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互相照顾，不要分开。别把食物分给其他人。我在你们的大衣里缝了个口袋，里边有钱，如果有需要就拿出来用，我的名字和住址也在你们的衣服上。”维拉摸了摸别在他们翻领上的铭牌。
“我们要去哪儿？”阿妮娅问。看着稚气未脱的她努力装出大人的模样简直叫人心碎。她才五岁，本来应该玩洋娃娃的年纪却被迫到这里排队，等着离开自己的家。
“去乡下，阿妮娅，卢加河附近有个夏日公园。到了那你们就安全了。而且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去接你们回来。”维拉下意识地捏紧了阿妮娅领口的铭牌，好像摸着这个小小的身份标识就能稍解她心里的不安。
“上车！”一个党员同志大声吆喝，“动作快，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维拉蹲下来拥抱女儿，然后又抱了抱儿子。就在她慢慢站直身子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在咯咯作响，似乎只要稍微一用力就会断裂。
周围的人已经开始焦急地安排孩子们上车了，落在后面的孩子就被一把抱起，然后递到前面人的手中。
到处是哭声和挥舞的手臂。阿妮娅拉起里奥的手，她特意向维拉展示了一下自己握着弟弟的那只手是多么的有劲，以此来证明她的坚强。
然后姐弟俩手拉手上了火车。
但维拉自己却一步也迈不开了。周围的人不满她挡道，纷纷开始推挤她，嘴里嘀嘀咕咕，不顾体面地用难听的字眼咒骂。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吗，她整个人已经瘫在那一步也走不动了？最后终于有人忍受不了用力推了她一把，她没有站稳，跪倒在地上。她感觉有无数双小脚从她头顶掠过，几个大人像交接接力棒一样把后面的孩子挨个送上火车。
维拉慢慢地爬了起来，膝盖处的长袜磨破了也浑然不知。她默默地让到一边，开始沿着一节一节的车厢跑了起来，边跑边往车窗里张望，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两个孩子原来是那么小，小到往人群中一混就再也看不见了。
实在是太小了。
她有没有把所有的事向他们交代清楚？
保管好大衣，冬天很快就要来了，虽然她说你们只要去个把星期就能回来。
两个人千万不要走散了。
记得刷牙。
好好吃饭。不要挑食。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抢在最前面。
互相照顾。
我爱你们。
想到这里，维拉的脚一软，险些跌倒。她没有对两个孩子说爱他们。不是忘了，而是怕说出来会惹得他们哭得更伤心，所以她一直忍着，没有将这句最珍贵，也是唯一重要的话说出口。
她突然大喊了一声，压抑在最深处的痛苦终于在那一刻爆发。她尖叫着挤回到人群中，用手肘为自己撞开一条路，拼了命地挨到火车门边。那些被她推到一旁的女人用空洞绝望的眼神瞪着她。
“我不是重要技术岗位的工人。”她对排头一个管事的妇女说道。但对方露出了一副疲于应付的倦懒神情。
“文件？”管事妇女机械地询问。
“在混乱中弄丢了。”维拉指了指身后拥挤的人群。说谎让她的舌头一阵发苦，胃里的酸水直翻腾。干这样的事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什么事情——甚至包括战争——能比惊动秘密警察更恐怖。她强迫自己挺直了腰。“这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很好地控制疏散。这样子做事一点效率也没有。也许我该把这情况上报一下。”
这番批评起了作用。倦容满面的管事妇女稍微打起了点精神，她轻轻点了点头，“您说得对，同志。我们的工作还得再仔细一些。”
“很好。”维拉说着绕开她登上了火车，一颗心在胸口狂跳不已。每迈出一步她都觉得有人会从身后追上来，大声喊：“她是骗子！”然后把她拖走。
走了一截没见有人追过来，她心里稍安，放慢了脚步，这才看清楚周围全是小孩子的脸。他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灰色的火车座椅上，在大夏天里裹着厚外套，戴着帽子——证明没人相信他们两个星期后就能回家，只不过这话谁也不敢说出来罢了——泪水，也许是汗水，在他们的圆脸庞上闪闪发光。他们非常安静。太安静了。没有一个孩子在谈笑或玩闹，只是静静地坐着，看上去破碎而麻木。
火车上除了儿童外也有为数不多的几名妇女，有负责疏散的工作人员、托儿所的老师，大概其中也混进了几个像维拉这样既舍不得孩子又不敢公然违抗国家命令的母亲。
对于自己刚才干的事她不敢去细思，也不敢去想这事会给她的家人带来什么影响。她很清楚他们一家有多需要她在图书馆挣的这点薪水……
脚下的火车好似苏醒过来了一般。随着汽笛声响起，她感觉到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移动了。她继续沿着一节又一节的车厢往前走，几乎不用手去扶两旁的座椅，也尽量不跟周围的小孩有眼神接触。
“妈妈！”
阿妮娅的喊声突破了火车的轰鸣声。维拉奋力地挤上前。她看见她的两个孩子蜷缩在一个座椅上，小小的个头根本够不到车窗。
她坐进窄小的座椅，将他们抱到自己腿上，让雨点一样的吻落在他们的脸上。
里奥被汗和泪水浸湿的圆脸蛋上有几道污痕，维拉不敢去想他的脸是怎么弄脏的。泪水在他的眼里打转，但这次他没有哭出来。维拉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的告别对他产生了影响，也许现在的他已经褪去了一些稚气，不像之前那样单纯了。“你说过我们必须要走。”里奥说。
维拉喉咙一紧，只能点点头。
“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呢，妈妈。”阿妮娅郑重其事地对维拉说，“一秒也没放开。”
和所有合格的苏联人一样，维拉不允许自己质疑政府。如果斯大林同志下令让孩子们去南边躲避战祸，那维拉就将自己的孩子送上火车。她能做出的最出格的举动无非是跟他们一起走，想来也算不上太严重的反抗，而随着火车离列宁格勒越来越远，这样的反抗似乎也越来越微不足道。她只要看着孩子平安抵达目的地就安心了，然后她会回到图书馆继续上班。运气好的话也就耽误一两天工夫，她会跟图书馆的领导普罗特金同志解释，说她陪孩子同去是要配合政府下达的疏散命令，这是她作为一名爱国公民的义务。
在苏联，言辞是极为重要的。人们常把“爱国”“效率”“要素”一类的词挂在嘴上。没人愿意去质疑错误的事。到时候只要维拉表现得坚定、无畏一点，也许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她只希望母亲还有奥尔嘉不要太担心。
“妈妈，我饿。”里奥气鼓鼓地嘟囔。他弓着身子，像一株幼小的蕨菜蜷缩在维拉怀里，灰色的玩具兔子夹在他的胳膊底下。他把大拇指放进嘴里吮吸，另一只手抚摸着兔子耳朵里的粉色绒毛。
从上车到现在已经过了几个小时，始终没有人来通知如何解决吃饭的问题，也没有靠站的准确时间。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到达目的地。
“就快到了，我的小狮子。”维拉轻拍着里奥大衣的垫肩安抚他。她看见火车上的孩子们渐渐从之前的麻木状态中缓过神来，变得越来越不安。有几个孩子哼哼唧唧地抱怨起来，不知道哪里有个小孩已经在放声大哭。维拉来的时候带了一小包葡萄干在身上，她正准备拿出来的时候火车汽笛突然尖厉地响了起来。这一响便没有停下的意思。前面在过路口的时候也拉响过汽笛，不过是鸣一声就罢了。可这一次却是没完没了，像一个女人在撕心裂肺地尖叫。列车的制动装置启动，发出巨大的噪声，随着车身剧烈的震颤，火车渐渐慢了下来。
霎时间炮火声四起。一架飞机的引擎声在头顶低鸣，紧接着他们听到了爆炸声。
维拉忙看向窗外，只见到处是火光。火车里立时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尖叫，恐慌地挤到窗边。
一个穿着党员衬衫和起皱的蓝色羊毛裤的妇女顺着每一节车厢高声喊：“所有人下车，快！到后面的谷仓去。立刻行动！”
维拉拉起她的两个孩子就跑。待他们一路冲到最前头她才想到，自己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帮一帮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才对，但这种时候她的头脑已经无法冷静思考了。飞机不停地在头顶盘旋，炸弹一个接一个投下来，引起了大火。
下了火车，外面浓烟滚滚，到处是尖叫声。维拉什么也看不清楚，目之所及皆是一副残败的景象——燃烧的建筑，地面上焦黑的窟窿。被毁的房屋。
德国人已经打到这儿了。他们开着坦克、带着枪支和炮弹逐步向前推进。
迎面一个穿军装的男人朝维拉这边跑来。“这是哪？”维拉问他。
“卢加河以南大概四十公里处。”他大声回答，没有停下的意思，径直从维拉身边跑了过去。
她将两个孩子拉过来紧挨着自己。两个孩子一直在哭，脸上沾满了黑灰。他们随着人群挤进一个大谷仓。
谷仓里又闷又热，烟火和汗水混杂着恐惧的味道充斥在空气中。飞机依然在头顶盘旋，落下的炸弹撼动地面。
“他们竟然将我们直接送到德国人面前。”不知何处一个女人愤愤地说道。
“闭嘴！”立刻有数十人齐声喝止这个妇女，但说出的话却是收不回来了。这个事实已经死死地扎进了维拉的脑海中，再也无法抹去。
被困在这里的人——大部分是儿童——都在等着不会降临的夜幕，等着不会到来的庇护。谁还会相信一个将自己国家的儿童直接送到敌军面前的领袖呢？
感谢老天维拉随他们一道来了，若是只有他们，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这些留待以后再想，并且要想上很长一段时间，兴许那个时候她会感到万幸，留下释然的眼泪。但不是现在。现在她必须赶紧行动起来。
“我们得离开这个谷仓。”一开始她只敢小声说，可后来有一颗炸弹投到了谷仓附近，爆炸震得屋椽瑟瑟，灰尘直往他们脑袋上落，于是她又响亮而清晰地说了一遍：“我们得离开这个谷仓。万一炸弹击中我们……”
“同志们，”一个人打断了她的话，“党和国家需要我们留在这儿。”
“我明白，可我们的孩子……”她不敢将心里的话尽数说出，也不能说。但她从周围人的眼神中看得出，多数人都明白，“我要带我的孩子离开这。要是有谁也想离开就跟我一起走。”
听到人群中的窃窃私语和低声抱怨她并不意外。维拉的国家正处于大恐慌时期，谁也料不准最终哪一方死亡的可能性更大——是德国人，还是自己国家的秘密警察。
她攥紧两个孩子的手，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向谷仓外走。连幼小的孩子都主动让出了一条路让她过去。那些与她对视的目光里满是怀疑和恐惧。
“我同你一起走。”这时一个妇女站起来说道。这是个上了些年纪的女人，脸上满是皱纹，灰白色的头发裹在一条脏兮兮的头巾里。她一说完立刻有四个孩子站起来，围到她身旁。这几个孩子都穿着过冬的衣服，苍白的小脸上有一道道的泥灰痕。
一众人中也只有他们跟了过来。
维拉和这位妇女带着六个孩子艰难地走出了谷仓，把一群鸦雀无声的孩子丢在了身后。
“我们最好快些赶路。”跟出来的妇女对维拉说。
“我们离列宁格勒有多远？”维拉看着外面硝烟弥漫，灰蒙蒙的一片，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脱离了众人，又没有谷仓的遮蔽，他们直接暴露在了危险之中，很容易受到头顶飞机的袭击。恰巧在这时，一颗炸弹落了下来，她左面的一栋房屋立刻被炸毁。
“大约有九十公里的距离。”那个妇女回答她，“别顾着讲话，还是快走吧。”
维拉将里奥抱了起来，一只手紧紧拉住阿妮娅。她也知道这样抱着儿子赶路无法坚持太久，但为免有什么意外，她还是决定先这样走一程。透过里奥紧贴着她的胸膛，她感觉到了他强劲平稳的心跳。
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那段回列宁格勒的路是如何艰辛她渐渐忘却了，也不会记得她孩子脚上大水泡是怎么磨破流血的。他们像逃犯一样躲在干草房里过夜，整夜听着空袭警报和投炸弹的声音，之后又在惊慌中醒来，每次都以为难逃一劫，着急忙慌地摸索身上并不存在的伤口，这些她都不会记得了。相反，她会牢牢地记着那个好心载了他们一程的货车司机，还有那些停下来把面包分给他们，并向他们打听南方战况的路人。她也记得自己是如何回答的：漫天的大火，无止无尽的恐惧，还有在路边沟渠里数不清的死尸。而这些事早已超出了她以往对战争的认知，她不知道会是这番情景，也从没想过。
待她终于回到自己家中，跌跌撞撞地扑进母亲张开的双臂时已是筋疲力尽。这一路将她折磨得伤痕累累；她的鞋子好几个地方都被磨破了，一双脚疼痛难忍，就算浸泡在热水里也丝毫不能减轻痛苦。但这些都不重要了。现在不是时候。
真正要紧的是列宁格勒，这座令人眷恋的白雪之城。如今德国人正步步逼近她的故乡。希特勒发誓要将这座城市从地图上永远抹去。
她知道自己必须要做什么。
明天，维拉要起个大早，往身上多裹几件衣物，然后把能带上的香肠和干果统统收到行囊中。她要像数以千计和她同龄的妇女那样，重返南方前线，去保卫家园和爱人们。这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们必须将敌人拦在卢加河畔。前线需要帮手。”她对母亲说。母亲会意，脸上带着难掩的痛苦。
母亲没有问她理由和打算，也没有问为什么是她而不是别人。答案就摆在面前：战争才刚开始一星期的时间，整个列宁格勒就只剩下一群女人了。凡是年龄在十四到六十岁的男子都参了军，现在连年轻的姑娘也上了战场。“我会照顾好孩子们。”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但维拉却清楚地听到了她没有说出口的心里话：“你要回到我们身边来。”
“过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维拉向母亲保证，“到时图书馆还会授予我爱国者的称号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母亲唯有点点头。她俩都知道维拉的保证太虚无缥缈，但她们不说。因为她们都选择了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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