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温暖洒成一条线或是一盘棋，
把色彩化作一抹红或是一摊绿，
把暴风雪渗入生命赤裸的肌体，
把扎西德勒留在爱你的光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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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委派通信员送来了一个文件，父亲翻开一看，喜笑颜开，赶紧去找李志强。文件上说：沁多中学由县属改为州属，行政级别提高一级，为处级，办学经费由州财政负责筹措，比原先多了十倍，还不包括老师们的薪水。老师们的薪水参照了内地“民办教师”的办法，由州财政从各县各公社收取后按月支付，每人每月约26元。父亲问：“够不够？比国家干部少一点，比学徒工多一点。”李志强说：“够了够了，我们是来避难的，管吃管喝不说，还有工资，真是没想到。”父亲叫上角巴，带着哈达去州上表示感谢。王石说：“给我献什么哈达？要献就献给财政局和文教办公室，以后你们打交道的就是这两个部门。”父亲说：“我们就拿了一条哈达怎么办？”王石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条哈达给了他们。角巴说：“谢谢啦，书记反过来献给我们啦。”他们来到财政局，大房间里全是人，都不知道把哈达献给谁了；又来到文教办，一个小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是个女的。女人说：“阿尼玛卿州终于有教育啦，我不会天天坐在这里没事干啦，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校长尽管吩咐。”父亲一把摁住桌上的电话说：“学校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那得拉多长的线？我这就去给王石书记汇报。”女人说着起身就走。
父亲和角巴拉马来到州委外面，信步走去。父亲不说话，只是跟着东张西望的角巴走。走过几条主要街道，角巴就不走了。父亲说：“别着急，我让你跟我来，就是为了方便你找人。”角巴说：“不找啦，回吧。”走了几步又说，“文教办的那个女人对我们挺客气。”父亲说：“就是不知道办事能力怎么样，电话对学校很重要。”角巴犹豫着说：“能不能托她找一找？”“对啊。”他们再次回到文教办。那女人拖过两把椅子来让他们坐：“王石主任已经同意啦，让我跟邮电局联系，要是解决不了，就向军分区求援，看能不能为了阿尼玛卿州的教育事业支援一下。”父亲说：“谢谢啦，又有事要麻烦你啦。”女人说：“不麻烦，说吧。”角巴吭吭哧哧的，似乎又不想说了。父亲抓住他的手生气地说：“角巴啦，你可从来没有这样黏糊过，怕什么，不就是找个人嘛。你应该像过去那样气派地说，我，沁多草原的角巴德吉，想起一个老朋友啦。没错吧，她应该是你的老朋友？”角巴这才说起来，她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汉族女人，尖下巴，长脸，眼睛一个是单眼皮一个是双眼皮，鼻子跟下巴一样尖，耳朵边有个小黑痣。“拜托啦，麻烦你看看州上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女人问：“名字呢？”“不知道。”“个子呢？”“跟你差不多。”“头发？”“头发有，多得很。”“我是说发型，女人最重要的是发型，是辫子、剪发还是马尾巴？”角巴想不起来了，那个瞬间让他激动而慌乱，像是一个梦，倏忽而逝，哪里会注意到她的发型。不过从前的头发他是记得的，一头披纷而下的乱发，又厚又长。他给她说，藏族女人再穷再邋遢也会把辫子梳好，因为只有鬼才会披头散发。她于是辫起了辫子，是一根粗大的辫子，而不是藏族女人一样，由家里人帮着梳起的许多小辫子。女人问：“你跟她是什么关系？”角巴不知道怎么回答。父亲说：“我刚才说啦，他们是朋友，后来失散啦，很多年不见，最近有人看见她就在州上。”女人说：“这样的话只能多方打听，慢慢找。”角巴说：“找到的话，你问问她十多年前去没去过沁多县的‘一间房’，要是去过，那就找对啦。”女人答应着，还在一个本子上记了记。
半个月后，州邮电局派人，用军分区捐赠的军用电话线在州委和沁多学校之间拉了一条专线。过了几天，州文教办的那个女人打电话给角巴：“有个女人很像你要找的那个，问她去没去过‘一间房’，她说去过。但一说到有人正在找她，她又说没去过。你最好来一趟，我领你当面去认认。”角巴去了，三天后回来，便不再提女人的事。父亲追问了好几次，他才说见到的就是他要找的女人。“结果呢？”角巴苦笑一声：“我们已经说好啦，从此就谁也不认识谁啦。”“听着好像你们有过很多故事。”“无头无尾的故事有什么意思？你就不要再问啦，我心里恨得很。”“恨谁？”“我自己。”
很快到了暑假，学校开了联欢会，学生们尽情地唱歌跳舞，持续到半夜。之后便是组织学生结队回家，学校一下子安静下来。父亲又去了几趟州上，在王石那里软缠硬磨，终于有了结果：立杆子，拉电线，解决沁多学校的用电问题。通电施工开始之后，父亲突然想，寄宿班的人怎么没有回来？得去看看了吧，还有西宁的家。父亲想家了，一想就按捺不住，匆匆忙忙把学校的事交代给了角巴和教务长李志强，就要鞴马出发。才让来了，说他也想去西宁，看看姥爷、姥姥、母亲、梅朵、江洋和妹妹。父亲说：“好啊，快去收拾，一会儿就走。”才让说：“已经收拾好啦。”原来他比父亲更早地想到了回西宁，给家里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是角巴帮他准备的，酥油、糌粑、奶皮、蕨麻、曲拉、一只肥硕的冻羊、一大块足有五十斤的新鲜牛肉，能带的都有了，马也借好了，是香萨主任的铁青马。学校的其他老师都没有离开，只有父亲和才让在一个阳光与雪色交相辉映的中午，踏上了去西宁的路。
两匹马的蹄音就像清脆的铃铛惊醒了姥姥的梦。她从炕上爬起来，穿了衣服，摸黑来到院子里，自语道：“不会又是听错了吧？”正要回去，就听有人轻轻敲响了院门。她捯着小脚疾步过来，卸了门闩，打开门，惊喜地叫了一声：“才让？”才让一头扑到她怀里：“姥姥啦，想你啦。”姥姥说：“你怎么才回来？”说着推开他，抹着眼泪，退了几步，又回到家里说，“快起来，强巴和才让回来了。”然后拉亮电灯，坐到炕沿上哭起来。才让进来，叫着姥爷、阿妈，又要往姥姥怀里黏糊。姥姥再次推开他说：“你不是不回来吗？怎么又回来了？”“姥姥，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回来啦？再说了，你要是想我，也可以去草原上找我嘛。”“我一双裹脚怎么去？”“你可以开着飞机去。”姥姥笑了。才让抱着姥姥亲了一口，又过去，把手伸进妹妹的被窝，挠了挠胳肢窝。妹妹咯咯笑着：“冰死我了。”又掐掐妹妹的脸蛋：“瘦啦。”妹妹说：“姥爷说我正在长个子。”“想我了没？没想是不是？怪不得我挺难受。”妹妹说：“你不会再走了吧？不走就不难受了。”
才让和妹妹说着话，姥爷和母亲出去，帮着父亲把马背上的食物拿了进来。母亲问：“学校放假了？年过完再走吧？”父亲说：“就是这么打算的。”姥爷说：“马就不要再往办事处送了，我去换些干草和豌豆来，就在院子里喂。”父亲说：“麻烦不？”“不麻烦，办事处你能放心？没人添料没人饮马怎么办？谁现在还会把心思放到牲口上？”母亲说：“才让学校的人来了好几趟，问他去了哪里，让他赶紧回学校。”父亲望着才让说：“会不会跟哈风老师有关系？”才让打着哈欠没吭声。母亲说：“赶紧洗，洗了吃，吃了睡。”姥爷姥姥去了厨房，烧水，做饭，但父亲和才让只洗了把脸，饭没来得及吃，就酣然睡去了。姥姥望着歪斜在炕上的父子俩，给他们盖了被子，然后拿出三个大碗，每个碗里均匀地放了一些酥油、糌粑、奶皮、蕨麻和曲拉，又割了三块羊肉和三块牛肉，送给四合院里的另外三家。虽然饥馑年月早已过去，但肉和奶制品仍然是城里人的奢侈品。姥姥拿回来的也不是空碗，每家都回赠了两个馒头。
父亲和才让睡到母亲下班才醒来，吃了晚饭，接着又睡。姥爷、姥姥、才让和妹妹睡在了东厢房的大炕上，父亲和母亲睡在了西厢房。姥爷把一条毛毡铺到堂屋的地上说：“才让，炕是煨了的，你要是嫌热，就在毡上睡。”才让说：“我不嫌热。”姥姥说：“一个家里的人，怎么就不一样呢？桑杰和尼玛从来不喜欢炕。”睡到第二天早晨，才算睡走了瞌睡。才让睁开眼睛，发现姥爷姥姥已经起来，正在厨房忙活，便穿了衣服，来到厨房，一边帮着拉风箱烧火，一边问：“我们学校来了几个人？”姥爷想了想说：“第一次两个人，后两次一个人。”才让松了一口气：“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大事情。”因为母亲休息，早饭吃得很晚，直到大家都起来，妹妹喊了饿，才摆上炕桌。姥姥烙了锅盔，姥爷做了一锅羊肉粉汤，再调上油泼辣子和醋，父亲和才让各吃了两大碗，姥爷、姥姥、母亲和妹妹都吃了一碗就说饱了。大家都说好吃，在父亲和才让是做得好吃，在别的人是羊肉好吃。才让说：“我还是回学校看看吧，再有不到半年，我就要高中毕业啦，要是不回去，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父亲说：“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不要。”
饭罢，姥爷拿了几件旧衣服去了城外的湟水河滩。河滩里有几间土坯房，里面住着一些来自周边农村的“拾大粪”，他们来城里给生产队积肥，顺便带了些洋芋、豌豆、蚕豆之类的土特产，想从城里人手中换一些旧衣裳回去。干草虽然算不上土特产，但他们有拉粪的驴车，肯定是带了干草的。一个多小时后，一头毛驴拉着一车铡碎的干草和半布袋豌豆出现在我家的巷口。姥爷先提着豌豆进来，之后父亲拿了麻袋跟他出去，把干草背了回来。日尕和铁青马都饿了，嘴上的布袋还没有吊好，就迫不及待地大口吃起来。父亲有点吃惊：“就几件破旧的衣服，能换这么多饲料？”姥爷说：“庄稼人可怜，钱少不说，布票根本就没有，一家三口穿一条裤子的多了，衣服金贵。”父亲说：“牧人也没有布票，但每年的自留羊多少能剪一些毛，可以织褐子织氆氇，再加上皮子，比庄稼人好多了。不过牧人穿衣是不分四季的，什么时候都是一件皮袍，而且没有衬衣衬裤，除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姥爷说：“我看才让个子长了，这次回来得给他添置几件衣服。”父亲说：“让他阿妈这两天就带着他去买。”姥爷说：“还是扯了布让他姥姥做吧，做的结实，还暖和。他姥姥整天念叨才让，不让她做她心里不肯。”
喂了马，父亲就要去师院附中看看寄宿班的孩子们，才让问母亲要了两毛钱，带着妹妹来到街上，东看看西瞅瞅地走着。才让说：“你说这两毛钱买什么？”妹妹先说买伊拉克蜜枣，又说买水果糖。才让说：“蜜枣怎么买？”妹妹说：“小的两分，大的三分。”才让说：“蜜枣我没吃过。”妹妹说：“那就买蜜枣。”他们进了商店，买了九颗拇指大的蜜枣，一人吃了一颗。才让说：“剩下的姥爷一颗，姥姥一颗，阿爸一颗，阿妈一颗，江洋一颗，梅朵一颗。”妹妹说：“他们肯定不吃，最后还是会让我吃掉的。”“那也得给他们留着。”妹妹答应着，又说：“还剩一颗，怎么办？”“两种办法，一种是你吃，一种是我们两个咬开了吃。”“那就咬开了吃，你先咬。”“我才不呢，你先咬。”妹妹伸过嘴来正要咬，又说：“那要是达娃来了怎么办？”“达娃？是寄宿班的吗？”“嗯，他有时跟江洋梅朵一起来，有时自己来。”“她来干什么？”“看病，阿妈说她的风湿病快好了。她来了就给我梳头，有一次还给我们辫了许多小辫子，说要是穿上藏袍，我就是藏族娃娃了。”“能梳头辫辫子的都是很亲的人，这蜜枣一定得给她留着。”妹妹咽了一下口水说：“好吧。”继续往前走，才让突然停下了，定定地望着马路对面。妹妹喊起来：“你们学校。”是的，才让领着妹妹来到了实验中学门前，门前长着一棵老榆树。才让看了看身边的阳光，把妹妹带到树下说：“你在这里等着，现在太阳在树的这边，要是到了树的那边，我还没有出来，你就回去告诉家里人。”
才让进去了，后来又出来了。太阳早已到了树的那边，妹妹回家了。他跑起来，快到家时才追上：“快走，我要去找江洋和梅朵。”他拉着她穿过巷口进了院子，解开铁青马的缰绳，鞍子都没来得及鞴，就拉马出去了。妹妹想跟着，他说：“今天不行，下次吧，下次我带你去河滩里骑马。”
这天下午，才让骑马奔向了师院附中，到达时，寄宿班的人正在把父亲送出校门。才让下马跑过去，气喘吁吁地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放了假都不回沁多草原，天天都在演节目，还得了第一名，没时间回去是吧？”父亲说：“大家正在说宣传队的事情呢。”原来洛洛和央金从北京回来后说，一路上看到不少唱歌跳舞的，还没有我们唱得好跳得好，却吸引了不少观众。他们开始组织寄宿班的人又唱又跳，唱的是《北京有个金太阳》《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翻身农奴把歌唱》之类的歌，跳的是锅庄。许多人都来看，在校门口表演的那次，看的人太多，把宽展的马路都给堵死了。后来，应该是梅朵带的头，在山歌、酒歌和劳动歌里加进去了一些报纸上选来的语句，就开始跳又甩袖子又转圈的伊舞。又后来，尤狩和达娃冒了出来，他们在锅庄、伊舞、卓舞和流浪艺人的热巴舞里选取动作，糅合起来，编排成了一种能表达不同情绪的新舞蹈。洛洛说这个太好啦，发动大家也像尤狩和达娃那样编排，又和央金、梅朵一起给新舞蹈配了新歌，排列出歌舞的顺序，从头到尾演唱下来，差不多两个小时。这是寄宿班的第一台像模像样的歌舞。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干的是编曲、编舞、导演以及演员的事，觉得作为一个藏族人能唱能跳能编是很自然的事。就这样他们开始给学生演出，学校制作了一面“师院附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帜交给他们，让寄宿班变成了一个以排练和演出为主的班级，尤其是拿了全省教育界文艺汇演第一名后，他们就跟歌舞团一个样子了。才让激动地说：“到我们学校去演出吧，学校让我来邀请你们。”又说起理由：西宁的几乎所有中学都成立了宣传队，实验中学却没有，那些干部子弟和高才生里会唱会跳会乐器的人很少，组织不起来。实验中学的汪校长想请曾在全省教育界文艺汇演中获得第一名的附中宣传队来学校演出，却屡屡遭拒，原因是我和梅朵从中作梗：他们对才让哥哥不好，我们不能去。洛洛和央金自然同意，回复道：坚决不去，除非才让来请我们。汪校长就多次派人去找才让。现在好了，才让自己出现了，校长亲口告诉他：他和哈风老师的关系可以既往不咎，只要他把附中宣传队请来。洛洛和央金都说：没问题，为了才让，别说演一场，十场也行。我和梅朵高兴得喊叫着，当场手拉手跳起了锅庄。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附中宣传队连续在实验中学的大礼堂演了三场，场场爆满。每次汪校长都坐在第一排，从未看过演出似的盯着舞台。一个巨大的变动就在汪校长对宣传队的痴迷中出现了。第三场演完后，他在学校食堂招待全体演员，饭间他有意跟才让坐到一起，以显示关系的密切。他已经看出才让在这群藏族孩子中有多高的威望，虽然他还不知道，这不仅是因为才让聪明，更因为他是我家的人，是一个管父亲叫阿爸的孩子。而父亲，对寄宿班的孩子们意味着一切。汪校长遗憾地说：“我们学校为什么就没有寄宿班呢？”一连说了几遍后，才让说：“那就把寄宿班搬到我们学校来嘛。”汪校长想了想说：“这些藏族娃娃愿意？”“我问问他们。”汪校长站了起来：“不是问问，是说服，只要他们愿意转学，附中就没有不放的道理。”之后，汪校长又跟才让谈了几次，差不多等于是谈判。才让说：“实验中学必须接受寄宿班的全体学生，都是从沁多草原来的，一个也不能落下。”汪校长说：“我听说你们藏族人是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只要会走路就会跳舞。”才让说：“必须保证寄宿班的所有学生都能顺利升到高中。”“这个也没问题，升级是学校说了算的。”“再就是住宿和吃饭。”“绝对不可能比附中条件差，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的省属中学，除了固定的经费，每年还可以有两三次机动申请，只要宣传队叫响名声，能拿第一，其他都不成问题。”之后才让了解到一个更加充分的理由：一批新教材已经编写出来，实验中学将成为全省第一批教学试点单位。也就是说当许多学校还在停课时，才让的学校就要复课学知识了。才让说：“寄宿班的学生都来自沁多学校，我还要跟他们的强巴校长商量一下。”他没说强巴是他阿爸，觉得脱离了亲情反而会显得更加郑重其事。
那一天没有演出，我和梅朵回到家里。全家人围坐在东厢房的大炕上，喝茶，说话，包羊肉馅的饺子。才让就在这个时候恰到好处地说到自己跟汪校长的几次谈话，说到寄宿班以及宣传队的未来。父亲的眼睛亮了：“你都跟人家商量好了才告诉我？”才让以为是责备，红了脸要申辩。父亲说：“这就叫靠得住。”又指着我、梅朵和妹妹说，“说话办事，你们要像才让这样，知道吗？”我和梅朵说：“噢呀。”妹妹也说：“噢呀。”父亲说：“按理说现在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附中给每个寄宿生提供一套公用被褥，腾出两间教室当宿舍，大部分牧区农村的孩子做梦都想不到。”又问起学费和伙食。梅朵说：“我看到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几匹马送来一些羊肉和牛肉。”父亲说：“那是桑杰的畜产品站送来的，一直没有断。”说着捏了捏梅朵红扑扑的脸蛋。梅朵笑了，知道父亲是在用这种方式感谢她的亲阿爸桑杰。我告状一样愤愤不平地说：“开始光我们吃肉，现在中午吃食堂的学生都能吃到我们的肉。”父亲瞪了我一眼：“你觉得不应该吗？”我说：“我们是牧区来的，不吃肉是不成的，他们……”父亲脸色立刻变了：“你这个孩子，怎么能说这种话？”又面对才让说，“我得见见你们汪校长。”羊肉饺子上来了，热气弥漫。姥姥说：“不要说了，快吃。”梅朵喊道：“辣子醋，辣子醋。”
吃了饺子，父亲就刻不容缓地让才让带着，去了实验中学汪校长的办公室。才让以为父亲要谈什么重大问题，其实也没有。父亲说的还是被子褥子、衬衣裤衩、香皂肥皂、毛巾脸盆，还有女学生的卫生带和草纸。汪校长哦了一声：“怎么还有这些问题？”又通情达理地说，“但也不是小事。”父亲说：“都是牧人的孩子，家长没钱，买不起，孩子们现在只是有被子盖，有衬衣衬裤穿，但还是裹着藏袍，有的夏天布袍冬天皮袍换着穿，有的一年四季就只有一件皮袍。”汪校长沉吟着：“宣传队的人首先要勤换洗讲卫生，干干净净才能上台。这样好不好，不管他们能不能带来原先的被褥，我们再给他们每人发一套新的。外衣和衬衣由学校统一定做，就当是校服。至于裤衩肥皂之类嘛，我看是这样，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发六块钱的津贴，就跟当第一年兵是一样的，他们缺什么自己去买。”父亲看看才让，两个人都愣了：喜出望外，六块钱，那是很多很多的，可以买三条半背心、十条裤衩、好多好多肥皂，要是不乱花，攒起来，能办许多事。父亲说：“这样就太好啦，什么都解决啦。”才让站起来，给汪校长鞠了一个躬：“扎西德勒。”
寄宿班的转学办得很快，最大的障碍是附中不愿意撒手。汪校长请了省文教办的人去说服，三番五次之后，也就同意了。文教办的人说，你要下些功夫，争取办成全省第一流的宣传队。汪校长说他就是这样想的。实验中学的条件果然不错，住宿已不是教室改成的大宿舍，而是七个人一间的小宿舍。伙食是免费的，早晨馒头、咸菜、大米稀饭或者包谷面糊糊；中午馒头和米饭，炒一个或两个大锅菜，一般会有肉；晚上有时是炒菜馒头，有时是面条，有时是洋芋、豆腐、粉条、白菜的乱炖。实验中学位于市中心，多数学生住得比较近，中午食堂不给学生供应饭菜。这样一来，桑杰的畜产品站每月送来的三只羊和半头牛就只成了老师和寄宿班的共享，感觉吃到嘴里的肉还是挺多的。
寄宿班入学当天，就发了第一个月的津贴，量了每个人的衣服尺寸。发下定做的外衣和衬衣那天，寄宿班就像过节一样，满校园跑着找镜子，最后还是汪校长把我们带到了自己家里，因为只有他家才挂着能照见全身的大镜子。接着就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已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汪校长从外面请了老师，老师是原省歌舞团的，加上学校的两个音乐老师，共同负责节目的创作和编排，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唱歌跳舞是有许多规矩的，好坏就看你符合不符合规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由着性子创造发挥啦，因为寄宿班的大部分人多少都有点天赋，老师说天赋就是天然而自发的中规中矩。我们的排练耳目一新。
春节，寄宿班没有放假，但比放假还要高兴，我们这群藏族孩子由汪校长亲自带领着去部队慰问演出，先是省军区，再是独立师，然后是青藏兵站部，去了机关又去团队，十天演了十二场，部队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们，我们吃到了用各种方法做出来的鸡鸭鱼肉。有一次正吃着，进来一个老军人，瞪着残羹剩菜说：“藏族人是不吃鱼的。”我们面面相觑。老军人又摆摆手说：“没事，吃了就吃了，我也是藏族人，早就开始吃了。”大概是演出格外精彩吧，人家不光好饭招待，还送了礼物：省军区给我们一人送了一套包括军帽军鞋袜子在内的军装，独立师给我们每人送了一件棉军大衣，兵站部给我们每人按尺寸送了一双羊毛的大头鞋和仿毛面的棉帽子，还有《毛主席语录》、《革命日记》、钢笔和茶杯，甚至还安排了一次打靶，让所有人对着百米外的半身靶，砰砰砰地射出了三发子弹。我们丰收了，不是财富是进步。很久以后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转学，更像是又一个走向文明的里程碑。此前，尽管父亲做了最大的努力，我们仍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城里人，或者说我们比城里人还是落后土气了许多，我们中间只有梅朵用她的红外衣、黑外裤、篮球鞋、花头巾、花手绢以及尼龙袜子，鹤立鸡群地吸引着大家的眼球。此后，我们一下子不同了，我们穿上了那个时代最时尚的服装——军装，我们在拥有草绿色骄傲的同时，又成了另一种少数——作为引领者的出类拔萃的少数。当我们身着军装军帽军鞋大摇大摆地进出学校时，几乎所有人不管青年还是老年都会驻足观望，羡慕的眼光就像星星编织的花环闪闪烁烁地套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些骄傲，也有些惶恐，担忧这些迅速得来的又会迅速失去，所以即使不需要，也会把所有能穿能戴的都穿戴在身上。我们谁也想不到，这仅仅是开始，以后的几年里，寄宿班也就是宣传队还将有无数次演出的机会，还将参加全市的文艺汇演，取得第一后，又会参加全省的文艺汇演，然后三次去北京汇报演出：一次是代表全省教育界，一次是代表藏族，一次是学习样板戏汇报表演。我们还将去西安、兰州、成都、重庆、上海参加各种名目的演出，至于去省内各州各单位以及基层工厂、农村、牧区的演出就频繁得不用说了。寄宿班的存在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后过了一年多，汪校长费了很大的劲，从海南、海北两个藏族自治州新招了一班从初一开始的寄宿班后，才带着忍痛割爱的遗憾，让我们离开了实验中学。这时候寄宿班的所有人、这些来自原始的草原牧区的藏族孩子，已经站在人群的前列，成为一种新生活的代表，我们就像月亮，收获着光亮，也传递着光亮。在熟悉我们的人群里，一举一动我们都是榜样。我们透过很多羡慕、恭敬、好奇的眼光，感觉到了我们神秘、遥远而高贵的地位。
父亲等我们慰问演出结束，看到我们浑身上下都是军用品后，才准备离开西宁去沁多。我和梅朵自然要回家给父亲送行。父亲说：“感谢才让，对寄宿班我已经用不着担心啦。”之后又一起吃了饭，是姥姥做的羊肉面片。正吃着，达娃来了。姥姥拉她坐下，又去给她盛饭。父亲说：“听你师母说你的腿病快好啦？”“噢呀，一点也不疼啦。”妹妹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蜜枣说：“达娃姐姐，这是留给你的。”达娃接过去闻了一下说：“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妹妹说：“你们为什么都愿意把蜜枣送给我呢？”才让说：“这些日子忙忙叨叨的，都没有带你骑大马，你快吃，我们两个把阿爸送出城外。”妹妹高兴地答应着，赶紧端起碗往嘴里扒拉。才让已经不打算回沁多了，他骑来的香萨主任的铁青马只能让父亲拉回去。父亲牵着日尕，才让牵着铁青马，马上骑着妹妹，三个人朝外走去。除了达娃，其他人都跟在后面，送出了小巷，送到了马路上。父亲走了，温暖的阳光又一次映红了他晃动的背影，整个城市都在目送着他。等我们回到家中时，达娃正在厨房洗碗刷锅，好像全家只有她才是主妇。
走向城外的路上，父亲说：“才让，你这个妹妹到现在还没有名字，你阿妈让我起，我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不如你给她起吧，她跟你是最亲的。”才让也不客气，在马上抱紧了妹妹问：“起藏族名字还是汉族名字？”“你看着办。”他想了想说：“那就叫安乐宝宝吧，藏语叫琼吉。”父亲琢磨了一下说：“这个名字好，我们整天忙来忙去，却不希望她这一代跟我们一样，能安安乐乐是最好的。”才让说：“琼吉，你怎么不答应？”说着挠了挠妹妹的胳肢窝，妹妹咯咯咯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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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中毕业了。本来毕业的时间应该是去年夏天，实验中学的汪校长舍不得寄宿班，让我们推迟毕业了一年多。当时父亲曾打电话给才让，希望他说服汪校长能让寄宿班按时毕业，因为阿尼玛卿州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沁多学校也需要教师。才让早就高中毕业，毕业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到阿尼玛卿州当干部，一是去实验中学所属的青海湖牧场做一年知青，然后回校出任寄宿班的班主任。他选择了后者。才让说：“阿爸啦，不要着急，推迟有推迟的好处，听说省歌舞团和市歌舞团就要恢复，说不定会需要人的。”果然被他说中了，寄宿班正式毕业时，被刚刚恢复的省市两级歌舞团选去做演员的就有十几个人，还有作为文艺兵特招入伍的，有被实验中学看中留下来任教的——其实就是为了带好新一届寄宿班的藏族学生。包括我在内的剩下的学生被阿尼玛卿州全部接收，有的要去州上当干部，有的要去沁多学校当教师，当然是拿工资的教师。对寄宿班的结局父亲是满意的，当初他做到了一个不落地送学生上中学，现在又看着他们一个不落地成了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的公家人。更要紧的是，只要高中毕业就能做公家人的事实，很快会传遍草原，那些还没有把孩子送去上学的牧人一定会后悔，学校的学生又要增加了。父亲来西宁接我们回去，他从沁多学校骑马直接来到西宁，跟州上派来的卡车会合，然后把日尕拉上车一起返回，进入州界后又分开了：六个未来的教师跟着父亲去学校，六个未来的干部继续坐卡车前往州上。还剩下梅朵，父亲问：“你准备去哪里？”梅朵是被省歌舞团选中的，她来是为了送我，还想看看阿爸桑杰和其他亲人。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要跟着江洋，看看他工作的地方，然后再回家。”我被分配在州委统战部，有点兴奋，还有点担忧，毕竟是一种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工作，心里没底，再加上跟同学们分开了，不知道能不能适应。父亲以过来人的口气说：“还是当教师好，以后慢慢再调，学校现在已经有四千多学生啦，教师远远不够。”然后看看天色，伸手接住飘下来的几朵雪花，催促我们赶紧上路。
卡车疾驰而行，却依然没有赶上大雪封路的速度。雪转眼就铺天盖地了，能听到雪花在空中飞翔的声音，能看到疾雪落地时在松软的覆雪中砸出的坑窝。上天的挥洒任性而残酷，白色堆积着，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堵坚厚的墙，风在上面扫来扫去，留下无数动荡的网状痕迹。卡车走到天黑就走不动了，大家纷纷下来，迷茫地望着雪原。我来到驾驶室旁问司机：“还能不能走？”司机懊丧地说：“能走的话停下干什么？”他紧了紧身上的皮大衣，歪斜着躺下，闭上眼睛说，“我要赶紧眯一会儿，要是半夜雪停就半夜走。”我过去对其他几个人说：“今晚只能在雪窝子里过夜啦，每个人身上都还有吃的吧？互相匀一匀，渴了就吃点雪。”大家开始挖雪窝子。我又说：“最好两个人一个窝，可以互相取暖。”我这样说当然是因为首先想到了我自己。梅朵问：“你跟谁搭伴？”我惊讶地瞪着她：“还能是谁？”梅朵说：“你忘了藏红花啦，她怎么办？”我一愣，对啊，一行人中只有两个女的。我遗憾地说：“那我只能把你让出去啦。”但是藏红花不干，她说我们一共七个人，肯定有一个是单另的，而她就喜欢一个人睡，不想跟别人挨着。我知道这是藏红花对我和梅朵的成全，而在藏族人的习惯里，这样的好心是不能拒绝的，坦然接受成全也是对对方的成全。我说：“那我们就先给藏红花造一个旱獭窝。”
等我和梅朵挖好自己的雪窝子时，雪原上已经看不到一个人影，呼噜声从地底下传上来，让积雪增加了一些无形的起伏。我们钻进去，互相依偎着躺下，谁也不说话，好像一出声两边的雪壁就会塌下来。我静静地躺着，打心底赞美着雪：你是恩赐的机遇，是这般及时这般温暖，是让夜晚变得如此柔美的信使。然后侧过身去，想亲她，却被她亲了一口。我触电似的浑身一抖，紧紧抱住了她。梅朵是我的，我拥有她就像拥有幸福本身，就像雪山之水在春风浩荡时流进了干旱的草原。梅朵，梅朵，以后我们就不能天天在一起啦，以后我们相隔那么远，多长时间才能见一面？以后我们还能这样吗，这样脸贴脸地呼吸对方的气息，吃掉对方的酥油味？我想我睡觉时有多少次是抱着梅朵的？我想以前的抱也许根本就不算抱，今天的抱才是第一次在爱情意义上的抱。我想我和梅朵手拉手走了这么久，怎么冲动却来得如此缓慢，直到今天才发现所有的以往都过于平静——没有战栗与紧张，没有激昂与奔腾，也没有赤裸与撕裂。而现在，一切都有了，我有了，梅朵也有了——比我更快更澎湃地有了。我们的香梦持续到黎明。司机使用摇把发动汽车的声音惊醒了我们。我们爬出雪窝子一看，天空清亮了许多，雪雾飘到别处去了，就好像是为了我和梅朵，为了让野性的香艳盛放在雪原之上，才有了这场倏忽来倏忽去的拦路雪。我们上路了。
这场雪同样羁绊了父亲一行的脚步。没到天黑，他们就停下了，正要挖雪窝子就寝时，看到朦朦胧胧的雪雾里，忽隐忽现着一顶帐房。父亲拉着日尕，带着六个学生走了过去。帐房里没有人，显然是去放牧的主人被困在大雪中回不来了。他们生起牛粪火，在帐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启程，走出去没多远，就看到了一群披雪挂霜的牦牛冲着他们哞哞地叫，牦牛的中间是一群挤成一团的羊，有几只还在瑟瑟发抖。积雪中到处都是狼的爪印，却没有看到被咬倒的牲畜和血迹。父亲四下里走动着，忽听身后的日尕一声长嘶，前蹄一次次悬空而起，砰砰砰地敲打着大地。这是警告，狼就在附近。父亲把六个学生叫到一起，让他们不要乱动，自己忽地跳上了马背。日尕跑起来，朝着前面的雪冈奋勇而上，踢飞的雪粉就像又有了一场大雪。狼群出现了，就在雪冈那边，排成一个三角形的队阵，静静地瞩望着冈顶。队阵的中间横躺着它们的猎物，不是羊也不是牛，是一个人。父亲大吼一声，催马朝冈下冲去。他忘了害怕，他只要有日尕就想不起害怕。而日尕，儿马子的胆量加上对奔跑和踢打能力的自信，根本就没把十几只狼放在眼里。领头的狼皱起鼻子，龇出牙齿嚯嚯地叫着，突然转身，奔逃而去。众狼跟上了，夹着尾巴的姿影就像合成一股的流水，迅速消失在白色的岚光里。父亲下马，连滚带爬地来到那个人身边，摸摸撕裂的皮袍和满身的血，使劲摇了摇，好像还活着。他喊起来：“醒醒，你醒醒。”喊着便叫出了对方的名字，“才让州长啦，你怎么在这里？”更奇怪的是狼群，对那么多牛羊一个也没动，只把袭击的目标对准了人。从雪地上的擦痕看，他是被狼群拖到这里的，长长的拖痕上一直没有血，到了这里才有血，说明他不是被咬倒的，是冻僵的。狼群在拖拽之前，他就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狼以为雪冈后面是安全的，正准备吃掉他，父亲出现了。父亲让日尕卧下，把才让州长扶上马背，自己再骑上去，打马回到了牛羊的身边。
以后的行走变得异常缓慢，父亲拉着日尕，日尕的背上是他的学生昭鸽，身强力壮的昭鸽满怀抱着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才让州长。其他人则赶着牛群和羊群慢腾腾跟在后面，直到遇见沁多公社的主任桑杰留下牲畜后，才加快了速度。他们五天后到达学校，父亲紧着喊校医眼镜曼巴。眼镜曼巴来了，一摸脉搏说：“他死啦。”父亲说：“不可能啊。”趴下去听听心脏，果然没有动静了。他跪在地上，叠起双手在对方胸口使劲按压，直按得满头大汗，双臂酸疼，然后沮丧得一屁股坐到地上，气喘吁吁地说：“才让州长啦，你就一点也不留恋我们吗？”就见才让州长嘴唇抖了一下，一股气息噗然而出。眼镜曼巴说：“又活啦。”
直到才让州长能够说话，父亲才知道了他被困雪野，差点被狼吃掉的原因：他去省上参加学习班结束后，又作为交换干部，到玉树州当了一年多州长，回到阿尼玛卿州后发现，州委内部的人事变动很大，几乎所有的要害部门都换掉了他信得过的人。为此王石从各县调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了沁多县的果果，果果现在是州委办公室副主任，见了自己连腰都不弯一下。他虽然还是副书记和州长，但已经不是颐指气使的那个人了，窝窝囊囊干着，有点消极，也有点郁闷，喜欢一个人骑着马下乡，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自由自在地喝酒吃肉，青稞酒是管够的，白酒却要自带，开始是一个星期醉一回，后来就天天不清醒了。没想到雪灾会来干涉他，陪同他的公社干部都去抗灾保畜，只留下喝得不省人事的他待在帐房里，结果就成了狼群的目标，几乎死掉。才让州长在父亲的宿舍躺了半个月后一瘸一拐地出现在校园里，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尤其是见到老师，总要点头哈腰：“辛苦啦，辛苦啦，你是……”被问到的人自然会告诉他自己的名字，他点着头，不断重复着对方的名字，“记住啦，记住啦。”让他吃惊的是，老师中居然有他认识的：“这不是李秘书长吗？什么时候到的沁多？”“啊啧啧，香萨主任怎么也来当老师啦？”后来州上派车来接他，他对送出校门的父亲说：“你这个人不得了，把学校搞成了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父亲岔开话题说：“虽然你是州长，但也有没人保护的时候，我得送你一样东西的要哩，你等等。”父亲送给才让州长一只不到一岁的藏獒，那是角巴家的大藏獒当周和梅朵红的孩子。才让州长打了一下小藏獒的头问道：“叫什么？”“奔森。”“是你起的名字吧？那就谢谢啦。”“你以后常来，学校就是你的家。”才让州长答应着走了，却再也没有来过。
母亲来了，不是来探亲，而是来工作，因为毛主席说了，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母亲先被下放到了西宁西郊的乡村卫生院，干了一年多，又通知她必须去更远的地方，青海农区民和县的县卫生院或者乐都县的县卫生院。她打电话跟父亲商量，到底选择哪一个？父亲说：“哪里也别选啦，干脆来牧区吧，我们这里比任何地方都缺医少药，整个沁多县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所。”母亲说：“我也这么想，先前两地分居是因为西宁有家有父母，现在离了家还要两地分居，那还不如去牧区，离你近一点，我明天就去医院提交申请。”
母亲在阿尼玛卿州驻西宁办事处搭顺车到了沁多县。父亲提前来到县上，通过旦增县长安排好了住所，正好碰到果果从州上回来探亲，请他帮忙找了两块门板拼起床铺，又从会议室搬来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生铁炉子和烟筒，让它像个家的样子。住所紧挨着卫生所，形成了一排十几间砖瓦的平房，就在县机关的院子里。这样的布局说明卫生所并不对外，只是个给县机关工作人员看病开药的地方。父亲问：“怎么样，还可以吧？”母亲说：“可以什么？”“我是说清净。”母亲好像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来这里是图清净的？”“那你图什么？”母亲叹口气说：“我也不知道，上了班再说。”父亲呵呵一笑：“要是你不想图清净，就有你忙的。”母亲说：“这个家缺一样东西，书架，我的书往哪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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