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辛巴族女人从妮娜下方走过，她头上顶着一个沉重的水罐，胸前系着一条彩色的吊兜，托着一个婴孩。妮娜举起相机，用长焦镜头放大，透过取景窗将画面调至最清楚。和这个非洲游牧部落所有女人一样，这个年轻的女人也袒露着上身，下身裹着一条带毛边的山羊皮裙。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串大大的海螺壳项链，这样的项链通常是在母亲和女儿之间一代代传下来的，在这里是非常珍贵的物品。戴着项链说明这个女人已经结婚，而且她的发型也是已婚女子的发式。为了保护皮肤不被毒辣的太阳晒伤，年轻母亲从头到脚都涂着一层赭石粉和乳脂，这让她的皮肤呈现旧砖头一样的颜色。脚踝是辛巴族妇女全身上下最私密的部位，她们会用几个薄薄的金属脚环遮住那里的皮肤，走路的时候脚环互相碰撞，叮当作响。
这个年轻的女人没有注意到到妮娜正在观察她，她在河边停住，出神地望着裸露的河床，那里本来应该是有水的。她伸出手轻轻抚摸在襁褓中的孩子，脸上的表情由凝重变成了绝望。这样的表情妮娜在全世界无数的女人脸上看到过，尤其是在战争或灾难的时期，动荡和不安带给她们的是深入骨髓的恐惧，她们不确定自己孩子的以后会怎样，是不是还有未来，也不知道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哪里还能找到赖以活命的水。
妮娜把这一切记录在胶片上，她不停地按动快门，镜头一直跟着这个女人返身回到她自己的泥土棚屋。棚屋里有几个妇女围坐在一起，年轻的母亲加入到她们中间。一群女人一边叽叽喳喳地聊着天，一边把红赭石放到一块平坦的石头上碾碎，用葫芦做成的碗收集粉末。
妮娜盖上镜头盖，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腿。这个早上她一口气拍了无数张照片，但是不用看她也知道，其中最好的是那个年轻母亲站在河床边的照片。
她在脑海里想象着剪裁好这张照片，冲印出来，跟自己这些年来拍下的最得意的几幅照片挂在一起。会有那么一天，她的照片会向全世界的人展示女性的坚强和力量，以及她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妮娜取下用完的胶卷，在胶卷盒上贴标签，塞进口袋里，再拿出一卷新的装好。走进村庄，她微笑着跟村民们打招呼，从兜里掏出糖果、缎带和手链送给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她总是随身携着这样的小礼物。在村庄里，她又抓拍到一张四个辛巴族的女人刚做完草药烟熏桑拿的照片，在缺水的地区，这些原始部落的人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清洁身体的。照片上四个女人手拉手，嬉笑着，那样子和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
丹尼从她身后走过来，站在她的身边，“早啊。”
她靠着他，为今天早上拍到的照片感到满意，“我最爱看这些女人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样子，尽管生活艰难，活下去的希望是那么渺茫。看着她们跟自己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让我很想哭出来，能让我哭的也只有这个了，可为什么呢？我们都已经见过那么多悲剧和不幸了。”
“所以你的摄影主题其实是母亲吗？我还以为你想记录全世界各地的女性战士的故事呢。”
妮娜皱起眉头，这个问题她从来没有想过。丹尼的话让她感到不安，“也不总是母亲。我关注的重点是女性的抗争，还有她们战胜逆境和困难的故事。”
丹尼微微一笑，说：“这么说来你还挺浪漫的。”
妮娜被逗笑了，“你说得没错。”
“可以走了吗？”
“我已经拍到我想要的了，可以走了。”
“这是不是说我们接下来可以找个带游泳池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待上一星期了？”
“我也正有此意。”妮娜说着收起她的摄影器材，然后返回土棚屋收拾行李。丹尼去跟部落的酋长辞别，把说好的报酬交给部落里的人。临走之前，妮娜拿出卫星电话，放在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上，打开卫星电话的接收板寻找能收到信号的地方。
不出所料，电话没人听，这个时候杂志社的办公室已经关门了，于是她给编辑留了言，告诉她接下来他们会去赞比亚，等到了乔贝河旅社再联系。收拾妥当后，妮娜和丹尼爬上那辆快散架的路虎重新上路，卡奥科费尔德像月球表面一样的风景一点点向后退直至消失。车开到机场，他们跳上一架向南的飞机。傍晚时，他们已经在乔贝河旅社开好了房间。房间临河而建，带一个私人露台。坐在露台上，服务生给他们端来金汤力酒。日头在地平线缓缓下沉，一群大象在河对岸漫步，一百码开外的高草地里有狮群在狩猎。
妮娜换上了一套比基尼，已经是好几年前的款式了。她伸展四肢，躺在豪华双人休闲椅上闭目养神。入夜后的乔贝河畔弥漫着一股浑水和枯草的味道，还有被无情烈日烤得像石头一样干硬的泥土味道。好几个星期以来，妮娜干练的黑色短发第一次洗得这么干净，指甲下面也没有了红色的泥土。这些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侈的事。
她听到丹尼朝着露台走来的脚步声，他在迈出每一步之前都会有一个轻微的小停顿，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来。那是为了减轻右腿的压力，那条腿在安哥拉时中过弹。虽然他装作没有什么大碍的样子，有人问起也说早就不会疼了，但妮娜知道他一直在服用止疼药，也经常在夜里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舒适的姿势睡觉。她给他按摩身体的时候会格外用心地帮他按摩那条腿，尽管他并没有要求她这么做，而她也不会承认。
“给你。”他说着将两个酒杯放在妮娜手边的柚木桌子上。
她仰起脸对他说谢谢，却发现他有些不对劲，首先他端来的不是金汤力，而是一大杯纯龙舌兰。并且他忘了带配龙舌兰的盐来。最糟的是他的脸上没有笑容。
她警觉地坐直身子，“出什么事了吗？”
“你还是先喝点酒吧。”
如果一个爱尔兰人跟你说，你先喝口酒，那就说明他接下来会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他在她身边坐下，她往一边挪了挪，给他腾点地方。
晴朗的夜空中挂着星星，在淡淡的银色光线下，妮娜看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深陷的脸颊，蓝色眼睛和卷曲的头发。看到他露出的悲伤神情，妮娜突然想到，丹尼其实是一个很爱笑的人。无论是在毒辣的太阳下被炙烤，还是被灰尘呛到快窒息，抑或是冒着枪林弹雨，他总是能用微笑来面对种种困境。
只是现在，他的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
丹尼递给她一个小小的黄色信封，“是电报。”他说。
“内容你看过了吗？”
“当然没有，但这时候来电报，想必不会是好事。”
全世界的记者、制片人和摄影记者都知道接到电报意味着什么。尽管现在卫星电话和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但那些在外工作的人的家人还是会通过电报来传递坏消息。她接过信封的手有些颤抖。看到电报是西尔维发来的，她长舒一口气，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谢天谢地”。但是随着她继续往下读，轻松的感觉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妮娜。
你父亲犯心脏病。
梅瑞狄斯说情况很糟。
西尔维。
她抬起头看着丹尼说：“是我父亲……我得立刻赶回去……”
“现在不行，亲爱的，”丹尼温柔地说，“最早的一班飞机也要等到明早六点。我去买从约翰内斯堡直飞西雅图的机票，我们从那里开车回去比较好吧？”
“我们？”
“是的。妮娜，我想陪着你。很严重吗？”
她不知该如何回答，一句话也说不出。她从来不会向别人寻求安慰，这让她觉得很别扭。她不想暴露自己脆弱的一面，给别人伤害自己的筹码。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还是从母亲那里学到的。碰上这样难以给出明确答复的情况，她一贯的做法是先敷衍过去。于是她的手顺着丹尼的身体往下摸，碰到了那个开关，“带我到床上去，丹尼尔·弗林。帮我熬过今晚。”
等待的时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无止无尽”，但是这个词会让梅瑞狄斯联想到“终止”，继而是“死亡”，而这些不吉利的词又会让梅瑞狄斯一直努力压抑的情绪统统翻涌上来，一触即发。她一向的应对办法是让自己保持忙碌，只是此刻这办法对她完全不起作用，不管她怎么努力也没用。她搬来一大堆跟保险相关的资料逼自己去研究，搜索心脏病和治愈率方面的信息，还列出了一份国内最好的心脏病专家的名单。可只要她一放下笔，或者眼睛从电脑屏幕上挪开，悲伤就会像洪水一样将她淹没。眼泪在眼眶里拼命地打转，但是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让一滴眼泪落下来。如果哭出来就意味着心里的防线崩溃了，而她要死守着这道防线，拒绝放弃。
此刻她站在候诊室里，用力地抱紧双臂，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一个鱼缸，里面养了几条五颜六色的鱼。运气好的话，她的注意力会被一条鱼暂时吸引过去，让她有那么一微秒的时间忘掉父亲此刻正在生死边缘挣扎，很可能会死去的事实。
杰夫从身后靠近她，因为铺着地毯，她没有听到脚步声，但能感觉到。“梅。”他轻轻唤她，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她知道杰夫在想什么，他希望她靠到他身上，让他从后面抱住她。事实上，她心里有一部分也希望如此，她又何尝不渴望在这个节骨眼上得到丈夫的安慰。只是她现在仿佛正憋着一口气，只要一松懈所有希望就会化为乌有，她不敢让自己有丝毫的放松。在他的怀里她可能会崩溃，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让我抱着你吧。”杰夫在她耳边说道。
她摇了摇头，他怎么会不明白她的想法呢？
她在担心父亲的病情，这种焦灼不安的心情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就好像有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了她的胸口，撕裂了肌肉，穿透了骨骼，锋利的刀剑对准她的心脏，随时准备向里推进，只要稍有不慎，这个柔软的器官就会被利刃刺穿。
她听到杰夫在她身后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坚持，“联系上你妹妹了吗？”
“能问的地方我都问遍了，也留了消息。你也知道妮娜，要是她回国了就一定会赶回来。”她又看了一眼钟，“这个该死的医生怎么折腾这么久都没动静？好歹应该来跟我们说说情况。再等十分钟，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去找他们科室的负责人反映。”
杰夫好像在跟她说些什么（说实话她没听进去多少，她心跳得太快，心跳声几乎盖过了外界所有的声音），他还没说完，候诊室的门开了，渡边医生走了进来。梅瑞狄斯、杰夫和母亲立刻向医生围拢过去。
“他怎么样了？”母亲问话的声音穿透了整个候诊室。在这种时候她怎么还能如此中气十足地说话？只有浓重的俄国口音透露了她的不安，除此之外，她的表现一如往常的平静。
渡边医生淡淡一笑，那个笑容转瞬即逝，他开口说：“不是太乐观。在送他去手术室的时候他的心脏第二次发病。我们尽全力把他抢救回来了，但现在他非常虚弱。”
“有什么办法吗？”梅瑞狄斯问。
“办法？”渡边医生皱了皱眉，他眼中流露出的同情让人害怕。“什么办法也没有，他的心脏在这两次发病中严重受损。现在我们只能等着……但愿他能熬过今晚吧。”
杰夫的手臂揽住了梅瑞狄斯的腰。
“现在你们可以去看看他，他在加护病房里。不过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好吗？”渡边医生说着轻轻搀扶住母亲的手肘。
细节，梅瑞狄斯看着母亲沿着走廊往前走的背影，心里默默想，专心考虑下细节的问题。想办法解决这事。
可是她专心不了，什么也想不出来。
回忆变成一幅幅画面聚集在她视线之外的某个地方等候，只要一逮到机会就蹿到她眼前来亮个相。她看到高中体操比赛时父亲站在看台上，活力十足地给她加油打气，弄得台下的她好不尴尬。还有在她的婚礼上，父亲在牵着她走过教堂甬道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哭了起来。而就在上个星期，他还把她拉到一边，悄悄跟她说：“跟我去喝啤酒吧，梅瑞狄宝，和以前一样，就我们两个。”
只是当时她回绝了他，跟他说下次有机会再说……
送衣服去干洗真的就比陪父亲去喝两杯重要吗？
“应该给两个孩子打个电话，”杰夫说，“叫她们搭飞机回来。”
这句话仿佛让她心里的某样东西破碎了。她也知道这么想很无理取闹，但她真的很恨杰夫讲出这样的话来。这表示他已经放弃了。
“梅？”杰夫一把拉过她，紧紧地搂住了她。“我爱你。”他轻声说。
梅瑞狄斯在他怀里没有动，一直到她觉得快受不了了才轻轻推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看他一眼。她默默顺着母亲刚才走过的路向前走去。一种彻头彻尾的孤独和无助感笼罩着她。整个冠心病重症监护区的气氛严肃而忙碌，穿着蓝色手术服的医生在她眼前走来走去，但她统统看不见也不在意，此刻她眼里只有她的父亲。
父亲躺在一张窄窄的病床上，周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插管、输液管和监护仪器。她的母亲守候在一旁。她的丈夫躺在那里，性命垂危，生死之间仿佛只连着一根紧绷着的细线，而她却是以一种异常、近乎傲慢的平静在面对这一切。她站得笔直，姿态完美。如果非要说她的双手在颤抖的话，那颤抖的幅度大概得找个地震学家来才检测得到吧。
梅瑞狄斯抹了抹眼睛，她一点也没注意到眼泪什么时候已经涌了出来。她站在病房外，努力按捺着。医生说一次只能一个人进去，她不想当那个破坏规定的人。但最终还是没忍住，她走进病房，站立在他的床脚边。监护仪器运转的嗡嗡声吵得叫人难以忍受，她轻声问：“他怎么样了？”
母亲重重地叹口气走开了。不用看梅瑞狄斯也知道，母亲出去后一定是站在一扇窗户前，默默地盯着窗外的雪夜。当然，是独自一人。
任何时候母亲都只想一个人待着，要是换作平常，梅瑞狄斯一定会被她这样的举动惹恼，但是这一次她不想去苛责她。这场变故让所有人都崩溃了，大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承受，强打着精神振作起来。
她俯下身，轻轻抚摸着父亲的手，“嘿，老爸，”她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努力让自己露出微笑，“你的梅瑞狄宝来了。我就在这，我爱你。爸，和我说说话。”
回答她的只有风敲打玻璃窗的声音，窗外的灯下雪花在静静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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