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同事。”劳什用德语说。他们开始讨论业务。

“我们要谈的有三件事：一、军事法庭审问私造伏特加酒的人；二、改组野战救伤队和医药室；三、我对精神病治疗提出的建议。我亲爱的劳什，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根据我的观察，我们正走向疯狂，现代形式的疯狂正像传染病一样传开。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等一下再谈这个。现在我先谈些别的。军营中有一种不安的迹象。有些人同情私造伏特加的人。再者，士兵担忧正从白军地盘逃出的家属。就像你所知道的，有个护送车队要载来一批老弱妇孺，许多士兵坚持非等他们抵达后再开拔。”

“我知道。我们必须等候他们。”

“而这些都发生在选举我们这个单位的司令，以及其他直到目前还不隶属于我们队伍的联合司令的前夕。我想唯一的候选人是利韦里同志。不过有些青年人却提名伏多维钦科。有一个在精神上和我们疏远，并和私造伏特加有关系的团体支持他——那些人都是店员和富农的儿子，高尔察克那边的逃兵。他们特别不安。”

“你以为私造伏特加的人将受什么处分？”

“我想他们将被判处死刑，然后缓刑。”

“嗯，我们还是谈业务吧。第一，野战救伤队。”

“好的。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并不惊异于你所建议的精神病预防措施。我自己也有这种想法。我们正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并与目前的大动乱有直接关联的精神病的勃兴与流传。我们营中就有一个案例——帕姆菲尔·帕雷赫，前沙皇陆军的二等兵，有高度的阶级意识，全心全力献身革命。他的病根完全是因为他焦虑一旦他阵亡后，他的家属怎么生活，担心他们落入白军手中，他急于想知道答案。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案例。我相信他的家眷是在即将来到的护送车队中。我的俄语不好，没办法好好地调查他。你可以跟安格利亚尔或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打听。他应该调查一下。”

“我和帕雷赫很熟。有个时期我们常在军中苏维埃碰面。黑黝黝的，前额低矮，残酷无情。我不认为检查对他能有什么好处。他总是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动不动就说要严惩、处死别人。事后却总是后悔。好的，我要看看我能有什么办法帮他。”

这是个晴朗的大好天，天气干燥而无变化已整整一个星期了。

大营中照例是一团喧嚣，就像远海的潮吼。其中有脚步声、说话声、劈柴声、铁砧锤击声、马嘶声、狗吠声，以及鸡啼声，一群皮肤晒得焦红的微笑的人，露着雪白的牙齿在森林中来来去去。认识日瓦戈的人向他点点头，其余的视若无睹。

士兵本来拒绝在他们的家属还没到达前离开“狐狸丛林”，可是现在这群亡命者的期望近了，大家正做开拔的准备。东西打点干净了，该修理的也修理了，木箱也钉上了，大车也已检点清楚了。

林中有一大块空地，会议常在那儿举行。那是一个土堆或小丘，上面的草全践踏光了。今天要在那里开全体大会，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林中还有许多树木尚未变得萧索，树林深处依然是清新翠绿。午后的太阳从背后射来，光辉洒入林中，穿过树叶，把它们照得透亮，就像透明的绿玻璃瓶。

首席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正在他帐篷外的空地上销毁报废文件，其中一部分是落入他手中的卡比尔将军的报告，也有从他们自己档案中捡出的。在斜阳的照射下，火焰的透明也和树叶一样，火焰根本看不见，只见微闪的热波跳动，有些东西正在燃烧。

间或有一丛丛已熟的浆果点缀在树林中——如同女孩罩衫上流苏的碎米荠果、砖红色的赤杨梅果、微微闪着紫白色光的绣球花果。蜻蜓拍动透明如同火焰与叶片状琉璃似的薄翼，在空中缓缓飞翔。

自童年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喜欢观看夕阳斜照下的林景。在那些时刻中，他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夕阳的光辉射透了。仿佛生命精神的源泉流入他的胸膛，穿过他的身体，从两肩渗出来，化作一对羽翼。每一个人儿时为生活所形成的原型，似乎以后一直是他的内在脸谱，他的人格，必倾其全力唤醒他，迫使他把自然、森林、余晖以及一切可见的东西，转化为童年所憧憬的理想女郎。合上眼皮，他见到了安季波娃，面对他的整个生命、整个大地以及展开在他面前的披着夕阳的整个空间，想念着并轻轻地叫了一声“拉拉”。

不过，现实依然是现实，俄罗斯正在经历十月革命，而他是游击队的俘虏。他茫然地走向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的火堆。

“烧你的文件？还没完？”

“这类东西足够烧上好几天。”

日瓦戈踢开一堆文件。那是白军总办公室的往来函件。他突然想到，也许能见到有关兰采维奇的记载。不过他所见到的总是讨厌的、过时的密码信件。他又踢开另外一堆。那是同样无味的游击队会议记录。最上面的一件写着：“特急。暂休。重选起草委员会。当前的要务。鉴于对乡村女教师伊格纳托德沃尔察控诉的证据不充分，军队苏维埃建议……”

卡缅诺德沃尔斯基从口袋中掏出一纸文件递给医生。

“这是医务单位出发的命令。游击队眷属的护送大队就快到了，营内的一切纷争今晚将全部澄清，现在我们可望随时开拔。”

日瓦戈向那文件扫了一眼，咕噜道：

“你拨给我的运输工具没上次多，还有许多额外的伤兵。能走动的只好让他们步行了，可是，这只有几个人。要躺着的怎么办呢？医药、床褥以及其他设备又怎么办？”

“你无论如何也得设法应付好。我们必须适应环境。另外还有一件事。这是出于我们全体的请求。你必须看看我们一个同志——一名疲惫的、历经考验、献身革命的优秀军人。他有点不对劲。”

“帕雷赫？劳什告诉过我。”

“不错。去看看他。给他检查一下。”

“精神上有毛病？”

“我想是的。他说他看见了鬼怪，显然这是幻觉，而且他失眠，头痛。”

“好的，我想最好现在就去，因为我现在有空。会议什么时候开始？”

“我想，就要开始了。不过，不要担心，就像你所知道的，我根本就不出席。他们不一定要我们去。”

“那么我就去看帕姆菲尔，尽管我的眼皮差不多张不开，我非常想睡。利韦里喜欢在夜晚高谈阔论，他的谈话使我精神越来越差。我去哪里找帕姆菲尔？”

“你知道垃圾堆外面的桦木丛吗？”

“是的，我想我知道。”

“在那里的空地上有几个长官帐篷，我们拨了一个给帕姆菲尔。他的家眷就要跟大队一块到了。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他——在其中的一个帐篷里——为了犒劳他对革命的功勋，他已获得营级首长的待遇。”

在他去看帕姆菲尔的途中，日瓦戈疲倦得要死。这是连续好几个晚上不眠累积的结果。他本来可以回地窖里躺一下，不过他不敢留在那里，因为任何时刻利韦里都可能回来打扰他。他停在铺满周围树上落下的金黄色树叶的林间空地上。树叶布成西洋棋盘式图案，夕阳斜照在上面，使这块空地看上去像一张金黄色地毯。这种重叠交叉的光亮使你眩晕，像小花点布料和喃喃自语一样有催眠作用。

日瓦戈躺在窸窣作声如丝绸的树叶上，头枕在手臂上，手臂垫在树根旁的青苔形成的枕头上。他立刻入睡了。炫目的斑杂日影现在正像一袭百结鹑衣盖住他，以致分不清哪是他的身体，哪是驳杂炫目的光线和树叶，他仿佛戴上魔术帽似的不见了。

不久，他却被睡眠的欲望和需要弄醒了。倦意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有效，超过那个限度就发生反作用。缺乏任何休息的过度的疲倦反而使他不能安眠。许多思潮在他脑中回旋，他的心灵怦怦作声像是出了毛病的引擎。这种内心的混乱使他忧愤不已。“利韦里，那该死的猪，”他愤怒地想，“好像世上令人发疯的事还不够多，他非要使一个正常的人变成精神病不可，他把我掳来，并且还要用友谊和喋喋不休来烦我。早晚我要宰了他。”

两翅一张一合就像一小片彩色的纸头，一只褐色斑点的蝴蝶从空地的西侧飞过。日瓦戈两眼惺忪地注视着它。选好一幅与它色彩相同的背景，它落在一棵松树的斑褐色的树皮上，一会儿就分辨不出了，它完全消失了，就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消失在斑杂的日影中一样。

他的思想又转到了他惯常思索的问题上——在许多医疗业务上常使他间接接触到它们——意志问题、作为不断适应的结果的适宜性问题、拟态或保护色问题、适者生存问题，以及自然淘汰之途径也就是意识的形成和浮现之途径问题。还有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客观？两者的正身是如何确定的？在日瓦戈的观念中，达尔文不及谢林，刚才飞过的蝴蝶不及现代画和印象派艺术。他想到创造活动和成果，动物，创造性，以及创造与模拟的本能。

他再度入睡，可是不久又醒过来。附近低声细语的谈话吵醒了他。仅仅偶然听到的几句话已足够使他明白，有人正在密商一个秘密的不轨计划。他没有被发现，阴谋者没怀疑到他的存在。最轻微的动作马上就会被发觉，并且可能因此送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屏息静听。

有些声音他辨认得出。他们是游击队的渣滓，是在队中鬼混的格什卡、桑卡、科斯卡以及通常跟着他们的捷廖沙·加卢津，一群一无是处的不良少年，是一切奸邪与混乱的根源。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也在里面，一个更邪恶的坏蛋，私酿伏特加的事他也有份，他现在没受处罚，只因为他供出了首犯。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异的是西沃布留伊竟也在内，他列属于优秀的“银连”，是司令的贴身卫兵之一。继承拉辛和普加乔夫的传统，利韦里非常信任自己的卫兵，尽人皆知他是司令的亲信，因而被加上“司令官耳朵”的绰号。然而，他似乎也参与了这次阴谋。

阴谋者正与敌人前哨部队的代表在商淡。对方代表向叛逆者说话的声音细不可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能推想当耳语偶然中断时，就是他们在说话。

酒鬼扎哈尔·戈拉兹德赫说话最多，不说话时就用他气喘吁吁的粗嗓子不住地咒骂。他似乎是带头的。

“现在，你们听着，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能走漏风声。如果谁敢走漏一言半语——你们看见这把刀子吗？——我就让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够明白了吧？你们都和我一样清楚——我们这回可黏上了。再没有别的路好走。我们必须将功赎罪。我们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他们要活捉他。他们说他们的头子古列沃就要来了。（有人纠正他——‘加利乌林’——不过，他没听清楚，仍读成‘加列耶夫将军’。）这是我们的机会。千载难逢。这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将告诉你们详情。他们说我们必须活捉他。现在你们各人发言。”

别的人和对方的代表开始说话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个字也听不到，不过就停顿的时间判断，知道他们在解释有关的细节。然后，戈拉兹德赫又说话了。

“孩子们，听见没有？你们知道他是多好的好人。我们为什么要替他卖命？他甚至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种半圣贤，一个傻子，一个苦行的修道士。捷廖沙，别傻笑。我会让你笑个够的，你这个蠢驴。我不是在讲你。我在告诉你——他是个修道士，他就是那样的人。听他的话做下去，你们就会变成修道士——太监。他告诉你们什么？别骂人，别酗酒，别乱搞女人。像那个样子你怎能活下去？今晚，我们设法把他弄到河边渡口。我设法引诱他。然后大家一齐扑上去。这不会有什么困难。容易得很。困难的是他们要活的。他们说，把他绑上。好，如果绑不住他，我自己就和他拼个死活，我要亲手干掉他。他们将派人来协助我们。”

他继续解释他的计划，可是他们渐渐走开了，日瓦戈再听不见他们的话了。

“他们阴谋把利韦里捉住交给白军，或干掉他，这些猪猡。”他带着恐怖与愤怒的情绪想，一时忘记他自己如何常常希望他的魔头死去。如何阻止呢？他决定赶回去见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揭发这个阴谋而不提及任何人的名字，同时也警告利韦里。

不过，当他回去时，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已经不在了，只有他的助手守在旁边，防止余烬播延。

阴谋没能实现。事先就被发觉了。全部细节当天就被揭发，阴谋者被抓起来了。西沃布留伊扮演了“间谍”的角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他甚至比那些人还令人厌恶。

听说军眷还有两天就到营地了。游击队正忙着准备欢迎他们，然后立即拔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看帕姆菲尔·帕雷赫。

他在帕姆菲尔的帐篷进口处见到了手上拿把斧子的帕姆菲尔。他面前有一大堆小桦树，是他砍倒的，不过还没剥皮。有些倒在原处，在整个树身重量的挤压下，许多锐利的断枝已插入潮湿的地面。有些已被他拖去不远的地方，堆积起来。因为它们既非稳放在地面上，又不紧贴在一起，有弹性的树枝一直在簌簌抖动，看上去好像是些伸开的手臂在圈着砍下它们的帕姆菲尔，而它们纠结在一起的叶子正挡着他去帐篷的路。

“这是为我亲爱的客人准备的，”帕姆菲尔解释道，“我的妻子和儿女。帐篷太低，而且漏雨。我把这些树砍下来好做个屋顶。”

“我不敢说他们会允许你的妻子儿女住在你的帐篷内，帕姆菲尔。谁听说过，平民、妇女和儿童，可以住在军营里？他们将待在营外不远处的大车上，你有空时可以尽量去看他们，可是，我不以为他们会获得允许住在你的帐篷里。不过我不是为这个来的。他们告诉我你愈来愈瘦，你吃不下，睡不好。真的吗？我必须说你看上去很好。虽然你需要剪个发。”

帕姆菲尔身材高大，一头蓬松的黑发，满嘴络腮须，额头长满疙瘩，乍一看好像有两副额头。他的前额骨十分厚实，就像是有一只大手镯或一条扁钢带箍在脑门上，这使得他的眼神总给人一种瞠目怒视的感觉。

当革命爆发时，热心分子唯恐这次剧变又像一九○五年一样，只是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历史中一个短短的插曲，中下层社会仍然原封未动，所以，他们便竭尽一切可能在群众中展开革命的宣传，鼓动他们，刺激他们，煽起他们愤怒的火。

在革命初期，像帕姆菲尔·帕雷赫这样不需要打气就敢于痛恨知识分子、官吏和上流阶级的人，就被热心的左翼知识分子当作罕有的瑰宝，大为重视。他们的不仁被视为了不起的阶级意识，他们的野蛮粗暴成了无产阶级坚忍和革命本能的模范，帕姆菲尔就是以这些性质，建立了他的盛名，并且因此大受游击队首长和共产党领袖的敬重。

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来，这个阴沉的不与人亲近的、没有灵魂的、心胸褊狭的大个子，是不正常的，几乎是邪恶的。

“帐篷里坐。”帕姆菲尔说。

“不，为什么？在外边舒服些。不管怎样，我不想进去。”

“也好，随你的便。说来说去，这不过是个臭洞。我们可以坐在树上。”

他们在有弹性的小桦木上坐下，然后帕姆菲尔对日瓦戈讲他的生平。“有人说一个故事很快就完。不过，我的生平说来话长。说三年也说不完。我不知从哪儿开头。

“让我试试。我女人和我年轻的时候，她管家，我下田干活。生活不算坏。我们有了孩子。他们把我征调去当兵。他们把我送进战争。噢，战争。我给你讲这次战争干吗？你看多了，医生同志。然后是革命。我见到了光明。士兵的眼被打开了。德国兵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某些人。‘世界革命的军人，放下来复枪，回家去，干掉布尔乔亚！’等等。你自己都知道，军医同志。好，再往下说。然后内战来了。我参加了游击队。现在我要长话短说，不然，我永远说不完。经过这一切，此刻我所看见的是什么？那些寄生虫，白军从俄国前线撤走了斯塔夫罗波尔一军团与二军团，还有奥伦堡的哥萨克骑兵第一团。我并不是三岁小孩，是不？我不明白？我不曾在军队干过？我们现在有麻烦，医生，这全是朝着我们来的。那些猪猡想把所有贼种都调来攻打我们。白军想包围我们。

“可是我已有妻子有儿女。如果白军攻击得手，他们如何能逃掉？当然，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与内战完全无干，不过，这并不能阻止白军下手。白军会用绳子把我老婆给绑上，她会因我的缘故而被折磨至死，他们会把我的老婆和孩子五马分尸，把他们碎尸万段。你问得好，为什么不能睡觉。尽管人可能是铁做的，不过像这种事就会让你六神无主。”

“帕姆菲尔，你真是个古怪的家伙。我真搞不懂你。你曾离开他们多年，你甚至不知他们在何处，但是你并不担心。可是，现在你在一两天内就要看到他们了，你不只不快活，反而搞得像他们是来送死的一样。”

“那是已往，现在可不同了。白军在攻打我们，那些白猪。无论如何，我们所谈的并不是我。我反正快死了。不过，我可不能把我的孩子也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我能吗？他们将留下来，将会落在他们肮脏的魔爪中。白军会吸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吸。”

“那是你看见鬼怪的缘故吧？有人告诉我你整天看见怪东西。”

“嗯，医生，我并没把事情全告诉你。我隐瞒了最要紧的事。现在我要告诉你全部真相，如果你要听，我愿亲口对你说，不过你不要拿它陷害我。

“我曾干掉许多像你这类人，我的手染过许多官吏的血。官吏，布尔乔亚。这些我从来不曾在乎过。让它像水一样流过。姓名和数目我早忘了。但是，有一个小伙子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杀死了那个小伙子，我忘不掉。我干吗要杀他？他使我发笑，因而我杀了他，只是为了好笑，别无其他，就像个傻瓜。

“那是在二月革命期间，克伦斯基政府时代。我所在的部队有一次叛变。我们那会儿驻扎在一个车站附近。我们已离开前线。他们派个年轻小伙子，一个煽动家，去说服我们，要我们重返前线。打到胜利为止。哈，那个小伙子来劝我们听话。他就像一只小鸡。‘打到胜利为止’——那是他的口号。他站在一个水桶上喊他的口号，水桶在车站的月台上。他站到水桶上，你知道，这样，他就可以居高临下，发出重回战争的号召，突然水桶盖子翻了，他跌进桶内。恰恰泡在水中。你想象不出他看上去如何可笑。我笑得嘴巴几乎要裂开！我手中端着来复枪。我笑得前俯后仰，无法停止，好像他在搔我的痒。然后，我就瞄准、开火，他当场丧命。我想不起这是怎么发生的，就好像有人在推我。

“噢，我现在老是想起那个年轻小伙子。夜里我老梦见那个车站。当时那是个可笑的场面，不过现在我真难过。”

“那是梅留泽耶沃附近的比留奇车站吗？”

“我不记得了。”

“你参加过济布申诺的谋反？”

“我不记得了。”

“你在前线的哪一段？是西线吗？你到过西线没有？”

“像是西线。可能是在西线。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