐不住。他再次觉得非走出去不可。
他想在还没安顿好之前理个发、把胡须剃光。在他进城的途中，曾注意路上有没有理发店。但是他以前所知道的理发店有些空在那儿，有些已经易手改作别的用途了，那些仍在营业的店子却没有开门。他自己又没有刮胡刀。剪刀也能将就使用，不过，尽管他翻遍拉拉的梳妆台，在匆忙中却连剪刀的影子都没看见。
这时他忽然想到，斯帕斯卡亚街过去有家裁缝铺，如果现在仍然存在，并且在打烊之前赶到的话，他可能在那借到一把剪刀。他走了出去。
他的记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那家裁缝店还在那儿，铺门开向正街，一面大窗户占有整个门面。女裁缝师在室内工作，街上行人一目了然。你可以一眼看到铺子的后面。
里面挤满了缝衣的女人。除开女裁缝师外，或许还有不少懂得如何缝衣的本地成年妇女，是为了依照灰色建筑墙上公告的规定取得工作证，而跑来做工的。
内行人很容易分辨出来。这家铺子做的全是军服、棉裤和棉夹克，以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军中见过的由各种狗皮做成的杂色皮大衣。这类工作比较适宜皮衣匠，业余者做来就特别困难，当她们将填得满满的衣边推过缝纫机时，她们的手指个个都像拇指那样不灵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敲敲窗户，做个想进去的手势。里面的女人用手势回答他，不接受私人订货。他坚持要进去。女人们挥手要他走开，不再理他，她们忙着赶工。有个女人做出迷惑的表情，举起手，手掌外翻，像小船一样，表示厌烦的手势，一面以眼光问他究竟想要什么。他用两个手指比画着，做一开一合状，模仿剪刀的刀刃。女人们还是不明白。她们以为这是故意捣蛋，在模仿她们的动作，并取笑她们。他站在窗外，衣衫褴褛举止古怪，看起来就像个疯子。女工们吃吃笑起来，挥手叫他走开。他终于想到绕去屋后，穿过院子，去敲后门。
开门的是个肤色黝黑的、身穿黑衣的女人，年纪较大，神色严厉，她可能是大师傅。
“你真是个讨厌的家伙。你难道不搅扰我们就不行吗？好，说吧，你究竟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把剪刀。不要这么惊奇。我想借把剪刀剪头发和胡须。我可以在这里剪，剪完立刻还你，一会儿就好。我将非常感谢你！”
这个女人惊讶而疑惑地看着他。她显然怀疑他是否正常。
“我是刚刚从远处来的。我想理个发，可是没一家理发店开门。所以，我想到不如自己动手，可是我又没剪刀。能劳驾你借我一把剪刀吗？”
“好的。我来给你剪个发。不过我警告你。如果你打什么别的主意——例如为了政治原因而改头换面——可别怪我们去打报告。我们可不为你冒生命危险。”
“天哪！这是什么念头！”
她让他进来，带他去一间比厕所稍大的厢房。第二步是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用一块床单罩住身体，上面塞在衣领里，就像在理发店一样。女裁缝师走出去，拿了剪刀、梳子、推子、磨刀皮带和刮胡刀进来。
“我一生做过各式各样的职业。”看到他这位顾客的惊讶神色，她解释道，“有一度是理发师。在另一次战争期间我学会了理发和刮胡子，那时我是个护士。现在我们先剪短络腮胡，然后再刮脸。”
“劳驾，你能把我的头发剪得尽量短点吗？”
“我尽力而为。一个像你这样有教养的人，为什么装得这样无知？你好像全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按旬计日，而不再按周计算，今天是十七号，理发店逢七公休。”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不是刚告诉过你，我刚从老远的地方来。我为什么要假装？”
“不要坐立不安，不然你会碰上剪刀。嗯，你刚刚来到这里。你怎么来的？”
“走路来的。”
“沿公路？”
“一部分是沿公路，一部分是沿铁道。我不知道有多少列车埋在雪中。豪华快车，特别快车，各式各样你所能想到的车。”
“这一点点剪掉就完了。是为了处理私事？”
“天啊！不是。我以前在一家信用合作社做巡察员。他们派我去东西伯利亚视察，我就被阻在那边了。就像你所知道的，根本没有火车。除了步行别无他法。我花了六个星期。一路上的经历真不知从何说起。”
“如果我是你，我就干脆不说，我看我必须教你一两样事。先看看你自己。这儿有一面镜子。把你的手从床单下伸出来，拿住它可以吗？”
“我想这还不够短，还能再剪短些吗？”
“再短就不够整齐了。听我的话，根本什么都别讲。还是闭上嘴巴的好，什么信用合作社、豪华快车、视察旅行——把这些事情统统忘光。这不是谈它们的时候。你可能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最好还是装作一名医生或教师。现在先剪胡须——再把它剃光。只需一点点肥皂，你就会年轻十岁。我去烧水。”
“她可能是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着。他觉得他和她有些关联——他曾见到或听说过，她使他想起什么人——可是他想不起是谁了。
她很快拿了热水回来。
“现在我们剃胡子。听我的话，不开腔好得多。雄辩是银，但沉默是金。这句话永远正确。丢开你的特别快车和信用合作社——还是想些别的好，说你是个医生或教师。不管看过什么，只留给自己知道。这个年头你还去向谁炫耀？剃刀刮伤了你吗？”
“一点点。”
“我知道，刮下一块油皮，这没有办法。稍微忍耐一下，我亲爱的先生。你的皮肤已经很久没碰过剃刀，同时你的胡须又很粗。一会儿就好。真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事没见过。他们什么都经过了。我们也有我们的麻烦。白军时代所发生的事！谋杀、掠夺、诱拐、绑人。有个小官僚不喜欢一个中尉。他派士兵藏在城外近克拉普利斯基大屋的树林中拦截他。他们抓到他，解除了武装，押去拉兹维利耶。那时拉兹维利耶就像现在的赤塔一样——是个执行死刑的地方。你的头为什么抽搐？刮伤了，不是？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这没有办法。你的毛发硬得像刷子。那就是这么个无法无天的地方。这么一来，旗手的老婆可急疯了。‘科利亚！科利亚！我的科利亚将如何得了！’她赶忙跑去见最高长官，求加利乌林将军。这不过是这么一说，她当然不能见到他，你必须有人搭线。那边街上有个人知道如何找到他，一个特殊人物，非常重感情，不像别人，那个人总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想不到这里搞成个什么样子。私刑、残暴、嫉妒的戏剧性事件，就像西班牙的小说。”
“她说的是拉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不过，他谨慎地保持着缄默，并不追问细节。像西班牙小说这个荒谬比喻，使他觉得她有些像一个人——正由于它的荒谬和不相干——但是，他想不起到底是什么人。
“当然，现在是完全不同了。不错，调查、密告、枪毙等等的事还是照样有。不过，观念完全不同了。首先，这是个新政府，刚刚取得政权，还不能跨大步。还有，不管你怎么说，他们是站在平民这一边的，平民是他们的力量基础。我们一家，连我在内共四姐妹，个个是劳动妇女。我们靠近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姐姐死掉了。她的丈夫是一个政治流亡者，本来在本地一家工厂做经理。他们的儿子——我的姨侄——是农民军的领袖——他可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原来是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忽然明白了，“利韦里的姨母，米库利钦的小姨子，本地的一名传奇人物，理发匠——裁缝——信号手——各行各业的通天晓！”不过，他打定主意一言不发，以免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的侄儿总是靠近人民，从他儿童时代就一直如此。他在厂里的工人群中长大。也许你听说过瓦雷金诺的工厂？现在看看我干的好事，我这个傻瓜。你的面颊有半边是干净的，另外半边却毛发林立。这都是说话碍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现在肥皂干了水也冷了。我得去弄热。”
当格拉菲娅·通采娃回来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瓦雷金诺，是在离这里好几十俄里的乡下，是不是？在动乱中那个地方该很安全。”
“嗯，也不见得就十分安全。有时比我们的遭遇还坏。那附近有个武装组织，没有人确知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不说我们的语言。他们所过之处逐屋搜查，看到人就开枪，然后离去，鸡犬不留。让死尸躺在雪地。当然那是在冬天。头别摆动，我几乎割伤了你。”
“你刚刚说你的姐夫住在瓦雷金诺，这些事发生时他还在那里吗？”
“不在。天可怜见。他和妻子及时躲开了——那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没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不过，无疑是逃走了。还有几个从莫斯科来的陌生人住在那里。他们离开得更早。两个男人中，年轻的家长，一个医生，他失踪了。当然，那不过是这么说，说‘失踪’是免得家人伤心。实际上，他必然是死了——无疑是被杀害了。他们一直在找他，但他始终没有出现。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年长的被召回莫斯科了。他是个教授，一位农业经济学家。我听说是政府召他回去的，他们去莫斯科时曾在尤里亚金停留，就在白军回来的前夕。现在你的老毛病又来了，怎么扭头摆颈的。你真要我割破你的脖子？我亲爱的先生，你可把理发的钱省下来了。”
那么他们是在莫斯科！
当他第三次爬上拉拉家的铸铁楼梯时，每走一步他心中就有一次“在莫斯科！在莫斯科”的回音。空空的楼房依然用该死的老鼠奔窜的叮叮咚咚声欢迎他。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明白，无论他如何疲倦，除非他能摆脱对老鼠的憎恨，否则他无法入睡。安稳的休息之前的第一件事是堵塞老鼠洞。幸好，卧房里的洞比其他的地方少些，地板和墙脚的情况较坏。不过，他必须赶快。天就黑了。不错，厨房的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或许是为他来才从架上取下的，里面已装上半盏煤油，旁边还有一盒所剩无几的火柴。不过，最好还是把煤油和火柴省下。卧室中有一盏小油灯，老鼠曾偷过油，不过，多少有些剩余。
好些个地方的墙角板已经不见了。他花了一个多钟点才用碎玻璃把裂缝塞好。门倒很紧，一旦关上老鼠一定进不来。
房间的角落上有一只荷兰式火炉，花砖砌的飞檐差不多挨近天花板。厨房里有一堆柴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决定烧拉拉两把劈柴，他单腿跪下，捡了一把，拿回卧室。把柴火堆在火炉左近，他检查一下炉子的情况并看看如何使用。他想扣上门，可是门闩坏了，他只好用纸把它塞紧。然后，他从容地把柴火架好，点燃。
当他添柴火时，他注意一根柴火上有“k.Д.”的记号。他惊奇地认出它们。在往日的克吕格尔时代，工厂里不用的木材都当作燃料出售，在未剖成柴火前，树身照例得打上标记，表明它们的出处。“k.Д.”代表瓦雷金诺的库拉贝舍夫林区。
这个发现使他不安。这些柴火出现在拉拉的屋子里无疑是说明，她和桑杰维耶托夫有接触，他供应她一切，就像他当初供应日瓦戈和他家庭所需一样。他总因接受他的帮助而感觉不安。如今在欠下人情的尴尬中还夹杂着别的感觉。
桑杰维耶托夫帮助拉拉很难说是纯粹由于一番善意。他想到桑杰维耶托夫的自由和随意，以及拉拉作为一个女人的轻率。他们之间必然有所牵连。
库拉贝舍夫的干柴快乐地啪啪发炸，燃起熊熊大火。就像着了火一样，尤里·安德烈维奇的盲目的妒火竟使他把一个纯粹的假想变成确定的事实。
不过，他这时百感交集，焦虑此去彼来，互相更代。他无法摆脱他的疑虑，可是，他的思想并没定下来，一下想这个，一下又想那个。他思家的念头又涌下来，暂时淹没了嫉妒的胡思乱想。
“原来你们在莫斯科？我亲爱的妻儿。”现在，在他看来，女裁缝的话好像就是他们安全到达的保证。“原来你们又做了一次那样长的旅行，并且，这次没有我照料。你们一路上是怎样应付的？为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被召回？是回学院重执教鞭吗？我们的屋子现在怎么样？我多笨啊！我甚至不知道那幢房子是否还存在。主啊，这一切是多么的艰难和痛苦啊！但愿我能不想。我想不通。冬妮亚，我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是病了。我们将变成什么样？你将变成什么样，冬妮亚？亲爱的冬妮亚？冬妮亚？萨申卡怎么样？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怎么样？我自己又怎么样？你们为什么抛弃了我，啊，上帝！我亲爱的妻儿，为什么我们总是分开？为什么总把你们从我身边赶走？不过，我们还会聚在一起的，我们会团聚的，亲爱的，不是吗？我会找到你们的，纵使我必须一路步行也要找到你们。我们将重逢，我们将聚在一起，我们将平安无事，一切如昔，不是吗？
“大地为什么不吞噬我，为什么我成了这样一个怪物，一直不记得冬妮亚有了第二个孩子，她一定有了的！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忘记这事。她是怎样挨过分娩期的？想想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他们都曾在尤里亚金停留！真的，拉拉并不认识他们，不过，有一个陌生的女裁缝兼女理发师听说过他们，而拉拉的便条上却只字未提。她怎能如此不留意、如此不关心呢？这有点古怪，就像她没提过她认识桑杰维耶托夫一样。”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现在又以新的眼光把屋子环顾一遍。所有家具都是那个逃亡已久尚在藏匿中的不知名住客的。其中没有一件是拉拉自己的，没有一件家具可以表现她的风味。墙上的照片也是些陌生人的。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他突然觉得，在这些男男女女目光的注视下，十分不舒服。笨重的家具无声地怀着敌意。他觉得他不属于这间卧室，他不受欢迎。
他一直在回忆并怀念这间屋子是多傻啊！他在走进这间屋时，感觉并不是走进一间普通卧室，而当作自己在走入渴望已久的拉拉的心房，又是多傻啊！在局外人看来他的情感是多愚蠢啊！像桑杰维耶托夫这样强壮、现实、能干和英俊的男子，他的生活、言谈、举止是如何地不同啊！凭什么指望拉拉应该选择他的爱？选择他这样说话晦涩，而又不现实的文弱的人？她需要这种混乱吗？她自己希望吗？她自己希望使她成为他眼中的她吗？
正如他刚才所说的，在他眼光中她又是什么呢？哦，那个问题他随时可以解答。
春天的黄昏，空气中夹杂着细碎的声音。远远近近的街边传来儿童的嬉戏声，好像是要表明整个大地是活的。而这块大地就是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母亲，这是具有不朽光辉、历经灾难、作不可预卜之冒险的俄罗斯，是名扬四海、顽固、奢侈、疯狂、不负责、殉难的、可敬爱的俄罗斯。哦，活着是多甜蜜啊！活着并乐于活着是多美好啊！哦，时时渴望感谢生命，感谢存在本身，感谢它们，就像一个存有感谢另一个存有。
拉拉正是这样的人。你不能与生命及存在沟通，而她却是它们的代表、它们的化身，本来是不能言传的生存原则，一到她身上就善解人意而且能说话。
他怀疑所有对她的责备完全是不正确的，一千个不正确！她的一切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
欣喜和悔恨的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他打开炉门，通通炉火，把完全烧红的柴火往里推，把那些没烧透的柴火向外抽。打开房门，他安坐在熊熊火光之前，因火光的跳动以及手上和脸上的温暖而喜悦。温暖和火光使得他的神志完全恢复。他不能忍耐地想念拉拉，同时渴望有什么法术能够使他立刻就触碰到她。
他从衣袋中掏出她变皱的留简。它是折叠着的，因此他先读到了写在外背后的字，那是一些他上次阅读时没看到的东西。他把纸摊平，在跳跃的火光下开始阅读：
你一定已经知道你家人的下落了。他们在莫斯科。冬妮亚生了个小女孩！
在画掉了的几行后面，写的是：
我所以把这几行画掉，是因为写这些有点傻。等我们见面时我们会谈个够。我正忙着要出门，我必须赶着弄到一匹马。如果我弄不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马，卡坚卡可就太辛苦了……
其余的话涂掉了，不可辨认。
“她从桑杰维耶托夫那里弄到的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静地想，“如果她有什么事要隐瞒，她就不会提这件事了。”
当炉子烧热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关上烟洞，弄些东西吃了。然后他感到非常想睡，因此他和衣倒在沙发上，并且立即就熟睡了。不管墙后门后的老鼠如何大胆吵闹他全听不见。他连续做了两个噩梦。
他身在莫斯科一间有玻璃门的房间里。门锁上了。为了更安全些，他用手抓住锁柄并用他自己的身子抵住门。在另一面，他的小儿子萨申卡，身穿水手衣帽，正在敲门，哭着请求放他进来。在小孩的背后，有一道瀑布，水花不断在溅打着他和房门。瀑布轰轰作声。这水好像从爆裂的水管（在那时是常有的事）倾盆而降，又像是倾自峡谷的顶端，这道门正是挡住充满急流声响、万年寒冷以及洞府幽暗的山谷的屏障。
飞瀑的轰轰声吓坏了小孩。飞瀑声淹没他的哭叫，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可以从他的嘴唇看出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叫“爸爸”。
心碎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生都在渴望把他的儿子抱在臂弯中，紧压在胸前，带他远走高飞，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然则，此刻他却泪流满面地拼命抓住门锁的把柄，将孩子关在门外，为了一个虚伪的荣誉观念，在以忠于另一个女人的名义下牺牲了他，她不是孩子的母亲，并且随时可能从另一个门走进房里来。他在汗泪淋漓中醒过来。“我发高烧，我病了。”他想，“不是斑疹伤寒。这是某一种以危险病症姿态出现的筋疲力尽——一种有致命可能的病，就像任何严重的传染病一样可怕，这是生死关头，唯一的问题是看谁得胜。不过，我太困了，我没办法去想。”于是他再度沉入睡乡。
他梦见莫斯科一条忙乱大街上一个幽暗的冬天早晨。根据清晨交通状况、电车的铃声，以及街上灰色积雪上的黄色光圈来看，这是革命前的一个冬天的早晨。
他梦见一间大公寓，有许多窗户，都开向一边，不过在四楼以上，窗帘一直垂到地板。
室内的人一个个像旅客似的和衣躺着，每间房乱七八糟就像火车车厢，吃剩一半的烧鸡腿和翅膀，以及其他残余食物散放在滴满油脂的报纸上。暂时栖身在公寓中的朋友、亲戚、访客以及无家可归的人脱下来过夜的鞋子，一对对地排列在地板上。身着睡衣仓促系上腰带的女主人拉拉，默默地、匆匆地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房间，忙她的零碎事，他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她身后，叽叽咕咕地做累赘的不相干的解释，差不多连他自己都讨厌了。不过，她不再有时间听他的了，除去不时掉过头来对他投以平静、不解的眼光，或突然迸出独特的、甜蜜的、银铃一般的笑声外，她全不注意他的啰唆。这是还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唯一亲密的形式。这个女人是何等地疏远、冷淡并且是多么令人感叹地吸引人啊，他为她牺牲了所有的一切，他宁愿为她而舍弃一切，在他看来，同她一比一切东西都不值分文！
在哭泣呜咽的，并以光亮的、发出磷光的语言闪耀于黑暗中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比他更伟大的另一样东西。随着哭泣的灵魂，他也哭泣了。他怜悯起自己来。
“我病了，”在睡眠、昏迷、无意识的间歇清醒中，他体会到自己的健康情况，“我必然得了一种教科书上不曾描述的、学校没研究过的伤寒。我必须弄点东西吃，不然我会饿死。”可是，当他试图用手肘撑着爬起时，他发现自己已不能动弹了，他晕倒了，不然就是入睡了。
“我躺在这里有多久了？”他在一次间歇的清醒中想着，“几小时？几天？当我躺下来时是早春季节。可是，现在的窗户却盖上了厚霜，以致室内都黑暗了。”
厨房内，群鼠咔嗒咔嗒地抓着盘子，爬上墙，又重重地跳下来，用令人讨厌的嗓子吱吱乱叫。
然后他又睡去，醒来时发现，盖着冰雪的窗户映上了粉红色的光，闪烁如水晶杯中红色的酒。他很想知道这是黎明还是黄昏。
有一次他听到身边有声音，因而大吃一惊，觉得自己肯定是快发疯了。他自怜地哭着，以无声的耳语抱怨上苍抛弃了他。“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哦，上帝，你为什么将我打入黑暗的地狱？”
他突然领悟到他并非神志昏迷，他的衣服已不在身上了，他已洗过澡，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衫，已经不是躺在沙发上，而是睡在新铺好的床上，俯身坐在他身旁、头发上沾满两人泪水的竟是拉拉。他快活得晕了过去。
他曾抱怨上天抛弃了他，可是，现在整个的宽阔的天都在眷顾着他，还有两条雪白健美的女人臂膀向他伸过来。他快活得晕头转向，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就像一个人突然失去知觉一样。
他的整个生命都活动了，操作家事、照顾病人、思想、研究、写作都出现了。暂时停止工作、奋斗、思想，暂时把这一切都交给自然，是多么美好啊！暂时变作她的东西，她关注的对象，以及她仁慈的奇妙的美丽的玉手的作品，是多么美妙啊！
他康复得很快。拉拉喂他，看护他，以关切包围了他，她那迷人的爱、她的问题与答案，温暖而轻柔的耳语永远在他身边。
他们柔和地谈话，尽管是偶然的，总是像柏拉图对话集那样充满意义。
在他们共同的喜好以外，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那些使他们与世界上其余的人隔离的因素。他们同是被当代人当成典型悲剧所排斥的人，当代人对教科书的崇拜，执拗的热情，以及科学界艺术界无数工作者蓄意宣扬和在行为上所表现的鲁钝，已经使得科学界和艺术界的天才少之又少。
他们的爱是伟大的。绝大多数人在恋爱中不曾察觉到这种情感的不寻常性质，不过，对他们来说——这使得他们与众不同——当热情像永恒的呼吸一样光临于他们短暂人生的时刻，是启示的时刻，是继续对他们自己以及人生有新发现的时刻。
“当然，你必须回到你的家。在必要之外我不会多耽搁你一天。不过，你看看情势。我们一旦变成苏俄的一部分，我们就被卷入它的毁灭。他们不断地从我们身上夺去一切。你想象不出，当你生病时，尤里亚金变得多快。我们的食物被运去莫斯科——对莫斯科而言那是沧海一粟，所有这些供应简直是投入无底的深坑——同时一点都不留下来给我们。没有邮车，没有旅客服务，所有的列车都用来装运面包。城中现在又像盖伊达暴动前那样怨声载道，不过肃反委员会立即用残忍的手段把人们最轻微的不满敉平了。
“如今你瘦弱得只剩下皮包骨了，你怎能旅行？你真以为你能步行去莫斯科？你永远到不了。等你身子强壮些，自然又不同了。
“我并不想给你什么建议，不过，如果站在你的立场，我会暂时先找一份工作。干你的本行——你的专业很吃香。你可以在本区的卫生机构做些事。
“你必须找点事干。你父亲是一位自杀了的西伯利亚大富豪，你岳母是本地工业家兼大地主的女儿，你又曾在游击队待过，然后又弃职潜逃。你不能让这事传开——你潜离革命队伍，你是一名逃兵。不论怎样你总不该让自己闲散。我自己也好不了多少。我也必须找些事做。我就像是活在火山口上一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吗？”
“这正是因为他。我以前曾告诉过你，他有许多敌人。现在红军是战胜了，那些爬得太高知道太多的非党员军人就得被收拾了。如果不被秘密杀害，只是撤职，那就真够幸运了。帕沙特别容易有问题，他的处境非常危险。你知道他是在东方，但我听说他已经溜走了。他藏匿起来了。他们正在搜捕他。不过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我讨厌哭泣，可是，如果我再谈下去，我就要嚎啕大哭了。”
“你当年非常爱他吗？你现在依然很爱他吗？”
“尤罗奇卡，我嫁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他是个正直，才华横溢，而了不得的人物。我很对不起他。这不是说，我曾伤害过他，那么说是不正确的。不过，他是太突出、太伟大、太完美了——而我一无是处，我简直不能同他比。那正是我的过失所在。但是，现在请别再谈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谈，我保证我一定告诉你。
“你的冬妮亚多可爱啊。简直就像一个洋娃娃。她生产时我在瓦雷金诺。我们处得非常好。不过，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谈这个！
“照我刚才说的办，我们各找一份工作。我们每天早上出门工作，到月底我们会收到好几十亿卢布的薪水。你知道，直到最近旧西伯利亚银行的纸币依然通用。然后，突然宣布作废了，于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就在你生病期间，我们根本没有货币！想想看！好在我们也应付过去了。现在，他们说有一列车新钞票已经运来了，至少是满满的四十个车厢！它们印在一张很大的纸上，有红蓝两色，然后切成一个个邮票大小的方块。每一蓝方块值五百万卢布，红的值一千万。印刷坏透了，颜色脏兮兮的，还褪色。”
“不错，我见过那种钞票。我们动身离开莫斯科前刚刚发行。”
“你为什么留在瓦雷金诺那么久？还有人在那儿吗？我想那儿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它荒废了。是什么事情让你待那么久？”
“我和卡坚卡打扫你的房子。我以为你会先去那儿，我不要你看见它原来的面目。”
“为什么？原来的面目是个什么样子？很糟吗？”
“零乱、肮脏，可我们把它清理好了。”
“多简洁的托词！我觉得总有些事你没告诉我。不过随你的便，我不想多问。给我讲讲冬妮亚的事。他们把小女孩叫做什么？”
“玛莎，纪念你的母亲。”
“把他们的事全讲给我听。”
“我求你改天。我已告诉过你，我依然不能讲到他们而不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