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沙·戈尔东坐在火车的一节二等车厢里，跟随父亲出门远行。米沙有一张好像总是在沉思的面孔，和一双大而黑的眼睛，他才十一岁，却已经念中学二年级了。他的父亲名叫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戈尔东，原来在奥伦堡当律师，现在前往莫斯科就任新职。米沙的母亲和姐妹们早已先去布置寓所了。

他们父子二人已经旅行了三天。

他们在热浪笼罩着的俄罗斯飞驰，越过田野、草原、村落和被太阳烤得灰白的城镇。一队队马拖的货车沿着公路前进，偶尔也会摇摇摆摆地横过铁轨。从风驰电掣般的火车望过去，这些货车仿佛压根儿没动，马匹也只是在原地踏步。

火车停靠大站的时候，乘客就跳下车跑向食物贩卖摊。斜挂站台背后的夕阳吻着这些人匆匆移动的脚步，照得列车的轮子闪闪发光。

区分来看，世界上的每一次震颤，都各有其计划和目的，但把它们合拢来，它们就又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将其连结的生命之流中。人们工作、奋斗，每个人都被他自己所关心的目标所操纵。但那些其中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是由某种更高的意识——超脱的自由所统辖的话，就无法适宜地运行。这样的自由来自：感受到所有人的生命都互相关联；它源于一个必然，所有的生命都必然互相流通——一种快乐的体验，觉得所有的事情不但发生在这埋葬死者的国度，同时也发生在别的区域里，这区域有些人称之为上帝的国，有些人称之为历史，还有些人称乎它别的名字。

就这一通则而言，米沙却是一个不快乐的、辛酸的例外，忧郁始终滞留在他的心灵深处，他从来无法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消除这种忧郁。他本身也知道自己有这种遗传特性，并且一直以敏锐的疑惧监视着这种特性的征兆。它使他苦恼，使他蒙羞。

自懂事以来，他就发觉有些人五官百骸与别人大致相同，语言生活也与常人无异，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只有很少的人喜欢他们，更糟的是，没有人爱他们。为什么呢？他无法理解这种情况：你是生而不如别人的，并且任你如何努力也无法加以改善。到底做一个犹太人有怎样的意义呢？做犹太人又有什么目的呢？这种徒然带来悲痛的无可应付的挑战，究竟有什么补偿？它的道理又在哪里？

当米沙向他父亲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父亲告诉他说，他的命题是荒谬的，并且他的推理过程也错了。但父亲并没有给他一个深入得足以折服他的解答，也不能使他默默接受这无法避免的现实。

因此，除了父母以外，米沙开始轻视所有的大人，因为他们总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而后手足无措。他坚信等自己长大后，会把这些问题弄得一清二楚。

就拿眼前发生的事来说，谁都不敢说他父亲不应该去追那个冲出车厢的疯子，当那疯子推开他父亲，拉开车门，像跳水那样倒栽葱地从火车上跳出去的时候，谁也不敢说他的父亲不应该拉动紧急刹车警报。

但由于拉下紧急刹车警报的是他的父亲，在米沙看来，火车无缘无故停这么久，好像便是因为他们太不中用了。

谁也不清楚火车为什么要耽搁这么久。有人说是紧急刹车把制动机弄坏了，有人说火车正停在一个陡坡上，火车头没有力量向上爬。第三种说法认为那个自杀的人是个重要人物，他的随行律师坚持要从最邻近的车站科洛格里沃夫找几位地方官来立下见证。刚才副司机爬上电线杆打过电话，铁路警察的手摇车一定已经启程赶来了。

厕所隐约传出臭味，古龙水也盖不过它。用不干净的蜡纸包着的放在高处的烧鸡气味也直呛鼻子。几个叽叽喳喳的彼得堡老太太，脸上已拿煤烟和化妆品涂抹得像吉普赛婆娘，但依然不住地往脸上抹着粉，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尽管她们挤着走过拥挤的通道，仍然不会忘记整整头巾，留意自己的外表，她们走过戈尔东的车厢，撅着嘴巴，好像在对米沙吹嘘说：“我们多有派头啊！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有教养的。这些货色真叫我们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路基旁的草地上。一道细小的血痕横在他的额际，由于血水已经凝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钩，判他“一笔勾销”。尤其是那些血并不像是从他身体中流出来的，却像是一件附加上去的东西，诸如一条橡皮膏、一道溅上去的泥浆，或是一片湿黏的桦树叶。

好奇的人围成一圈——不断变动的人群，其中有同情的，也有漠不关心的。而他的朋友，一个矮胖而傲慢的律师，仿佛一只穿着湿衬衫的纯种狗，站在尸体旁边，毫无表情地发着怒。他热得发昏，不停地用帽子扇着风。不管别人问他什么话，他总是一个劲儿地耸肩，后来甚至头也不回，暴躁地回答：“他是个酒鬼嘛，发酒疯跳了下来，难道你们不懂吗？”

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太太，穿着毛衣、披着织巾，两次走近尸体。她是个寡妇，名叫季韦尔辛娜，她的两个儿子都做火车司机，因此她带着两个儿媳妇免费坐三等车厢。两个媳妇的头巾盖到额头，像跟着修道院长的修女似的，她俩一声不响地跟着她。大家都让路给她们。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失事时活活给烧死的。她远远地离开尸体站着，但仍然可以透过人群看见它，仿佛她在比较这两起意外事故似的，她叹了一口气。“各人的命运不同，”她似乎要表达这样的意思，“有些人死于主的旨意——但看看这个人吧——有钱享福却要发神经来寻死。”

所有的乘客都下车来看那具尸体，然后，又怕东西被人偷走，陆续又回到车厢里去。

当跳下车去采摘野花，或是走上几步路舒活舒活筋骨的时候，他们觉得似乎这地方只为这意外事件而存在，如果没有这个意外，这里的林岗草泽，那宽广的河，以及对岸斜坡上的漂亮房子和教堂都不会存在似的。

甚至太阳也好像只属于这个地方。它的暮光胆怯而不安，像一只从邻近牛群里走过来看看人群的小牛。

米沙深深为这意外而震动，最初，他竟因为悲伤和惊恐而哭泣起来。在他们漫长的旅途中，那自杀者好几次到过他们的车厢，并且经常和米沙的父亲谈上整个钟头的话。他曾经说过，他发觉米沙的父亲是个很正派、温和而体贴的人，他觉得很安慰，他请教许多证券交易、财产契据、破产、欺诈等法律上的问题。“真的吗？”听完戈尔东的回答他惊叹地说，“法律真有这么宽大吗？我的律师可没有这么乐观呢！”

每当这个神经质的人安静下来，他的旅伴就从他们落座的头等车厢走来，拖他到餐车去喝香槟。他的旅伴就是这个站在尸体旁边、无动于衷的矮胖子，一个面孔刮得干干净净、衣着考究的傲慢律师。谁都能够体会到，这个雇主不住地激动烦恼，却正中他律师的下怀。

米沙的父亲说，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百万富翁日瓦戈，他是个心地善良的浪子，但对自己的行为并不能完全负责。他来他们的车厢时，绝不因米沙在座而有所拘束，他谈及他的儿子，一个和米沙一般年纪的小孩。他也谈到他的亡妻，然后继续谈到他的第二个家，这个家也被他遗弃了，就像他遗弃第一个家一样。谈到这儿，他会记起别的事情，因为恐怖而脸色苍白，同时故事的连贯也就打乱了。

他对米沙有一份说不出的关切，也许那是他对另一个人关切的转移。他送给米沙许多礼物，当火车在大站停靠时，他就跳下车去，到头等候车室的书摊上买些玩具或者当地的纪念品来送给他。

他不停地喝酒，并且抱怨三个月来一直没有睡过觉；他说只要他的酒一醒，不管时间多么短暂，他就会被一种正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所折磨。

最后一次冲进他们的车厢，他抓着戈尔东的手，似乎要告诉他什么，但终于没说出口。然后就冲出平台，跳下了火车。

当米沙正坐着端详那装有乌拉尔区矿石的木匣子——那个人送他的最后一件礼物——车外突然起了一阵骚动。一辆手摇车沿着平行的轨道驶来了。一位医生、两名警察和一个帽子上戴有徽章的检察官从手摇车上跳下来。他们官腔官调地问话，做起笔录。警察和列车长笨拙地把尸体拖过铺路的碎石，拖到路基上。一个农妇开始号哭起来。乘客被请回车厢去，随着汽笛声响起，火车又开动了。

“那个神棍又来啦！”尼卡狠狠地想着，一面设法在房间里找出一条潜逃的路。但客人们的声音已经来到门外，他无法溜走了。房里摆着两张床，他自己一张，伊万·伊万诺维奇一张。他毫不考虑地钻进自己的床底。

他听到他们在叫他，又在别的房间找他，对他的不在表示惊奇。最后他们又回到卧室。

“嗯，这就没办法啦。”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尤拉，你去吧！也许尼卡等一下就回来，那时你再和他玩吧。”然后他们坐下来，谈起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学生暴动，把尼卡困在他那荒唐不雅的禁闭中约有二十分钟。后来他们终于到阳台上去，尼卡悄悄打开窗户，跳出去，走进林园。

头一天晚上他一夜没睡，弄得白天神情恍惚。他已经十四岁了，不再甘心被别人看作小孩子。他整夜大睁双眼，天刚破晓就迫不及待地走出门去。旭日初升，将修长而露湿的树影蜿蜒抛在林园地面上，那影子不是漆黑的，而是像浸湿的毯子似的灰黑。清晨醉人的芳香好像从这湿润的影子上升起，影子上一道一道的光线就如同女孩的指尖。

忽然一条水银色的带子，如草尖露水闪闪发光，从他身旁不远的地方滑过。它一直游动着，地面也没有把它吸去。然后，它突然扭向一旁，消失了。那是一条草蛇，尼卡打了个冷颤。

他是个很奇特的孩子。当他兴奋时，他会大声地自言自语，模仿他母亲谈论那些深奥的、似是而非的话题。

“活着是多么奇妙啊，”他想，“可是活着为什么又永远痛苦呢？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他存在的话，那他就是我了。”他仰望一株晃动的白杨树，这树从树顶到树根都在颤抖，湿潮的叶子像小小的锡箔。“我命令它停住。”他鼓起疯狂的傻劲，用尽全力，用尽他身上每一盎司的血和肉，默默地集中所有的力量：“停！”那株树真的立即乖乖地静止下来。尼卡开心地笑了，同时跳进河中洗澡。

他的父亲——被判处绞刑而又蒙沙皇特赦的造反派杰缅季·杜多罗夫，这时正在服劳役。他的母亲是格鲁吉亚埃里斯托夫家的公主，一位惯受宠爱的美人，依然很年轻，并且始终醉心于同情暴动和叛乱，支持过激派的理论，追捧名演员，或者帮助不快乐的失败者。

她非常宠爱尼卡，她把他的名字昵称为五花八门的奇怪读法，像伊诺切克或诺亲卡之类，并带他去梯弗里斯，在她的家人面前炫耀一番。尼卡在那儿印象最深的是他外婆庭院中一棵疏落的树。那是一棵呆头呆脑的热带大树，它的叶子如同大象的耳朵，遮蔽着南方灼热的烈日。尼卡认为它不像一棵树，而像一头野兽。

让这孩子用他父亲那可怕的姓氏是危险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希望他用母亲娘家的姓，并且他想取得他母亲的同意，向沙皇上书申请批准这个更动。当尼卡躺在床底下愤世嫉俗的时候，他首先就想到这件事。这个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是什么货色，他居然敢这么可恶地干涉他的事情？他必须教训他，叫他少管闲事。

那个娜佳！只不过因为她年长一岁，就可以翘起鼻子，瞧不起他，当尼卡是个小孩子吗？他一定要教训她一顿。“我恨她！”他屡次对自己说，“我要宰了她。我要带她去划船淹死她。”

他的母亲也相当恼人。不用说她也一定是撒了谎啦。她临走的时候对他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要到高加索去，但她必定在第一个岔路口就拐弯，北上前往彼得堡了。哼，当他在这个鬼地方发霉的时候，她却快乐逍遥地和那些学生们在一起开枪攻击警察！他想他必须让人们见识一下自己的本事。他要杀掉娜佳，退了学逃到西伯利亚去找他父亲，发动一次惊天动地的起义。

那池塘的四周都长了水莲。小艇穿过水莲时发出干燥的窸窣声，池塘的水从密集的莲叶下面露出来，就像从掰开的西瓜瓤中间流出的汁液一样。

尼卡和娜佳在采水莲。他们两人都抓着同一根橡皮似的韧茎，那茎把他们两人头碰头拉在一起，小艇也就像被撑杆钩着似的被拖靠到岸边。小艇过处，一根根茎叶被撞得摇晃着朝水里缩去，那一朵朵红蕊的白花如同点了血的蛋的，一会儿沉入水中，一会儿又滚着水珠浮出水面。

娜佳和尼卡继续摘莲花，小艇愈来愈倾斜，两人几乎并排躺在艇里面。

“我讨厌上学，”尼卡说，“现在已经该我自力更生了——我应该到外面的世界去赚钱度日啦。”

“我还打算请你教我二次方程式呢。我的代数糟透了，几乎得补考。”

尼卡想，她的话中带刺。不用说，她是在提醒他别充大人，他还只是个小家伙罢了。二次方程式！他还没有开始学代数呢。

他故意装成毫不在乎来掩饰他的感觉。

“你长大以后打算嫁给谁？”

尼卡问着，随即意识到自己问得实在太蠢。

“还早着呢。也许我谁都不嫁。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有什么用意。”

“那你问我干吗？”

“你真笨！”

他们两人吵起来了。于是尼卡记起早晨他那种憎恨女人的情绪了。他恐吓娜佳说，如果她再咒骂，他就要淹死她。

“你敢！”娜佳不甘示弱。

尼卡拦腰抱住她，他们扭打起来，一下失去重心，都掉进池塘去了。

虽然两人都会游泳，可是水莲绊着他们的手脚，而且水深过顶。最后，好不容易才摆脱那些糨糊似的烂泥，爬上了岸，水还从他们的口袋和鞋子里直往外流。尼卡比娜佳更加疲惫。他们并排坐着，两人都是浑身湿透。假如是在以前，经过这么一场惊险，他们会互相责骂，争吵或大笑。可是现在他们却默然无语，只顾喘气，他们似乎被这整件事情的荒诞吓呆了。娜佳是一肚子火，尼卡浑身疼痛，好像被谁用棍子打断了肋骨一般。

最后，娜佳像个大人那样平静地说：“你真的是发疯了。”

尼卡也同样用大人的口气说：“我很抱歉。”

他们像两辆洒水车似的滴着水走回家去。他们走过那片多蛇的山坡，靠近早上尼卡看见蛇的地方。

他想起夜里充满他全身那神奇的、昂然自得的感觉和早上甚至大自然也要服从他旨意的能力。他思索着，现在应该发一个怎样的命令呢？他最迫切的渴望是什么呢？他突然意识到，他最向往的事情就是再和娜佳一同掉进池塘里去，而且他是那么渴望知道，这种事情是否会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