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人们对它的关注，却已经被其他的事件吸引过去了。革命的浪潮横扫整个俄罗斯，并且每一波新的浪潮都比上一次的更巨大更非比寻常。
就在这个时刻，阿玛利娅·卡尔洛芙娜·吉沙尔带着她的一对子女——儿子罗季翁，女儿拉里莎——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吉沙尔夫人的亡夫是个比利时籍的工程师，她自己则是个完全俄化的法国人。她把儿子送进军校，把女儿送进女子中学。拉里莎因此成为娜佳·科洛格里沃娃的同学。
吉沙尔夫人的丈夫遗下了他的积蓄，但原本持有的涨价的股票现在却开始跌价了。为了避免坐吃山空，并且找点事情干干，她买下了一间小店，就是靠近凯旋门的列维茨卡娅的缝衣店。她从列维茨卡娅的继承人那儿把店铺，连带那店铺的名气、主顾、裁剪师和学徒们一应俱全地接收过来。
她这样做是接纳了科马罗夫斯基的劝告。科马罗夫斯基是个律师，她丈夫生前的好友，所以她现在一有事情便请他帮忙。这人是个熟悉俄国商场情况、精明而冷酷的生意人，她和他通信之后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去火车站接她和她的子女，用车子送他们去莫斯科另一端的蒙地内格罗旅店，住进他帮他们在那儿订下的房间。也是他说服了她把儿子罗佳送去军校，把女儿拉拉送去他选的这所学校的。他和罗佳轻松地说笑，同时凝视着拉拉，窘得她满脸通红。
他们在蒙地内格罗旅店住了一个月左右，才搬到裁缝店附近一栋三个房间的小公寓去。
这是全莫斯科最龌龊的区域——老式房屋狭隘潮湿，下等酒吧里贩夫走卒聚集，街道上公然经营不法勾当，同时又是“堕落女子”的卖淫窟。
孩子们对于房间里的肮脏、臭虫和破败家具安之若素。自从他们的父亲死后，他们的母亲就一直在穷困的恐惧中度日。罗佳和拉拉已经听惯他们嚷嚷快要破产的话了。他们明白自己和街上的贫童们毕竟不同，可是，也像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小孩一样，他们对于有钱人总是存着一种深深的恐惧。
他们的母亲就是这种心理的活榜样。吉沙尔夫人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胖女人，她不时心血来潮地做些蠢事，显得很可笑。她胆小如鼠，并且特别怕男人。由于恐惧和慌乱，她只好不断地从一个情夫转移到另一个情夫那里去。
还住在蒙地内格罗旅店的时候，他们一家住的是二十三号房。二十四号房住的一个秃顶、戴假发、多汗而和善的大提琴手名叫特什克维奇。自从蒙地内格罗旅店开张以来，他就一直住在二十四号房。每当他要说服别人的时候，就会祷告似的双手合十，或者双手扪着胸口。但当他在高尚场合或者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则会昂着头，两只眼珠出神般转动着。他经常整天待在莫斯科大剧院或音乐学院里，很少在家。不过既然是邻居，守望相助，相处得还是很好。
科马罗夫斯基来访的时候，因为小孩子们在场，吉沙尔夫人觉得很不方便，特什克维奇就把他的房间钥匙留给她，让她可以在他房间接待她的朋友。很快地，她便习惯于他的利他精神，以致有好几次，她甚至于敲开他的房门，泪流满面地请求他保护，以免受到恩人的迫害。
裁缝店在靠近特维尔街拐角的一间平房里。附近是布列斯特铁路干线、火车头修理厂、货仓，以及铁路工人宿舍。其中一间宿舍里，住着一个伶俐的女孩，名叫奥莉亚·杰明娜，她在吉沙尔夫人的店里做工，她的伯父是火车站的搬运夫。
她是一个能干的学徒，从前的老板已经很看得起她，现在的新老板也很快地对她有了好感。奥莉亚对拉拉也特别有好感。
自从列维茨卡娅缝衣店开张以来，店里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在女缝纫工们疲惫的脚下，在她们无声的手中，缝纫机紧张地转动着。这些妇女们静静地缝着衣物，她们的手不时拉扯针线，划出一个大弧。地板上撒满布头布尾。如果你想让别人听见你的声音，你就必得提高嗓门，因为那里除了缝纫机的轧轧声外，还有窗前挂着的鸟笼里那只黄莺在唱歌。这黄莺名叫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它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那秘密已经给以前的店主带进坟墓里去。
接待室里，顾客们环坐在一张堆满了时装杂志的桌子四周，她们有的站，有的坐，有的仿照时装图片上的姿势倚在桌边，议论着衣衫的款式与花样。坐在另一张桌子旁经理座上的是法伊娜·西兰季耶芙娜·费季索娃，她是吉沙尔夫人的助手和高级裁剪师，一个瘦削的女人，松弛凹陷的脸颊上长着些疣子似的小肉瘤。她的牙齿焦黄，咬着一个骨质的烟嘴乏神的眼睛斜斜地眯着，嘴巴和鼻孔不时喷出一道道黄烟。她在记事簿上写下一些尺寸、订制数量和顾客的地址，而且还要记下那群左拥右挤的客人们的特别吩咐。
吉沙尔夫人没有经营店铺的经验。她觉得自己还不完全够格当老板，不过员工们都很老实，而且费季索娃十分可靠。尽管如此，当时究竟是兵荒马乱的岁月，她不敢向往将来，她时常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
科马罗夫斯基经常去探望他们。当他经过裁缝店到吉沙尔住的公寓去时，照例总是说些双关的笑话，吓得正在试穿的时髦女士们往屏风后面乱窜，以逃避他的笑话。那些女裁缝们则在一旁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板大爷来了。”“人家可是阿玛利娅的心肝。”“老色狼！”“采花贼。”
更讨人厌的是他的恶犬杰克。科马罗夫斯基有时用皮带拴着它，它总是非常用力地拖着主人往前走，不时把科马罗夫斯基拖得张开双臂向前踉跄，像个没有人带路的瞎子。
春季里的某一天，杰克咬了拉拉的腿一口，把她的长筒袜也扯破了。
“我要宰了这恶鬼。”奥莉亚以沙哑的嗓音向拉拉耳语。
“它真是可恶！但你怎么杀它呢？傻瓜。”
“嘘，小声点，我告诉你好了。你见过那些石头做的复活节蛋吧？——你妈妈抽屉里的那种……”
“嗯，见过，那是用玻璃和大理石做的。”
“就是那些。你弯下腰来，我低声跟你说。你把它们滚上猪油——那该死的畜生舔猪油时，连它们一起吞下去，还怕噎不死它？那恶鬼不就玩儿完了吗？”
拉拉笑了，她带着又羡慕又嫉妒的心情打量着奥莉亚。这是个自食其力的贫家女。这种孩子都是很懂事的。但她却又是多么的天真烂漫，多么的孩子气！杰克，复活节蛋……她是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的？拉拉禁不住想：为什么我的命运要我对每一件事都操心呢？
“母亲是他的……她们是怎么说的？……他又是母亲的……我不愿说出这种坏字眼。还有，为什么他总要那样地盯着我看？说来说去，我总是她的女儿辈啊！”
拉拉只有十六岁多一点点，但已经发育完全，看起来好像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她很聪明，而且容易相处，人也长得十分好看。
她和罗佳都明白，如果不经过一番艰苦奋斗，他们这一辈子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他们不像那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们没有闲暇做早熟的幻想，或者去推理那些尚无切身利害的事物。只有富裕的人才那样龌龊。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
姐弟两人都体会到物力维艰、生活不易，而且对于他们一家居然能够一直维持下来觉得欣慰。只要你的日子过得去，别人自然就瞧得起你。拉拉在学校里功课很好，这倒不是因为她对读书有什么深切的喜爱，而是因为奖学金只发给优异的学生。她也一直洗碗碟、在店里帮忙，或者替母亲做些家务。她一举一动都沉静优雅，她整个人——她的身材、声音、姿势、灰眼睛和金色头发——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是七月中旬的某个星期天。假期里可以多赖一会儿床。拉拉仰卧在床上，两手枕在脑后。
店里静悄悄的。临街的窗户敞开着。拉拉听见一辆四轮马车在远处的碎石子路上辚辚作响，然后车轮滚到电车轨上，辚辚车声消失了。“我要再睡一会儿。”她想。城市里的嘈杂像一首催眠曲，使她沉沉欲睡。
拉拉向右面侧卧时，根据她身体上两个参照点——左肩胛和右脚的拇趾——在被子里的相对位置，她感觉到自己长大了。这肩膀和腿，再加上其他的一切几乎就是她自己，和谐地构成了她的躯体，而且似乎急于向未来发展。
“我一定得睡睡。”拉拉想，一面在幻想中观察此刻太阳照耀下的马车店街——马车店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陈列着大马车、雕刻精致的玻璃风灯，以及熊的标本，那种豪阔的生活。再往前走一点点，骑兵在兹纳敏斯基兵营前的操场上演练——战马围成一圈，骑兵跨上马鞍列队，一会儿慢步，一会儿小跑，一会儿奔驰；操场外面，整排由保姆或奶妈带着的小孩在栏杆前看得目瞪口呆。
拉拉又接着想下去，前面就是彼得罗夫大街了。
“哎呀！拉拉，我想起来了，我正要让你看看我住的房子呢，就在前面不远。”
这天正是科马罗夫斯基一个朋友的女儿奥莉卡命名的日子，这朋友住在马车店街。大人们跳舞喝香槟来庆祝这个日子。他本来想请拉拉的母亲一起去，但母亲不舒服，没有去。她说：“带拉拉去吧！你不是一向要我照顾她吗？好啦，现在你自己来照顾她。”他果然照顾了拉拉——这简直是开玩笑！一切都是华尔兹惹出来的。那种舞真像疯了一样！你一圈一圈地转，什么也不想。音乐一响起来，就不晓得过去多么长久的时间，如同小说中常常描述的时光，飞快地过去。可是音乐一终止下来，你又会觉得很难堪，就像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或者赤身露体被别人发现了一样。当然，你一定乐于让别人和你那么亲近，为了要显示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
她想象不到他的舞竟然跳得那么好。他的手是多么灵巧啊！他搂着她的腰时是多么沉稳啊！但她是再也不肯让别人这么吻她了。她从来也没有想过，当别人的嘴唇久久地贴在自己的嘴唇上时，竟然会那么使她感到冒犯。
她想，再也不能这样胡闹了。她一定要坚决，再也不能装成害羞的样子，低头傻笑，不敢直视对方——这样是要闯祸的。祸福之间隐约地有一条几乎不可言说的可怕的界线。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她再也不敢想起跳舞的事了，那是万恶之源。她必须勇敢地拒绝——推说从没学过跳舞，或者推说她的脚扭伤了。
那年秋天，莫斯科铁路网的路工们闹起了运动。莫斯科至喀山线的工人罢工了，莫斯科至布列斯特线的工人似乎也想罢工。罢工的行动已经决定，只是罢工委员会还在争论着罢工的日期。铁路上的人都知道即将罢工，他们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借口而后行动。
十月初一个寒冷而阴霾的早上，这天正是发薪的日子。但老半天出纳处都没有什么动静，后来一个工友把工资表和出勤表送进了办公室，出纳才开始发薪。车长、扳道工和他的助手、修车厂的扫地女工等等，从车站的仓库、厂房、机房和轨道上走出来，排成望不见尽头的队伍，向办公区的木房子移动着。
空气里弥漫着初冬的气息——那是被踩烂了的枫树落叶、融化了的雪、火车头的煤烟，以及那些在车站食堂地下室里刚出炉的新鲜热腾腾的燕麦面包的气味。列车来往着，在展开或卷起的红绿旗子的指挥下，转轨、操纵联轴的挽钩。火车头喘着气，看守拉着汽笛，转辙员吹着铁哨子。烟像一副没有尽头的梯子似的升上天空。嘶嘶发响的火车头喷出蒸汽，蒸着冻结的冬云。
段长富夫雷金正和车站的养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一同沿着路轨踱步。安季波夫最近一直在抱怨修理厂的那些修补路轨的配件不合标准，他认为修理厂用的钢韧性不够，铁轨受不了强大的压力负荷，严寒季节，铁轨可能会断裂。但管理部门对他的指责根本置之不理，显然在订合同买这些配件时，一定有人拿了红包。
富夫雷金穿着一件绣有铁路制服花边的名贵皮外套，外套扣子没有扣上，露出里面的新款斜纹哔叽西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行走，志得意满地看着身上西装领襟的笔挺线条、裤筒上笔挺的折纹和他那双优雅的鞋子。安季波夫的话，他从一只耳朵听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让它给溜掉了。他的心中另有盘算，他不断地掏出表来看，好像是等不及要走似的。
“不错，不错，我亲爱的伙伴，”他不耐烦地插嘴，“但那只是在运转次数频繁的主要路轨上才有危险而已。你管的究竟是些什么路轨呢？——傍轨、支线的终点、互换的岔轨和掉头轨，那上面有些什么车辆运转呢？大不了也只有一两列火车头走走罢了。你还想要多好的钢轨才行？你真是愈做愈糊涂了！谈什么钢轨好坏，在这些地方，用木头做路轨都没有问题！”
富夫雷金看了下怀表，啪地把表壳合上，然后凝视远处那条向铁路延伸而来的公路。在那条路上一处拐弯的地方，一辆马车驶过来了。是富夫雷金的自用车。他太太来接他了。马夫把车子一直驶到贴近铁路的地方，一面像个女佣责骂不听话的小孩子似的尖声尖气呼叱那两匹马，因为马怕火车。车内的一角，坐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心神不属地靠着椅垫子。
“好啦，我的好伙伴，下次再谈吧。”段长说，一面挥着手。那神情像是说：“我还有些比铁轨更重要的事情呢！”然后便上车走了。
三四个小时之后，大约黄昏时刻，在距离路轨不远杳无人迹的田野上，好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出现了两个人。他们回头看了一眼，便很快走开。
“我们走快一点。”季韦尔辛说，“我并不是担心有奸细跟踪我们，而是怕那群磨蹭的家伙在那个地洞中办完事出来赶上我们。我看见这些人就受不了。如果硬要这么死拖下去，干吗要搞个委员会？既要玩火，又怕火烧身找不到地方躲！哼，还有你，你也是他们一伙的。”
“我的达里娅害斑疹伤寒，我要送她上医院。在她进医院前，我什么事也没有心情干。”
“他们说今天发薪水。我现在就到出纳处去。如果今天拿不到薪水，我可就跟你们不客气了，你们瞧着吧。我要大家立刻停工，一分钟也不等。”
“请问，你想怎么搞？”
“很简单，我到锅炉房去把汽笛拉响。就是这样。”
他们互道再见，分道扬镳。
季韦尔辛穿过路轨回镇上去，一路上他遇到不少从出纳处领了薪水出来的人，看来好像整个车站的工人都拿到薪水了。
夜幕低垂，出纳处已经点亮了灯。闲散的工人们聚集在出纳处外面的广场上。马车道上，富夫雷金的马车停在那里，富夫雷金的太太依然是早上那副姿态，好像一动也没动过似的坐在车中。她在等她的丈夫领薪水。
忽然下起冰雹来。马车夫从他的驾驶座上爬下来，去撑起皮子做的车篷。他使劲地扳动那些篷杆，用一条腿顶着车厢的背板。富夫雷金娜坐在车上，出神地欣赏着雹粒，雹粒打散出纳处射出的灯光，像银珠子一般闪耀着。她那白日做梦一样静止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那群工人头顶上的某一点，她的神情看起来就好像：如果必要，她的目光可以越过眼前这群人，就像她可以看穿小雹点或者薄雾一样。
季韦尔辛看到了她的表情，不禁一阵恶心。他没有跟她打招呼就走过去了，同时决定先不去领薪水，省得在出纳处碰到她的丈夫。他来到广场上比较黑暗的一侧，走向笼罩在阴影里的修理厂，有好几条路通向那里的机车库。
“季韦尔辛，库普里扬！”黑暗中，有好几个声音在喊他。厂房外面有一小撮人。厂房里面，有一个人在叫骂，一个小伙子在哭喊。
“进去吧！库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进去帮帮那小子。”人群里一个妇人这么说道。
老工头彼得·胡多列耶夫又在虐待他的小徒弟尤苏普卡。
胡多列耶夫原来并不是一个会虐待小徒弟的人，也不是一个爱吵闹的酒鬼。从前，有一段时期，他还是神气十足的青年工人，是莫斯科工业区那些商人或牧师的女儿们倾心仰慕的对象。但他所追求的女子，玛尔法，在她从修道院附设女校毕业的那一年，拒绝了他而嫁给他的一个同事，机工萨韦利·尼基季奇，就是季韦尔辛的父亲。
五年后，萨韦利惨死（他是在1888年那次骇人听闻的铁路撞车惨剧当中被活活烧死的），胡多列耶夫再度求婚，但玛尔法·加夫里洛芙娜又拒绝了他。从此胡多列耶夫就常常酗酒闹事，打算以此来向这个瞎了眼的、净折磨人的世界报复。
尤苏普卡是看更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季韦尔辛就是住在他所看管的出租屋里。季韦尔辛一向庇护那孩子，因此更使胡多列耶夫火上加油。
“锉子是这样用的吗？你这笨蛋！”胡多列耶夫喝道，扯着尤苏普卡的头发，连续地捶打他的颈背，“铸铁是这样锉的吗？你这眼睛也不睁开的猪猡！”
“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叔叔，哎哟，我不敢了，哎哟，痛死我了！”
“老子跟他说过几千遍了！先要对正圆轴，然后拧紧螺杆，但是他偏不，他一定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弄！他差一点把轴都弄断了。这王八蛋！”
“我碰都没碰过那轴，我真的没有。”
“你为什么要虐待这孩子？”季韦尔辛问道，他推开人群走了进去。
“不关你的事。”胡多列耶夫打断他。
“我在问你为什么要虐待这孩子。”
“我可要警告你，快点走开，别想在这儿找麻烦！我杀掉他都还太便宜他呢，这饭桶，他险些弄坏了我的轴。还能活着就算他命大了，这眼睛也张不开的混蛋——我只拧了他的耳朵，扯了扯他的头发而已。”
“你是认为他犯了砍头的罪，是不是？真不害臊！真是的，像你这么年长的工头——头发都白了，还如此蛮不讲理。”
“告诉你，在我没有把你撕碎之前，你还是走开的好。否则的话我就要把你的肠子给剜出来！哼！还要跟我讲道理，你这狗杂种！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是老子眼睁睁地看着，在铁轨上干出来的野种。我清楚你的母亲，就是一个臭婊子、破鞋、贱货！”
接着，所有的事都在一分钟内发生。这两个人同时从摆着工具的长桌面上顺手捞起一件重家伙。如果不是外面的人冲进去把他们两人死命拉住，他们早已把对方宰了。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都用力向前挣着身体，额头几乎相碰，眼睛充血，脸色铁青，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被劝架的人从背后紧紧抓住双臂，扭着身子挣扎，希望挣脱抓着他们的同事。两人的衣服纽扣纷纷挣落，外套和衬衫都拉开了，露出肩膀。周围是一片叫闹声。
“凿子！抢下他那凿子！他要凿穿他的脑袋啊！放手，放手吧，老彼得，再不放我们可要扭断你的胳膊啦。哎呀！我们跟他们纠缠什么！拉开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不就完事了吗？”
季韦尔辛用一种超人的力量，甩脱了抓着他的人。他冲向门口时，大家又去追他。但当大家发觉他是要走而不是要再和对方斗下去时，便让他去了。他走出门口，猛力回手关门，然后头也不回地迈步向前走去。潮湿的秋夜笼罩住他。
“你要帮他们的忙，他们却拿刀子对付你。”他喃喃自语，漫无目的地走着。
这个罪恶而充满欺骗的世界！一个吃得太饱的女人，可以用一种傲慢的、不屑一顾的眼光看着一切劳动者，而在这类劳动者中，一个酗酒的可怜虫居然以虐待自己的同志为乐——这个世界此刻令他更觉得可恨了。他加快脚步，好像这样就可以使世界快些进展到那个时代，那时一切的事物都像他此刻发烫的脑袋所想象的那么合理、那么和谐。他知道在过去几天内所发生的斗争，铁路上的纠纷、罢工的决议（虽然尚未执行，却也没有取消）、会议上的演说，都是展开在他们面前的这条大路上的一个个必经阶段。
在这一瞬间他是多么地兴奋，他走个不停，甚至连停下来透一口气也不需要了。他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不过他的双脚却很清楚地知道将要把他带去何处。
没多久，季韦尔辛就知道，当他和安季波夫离开那地下室不久，罢工委员会就决定在当天晚上罢工了。他们当时就决定了谁到哪里去、谁该参加。当机器修理厂的汽笛拉响起来——好像从季韦尔辛灵魂深处呐喊出来似的——当喑哑的汽笛声逐渐变得清晰时，在修理厂和转运场上，早已聚集了一群罢工的人。立刻，锅炉房的人们也听到了季韦尔辛的讯号，便也放下工具，参加了罢工的行列。
从那天往后许多年，季韦尔辛一直以为那天晚上使这条铁路沿线的工作和交通停顿的是他一个人的力量。直到后来一次审讯中，他被控告的罪名是参加罢工，而不是发动罢工时，他才知道真相。
人们走出来，问：“人都到哪里去了？那讯号是什么意思呢？”
“你耳朵聋啦？”黑暗中有人答道，“是火警啊，他们在放火警讯号呢，他们叫我们去救火。”
“哪里起火啦？”
“总不会没有地方着火的，否则他们怎么会放警报呢。”
门被不断打开，更多的人走了出来。
另一些声音也出现了。“是火警吗？你相信那鬼话！这是罢工，知道吗？让他们去找些别的笨蛋来干这种肮脏的工作吧，弟兄们！我们可不要干啦。”
于是更多更多的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铁路工人全部罢工了。
两天后，季韦尔辛回到家。他满脸胡碴，因为睡眠不足而眼眶深陷，而且冻得骨头都发抖。本来这还不是落霜的时节，但头一天晚上却下了很厚的霜，季韦尔辛又没有穿冬衣。
看更人吉马泽特金在大门口迎着他。
“谢谢你，季韦尔辛先生。”他用五音不全的俄语唠叨着，“你救了尤苏普卡，我会永远为你祈祷。”
“你疯啦你，吉马泽特金，你在叫谁先生？别跟我来这一套，有话快说，这外面多冷啊。”
“你为什么要挨冻呢？马上就暖和了，库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我和你母亲玛尔法·加夫里洛芙娜昨天从货运站弄了一柴房木柴回来——全是桦木——很好很干的木柴。”
“谢谢你，吉马泽特金。如果你还有别的话要告诉我，就快说吧，我简直要冻僵了。”
“我要告诉你，别在家里过夜，萨韦利耶维奇，你必须躲起来。警察刚来过，问有谁到你家里来过。我说没有人来过，我说我很放心，只有铁路工人来过，陌生人一个也没有。我说，绝没有外人来过。”
季韦尔辛和他母亲、哥哥住一起，哥哥们已经结婚，他还是个单身汉。他们住的房子属于邻近的圣三一教堂。住在那种出租房里的房客们，只有几个是教会里的人，两个是小贩公会的会员——一个屠宰业公会的，一个属于蔬菜业公会——但大部分的房客都是莫斯科至布列斯特线铁路的工人。
那是一所石结构的房子，沿着肮脏的泥院有一条木板垫着的路。几条露天楼梯也在院子里，楼梯口是厕所和上了锁的储藏室，到处弥漫着猫粪、狗屎和垃圾的霉腐气味，下雨天又脏又滑。季韦尔辛的哥哥在战时给征去当过兵，在瓦坊沟战役中受了伤。他目前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陆军医院里养伤，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已经去医院探望他，并准备接他回家（因为季韦尔辛一家几代都在铁路上做事，所以全家都可以凭职员证在整个俄罗斯境内旅行）。他们住的那层楼很安静，目前只有季韦尔辛和他母亲住着。
他们家住在三楼。家门前楼梯口上有一只大水桶，挑水夫按时挑来水倒入桶里。季韦尔辛上楼时，注意到水桶盖子被推向一边，一只洋铁罐子搁在结了冰的水面上。“普罗夫一定来过了，”他想着，笑了一笑，“这家伙这个样子喝酒，他的肠子必定会着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季韦尔辛母亲娘家的亲戚，在教堂里充任赞美诗歌手。
季韦尔辛把洋铁罐从冰上拔起，按响门铃。一股暖气和厨房里使人垂涎的蒸汽浪潮向他扑来。
“你的火生得真好，妈妈，这里面真是舒服极了。”
他的母亲冲向他，抱起他的颈子，热泪盈眶。他抚着她的头发。过了一会儿，轻轻推开她。
“不冒险，怎么会有收获呢？妈，”他温柔地说，“现在，从莫斯科到华沙，整条铁路都瘫痪了。”
“我知道，所以我才哭啊。他们一定要逮你的，库普林卡，你一定要躲远一点才行。”
“你那个宝贝朋友，彼得，几乎要砸碎了我的脑袋！”他本来是想逗她发笑的，但她却恳切地说道：“不要笑他，库普林卡，笑他真是罪过。你应该为这可怜的、苦命的酒鬼难过才是。”
“安季波夫被他们抓去了。他们三更半夜去搜他的房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今天早上把他带了去。他的老婆达里娅害斑疹伤寒进了医院。他们的孩子帕沙在职业中学念书，现在孤零零地和他那聋子姑姑住一起。我想，那孩子应该到我们这里来。普罗夫来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我看见水桶的盖子给打开了，洋铁罐被搁在冰上——肯定是普罗夫用洋铁罐喝过水。”
“你的眼睛真尖，库普林卡。是的，他来过，的确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他来借了点木柴——我已给了他。哎呀，我一直在嘟哝些什么啊，我真是太笨了。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普罗夫给我带了消息来。想想看，库普林卡，沙皇已经签署了一张宣言，一切都不同啦——每个人都会好了，农人们都有田地了，我们也要和那些上流人物平等了！宣言已经签署过了，他说，只差还没有公布而已。教士会议已经决定教堂聚会的时候增加一些节目——感恩祷告之类的。他告诉过我，不过我记不得了。”
帕沙·安季波夫的父亲被捕了，罪名是发动罢工。帕沙便寄居在季韦尔辛家里。他是一个干净而整齐的孩子，五官端正，红色的头发从当中分开，他常用一把梳子把头发梳平，或者把紧身衣拉直，把腰带上那饰有校徽的皮带扣子拉正。他很有幽默感，而且特别富有观察的天才；他可以模仿每一样他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引得别人大笑不已。
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公布后不久，许多革命团体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游行的路线从特维尔门出发，到城另一端的卡鲁日斯克门。但是这次游行的计划非常不周到，领导人们也吵起来，咕哝咕哝就像煮着一锅烂粥，然后便一个一个地退出去。最后，当他们得知人群已经在指定的早晨集结了，才不得不又匆匆忙忙地派出代表去领导那些游行者。
不顾季韦尔辛的苦劝，他的母亲终于参加了那次游行。那快活的、讨人喜欢的帕沙也跟着她一起去。
那是十一月间一个干燥而寒冷的日子，天色像永不动弹的铅块，偶尔飘落几片雪花，慢慢地旋转着，然后怯怯地落在人行道上，像灰色的、毛茸茸的尘埃。
大街上人潮汹涌，到处都是脸孔——一张脸紧挨着一张脸。人们都穿着棉外套、戴着羊皮帽子，其中有男女大学生，老人和儿童，穿着制服的铁路工人，穿着长靴和皮外套的人，从电车修理厂和电话公司来的工人，还有女孩子和中学生。
他们唱了好一会儿的《马赛进行曲》、《华沙工人歌》和《你是受压迫者》之类的歌。一个走在游行行列前面的人唱着，倒退着，一面用他的帽子打拍子。然后，他把帽子戴在头上，听听那几个在他身边的领袖在说些什么。歌声一没有了拍子，便马上乱了。这时人们听见一阵好像杂沓的脚步踏在结冰的人行道上的响声。
领队的几个人从同情者的口中接获一个消息，说一队哥萨克骑兵在前面路上等着游行的队伍。那警告是用电话打到附近一家药房来的。
“那又怎么样？”策动游行的人讨论说，“我们必须保持冷静，不要慌乱，这是最主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占领第一栋我们走到的公共建筑物，然后宣布这个消息，并解散队伍。”
为了选择最好的占据对象，又引起了一阵争辩。有人提议占据商业雇员公会，有人提议工业专科学校，还有人提议海外通讯学校。
他们正在争辩之时，大队已经抵达一所学校了，而这所建筑物所能给予他们的掩蔽，和刚才提出来的那几个地方简直一样。
当队伍走到校门口时，那几个领导人就走到一边，踏上校门的半圆石阶，同时做手势让大队停下来。校门打开了，游行的队伍——外套跟着外套，帽子跟着帽子——走进了校门里的院子，走上楼梯。
“进礼堂去！进礼堂去！”后面有些声音叫喊着，但是人潮继续向前涌去，在走廊上散开，有些走进教室。当领队的几个人终于把他们引进礼堂后，这几个人便好几次向人们警告，说前面有哥萨克骑兵埋伏，但没有人注意他们。停止前进，并且走进一所建筑物里，被看成一种开会的邀请，一个临时会议立刻开了起来。
走了那么多路，唱了那么多歌，人们很高兴能够静坐一会儿，让别人来替他们干点事，让别人来喊哑嗓子。那群人欢迎所有的活动，他们忘记那些演说者的微小差别，因为他们在重点上看法完全一致。最后，那最蹩脚的演说者竟然获得最多的喝彩。没有人打算仔细听他的道理，他每说一句，大家就欢声雷动地赞成，也没有人在乎他的话被喝彩不停地打断，每个人都因为没有耐性而同意了他所说的一切。然后有人高声地叫喊“羞辱”，一封抗议的通电也起草好了；之后，突然人们好像不能再忍受那演说者沉闷的声音了，他们一起站了起来，把那演说者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像是一个人似的站起来，涌出去——帽子跟着帽子，行列跟着行列——走下楼梯，走上街道。游行又恢复了。
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下雪了。现在街道已经变白，雪愈积愈厚了。
当那队哥萨克骑兵向游行的行列冲锋时，在后面的游行者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阵逐渐增高的叫喊声向他们卷过去，好像千万人高叫着“万岁”、欢声雷动一样，把那些个别的“救命啊”、“杀了人啦”的喊声给淹没了。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人群向两面分散，在当中分出一条狭窄的走廊，马头和鬃毛，以及骑在马上挥舞长刀的士兵，正迅捷地冲进那一阵呼喊的浪潮之中。
半排骑兵骤驰而过，勒转马头，重整队形，猛然向行列的尾端冲过去。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以后，整条大街几乎已不见人影。人们向左右两边的小巷四散奔逃。雪渐渐小了。这个下午干涩得像一幅炭画的草稿。在房子后面的落日，好像用手指指着似的照在街上所有的红色东西上面——那些骑兵帽子的红顶、一面扯在街道上的红旗、和雪地上一块块的血饼与一道道的血痕。
一个头颅破裂了的人，呻吟着沿街旁的石阶爬行。那几个骑兵一直冲刺到街尾，又回转马头，并排慢步转回来。几乎就在这几匹马的铁蹄下，玛尔法·季韦尔辛娜从街的一边跑到另一边，她的头巾掉在脑后，她没命地呐喊着：“帕沙！帕沙！”
帕沙本来一直和她在一起。听演说时，他还模仿着最后一个演讲者来逗她发笑。可是骑兵冲来时，在混乱之间他突然不见了。
一根短棍敲在她的背上，虽然她穿了很厚的棉外衣，几乎不觉得挨了打，但她仍旧咒骂着，向着那倒退的骑兵晃着拳头，责骂他们竟然胆敢在公共场所袭击一个像她这样的老太婆。
她焦急地向路的两边张望，最后她看见那孩子居然在路对面。他躲在一家蔬菜店和一家住宅之间凹进去的角落里，一群正巧路过的人也被一个骑兵逼着退到那里。那骑兵把马策上人行道，看见那几个人恐惧的样子，洋洋自得，故意勒住马，在那儿表演起小转身的花步来。他把马勒着，倒退到那几个人身边，然后像马戏班里表演的那样转一个身。突然他看见同队的伙伴回来了，便用力把马肚子一夹，马儿向前一跃而出，归队去了。
那一群人散开了。吓得说不出话来的帕沙冲向玛尔法。
在回家的路上，老太婆一直嘟哝着：“千刀万剐的刽子手！人们因为沙皇赋予他们自由权利而高兴起来，这些该下地狱的刽子手就受不了啦！他们一定要把什么事都弄拧，把每句话的意思都弄反才行。”
她对那些骑兵发怒，她对全世界发怒，在那个时刻，并且连带地对她的儿子也发着怒。当她懊恼起来时，她似乎觉得所有近来的那些乱子全是“库普林卡那群毛手毛脚的笨蛋们”弄出来的。
“他们想怎么样呢？这群笨蛋们！他们糊里糊涂，只要能够呼风唤雨就高兴了！这群不知好歹的东西，就像那个话匣子，帕沙，再学学他的样子让我看看，亲爱的。哎呀！真是笑死我了！你学得真是一模一样。嗡嗡，嗡嗡，嗡嗡——简直像只大土蜂！”
一回到家她就骂她儿子。她这一大把年纪了，还要挨那些白痴在背上打一棍吗？
“真是的，妈！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难道我是那队哥萨克骑兵的队长或是警察局长？”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他的窗口看到了那些逃命的游行者。他晓得他们是些什么人，便注意地观察，看看尤拉是不是在里面。但那里面好像没有一个他的熟人，他只觉得似乎瞥见了那个姓杜多罗夫的孩子——不过他已记不起他的名字。那不知死活的小伙子，最近才从肩膀上取出一颗子弹头，现在又到那些他不该去的地方到处胡搞去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那年秋天从彼得堡搬过来的。在莫斯科他没有房子，又不愿住旅馆，因此就寄居在一门远房亲戚斯文季茨基的家里。他们让他住在三楼一个两面朝街的房间中。斯文季茨基夫妇没有小孩，这座三层楼房是他们已故的双亲在好多年前跟多尔戈鲁基亲王租来的，房子委实太大了，他们用不了那么多地方。这是多尔戈鲁基家族的产业——一排多种式样的排列不整齐的房子，包含三个院落、一个花园，周围是三条狭窄的小巷，仍然沿用古老的名称，总称作面粉城，尼古拉借住的这座房子是面粉城的一部分。
虽然有四面窗子，但那书房依然阴暗。房里堆满了书籍、纸张、地毯和印刷品。房子的一角有一个半圆的阳台，因为是冬天，通往阳台的双扇玻璃门已经紧紧地关上了。
从那阳台的门和两面窗子望出去是一条小巷，巷子里的雪橇轨迹、两旁不规则排列的房子和栅栏一直延伸很远。
紫色的影子从园里爬进房间。那白霜覆盖的树，枝桠间好像蜡烛熄灭之后的浓烟，探进头来，仿佛想把它们的重担放在书房的地板上一般。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站着向远方眺望。他回忆起去年在彼得堡的冬天——他想起了加邦（一个教士，人们把他当作革命领袖，其实是个煽动家）、高尔基，想起了那次拜访首相威特，还有那些现代派的时髦作家们。他从那个疯狂的地方，逃到这古都的寂静里来，是打算撰写他心中的著作。但他从油锅里跳出，却又跳到火焰里去了。一天接一天的演讲——女子的大学特别班、宗教哲学会、红十字会，还有罢工基金会——简直剥夺了他全部的时间。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到瑞士去，到那儿林野中一个僻静的村镇去，到那湖上、山间、天空以及那永远应和着回音的空气中的平和里去。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离开窗口，他想出外去看个朋友，或者到街上走走。但他想起那托尔斯泰主义者维沃洛奇诺夫有点什么事情要来找他。他在房里踱着方步，于是他想到他的外甥了。
当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他在伏尔加河上的隐居之所搬到彼得堡去的时候，他把尤拉留在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有许多亲戚——韦杰尼亚平家、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谢利亚温家、米哈耶利斯家、斯文季茨基家，还有格罗梅科家。最初尤拉马马虎虎地住在那老话匣子懒鬼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族人们管他叫费吉卡。费吉卡和养女摩蒂亚姘居，因此自认是个反抗传统、追求进步思想的斗士。但他辜负了亲戚的请托，甚至挪用了尤拉的费用，花在自己身上。于是尤拉只好迁移到当教授的格罗梅科家里去，此后就一直寄居在他家。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认为格罗梅科家环境和气氛很是合适。格罗梅科的女儿冬妮亚年纪和尤拉差不多，还有米沙·戈尔东也和他们住在一起，他同时也是尤拉的朋友和同学。
“他们倒是挺有趣的一个三人联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他们三人整日把自己沉浸在《爱的意义》和《克莱采奏鸣曲》之中，而且三人都热心于宣扬品德。青年人经过一段狂热的清修是对的，但他们做得太过火，他们已经过分了。
他们真是幼稚而古怪！不知为了什么理由，他们把经常扰乱他们肉欲范围内的东西一律称为“庸俗”，而且不断地使用这个字眼，往往又用得很不恰当。这字眼用得太不高明！他们拿“庸俗”指本能，指猥亵，指对女性的玩弄，甚至用来概括整个物质世界。每当他们提及那个字眼时，脸色不是变青就是发红。
“如果我一直在莫斯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道，“我就不会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质朴是必要的，但必须有个限度……”“哎呀，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你来啦！请进吧！”他叫道，一面去迎接他的客人。
一个胖子，身穿灰色的托尔斯泰主义者衬衫，以及一条膝盖上下涨得像口袋似的裤子，扎着极宽的皮腰带，脚着毡靴，走进房里来。他的样子活像一个脑袋在云端飘着的善人的灵魂。系着一条阔黑缎带的夹鼻眼镜，在他的鼻梁上愤怒地颤动着。他在客厅中便已经开始脱衣服，但还没有拉下围巾，所以它就挂在他背后，拖到地板上，与此同时他还拿着他的软呢圆帽。这些累赘使他无法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连“您好”也说不出来。
“嗯……嗯。”他不知失措地哼着，一面在房中张望着。
“随便放下好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这样，维沃洛奇诺夫的言语和自制能力才恢复了过来。
维沃洛奇诺夫自命是托尔斯泰的门徒之一，但他们这些人已经把那个从来不知什么叫平静的天才的思想弄得了无生气，恬于享受长久而无挂碍的休息，并且无可挽救地日渐流于浅薄。他来是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一个集会去演讲。集会是为了救助那些被放逐的政治犯而召集的，将在一所学校内举行。“我已经到那学校去演讲过了。”
“也是为了救助我们的放逐者吗？”
“是啊。”
“你必须再讲一遍。”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稍稍推让之后，答应了下来。
事情已经谈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想留客。照说，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可以马上告辞了，但他显然觉得那样太不像话，因此在告别之前，他想寻出几句生动而自然的话来说说，结果他们的对话竟尴尬地拖了下去。
“哦，结果你就变成了颓废派了？你甚至接受了神秘主义？”
“你这话什么意思？”
“那真是浪费，你知道的。你还记得那个县议会吗？”
“当然记得。我们不是曾经一起讨论过它？”
“我们还为乡村学校和师范学院作过战，为它们做了不少事呢！”
“是的。那是一次精彩的战役。”
“然后你对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发生兴趣了，还记得吗？”
“是的，有一段时期。”
“嗯，现在你所关注的却变成这套附庸风雅的东西了——放荡的牧羊神、黄色的睡莲、雅典的少年和《让我们发光吧》。我真是想不到，像你这样一个睿智的人，具有这么高度的幽默感以及对人深刻的认识……啊，来吧……难道我已经冒犯你最神圣的领域了吗？”
“干吗老谈这些？我们是为什么争辩起来的？你根本不明白我的观念。”
“俄罗斯所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放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
“我也不否认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