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游击队剥夺自由已一年多了。他自由的限度真是很难定义。监禁他的地方四周并没有高墙挡住他，没有人看守他，也没有人监视他的行动。游击队经常在移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跟着移动。在他们所经过的地方，他们并不远离居民自成单位，他们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并且真的融合在百姓当中。

就外表看，这种不自由、这种不独立似乎并不存在，好像日瓦戈很自由，只是没能利用他的自由。他的不自由、不独立与生活中其他束缚的形式并无不同，别的束缚也常常一样地看不见、不可触摸，并且似乎并不存在，只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东西，一种希腊神话中的狮首蛇尾的吐火怪兽。但是尽管他没有上手铐脚镣，没有被监视，可是日瓦戈必须承认他的不自由，想到它的存在。

他三次企图从监禁中逃走都被抓回来了。他并没有受什么刑罚，可是，他简直是在玩火，所以，他不再尝试了。

游击队首领利韦里·米库利钦对他很好，他喜欢有他做伴，因此让他睡在他的帐篷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发现这种被迫做伴的事是令人厌倦的。

在这一段时期，游击队一直向东移动。有时，这种移动是驱逐高尔察克退出西伯利亚大攻势的一部分，有时，当白军从后方迂回过来，要包抄游击队时，他们同样的东移就是撤退。日瓦戈好久都不明白这其中巧妙的分别。

游击队和公路保持着平行的方向东移，有时也利用公路。沿途的村庄和城镇时时由红军或白军易手，随战局而定。就外表看，很难说他们在任何特定时间内是属于哪一方。

当这支农民队伍经过村庄或小城镇时，其他的一切全被他们踩沉下去，显得微不足道了。大路两旁的房屋似乎都缩到地下去了，骑士、马匹、枪炮，以及高大的挤挤碰碰的步枪兵践踏着泥泞的道路，黑压压的，好像比房子都高。

有一天，在这样的一个小镇上，日瓦戈奉命去接收卡比尔将军领导的军官队弃下，同时已被游击队查获的一批英国药品。

这是个凄风苦雨的，只有两种颜色的下午：有光的地方是白色，其余的都是黑色。而日瓦戈的心情也是同样的凄凉单调，连半个音阶的升降都没有。

道路完全被往来调动频繁的军队破坏了，如今只是一条黑色泥浆的河。只有很少的几个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但必须先用手攀紧沿途的屋子走上好几百米才能到那种地方。日瓦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帕仁斯克碰见从莫斯科同车来的佩拉吉娅·佳古诺娃。

是她先认出的日瓦戈。他费了好些时间去想对方是谁。实际上他们站在对街，但就像站在一条河的两岸，日瓦戈不停地想注视他的女人是谁，看她的神情好像是说，如果他还认识她，她准备和他招呼，不然，就各走各的路。

他终于想起来她是谁了，她是和别的景象一起出现的，拥挤不堪的货车厢、强迫劳工和押解他们的卫兵，以及一条辫子搭在肩上的女人，跟着是他的家人。途中的一切鲜明的细节都涌过来了，他所渴念的妻儿的面孔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记忆中。

他向她点点头，请她再往前去，走到可以由垫在泥浆中的石块走过的渡口去，等到他也走到那个地方时，他就跨过去和她打招呼。

她告诉他过去两年中所发生的许多事。她使他想起瓦夏，那个被非法拉做强迫劳工而和他同一车厢的、面孔英俊无邪的男孩。她描述了她住在瓦夏他们村里——韦列坚尼基——的经过。她在他家中很快乐，不过村里人都把她当外人看待。并且她被诬陷与瓦夏有私情，最终不得不离开，不然真会给村里人用唾沫淹死。她去投奔她在圣十字镇的已婚姐姐，奥莉加·加卢津娜，普里图利耶夫在附近出现的谣传又使她到了帕仁斯克。谣言日后虽已证明不确，可是她决定滞留在这个她已经找到工作的小镇上。

同时，她的朋友却遭了大难。因为抵制粮食供应，韦列坚尼基村遭到报复性的袭击。据说瓦夏家房子被烧掉了，家中有一人丧命。住在圣十字镇上的佩拉吉娅的姐夫，符拉斯·加卢津，不是被关在牢中就是被枪决了，她的姨侄失踪了，不知去向。她姐姐一度挨饿，此刻在兹沃纳尔斯克村一个亲戚家做女佣糊口。

佳古诺娃在帕仁斯克当助手的那家药房，正是日瓦戈要去接收药品的地方。全药房的雇员，包括她在内，都会因这个安排而面临绝境。可是，日瓦戈无能为力去取消这个决定。佳古诺娃亲眼看着药房里的这批药被拿走。

日瓦戈带来的大车被拉到药房的背后。一袋袋、一箱箱，以及一瓶瓶装在柳条篓中的药物被搬上车子运走。

雇员们颓丧地看着，他们的情绪似乎传染给药房的瘦巴巴、生疥癣的母马，它也在马厩中悲愁地注视着这一切。阴雨快过去了。天空已清爽了些。挤在乌云背后的落日向外窥视，向院落里洒下古铜色的光芒，在粪便的水坑上投下不吉利的红辉。风丝毫吹不动它们，因为泥浆太厚了。不过，路上的雨水却闪耀着朱砂的反光，泛起涟漪。

军队绕过较深的水坑沿大路移动，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征来的药物中发现有一整瓶可卡因麻醉剂，游击队的首领最近已对它上瘾了。

日瓦戈整天忙得要死。冬天有斑疹伤寒，夏天有赤痢，而最多的还是伤兵，由于战争又起，伤兵的数目现在正日渐增加。

尽管再三挫败，频频撤退，可是游击队的行列却因所过之处新起义农民和逃兵的参加而继续壮大。日瓦戈在游击队中被弄得精疲力竭的这十八个月期间，游击队的人数增多了十倍，真的达到利韦里在圣十字镇秘密会议中所夸口的数目。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了几个新来的卫生兵和两个主要助手，两个助手都是从前的战俘——克列尼·劳什，是一名匈牙利共产党员，曾在奥军中担任医官，另一名是克罗地亚人安格利亚尔，他受过些医学教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前者说德语，后者多少懂些俄语。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协定，在战斗时，军中医务人员不得参与军事行动。不过，日瓦戈有一次被迫犯了规。当一场战事开始时他正在战场，因而他不得不分享战斗人员的命运，并开枪自卫。火线是在一个森林的边缘。他既然在那里陷入敌人的火网，便立即卧倒，伏在部队的电话员旁边。他们的背后是森林，前面是旷野，白军正越过毫无掩护的旷地向前进攻。

白军现在已近到足以让日瓦戈看清楚他们的面孔了。他们之中有老有少，一部分是最近来自大城市的志愿参战的男孩，一部分是从预备役中动员的老人。主干是大学一年级或中学毕业班的学生。

虽然有一半人的面孔看上去似曾相识，不过，日瓦戈一个也不认识。有些人的面孔使他想起旧时的同学，他很想知道那些青年是否是他们的弟弟；有些他觉得好像以前在戏院中或大街上见过。他们英俊而富有表情的面孔似乎是属于他这一类的人。

为了回应他们所了解的责任，他们在完全不适当的地方显露了热忱和不顾生死的勇敢。以一字排开的队形前进，威武气派胜过大英御林军的阅兵式，他们挺直胸膛向前迈进，既不快跑也不伏卧，完全无视于可以利用来作为掩护的起伏的地形。游击队的子弹无情地把他们扫倒。

在这块广阔的荒野中央有一棵死树，它可能是被雷电击死或天火烧死的，也可能是由以前战役的炮火烧焦或打烂的。每一个向前迈进的志愿兵都会瞥它一眼，犹豫一阵，最终放弃以它做掩护的打算，又继续前进。

游击队弹药的供给有限，奉有严令，除非目标明确并在有效射程以内，否则不得开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来复枪，他伏在草地上看战斗的进行，他的同情完全放在那些英雄式的、敢死的孩子身上。他全心全意希望他们胜利。他们属于那些在精神上、教育上、道德修养上以及价值上或许与他同类的家庭。

他突然想奔到旷野中央去投降，他就能因此而解放。不过那是危险的，太危险了。当他高举两手过头，向前奔跑时，他可能腹背中弹，被双方打死——游击队是惩罚他的不忠，而白军却会误会他的动机。他知道这种情势的危险，他以前有这种经验，他曾仔细考虑过每一个想到的逃脱计划，都因不可行而放弃。他就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下，伏在地上，上身微翘，面对空地，空手在观战。

不过，当四周在作生死激战时，一个人长此冷眼旁观下去是不可能的，是出乎人情之常的。这不是他对俘虏他的一方尽忠，或是保护自己生命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服从事件的秩序，服从左右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法则，置身局外是规则所不容许的。你必须做大家正在做的事。战斗在进行。他和他的同伴正遭到射击。他必须还击。

所以当他身旁的电话员痉挛地抽搐一阵后躺下不动时，他便爬过去，拿过他的来复枪和子弹袋，又爬回他的原位，一枪跟着一枪，射个不停。

但是由于怜悯阻碍他瞄准他所钦佩并同情的青年，只往天空开枪又未免太笨，因而，他就选择他的视线和目标间没有人时，猛向裂开的死树射击。他一直按这个方法行事。

他一面稳定视线慢慢瞄准，一面慢慢扳动扳机而不一下扳到底，子弹的射出好似出于意外走火，照例很准确地射中死树的较低一个枝干，只击得木片飞舞，纷纷散落在死树的四周。

可是天啊！——不论他是如何仔细地避免射中任何人，不过，在紧要关头总不免有一个青年闯进他的弹道。有两个受了伤，有一个倒在树的附近，似乎已没命了。

最后，相信进攻已属徒劳，白军司令下令撤退。

游击队人数不多。部分的主力在移动中，另一部分在别的地方和更强的敌军相持。为了不暴露弱点，他们没去追击撤退的白军。

安格利亚尔带着两个卫生兵抬了担架来到空地上和日瓦戈会合。日瓦戈一面指挥他救护伤者，一面抱着隐微的希望弯腰去检视电话员的情况，希望他还有口气，能救得活。不过，当他解开他的衬衫摸他的胸膛时，他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了。

已经亡故的男人颈上套着丝带，挂着一个香囊，日瓦戈顺手摘了下来。里面是一张折叠得快烂掉的纸，缝在一方布中。

当日瓦戈将这张纸摊开时，它几乎从指缝中滑掉，纸上写的是《诗篇》第九十一篇的摘要，由于辗转口传，与原文已相去甚远。原来的古斯拉夫文已被译成俄文。

原诗中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已变成标题“住在高处”。“你不必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一句已改成训诫：“别怕混战中的箭。”《诗篇》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纸上却说“知我名已晚”。而“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一句，却误缩为“我将从黑暗中把他救出”。

许多人相信这段话不可思议的力量，能护身防弹。在上次帝国主义战争中大兵把它当作护身符来随身携带。在后来的年代里，囚徒也把它缝在衣服里，当他们夜间受审时，就在狱中念念有词。

丢下电话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旷野走去，看看那个被他射死的白军士兵。这个孩子英俊的面孔显示出他的心地纯洁与视死如归。“我为什么杀死他？”日瓦戈想着。

他解开这个孩子的上衣。某只很细心的手——或许是他母亲的——曾仔细地以草书体把他的姓名，谢廖沙·兰采维奇，绣在上面。从谢廖沙解开的衬衫中，滑出一个小金匣子来，它和另一个像烛花匣的扁扁的小金匣子在一起，挂在十字链上，嵌在上面好像是一根钉子钉上去的。一张纸片从半打开的匣子里掉出来。日瓦戈将它打开，他简直不能相信他的眼睛。那同样是第九十一篇《诗篇》，不过，这上面印的是斯拉夫语的全文。

这时谢廖沙忽然呻吟起来，动了一动。他还活着。日瓦戈发现他只因一点轻微的内伤而昏倒，子弹被他妈妈的香火匣挡住了，香火匣救了他的命。可是，现在怎样处理这个不省人事的人呢？这是个残忍发展到巅峰的时代。俘虏不会活着送到总部，受伤的敌人就地用刀子戳死。

在目前的游击队中，士兵两边来去流动率很大的情况下，如果能严守秘密，把兰采维奇冒充最近入伍的新兵是可能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脱下了已死电话员身上的外衣，在他信得过的安格利亚尔的帮助下，换在这个受伤的孩子身上。

他和安格利亚尔两人把谢廖沙照顾到康复。当他完全无事时，他们放走了他，虽然，他并不讳言，他要重返高尔察克的队伍中继续与红军作战。

秋天，游击队军营设在“狐狸丛林”，这是一个小树林，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山顶上，三面急流环绕，河岸曲折。

白军去年曾在此过冬，在附近村民的协助下，他们挖下了许多掩护工事，今春离开时并没将工事毁去。如今，他们的地窖和交通战壕都给游击队利用上了。

日瓦戈和利韦里·米库利钦同住一个地窖，夜间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说话，害得日瓦戈两天没睡好了。

“我真想知道，我尊重的父亲，我尊敬的爸爸这时在做什么？”

“天啊，我多恨这个小丑，”日瓦戈想着，叹了一口气，“不过他就是他爸爸的活相片。”

“根据我们以往的谈话判断，你很清楚他的为人。你似乎已对他形成了一个不坏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什么意见，我亲爱的先生？”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明天我们有个预备会议。有几个私酿伏特加酒的卫生兵必须受审——劳什和我还必须去作证。明天我必须为这件事去看他。我已经两个晚上没睡觉了。我们不能留到以后再谈吗？我累死了。”

“好，不管怎样，先告诉我一下你对那只老鸟的看法。”

“首先我必须说，你爸爸还十分年轻。我不知你为什么要称他作老鸟。好，好，我告诉你。就像我往常说的一样，我不太懂如何去把各种社会主义分类，我看不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你父亲是那些给俄罗斯带来近年混乱和骚动的人物之一。他是个革命党的典型，一个革命的人物。像你一样，他是造成俄罗斯社会动乱的因素的代表。”

“这是褒还是贬？”

“我再请求一次，请留到有空时再谈。同时我必须认真地请你注意，你可卡因服得太多了。你正在不顾一切地用完我所掌管的可卡因。你知道得十分清楚，这是为别的目的用的，再者，这是一种毒品，我对你的健康负有责任。”

“你昨晚又把研究小组给破坏了。你患了社会意识萎缩症，就像一个无知农妇或布尔乔亚死硬派。然而你是位医生，你能读，我相信你甚至还能写。你怎样解释？”

“我并没破坏。显然这是没办法的，你应该为我惋惜。”

“你为什么总是做出这种嘲讽的谦虚？如果你不一味用讥讽的语调说话，而去看看我们在学习班上做什么，你就不会如此高傲。”

“天哪，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我不是高傲。我非常尊敬你的教育工作。我读了你发的讨论大纲。我知道你对士兵道德进步的想法，它们十分了不起。你所说的士兵对于人民军队、同志、弱者、无助者、妇女的态度，以及荣誉和纯洁等都很对——这几乎是圣贤之言。这类托尔斯泰主义我背得出。我在自己的少年时代就对那些充满了向往。我怎能笑这些东西？

“不过，我要告诉你，第一，从十月革命以后，如我们所了解的社会改进观念并没使我充满热情。第二，这距付诸实践还远，而且仅仅是空谈已血流成海，我并不敢十分肯定，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最后——这是最主要的——当我听到别人高谈改造生活时，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堕入绝望的深渊。

“改造生活！敢说这种话的人就从未了解过生活——他们从来不曾感觉到它的呼吸、它的心跳——不管他们年龄多大、见识多广。他们把生活看作需要他们去加工的，并因他们一摸而高贵的原料。可是，生活从来就不是等待塑造的材料或物体。如果你想知道，生活乃是自我日新又新的原则，它经常地刷新、再造，更改自己，使自己蜕变，这远非你或我的愚钝学说所能解释。”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如果你经常和我们优越的庄严的人民保持接触，你就不会如此自卑。你就不会有这种忧郁症。我知道这种病是怎样来的，你看见我们被打败，你看不见一线希望。不过，我的朋友，一个人不应无故恐慌。我还可以告诉你许许多多更糟的事——只有我个人知道，暂时不公开宣布——然而我可并未意志消沉。我们的挫败只是暂时，高尔察克最后必然失败。你记住我的话。你瞧着吧，终究我们会胜利。打起精神来！”

“这真是没的说，”日瓦戈想，“一个人怎能如此愚蠢、如此幼稚！我不知费了多少时间告诉他，我们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他是用武力把我掳来的，我是被他强扣在这里的，然而，他以为他的挫败使我惊慌，他的希望能使我振奋！还有任何人能盲目到这种程度？在他看来，整个宇宙的命运都比不上革命胜利重要。”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说什么，只是耸耸肩，并不隐瞒他几乎不能控制的对利韦里这种幼稚所引起的恼怒。这也没逃出利韦里的注意。

“你生气了，朱庇特，这样看来你是错了。”他说。

“看在上帝的面上，希望你就此了解，这些对我全无意义。‘朱庇特’‘永不惊慌’‘嘴上说甲心中必然是指乙’，以及‘摩尔人已做完他的事，他可以去了’——所有这些俗语，这些陈词滥调，全不能打动我。我要说甲我就绝不说乙——不管你做什么。

“你所崇拜的人很在谚语上下工夫，可是他们却忘记了一句谚语——‘你能把马牵去水边，可是你不能强迫它喝水’——而他们又有一种习惯：喜欢解放并施恩于那些并不曾向他们请求这样做的人。我猜，你一定以为，我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比你的军营以及和你做伴更愉快的事。我想，我该因你把我当囚犯监禁而为你祝福，并且感激你使我从我妻、我子、我的家庭、我的工作以及一切我所珍惜并使我生活有价值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传闻有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不是俄国人的——曾突袭并掠夺了瓦雷金诺。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并不否认。他们说你我两家的人顺利地逃脱了。显然有一群穿棉大衣戴皮帽和面具的神秘战士在天寒地冻中越过雷尼瓦河，镇静地射杀所见到的人，然后飘然逸去，和出现时一样神秘。你有没有听到任何风声？那是真的吗？”

“胡说，全是鬼话。”

“如果你真像你在士兵道德进步班上演讲时所宣称的那样仁慈慷慨，那么，就请你让我走吧。我要离开，同时去找我的家人——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死活。如果你不让我走，那么，请住嘴，看在上帝份上，不要管我，因为我对其他任何事都没有兴趣，你尽管说，我可不要回答你。不管怎样，就是魔鬼也得承认，我总有权利睡觉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躺在睡铺上，脸埋在枕中，尽力不听利韦里的辩护。不过，目前他必须忍耐。毕竟，他们已经挨过这么久了，他们已做了这么多牺牲，并且他们等了这么长久的时光了，再等几个月有什么关系，再说，现在他能去什么地方呢？为了他自己好，也不应该让他一人去任何地方。

“就像一张唱片放来放去，这个魔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暗自愤怒。“他就是停不下来。他为什么不害臊自己这几年嚼来嚼去，老是这几句话？他如何能受得了一直自说自话呢？这个该死的蠢魔头。不分昼夜说个不休。天啊，我多恨他啊！天主作证，早晚我要杀了他！

“冬妮亚，我亲爱的，我可怜的孩子！你们在哪里？你们还活着吗？亲爱的主，她早该生第二胎了。她是怎样挨过分娩期的？我们得到一个儿子，还是一个女儿？我亲爱的家人，你们现在怎样了？冬妮亚，你是我永无休止的责备。拉拉，我不敢说你的名字，我怕就此一口气透不过来。啊，主啊，主啊！——那个可恶的、无情的畜生还在说话！一旦他做得太过分，我就宰了他，我就宰了他。”

炎夏过去了。这是个晴朗的金黄色的秋日。在“狐狸丛林”的西端，有一座白军建的碉堡式的木造塔耸立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约好劳什医生在这里碰头，商量许多业务。他准时到达了，在等他的朋友，他沿着倒塌的土木工事闲逛，然后爬进瞭望塔，从空着的机关枪槽前面的枪眼眺望远处隔河的森林。

秋天早已在针叶林和落叶林之间划出一道道的界线。在黑绿色的松树形成的阴森而多刺的林墙间，多叶的树丛闪耀着一片火红和葡萄的色彩，就像是一座座丛林中以新伐木材建筑的中古城市，油漆考究的金顶宫殿点缀其间。

日瓦戈脚下，壕沟及森林中道路上车辙里的土冻得僵硬，地面上堆积着一小撮一小撮干得蜷曲成小卷轴形的柳树叶。从这些苦涩的褐色树叶和其他许多东西上可以嗅到秋的气息。他贪婪地吸进由受霜害的苹果、苦涩的干树枝、甜甜的湿泥土，以及如同刚刚扑灭的火发散出来的烟雾一般的九月蓝色山岚混合成的浓郁气味。

他没听见劳什走上来站在他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