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这样的念头，在二十七日晚上，她来到彼得罗夫大街。她的皮手筒里放着罗佳的手枪，并且装好子弹，打开了保险。如果科马罗夫斯基拒绝她或者侮慢她的话，她就向他开枪。
她极度亢奋地走在街上，街上圣诞节的热闹情景她一点也看不见。在她心中，她要放的那一枪早已放过了——至于那一枪要打谁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她心中就只有那一枪。一路上她所听见的只有这一声枪响，这一枪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她的命运，射向杜普梁卡那棵橡树上的木靶子。
“别碰我的皮手筒！”
爱玛·埃内斯多芙娜抬起手预备帮她脱下外套。她开门让拉拉进来时就“哦哦啊啊”惊诧不已。她告诉拉拉说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不在家，但请她不要走，等他一会儿。
“我不能等，我有很急的事。他在哪里？”
“他参加一个圣诞舞会去了。”
拉拉抓着那张写了地址的纸片，跑下那道熟悉的、阴暗的扶梯，走过那彩色玻璃的家徽纹章，一直跑向面粉城斯文季茨基的寓所。
直到这时，当她第二次走出来之后，她才向四面瞥了一眼。现在是冬天。这儿是城里。这时是晚上。
外面冷得厉害，街道上覆盖着厚厚黑黑的玻璃似的冰层，好像啤酒瓶瓶底。她连呼吸都发疼。空气中散布稠密的灰色的小雪珠，打在脸上有些刺人，就像她那毛坎肩上冻硬了的灰毛针一样刺人。她的心在狂跳，她走过杳无人迹的街道，走过冒着热气的廉价茶室和饭店门口。红得如同香肠的脸孔、胡子上挂着冰晶的狗脸和马头在雾中晃动。窗户上盖着厚厚的冰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光彩和寻欢作乐的人们的影子，掠过窗户的白磨砂玻璃，好像走马灯上的幻影，似乎是专为路人而设的影戏。
到卡莫格街时，拉拉停下来了。“我干不下去了，我受不了。”她几乎脱口而出，“我上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吧。”她极力振奋起精神，推开那道厚重的门，走了进去。
帕沙站在镜子前面，涨红着脸，舌头顶起腮帮，用力弄好衬衣领上的纽扣，和衬衫胸前的纽孔。他正整装去赴一个舞会。他是个朴实而缺乏社会经验的人，因此拉拉没有敲门就走进去，看到他衣冠不整的情形，弄得他很窘。他立刻注意到她的激动。她的两条腿几乎站不住了。她举步艰难，前进时裙裾摆动的情形，如同她正在涉水渡过一条河流。
他赶到她的身边。“怎么回事？”他惊恐地问，“出了什么事？”
“坐在我身旁，坐下，别忙着穿衣服。我很忙，我必须马上就走。别碰我的皮手筒。等等，你转过身子去一下。”
他依照她的话做了。拉拉穿的是一套西装外衣和裙子。她脱下外衣，把它挂好，又从皮手筒里把罗佳的手枪拿出来，放入外衣口袋。然后走回沙发坐下。
“好了，现在你可以看了，”她说，“点根蜡烛，把电灯关了吧。”
她一向喜欢坐在蜡烛的幽微光线里，所以帕沙经常准备着几根蜡烛。他把烛台上残余的烛头拿掉，换上一根新的蜡烛，再把烛台放在窗台上，然后点燃它。火苗伸缩着，嗞嗞作响，射出许多小火星，然后并拢来形成个箭头。柔和的光线映照着整个房间。靠近火苗的、盖在玻璃窗上薄薄的冰层融化了，一个黑色的圆圈正在形成。
“听我说，帕沙，”拉拉说，“我有麻烦了，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害怕，但也不要问我为什么。更是千万不要想象我们会和别人一样。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轻，我在一种通常的危险里面。假如你不愿意我毁掉，我们就一定不要耽搁我们的婚事。”
“结婚正是我一向希望的，”帕沙插嘴道，“你只要订个日子就是了。你什么时候准备好，我们就什么时候结婚。好了，现在把你所担忧的事情告诉我，别再像打谜语一样折磨我了。”
但是拉拉躲开了他的问题，她不知不觉地把话题扯开了。他们谈了好久，谈了不少事情，但都是和她的焦虑无关的。
那年冬天，尤拉为了参加大学的金奖章比赛，正用功准备一篇关于视网膜神经原理的科学论文。虽然他只是考取了一般医科，但他对眼科特别有心得。他对视觉生理学的兴趣，是与他其他的性格——他的创造天才、他对艺术形象及思维逻辑结构的专注——契合的。
冬妮亚和尤拉坐着一辆出租雪橇去赴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他们两人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度过六年从大孩子到少年的时光，他们彼此间已经无所不知了。他们有着相同的习惯，他们甚至有着特殊的鄙夷的鼻音，用来应付相互间的玩笑。但此刻他们都沉默地坐在雪橇上，他们的嘴唇都在寒冷中紧紧地闭着，只偶然交换过一两句话，各人都在埋头想着自己的心事。
尤拉想的是他那比赛的日期，他必须加紧地赶完那篇论文。接着他的思想被街上的节庆和年末的喧闹分散了，又跳到别的念头上去。他本来答应了戈尔东，要替他编的那份油印学生报写一篇关于布洛克的文章，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大都市的年轻人都疯狂地崇拜大诗人布洛克，而特别以尤拉与戈尔东为甚。但甚至这些念头也没有在他心中停留多久。他和冬妮亚坐着雪橇继续前进。他们的下巴埋在衣领里面，衣领摩擦着他们冻僵了的耳朵，他们在各自想着一些不同的事情，而两人的思想竟无一处巧合。
最近在安娜·伊万诺芙娜床边的那一幕，使他们两人都变了。他们仿佛一下子成熟了，彼此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对方。
冬妮亚，他的老朋友，本来是那么的没有问题，从来不需要解释的，如今竟变成最难了解的、他所能想象到的最复杂的东西了。她变成了一个女人。只要稍稍运用想象力，他就可以把自己形象化为一个皇帝、一个英雄、一个先知或者一个征服者，但他无法想象一个女人。
现在冬妮亚已经把这件至高无上而且最困难的工作，放在自己瘦削柔弱的双肩之上（她虽然是个绝对健康的女孩子，但在他眼中，她是瘦削柔弱的），他心中对她充满了热烈的同情和羞怯的好奇，这些都是男女之情的开端。
冬妮亚对尤拉的态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尤拉突然想起在这个时候也许他们并不应该外出。他在担心安娜·伊万诺芙娜。当他们正预备离家时，听说她又不舒服了，他们便到她房间去，但她仍然像以前那样决然地吩咐他们去赴宴会。他们还走到窗前看过天气。当他们走出房门时，窗上的纱幕搭在冬妮亚的新衣服上，挂在她身后宛如结婚礼服的披纱。大家都注意到这情景了，而且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尤拉看看四周，他所看到的情景，和拉拉片刻之前所看到的一样。雪橇嘈杂的声音特别响，被冰雪封盖了的园子和街道上的树木，发出不寻常的长长的回声。房子里的亮光照透了结了霜的窗户，使他想起用烟璜玉做的贵重匣子。在那些窗子后面，是莫斯科的圣诞狂欢现场，枞树上点着蜡烛，穿着华丽服装的宾客正团团转地玩着捉迷藏和寻戒指的游戏。
尤拉突然觉得，布洛克所反映的正是俄罗斯生活领域中的圣诞气氛——其中有这个地方城市的气氛、最新的俄罗斯文学气氛、星空下的现代街道气氛，以及二十世纪客厅里圣诞树周围的气氛。他想，他根本不需写一篇关于布洛克的文章，只要在一张荷兰画派的三博士图上加上雪景、野狼和黑森森的枞树林就够了。
他们的雪橇在经过卡莫格街时，尤拉注意到有一面窗子透出了烛光，一根蜡烛把玻璃上的薄冰融化了一块。那根蜡烛的光看上去像是有意识地投向街外，似乎在望着经过的马车，同时在等着某一个人。
“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他向自己低语道——这是一种困惑而无形的东西的开端，他希望它能自己成形，但他再得不到什么启示了。
记不清楚是从哪年哪月开始，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就一直是照这个样子安排的。十点钟时，在宾客带来的小孩子们都回家以后，主人为留下来的人再次点亮圣诞树上的蜡烛，舞会就继续下去，开个通宵。那些比较沉静的人整夜在豪华的客厅玩纸牌，在客厅与舞厅之间，有一道用小铜环串着的厚帷幔隔着。天亮之前，大家再一同吃一顿早餐。
“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呢？”斯文季茨基的外甥若尔日问道，他正从前厅跑向他舅父母的房间。在没有谒见主人之前，尤拉和冬妮亚先把他们的外套皮靴之类脱掉，并且向舞厅张望一番。
衣裳窸窣作响，人们互相踩到脚趾，那些不跳舞的人，一面走动一面谈话，在有好几圈烛光的热气腾腾的圣诞树前经过，就像一道黑墙似的移动。
在舞厅的中央，跳舞的人转得头晕目眩。他们在一个青年法科学生的指挥下配对成双，或组成长链。这个领舞的青年名叫科卡·科尔纳科夫，他的父亲是个助理检察官。“大圈！”他用最大嗓门向大家用法文叫道，或者“中国式链子！”——大家就跟着他的号令来跳舞。当他带着舞伴领头跳第一圈舞时，他用法文向钢琴师喊道：“请来一曲华尔兹！”然后他就和舞伴转了开去，圈子愈转愈小，舞步愈来愈慢，直到大家仅能用那华尔兹的余韵来算拍子为止。然后大家拍着手，冰块和冷饮被端到这群吵闹而拥挤的人群中，红着脸的男孩和女孩贪婪地喝着冰冻的蔓越橘汁和柠檬水，杯子一放进托盘，那吵闹的声音又响了十倍，好像他们喝下去的是一种使人骚动的药物。
冬妮亚和尤拉没有在舞厅停下来，他们一直走到后面主人的房间里去。
斯文季茨基的起居间里堆满了从跳舞厅和客厅搬来的家具。这儿就是斯文季茨基夫妇的魔术室，也是他们的圣诞节工场。房间里有油漆和胶水的气味，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堆里，舞星的奖品的盒子和后备蜡烛全堆在那里。
斯文季茨基夫妇正在卡片上写着名字，以便分派礼物、安排席位。若尔日在帮他们忙，但他不断地忘记数目，他们便生气地埋怨他。冬妮亚和尤拉的到来，让他们大喜过望。他们是看着尤拉二人长大的，所以毫不拘束地派遣他们一些差事。
“费利察塔·谢苗诺芙娜根本不明白，这些工作早该预先准备好，而不应该在客人们来了以后才赶着做。看你又干了什么好事了，若尔日！——空心的软糖放在沙袋上，有甜杏仁的放在桌上——你看，你把它们全弄乱了。”
“我真高兴安涅塔的病终于好多了，吉马泽特金和我都很为她担心呢。”
“可是她的病更重啦，不是好些啦，亲爱的。她的病更糟啦，你明白吗？你老是把事情弄得颠三倒四的。”
足足有半个晚上，尤拉、冬妮亚、若尔日以及那对老夫妻都隐处幕后。
拉拉一直在跳舞厅里。她没有穿晚礼服，而且一个人都不认识，但她依然留了下来，结果不是梦游般和科卡·科尔纳科夫跳华尔兹，就是漫无目的地在厅里晃来晃去。
有一两次她站住了，犹豫地在客厅门前伫候着，希望正对门廊坐着的科马罗夫斯基会看见她。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纸牌，纸牌握在他的左手，恰巧遮住他的脸。可能真的没有看见她，但也可能只是装着没看见。她简直被屈辱弄得喘不过气来。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孩从舞厅走进客厅，科马罗夫斯基用拉拉最熟悉不过的眼光望着她。那女孩觉得受到了阿谀，脸色泛红，同时快乐地笑了。拉拉立刻羞红了脸，几乎叫了起来。“一个新的牺牲品！”她想。她觉得看到这一幕就如同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跟科马罗夫斯基暧昧一样。她始终没有放弃和他谈话的计划，但她决定等一下也可以，等时机更方便些才说更好。她努力使自己平静，再回到舞厅去。
科马罗夫斯基正在和另外三个人玩纸牌。他的左手边是科尔纳科夫，也就是现在又和拉拉跳舞的高雅年轻人的父亲，这个她是从和年轻人的随意交谈中知悉的。这年轻人的母亲就是那穿黑衣服的、高高的黑发妇人，她有一对冒火似的眼睛，她在舞厅和客厅之间来回走动，看看儿子跳舞，又看看丈夫玩牌，蛇般的颈项给人以不愉快的印象。最后拉拉知道，那个使她思潮起伏心绪复杂的女孩子是这年轻人的妹妹，她的疑惑根本是无稽的。
当科卡作首次自我介绍时，拉拉并没有注意他的姓氏，但是他又重述了一次，那是在华尔兹曲最后一节快结束了，他搂着她的腰送她回到椅子上、欠身告辞的时候。“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这名字使她想起了一些什么，不太愉快的一些什么。然后她想起来了。科尔纳科夫是莫斯科中央法庭的助理检察官，当包括季韦尔辛在内的那群铁路工人受审的时候，他曾经发表过一篇狂热的演说控诉他们。因着拉拉的请求，科洛格里沃夫曾经前去向他求情，但没有成功。“就是这家伙……好啊，好啊，好啊……真有趣……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
差不多是凌晨两点了。尤拉的耳朵在鸣响。他们曾经休息了片刻，吃点东西，然后又开始跳舞。这时圣诞树上的蜡烛烧尽了，也没有人再去点。
尤拉不自然地站在舞厅当中，看着冬妮亚和一个陌生人跳舞，她荡到他面前，摆动着她的缎子短裙——像一条摆动着鳍的鱼——又消失在人群里面。
她极为亢奋。休息的时候，她不肯喝茶，靠吃柑橘来解渴。她剥食了很多柑橘，不时用一条只有一朵花那么大的手绢擦指头和嘴角，同时不断地说着笑着，一面又随手把手绢塞进她的腰带或袖口里。
这时，她正和一个不相识的舞伴掠过皱着眉头的尤拉身边，她捉住了他的手，捏他一下，并且神采飞扬地笑着。本来在她手掌里的手绢留在他手上了。他闭上眼，吻着手绢。那手绢的味道好迷人，一半是柑橘味，一半是冬妮亚手的气味。这是尤拉有生以来从未曾经验过的新鲜感觉，它是那么的尖锐，从头顶贯穿到脚跟。这一阵天真无邪的童稚气味，就像一句黑暗中的耳语那么亲切，那么可解。他把手绢印在眼上、唇上，并透过它来呼吸。突然，里面传来一阵枪声。
每个人都转身望向那挂在舞厅和客厅之间的帷幔。大家顿时沉静下来。然后哄乱开始了。有些人尖声叫喊着跑出来，有些人跟着科卡跑进客厅去，枪声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又有一些人从客厅迎出来，有人在哭，在争吵，所有的人都在说话。
“她在做什么，她在做什么！”科马罗夫斯基不断绝望地说道。
“鲍里亚，鲍里亚，告诉我你还活着，”科尔纳科夫太太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德罗科夫医生在哪里？他们说他来了的。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啊？——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说只是擦破了皮不要紧呢！啊，我可怜的受难烈士啊！这就是你揭发那批罪犯的报酬啊！噢，她在这里！这贱货！她在这儿，我要挖掉你的眼睛，你这婊子，你这回可逃不掉了！你说什么，科马罗夫斯基？你？她打的是你？不，我受不了，这是个悲剧性的时刻，科马罗夫斯基，我没有时间听你说笑话。科卡，科卡奇卡！你能相信吗？她想杀死你的父亲……是啊……但老天有眼……科卡！科卡！”
人群从客厅涌入舞厅。走在最前面的是科尔纳科夫，他一面用一条餐巾擦着左手上的皮伤，一面笑着请大家放心，他安然无恙。隔远一点的另外一群人捉着拉拉的手臂拖着她。
尤拉简直目瞪口呆了。是这个女孩子！而且又是在这么不寻常的场合里！同时又有那个灰发的男人。但这次尤拉知道他是谁了——他是著名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和尤拉父亲的遗产有关的一个人。他没有必要和他打招呼。因为他们彼此都假装互不相识。而那女孩……她就是那个开枪的女孩吗？她向检察官开枪？一定是政治问题。可怜的家伙，她走霉运了。她是多么高傲多么美丽啊！而那些混蛋们，竟当她是个小偷一样地扭着她的手臂！
但他立刻又知道自己误会了。拉拉两腿发软站不牢了，他们是在扶她，他们几乎半拖半抱地把她弄到就近的一张沙发上，她整个人就瘫在上面了。
尤拉本想冲到她跟前把她救醒，但他想到自己至少应该先表示对受害人的一点关心才是，于是他走到科尔纳科夫面前。
“我是个医生，”他说，“让我看看你的手。噢，你真幸运，简直连包扎都用不着。不过，涂点碘酒总是好的。费利察塔·谢苗诺芙娜来了，我们向她要点碘酒吧。”
斯文季茨基太太和冬妮亚脸色苍白地走到他面前。她们叫他什么事都放手不必管，赶快穿上大衣。他们家里派人来叫他和冬妮亚立刻回去。
尤拉眼前一空，想到了最坏的可能，跑去拿他的大衣。
他们没有见到安娜·伊万诺芙娜的最后一面。当他们奔上楼梯跑进她的房间时，她告别尘世已经十分钟了。死因是肺部急性水肿引起的突然窒息，当时没有能够及时诊断出来。最初的几个钟头里面，冬妮亚不停地大哭大喊，谁的话也不听。第二天她平静下来了，但也只能在尤拉或她父亲对她说话时点头作答。每当她想说话时，她的悲哀就掩盖了她，她又像着了魔般哭喊起来。
在宗教仪式间断了的时候，她在母亲身边跪上好几个小时，她那双修长美丽的手抓着棺材的一角，棺材被鲜花盖满了，停在台子上。她简直看不见周围的人了。但每当她的眼睛和她朋友们的视线接触时，她立刻就站起来，忍着眼泪，急忙离开灵堂，走上扶梯，直到她扑在床上，才把她那些迸发出来的悲伤埋在枕头里。
由于哀伤、几个钟头的久站、睡眠不足，以及低沉的挽歌、日夜燃烧着的耀眼烛光的刺激，再加上他的感冒，尤拉的灵魂充满一种甜蜜的混乱，时而悲伤得厉害，时而心神恍惚。
当他自己的母亲在十年前去世时，他还是个小孩子。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地哭泣、悲怆、恐惧。在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特别地想到自己。他甚至不能想象有一个像尤拉这样的东西独自存在着，或者这东西有什么价值或利害关系。当时只有他以外、他四周的东西才重要。外在的世界从四面八方压向他，不能逃避、无可争辩，并且具体可感，就像一座森林。母亲的死之所以使他那么震动，原因很简单，他本是和她一块迷失在林中的，现在，他忽然发现她走了，他自己孤零零地留在林中。那森林是世上一切事物所构成的——云朵、商店招牌、钟楼的金顶，以及走在前面护送马车上圣母像的没戴帽子的骑士，还有店子的铺面、商场、高不可攀的星空、上帝和诸圣。
那高不可攀的天空有一回落到他和他保姆的睡房里，降低到他保姆的裙边，那时她正和他谈到上帝，而它就近在眼前手边，近到就像你拉下水沟里的榛子树枝来摘榛子时的树梢。它沉浸在他睡房的金边澡盆里，在火焰和黄金中沐浴后，又浮现出来，变成他和保姆同去的小教堂里的晨祷或弥撒。在那所教堂里，天上的众星都变成圣像前面的烛光。上帝就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而且一切事物或多或少总要落到它正确的地位去。但最重要的，还是成人的现实世界，和一座森林似的围着他的城市。那时，尤拉用着他半动物的信心，一心一意地相信上帝，因为他是这森林的守护者。
现在大不相同了。经过十二年的中学和大学，尤拉研究过不少名著和经典，研究过圣徒传及诗人、历史和自然科学。对他而言，那些已经成为他的家庭，他的家族的编年史。现在他什么也不怕了，不怕生，也不怕死。世上的一切，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他词汇中的一个字眼。他觉得他和宇宙站在相等的地位。安娜·伊万诺芙娜的丧礼对他的影响，与他母亲的丧礼对他的影响截然相异。那时他在迷惑、惧怕和痛苦中祷告。现在他倾听教士诵经，犹如倾听一段向他说的话，而且这段话和他直接有关。他注意地倾听着每一个字眼，期望着这些字眼也像任何字眼一样有着清晰的意义。他对天地之伟力的尊崇是不含宗教意味的，他对天地的崇拜就是对祖先的崇拜。
“神圣的主，神圣全能，神圣永生，求赐慈悲。”这是什么？他在哪里？他们一定在搬棺材了。他必须醒来了。早上六点钟的时候他和衣在沙发上睡着了。现在他们在屋子里到处找他，但没有人想到去书房的书架后面寻找看看。
“尤拉！尤拉！”马克尔在叫他。他们在搬棺材了。马克尔要搬那些花圈，他找不到尤拉帮忙，更糟的是他给关在卧室里了，那里面堆满了花圈，因为门外那衣柜的大门滑了开来，把卧室的门给挡住了。
“马克尔！马克尔！尤拉！”楼下的人们在喊着。马克尔踢开了门，抱着几个花圈跑下楼梯。
“神圣的主，神圣全能，神圣永生。”祷告声柔和地飘到下面街上，然后停在那儿，好像一把鸡毛扫帚柔和地扫着空气似的，一切都在摆荡着——花圈、路人、插了羽毛的马头、在教士手中的链索下摇荡着的香炉，以及脚下白色的泥土。
“尤拉！我的天！你总算来了。”舒拉·施莱辛格摇着他的肩膀，“你怎么啦？他们把棺材抬出去了。你不来和我们一起吗？”
“我来啊，我当然会来。”
丧礼的宗教仪式过去了。乞丐们在寒冷中蹒跚地走拢来，站成两排。灵车、装放花圈的两辆马车和死者娘家克吕格尔家的车子都骚动起来，并且两边晃着。然后这些车子更靠近教堂一些。从教堂里出来的是舒拉·施莱辛格，她哭着揭开那面给泪水弄湿了的面纱，在人群中横扫一眼，找到了那几个扶灵柩的。她向他们点点头，又回到教堂里面去。更多更多的人从教堂出来。
“噢，这次轮到安娜·伊万诺芙娜。她跟我们打过招呼了。她买了一张票子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可怜的人。”
“是的，她的舞跳完了。可怜的人儿。她现在安息了。”
“你搭车还是走路？”
“站了这么久我需要伸伸腿了。让我们先走几步路再坐车子。”
“你看见富夫科夫多难过吗？看着她，他老泪纵横，他擤着鼻子，凝视着她的脸。他一直站在她丈夫的身边呢！”
“他一直是喜欢她的。”
他们慢慢地走向城市另一端的墓地去。那天冻雪开始融化了，是一个无风而有些回暖的日子。寒冷过去了，生命也过去了——似乎这一天是专门为了丧葬而设的一个好日子。那些肮脏的雪看上去好像照亮了黑纱，坟地铁栏杆后面的枞树，潮湿而黝黑，就像生锈的银子，似乎也在哀悼着。
尤拉的母亲也葬在这个墓园里。最近几年来他没有给她上坟。他向那坟墓的方向望一眼，低低说了声“母亲”，声调也几乎像许多年前那样。
人们严肃地散开，分成参差不齐的小组，沿着墓道往前走，那弯弯曲曲的墓道和他们故意慢下来表示忧伤的脚步很不调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拖着冬妮亚的手臂，克吕格尔一家跟在后面。虽然身着黑色的丧服，冬妮亚仍然十分迷人。
修道院圆顶垂下来的带十字架的铁链上，以及粉红色的院墙上，挂着霉迹一样蓬松散乱的霜须。在修道院偏僻的角落里，洗过的衣物沿墙头一排排地挂着——有大袖子的衬衣，桃木色的桌布和扭得皱皱的、挂得歪歪斜斜的床单。尽管修道院的这一部分已让新的建筑改变了外观，尤拉仍看得出这就是他母亲下葬那天晚上风雪怒吼的地段。
他一个人走在大家的前面，偶尔停下来等待他们。那些慢慢地跟着的人们因经历死亡而流露出凄凉的情绪。受到这些情绪的感染，他自然而然地趋向梦想、思考、创造新形式、创造美。他从来没有比这次更生动地了解到，艺术不断关注的有两点：它永远在为死亡默想，而且永远在创造生命。一切伟大的真正的艺术，是模仿并延续圣约翰启示的。
他以喜悦的期待，想到离开学校，离开家独自度过一两天，写一首诗来纪念安娜·伊万诺芙娜。他要把生活中所碰到的一切杂乱无章的事也写进去，写一点关于安娜·伊万诺芙娜最好的品德、哀悼中的冬妮亚、葬礼归途中所见到的事情，以及修道院那一个角落中挂着的洗过的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