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回到学校，蒙头教了几天学，然后便到角巴家确定去西宁的时间。桑杰也是等着的，他没有忘记父亲的许诺：角巴回来后带他去看才让。又准备了两天，父亲这边主要是给学生布置作业，叮嘱遵守事项，找每个学生谈话，尤其是对洛洛和央金，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不在你们就是老师，要严格起来，不管他是谁，是江洋还是梅朵，绝对不能再出一点点事。”桑杰那边主要是安排公社的事情：吩咐各个大队和生产队增加牲畜存栏率啦，保证今年超额完成上缴的菜羊菜牛啦，组织猎人对付狼害啦，还有成立公社畜产品站的事，这是角巴的主意，地点已经定了，房子还没有盖起来，得派人抓紧备料。再就是准备带往西宁的食物：新打了一羊肚酥油，从碉堡仓取出冻肉，又去别的牧家用牛肉换了些蕨麻和地丸（真菌植物）。再就是奶疙瘩、奶皮、曲拉，家里有的都带了些。父亲离开学校的这天，洛洛让大家排好队齐声说了三遍：卡卓洛淘（幸运长寿），扎西德勒。父亲骑在马上，也高喊“扎西德勒”，然后打马而去。远去的背影里，一种镶嵌在无边原野里的孤独就像天上的鹰，自由地摇晃着，藏族人的雪山草原，永远都像昨夜的梦境。
父亲没有专门对我叮嘱什么，他对我比对其他学生要冷淡些，似乎觉着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有任何特殊性和优越感，也才会好好学习不调皮捣蛋。但我熟悉他的眼光，那里还是有一种父亲的爱怜和亲人的欣赏，好像我的所有变化都是他的愿望的伸展。他对我的态度永远都是：没有批评你就是对你的表扬。说实话我用不着父亲表扬，得意就会油然而生：父亲是汉族人变成的藏族人，我何尝不是呢？一个假期我在梅朵家度过，穿着皮袍，戴着羔皮帽子，甚至还用一双小黑靴子换下了我那难看的鸡窝。小黑靴子是央金给我的，准确地说是梅朵求着央金给我的。为此她一连叫了央金好几声“姨妈啦”。央金说卓玛也有一双穿不上的，和她的靴子一起是阿爸让一个流浪草原的老靴匠做的。梅朵说卓玛阿妈的太大啦，能塞进去江洋的两只脚，再说那是一双花氆氇的靴子，阿妈打算留给她出嫁时穿。还说你不把靴子送给江洋，我就给强巴阿爸说，我那个姨妈的抠皮是世上没有的，连一双多余的靴子都舍不得，你还让她当副班长，快把她换了吧。央金说你要出嫁，我就不出嫁啦？梅朵说你是姨妈，你要是不大方一点的话，做小辈的会看不起你的，再说你有洛洛，他会给你做靴子的。就这样软缠硬磨，央金只好说，江洋你过来，穿上这双靴子，看合适不合适。但很快我就发现，就算我穿着皮袍靴子，戴着羔皮帽子，还会骑马驰骋，但如果我不会搂着冻得瑟瑟发抖的羊羔牛犊睡觉，不会仅靠甩乌朵（抛打石头的抛索）就让一大片扑向牧草的牛羊听我的话，不会早晚面对旷天大野念诵祈福真言或者祷告幸福美好，不会拜倒在雪山大地面前为天下所有人祈求平安，我仍然不是一个真正的藏族人。幸运的是，我已经是啦，我不论抱着梅朵还是抱着羊羔牛犊都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啦；我的乌朵已经甩得很远差不多赶上索南哥哥啦，尽管飞出去的石头常常打不准目标，但以后多多练习就能打准啦；我骑在马上能一口气念十个祈福真言，而梅朵只能念九个，她都开始嫉妒我啦；我朝拜了离家最近的雪山并学着梅朵、央金、洛洛的样子祈祷了所有人的平安，梅朵说我跟她一样一定会有一个好来世啦。当所有的这些我都经历了并热衷于在重复中获得快乐时，我突然松了一口气：终于回家啦。摸摸心胸，那里满满的都是踏实而牢靠的感觉，尽管我天天都会想到远在西宁的姥爷、姥姥、母亲和才让，还不能认为梅朵家就是我的家。我在我期望的生活里沉浸，享受着时而粗粝时而细腻的恩典般的时光，那种明亮而温馨的归宿感，那种在酥油的感染中心旷神怡的舒畅感，那种在蓝天白云下和所有生命共沐寒风，感觉自己已经冻成冰疙瘩后又迅速被帐房宠爱，被牛粪火怜惜，被酥油茶抚慰，被羊羔羔的小舌头舔热的幸福感，那种在泛滥着亲情的气氛里融化成每个人的一部分的存在感，就像从土地上长出了一片草，真实而自然，就像从草原上长出了一座山，不经意中就有了拔地而起的勇气和自信。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父亲，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梅朵家过新年，并度过整整一个阳光灿烂的假期。
中午，父亲和桑杰骑马走进了西宁城。蓝天的明净让基本没有新建筑的城市显得更加古老和陈旧，行人都是慢慢腾腾的，却又显得行色匆匆。而且谁跟谁都不说话，不像在草原上，只要见个人，认识不认识，都得说上几句。没有车辆，没有声音，风在街道上卷行，扬起的尘土让两边的房舍都成了土黄色，比起草原来，这里似乎有一种更加深沉的寂寞。但在桑杰眼里，一切都是非凡而奇妙的。他第一次看到城市，一座被城墙围起来的古城就像突然来到眼前的梦，怎么这么多房子啊？他见过阿尼琼贡的殿堂精舍，以为那就是世间最为庞大的建筑群，没想到它不过是西宁的一个指甲盖。他不敢骑马，赶紧下来，满眼恭敬地这儿看看那儿望望，小声问父亲：“牲畜在哪里？”父亲下马告诉他，城里城外没有草原，自然就没有牲畜。“那人吃什么？”“吃粮食呗。”突然迎面来了一座五层的楼，桑杰惊叫着立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想象不出这么高大的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唯独阳光是他熟悉的，感觉跟草原的一个样，又觉得不一样，一再地仰头瞅着太阳：“这里的太阳比草原上的小，又比草原上的热。”父亲说：“草原地势高，所以感觉冷，看着太阳大。”桑杰摇摇头：“草原一个，西宁一个，好比孩子的阿爸和阿妈，好比两个家，草原一个，西宁一个。”父亲想纠正，又没有，两个太阳就两个太阳吧，一个人心里有两个太阳有什么不好？走着看着，就拐到了我家住的街道。父亲说：“好好认一认，才让天天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又到了小巷，进了院子，正在拴马，南房的门吱扭一声开了。姥爷出来说：“怪不得今儿天这么蓝，原来是你们要来。”姥姥也出来了，对姥爷说：“我说了吧，清水就是亲人，梦见了好，水里还有鱼儿哩。”父亲说：“梦见鱼好，鱼是富裕，吃肚子的东西来啦。”又赶紧介绍桑杰。桑杰早已哈起了腰，伸出了双手，吐了吐舌头：“你好，你好。”在他心里，姥爷姥姥就是恩人，是最最尊贵的。姥爷说：“才让的阿爸吗？快快快，家里坐。才让上学去了，五点就能回来。”
还好，招待客人没有过分尴尬，母亲的一个病人昨天送了半茶缸洋芋干，又有姥爷排了一天一夜队买来的两棵冻白菜，煮了半锅汤，放了一点肉丁，肉是尼玛上次带来的，冻起来节省着吃，吃到现在还剩巴掌大的一块。桑杰喝着汤，脸上的疑惑就像起了雾：“强巴啦，这就是你说的粮食？”父亲觉得不好解释，就“噢呀”了一声。桑杰以为城里人自古以来就吃这个，小心翼翼地说：“食物没有草原好呗。”说着便高兴起来，因为他原本以为带来的东西城里人会笑话，现在才知道全是好东西，他的面子上也就好看些了。吃了主人的饭，桑杰才把带来的酥油、冻肉、蕨麻、奶疙瘩、奶皮、曲拉拿出来，因为这样会显得更礼貌些。姥爷姥姥说着谢谢，桑杰说：“是山养了水还是水养了山，雪山大地知道；是你们应该谢我还是我应该谢你们，心里知道。恩人洛淘（长寿）。”父亲抓起一把奶疙瘩，分别放到姥爷姥姥手里说：“快尝尝。”姥爷姥姥几乎同时放下了。姥姥说：“才让来了再尝。”姥爷说：“这是好东西，家里人全了一起尝。”父亲说：“你们要是不赶紧吃一点，桑杰就会想，是不是带来的礼物不好？是不是，桑杰？”桑杰做了个请的手势说：“噢呀，噢呀。”姥爷便拿了拇指大的一块奶疙瘩，掰成两半，一半给了姥姥，一半放到了自己嘴里。
傍晚，才让背着书包，挂着写毛笔字的水牌，哼哼唧唧唱着老师教的歌进了院子，一见日尕，就知道父亲来了。他一溜风跑进家门，看到除了强巴阿爸，居然还有桑杰阿爸。他愣怔片刻，眼睛哗地亮了，尖尖地喊一声：“扎西德勒。”他治好聋哑后才开始重新学习语言，学的是汉话，藏话基本不会，幸亏来了角巴和尼玛，角巴开始住医院，后来搬到了家里，尼玛一直住家里，聪明的他跟他们学说话，时间不长就成了一个会双语的孩子。但“扎西德勒”却不是跟角巴和尼玛学的，是姥爷姥姥教的。姥爷姥姥不会藏话，就会一句“扎西德勒”，还告诉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管见了汉族人还是藏族人，只要说“扎西德勒”就没错。所以说才让会说的第一句藏话就是“扎西德勒”。桑杰看着才让一身汉族人打扮，虽然消瘦，却很精神，嘿嘿笑着，眼泪出来了。才让说：“阿爸啦，就你一个人来了吗？索南呢？梅朵呢？梅朵黑和梅朵红呢？”正说着，母亲下班回来了，挺着大肚子说：“是才让的阿爸吧？强巴信里说过你们要来，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桑杰弯了一下腰，用藏语说：“姐姐啦，你好。”父亲赶紧翻译。母亲笑道：“知道知道，我们家都快成藏族人家了，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晚饭时，母亲说起才让的病：“是我们院长亲自看的，也说不出什么原因，还在持续观察，每半个月得去一趟医院，现在看着好好的，就怕犯，上个月就犯过一次，一犯就昏迷，很危险。”父亲问：“那怎么办？”母亲说：“什么怎么办？想办法治呗。”父亲又看看桑杰。桑杰盯着母亲一言不发。母亲突然明白过来：“你是来接才让的？”桑杰愣了一下说：“噢呀。”又觉得不妥，求助地望着父亲。父亲说：“桑杰啦，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才让也是我们的孩子，这里也是他的家，在自己家里住多久都没关系。”姥爷说：“娃娃的病还没好利索，怎么能走掉？西医治不好，还有藏医，那个老藏医神着哩。”姥姥说：“才让要是走，你们就把洋洋送回来，我们身边不能没有孙娃子。”母亲说：“保险一点的话，让才让再住一年，一年要是不犯，那就可能好了，不再犯了。”大家都把眼光对准了桑杰，桑杰望着才让。才让说：“我想跟阿爸走，又不想丢下姥爷、姥姥、阿妈啦。”父亲说：“那就听大夫的，一年要是不犯，才让就转到沁多小学来。”桑杰信任地望着父亲，使劲点着头说：“噢——呀。”饭后，又点着蜡烛说话，听才让唱《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卖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父亲问：“你用藏语能不能唱？”才让说：“没唱过。”“你试试。”才让想了一会儿就唱起来，全部是藏语。父亲说：“这首歌索南和梅朵也会唱，唱的是唵嘛呢叭咪吽。”才让想都没想就唱起了“唵嘛呢叭咪吽”，唱到最后还加进去了几句“扎西德勒”，听得桑杰双手合十，眉开眼笑，像是听到了天上的仙音。父亲打了个哈欠说：“该睡了吧？”
这天晚上，姥爷、桑杰、父亲和才让睡在了东厢房的大炕上，姥姥和母亲睡在了西厢房。桑杰自然是不脱皮袍不盖被子的。炕是用煤渣煨了的，桑杰热得受不了，半夜下来，枕着靴子睡在了堂屋的地上，这才有了很香很沉的呼噜。早晨起来，姥爷说：“尼玛也喜欢睡这个地方。”然后拿出一条毛毡铺上，“虽说心里不肯，只要你喜欢就行。”毛毡是姥爷为尼玛买的，很贵。姥爷说只有毛毡既能当褥子又能隔潮，尼玛住在家里又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睡炕，客人睡地，情理上说不过去。桑杰谢过姥爷，匆匆出了家门。姥爷知道他要去干什么，拿了几张裁好的废纸跟了出去。母亲没吃东西就走了，是去上班的。才让背上书包和水牌，攥了一把曲拉追了出去：“阿妈，阿妈……”似乎他对母亲肚子里的孩子比母亲自己还要操心。父亲洗了脸刷了牙，也没吃东西，拉着两匹马出了门。他先去阿尼玛卿州驻西宁办事处，把马寄放在马厩，掏出五角钱给了马倌，叮嘱他好生喂着，然后急急忙忙去了省政府。
正是上班时间，很多人都在朝里走。父亲来到传达室的窗前，正在登记，就见李志强提着公文包从大门外走来，赶紧迎了上去：“今天的运气怎么这么好，不迟不早就把李秘书长挡在门口啦。”李志强说：“来了吗？我知道你有什么事，王石说过不止一回了，前天又打了电话。我这么想，要让省上下个文件改变角巴的阶级成分，这个批，那个审，麻烦得很，也没有先例，根本不可能。现在有个机会，省上正在给一些没有档案的干部建立档案，我争取一下，让州上把角巴算成未建档案的干部，建档表格是由县上填的，到时候‘家庭成分’一栏就按桑杰的成分填。”父亲双手握住李志强的手，一连说了八九个“谢谢啦”。李志强说：“我还要谢谢角巴，谢谢你呢。”又问起保育院和沁多小学的事，说：“保育院当然是临时的，饥荒过了还得撤回来。学校嘛，是百年大计，不能光靠你一个人，得有几个老师帮衬你。”“我到哪里找老师去？”“再想办法，你想我也想。”
父亲高高兴兴回到家，和姥爷姥姥说了会儿话，就带着桑杰出去了。在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只有两座城市——拉萨和西宁，他得让桑杰好好看看西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先去了最繁华的西门口，看到只有两三家商店开着，便又走过西大街，来到了大十字，参观了形成十字的邮局、新华书店、百货公司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父亲不停地讲解，桑杰不断地点头，却还是没弄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些设施。他揣了几个钱，想请桑杰吃碗城里的拉面，桑杰死活不肯进饭馆，他说：“到家里啦，怎么可以在外头吃饭，要吃就跟家里人一起吃。”两个人往回走去，到家已是傍晚，又渴又饿又累，喝了清茶，正想吃点什么，母亲回来了。她下班后，去一个病人家用一件衣服换了一茶缸豌豆。晚上，全家人煮了半锅肉汤豌豆，又放了点酥油，稀里哗啦吃起来。父亲问：“西宁好不好？”桑杰嘿嘿笑着，没有回答。
又住了两天，父亲和桑杰就要回去了。母亲说她的预产期还有两个多月，到时候不知道父亲能不能回来。父亲说一定回来。桑杰向所有人说着“扎西德勒”，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的心满意足一是见到了才让，才让不仅能听会说了，还会活蹦乱跳地上学放学，他虽然是公社主任，仍然觉得去学校读书跟去阿尼琼贡学经祈福差不多，神圣而机密，央金、梅朵和才让都在上学，一个家里有三个人上学，带来的吉祥是别的牧家没有的。二是终于在各种对比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城里没有草原好，房子没有帐房好。先是待着透不过气来，再是睡觉老是梦回草原，才离开几天就想得不成了。尤其想不通的是，这么多人居然会心安理得地聚集在一个地方，没有青稞，没有牧草，没有牲畜，聚在一起干什么？他觉得城里人太可怜，不光食物不好，穿戴也不好，几乎没有穿皮货的。全家人把父亲和桑杰送出了小巷。姥爷又带着才让送他们去了办事处，看着他们骑上了马，还想把他们送到城门外。桑杰拦住不让送：“好好上学的要哩，快回去，耽误了上学老师会惩罚，阿尼琼贡就是这个样子的。”才让说：“今天是星期天，老师也休息。”他恋恋不舍，执意要送。终于分手了，桑杰打马而去，走得很快，他不想让姥爷和才让站在城门口久久瞩望。父亲追了上去。桑杰问：“星期天是什么？”“就是休息的一天。”“牧人怎么没有星期天？”“因为牲畜没有星期天。”“为什么牲畜没有星期天？”
一年过去了，才让果然没有犯病。又过了几个月，学校放暑假的时候，父亲来到了西宁。他是放心不下回家来看看的，毕竟又有了一个女孩，母亲的身体却因为营养不良和工作太忙而每况愈下。他自然要带些食物来，对饥馑年代的人，食物就是良药。牧人们常说，不怕乏，就怕灶上没有酥油茶。就要返回草原时，父亲说：“才让，跟我走吧。”才让说：“噢呀。”他因为聪明，连跳两级，已经是四年级学生了。上路这天，姥姥拿出了他的皮袍和靴子，他看了看说：“我还是穿衣服裤子吧。”父亲说：“随你。”家里人照例把他们送到了小巷口。才让抱着妹妹不放，每天放学回家，都是他抱着她，跟她玩，哄她睡，已经习惯了。而妹妹对哥哥的依赖，也仅次于可以喂奶的母亲。这让姥爷姥姥很吃惊，也有点嫉妒，常常会半真半假地说：“我们不好吗？就才让好吗？你到世上就是来找才让的吗？”她蹬着腿，咿咿呀呀地回答。不得不走时，才让把妹妹还给了母亲，然后抱住了母亲，母亲的眼泪闪闪烁烁的，又抱住了姥爷，姥爷的眼泪啪嗒啪嗒的，最后抱住了姥姥，姥姥的眼泪哗啦哗啦的。不得不走了，父亲要扶才让上马。母亲突然问了一个谁也不敢碰触的问题：“才让还回来吗？”父亲摇摇头：“不知道。”姥爷说：“才让，你跟你阿爸商量，是你回来还是洋洋回来？”姥姥则不由分说地摆摆手：“才让，你回来，你和洋洋都回来。”才让说：“噢呀。”妹妹哭起来。姥姥接过去说：“想让才让哥哥唱歌了吗？”母亲告诉父亲：“这孩子爱哭，每次哭只要才让一唱歌，就不哭了。”才让走到姥姥身边，想唱，又望了望父亲。父亲说：“你用藏语唱。”才让便唱起来：“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耐饥耐寒地满街跑，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妹妹立刻不哭了。父亲说：“你是藏族人，最好把‘唵嘛呢叭咪吽’和‘扎西德勒’加进去。”才让答应着，加进去唱了一遍。妹妹笑了，咯咯咯的。
父亲和才让骑着日尕，忽走忽跑，没有停歇，两天后的早晨到达了阿尼琼贡。他们见过王石，喝了酥油茶，吃了风干肉，就要离开，香萨主任和眼镜曼巴闻讯赶来。香萨主任摸着才让的头说：“这就是治好了聋哑的才让吗？说几句话让我听听。”才让先朝主任鞠躬，再朝曼巴鞠躬，然后说：“你好，你好，扎西德勒。”主任说：“看你能不能学我的话。”便念了几句经文。才让学起来，一字不差。主任点点头：“好得很，这么有灵性的藏族娃娃，谁见了谁喜欢。”大家寒暄着。主任说：“听说你很聪明，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把聪明劲用到点子上，要是放在过去，聪明人的出路是当阿卡，现在就不一定啦。”父亲说：“才让的阿妈赛毛在世时，念一声祈福真言就会说一句‘才让会说话，将来骑大马，穿金纱’。”主任说：“前世定下的因缘今世跑不脱，骑大马穿金纱要有善心，善心不是生出来的，是学出来的，不管将来干什么，跟着我学学经修修行，总是没有坏处的，来不来？”才让不说话。眼镜曼巴说：“主任问你哩，你赶紧答应。”大家都看着才让。才让清澈的眸子闪过一丝犹疑，突然摇了摇头。眼镜曼巴吃惊地说：“你不想来？居然还有不想做香萨弟子的藏族人？”父亲赶紧说：“他还小，还不懂事，以后再说。”离开阿尼琼贡后，父亲问：“你真的不想做香萨主任的弟子？”才让说：“跟了香萨主任是不是就不能去西宁啦？”“当然啦，你就得天天在阿尼琼贡学习藏文和梵文。”“那姥爷姥姥阿妈妹妹怎么办？”听他的口气，好像这些人是离不了他的。父亲问：“这么说你还是想回西宁上学？”才让想着，最后说：“不知道。”
夏日的烂漫一如既往地装扮着草原，绿色的起伏就像涌动的河，那是无与伦比的大河，是伟大的母性用来接纳生命的广阔的流淌。而在远方，黄昏正在把绵延的山脉烧成火海，呼啸而来的不是风，是火焰的余热和白天最后的温暖。目的地到了，角巴家到了。父亲和才让第一个看到的是我。我又来到了角巴家，正在度过又一个阳光灿烂的假期。我看到梅朵黑飞奔而去，看到才让冲着梅朵黑说了句什么，便扭头钻进了帐房：“来啦来啦，才让来啦。”全家人都来到了帐房外面。
父亲和才让远远地下马。当父亲拉着日尕，才让抚摸着梅朵黑，一前一后走过来时，全家人突然不说话了，都屏声静息地瞪着才让，连风也停止了吹动，连啁啾不止的百灵鸟也想听听才让的声音。才让走过来，先向角巴鞠躬：“阿尼啦，你好。”角巴笑着，没出声，似乎不忍心打破这突如其来的肃静。才让来到桑杰和卓玛面前，鞠着躬说：“阿爸啦，阿妈啦，你们好。”又来到尼玛和旺姆面前，也是鞠躬行礼：“舅舅啦，舅母啦，你们好。”然后朝央金弯腰：“姨妈啦，你好。”又走向索南和梅朵：“哥哥啦，梅朵啦，你们好。”同时伸手摸了摸站在地上愣愣地望着他的女孩普赤：“扎西德勒。”我站在全家人的后面，很失落，也有点悲伤：才让忘了我，他都已经给三岁的普赤打招呼啦，却没有轮到我，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转过身去，正要走开，忽听才让大喊一声：“洋洋。”猛地扑过来抱住了我。我打了他一拳，他还了我一拳，然后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和我一起摔倒在地。我们爬起来，继续对打摔跤。梅朵黑也来凑热闹，喊叫着，一会儿扑向才让，一会儿扑向我。才让用汉话说：“你的力气比以前大啦。”我用藏话说：“你的力气更大啦。”他用藏话说：“你胖啦，也重啦。”我用汉话说：“你越来越瘦啦，不过还是长个子啦。”突然我们不再动手动脚了。他用汉话问：“你几年级啦？”我用藏话回答：“二年级。”他用藏话说：“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西宁？姥爷姥姥阿妈想你啦，妹妹也想你啦。”我用汉话说：“妹妹没见过我，怎么会想我？”他用汉话说：“她在阿妈肚子里时就知道你。”我用藏话问：“那你为什么不带来？”他用藏话说：“她还在吃奶，我没有奶。”我用汉话说：“草原上有多多的牛奶你不知道吗？”就在我跟才让又打又摔，跟他你一句我一句时，我是多么幸福啊，尽管索南是他的亲哥哥，梅朵是他的亲妹妹，但最亲的似乎是我，因为他重新开口说话时，就是和我，而跟他们，虽然曾经天天在一起，却听不清他们说，也不会自己说，没有交流的相处似乎让他觉得他跟他们隔得有点远，彼此依然不熟。我把才让对我的亲热，看成是生活给我的奖赏和藏族人给我的荣耀，骄傲地望着大家：瞧瞧吧，我跟才让，就像父亲教我们的词，亲如手足，情同骨肉。梅朵突然跑过来，抱着我，瞪着才让说：“他不叫洋洋叫江洋，江洋是我的。”所有人都笑了。我和才让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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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相聚过得很快，暑假就要结束时，回到草原的才让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角巴问他：“没有手抓的日子你能过吗？吃不上酥油你不难受吗？”才让提到了姥姥、姥爷、西宁的阿妈、跟他格外亲的妹妹，意思是他们不是也在过吗？角巴拍了一下他的头，豪放地说：“噢呀，草原上的才让，有情有义，那就去吧。”桑杰用商量的口气说：“藏族人离不开草原，你大了怎么办？还是回来吧？”才让说：“我上完了学就回来。”父亲也说：“你不要考虑别人，不想去就不要去，毕竟草原上不饿肚子。”才让问：“谁是别人？”父亲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还是留下来吧，这里可以天天骑大马。”才让说：“我要是不回西宁，你就得回去啦。”“我才不回。”“那还是我回。”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跟他必须有一个陪着姥爷、姥姥、母亲和妹妹，但我不在乎，我似乎只在乎我自己，高兴在哪里就在哪里。我甚至想：姥爷姥姥要是想我们，也可以来草原嘛。才让被父亲送回西宁了，据说在踏进我家的一刹那，妹妹蹬着腿咯咯咯地笑出了声，然后咿咿呀呀说起了话。姥姥抱着才让哭起来：“还是你知道心疼我们。”姥爷说：“洋洋为什么不回来？这个吃奶忘娘的人。”从此再也没有人提到才让的归宿问题，他的死心塌地换来了亲人们的一致认同，连亲阿爸桑杰也毫无疑问地认为，才让就是姥爷姥姥家的人。只是在每年的藏历新年和差不多同时的汉族春节时，他会和我交换一下，我去西宁看望姥爷、姥姥、母亲、妹妹，他来草原看望包括亲阿爸桑杰、亲哥哥索南、亲妹妹梅朵在内的角巴爷爷全家。每次来时，他都穿着姥姥做的棉袄、棉裤和鸡窝，穿戴着从商店买来的罩衣、罩裤和棉帽子，背着一个蓝色书包，白白净净得像个汉族人，见了谁都问：“饭吃了没？”而我却是一个地道的小藏族人，皮袍、皮帽、皮靴，腰带上缀着才让送我的小藏刀和角巴爷爷送我的美夹（火镰），见到家里人，先说“扎西德勒”，再说别的。
以后我会明白，才让离开草原的主要原因还是城市对他的吸引，聪明的才让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即使在温饱线以下，也在考虑温饱线以上的事。他几乎靠着本能眺望到了饥饿背后的前景，感觉到了在一个省会城市人的发展的无限可能。而草原永远是有限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做一个只会放养牲畜的牧人，最好的前程就是跟着香萨主任做他的弟子。不不，他不做。他从草原的辽阔中看到了狭窄，从城市的狭窄中看到了辽阔，他想做一个城里人，哪怕暂时吃不饱肚子，因为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肚子。所以他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解决自己的户口，这是城里人最重要的标志，没有它就没有一切，包括身份也包括食物。为此姥爷和母亲没少去派出所，得到的回答总是：“谁想落户就能落户？不可能。”后来姥爷说：“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把才让的名字改成‘洋洋’。”母亲说：“洋洋回来咋办？”姥爷说：“那就两个都叫洋洋，反正只要是洋洋，就都是我的孙子。”母亲说：“我给强巴写信，问问他有什么办法。”信中说：如果才让上不了户口，城里的学就没法再上了，现在之所以还上着，是因为学校舍不得赶走一个考试全校第一的好学生，也是因为母亲找过校长，校长的家人在医院做过手术。以后怎么办？万一校长换了，人家说不要就不要。千忙万忙的父亲为此专门来了一趟西宁，去央求李志强帮忙。李志强说：“这种事不知道能不能办，听着不像是什么大事，我们去问问。”他带父亲去了西宁市公安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询问了户籍科以后说：“按规定，如果是过继的孩子，三年以后可以由家长提出申请，同时要提交孩子来源地的公社或居委会的证明信、落户家庭所在的街道居委会的证明信。”父亲说：“照这么说不是不可能，是手续不全？”李志强说：“那就抓紧办手续，还得麻烦局长过问一下。”局长说：“这么点小事，秘书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还亲自跑一趟。”李志强说：“对你是小事，对那个藏族娃娃和这一家人可是天大的事。”一个月以后，在姥爷拿着户口本去派出所添上名字盖上公章的那天晚上，才让一直在唱歌，兴奋得半夜才睡着。父亲后来说：“没有绝对的好事，也没有绝对的坏事，比如才让的聋哑，虽说叫人又难过又心焦，但没有这个病，他会变成一个城里人吗？”
六年过去了。草潮淹没的六年，被雪山的莹洁淘洗过的六年，就像一段闪逝的音乐，只要歌唱就意味着不断消失。仿佛草原正在翻新，父亲的眼中有了许多不认识的草，又开出了许多不认识的花，夏季的花海、浩浩荡荡的姹紫嫣红里，隐藏着冬天的寒冷和冰雪掩盖不住的伤感。生灵们忙碌的影子飞驰而过，操劳的人依然在操劳。沁多小学的第一批学生眼看就要毕业，父亲的焦虑就像积攒的奶水，一下子发酵了：整个阿尼玛卿州没有一所中学，中学都在西宁，而且不是寄宿的，就算藏族娃娃能去，去了又怎么办？无奈的父亲去跟王石商量。王石已经是州委副书记了，因为州上这两年没有书记，他实际上就是书记，工作生活都在州上，身体还是老样子，高原反应厉害，天天都得吸氧，长期失眠，一天到晚没力气。他一见父亲就说：“我最怀念的就是住在阿尼琼贡的那几年，身体好好的，还能吃饱肚子，现在是见了吃的就发怵，想吃又不敢，吃了不消化，这狗日的缺氧。”父亲说：“你官大啦脾气也大啦，什么‘狗日的’，狗是你能骂的？藏族人对狗就像对亲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在你面前发泄发泄。你不怕缺氧你不知道，有个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可它时时刻刻在跟你作对，就像一双手，掐住你的脖子不松手，可一时半会儿又掐不死，就让你憋着，喘着，难受着。你怎么办？反抗不成，告饶也不成，就像压在五指山下的孙猴子，活着跟死了差不多。”父亲说：“只要是孙猴子，总有一天会出去，耐心等着吧。”他说起藏族孩子上中学的事，王石说：“这事恐怕还得靠李志强，他现在是秘书长，说话比以前有分量。”父亲说：“我找你就是这个意思，想请你给他说说，能不能在西宁的哪所中学为沁多小学的毕业生增加一个藏族寄宿班。”王石想了想说：“主意倒是不错，不过还是得你自己去说。我嘛，前几天才给他打过电话，让他帮忙把我调到西宁去，现在又拿寄宿班的事再去麻烦他，不好意思啊。”“这有什么？这是公事。”“公事私事对他都是事，你还是替我想想吧。”
父亲只好跑一趟了，他有日尕，不怕跑路，只要能把事情办成。遗憾的是李志强并没有给父亲一个痛快的答复，只是说：“先参加全省的统一考试，看你的沁多小学考得怎么样。”父亲感觉对方在推诿，有些沮丧，没说“谢谢”就告辞出来了。他在家里待了一天，见过了姥爷、姥姥、母亲，又拉着日尕，驮着才让和六岁的女儿，去城外有草有树的野地里玩了半天，请家里人进馆子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匆匆忙忙回到了学校。半个月不松不紧的复习，紧接着就是考试。之后父亲让洛洛和央金把本班的学生管好，除了放牧，哪里也不能去，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其他年级的学生身上。但心里是酸酸的，蓝天、草原、远远近近的雪山、校内校外，到处都是酸涩的气息：第一批学生好不容易毕业啦，却没有地方上中学，州上不管，省上也不管，总不能再让我办一所中学吧？就算可以也来不及啦。沮丧就像催眠曲，搞得他一点精神都没有，总是犯困，上着课眼皮跟眼皮就会打架，还丢三落四的，讲了运算忘了公式，讲了藏文忘了汉文，常常会有学生写出这样的句子：“赤烈有成”“心地洛桑”“十分拉泽”。他赶紧纠正：“这样的表达万万不可，写汉文的话应该是‘事业有成’‘心地善良’‘十分漂亮’。”“老师啦，汉文的漂亮怎么写？”“我没教你们吗？”学生们一脸茫然。他拍拍脑袋：怎么了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遗忘。
突然有一天，王石坐着吉普车来到了学校，脸上喜滋滋的。父亲问他什么事。他说你猜。“你调回西宁啦，是来告别的？”王石摇摇头说：“我的事一直没有回复，恐怕要黄了。”又喘着气大声说，“沁多小学全省第一。”父亲呆呆的没有反应，半晌才问：“什么第一不第一？”“考试第一啊，你的毕业生全部考上，平均分数超过了西宁市的所有小学。李志强亲自打来电话，说是震惊了全省教育界。”父亲冷笑一声：“别开玩笑。”“这么远我专门跑一趟，就是为了开玩笑？”父亲一愣：“再说一遍。”“鉴于沁多小学突出的办学成绩，省上决定投资创办沁多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校长就是你。”“你的意思是沁多小学的毕业生在当地就能升入中学？”“以后一定是这样。”“那今年的毕业生呢？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按你说的，去西宁，上寄宿班，好像已经定了。”如此大的惊喜，父亲哪里坐得住，送走了王石，立刻骑马去了县上。他在县邮局给李志强打通了电话，问候了对方，然后说：“听说要我当校长，我决不推辞，沁多中学的创办越快越好，地点最好挨着沁多小学，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师资问题。”李志强情绪似乎有些低落，小声说：“是得快，不快就来不及了，师资问题等学校建起来再说。”然后给了他青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电话，让他和对方商量寄宿班的学生入学的时间和要求，又说，“生活方面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尽管提出来，不要客气，校长就是当初保育院的梁辉院长。”父亲惊呼一声：“啊啧啧，那就好说话啦。”
父亲立马又把电话打给了梁辉校长，一山一海的感谢话刚说了几句就被对方打断了：“谁感谢谁还不一定呢，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父亲想了想，特意提到了被子，他一直想让孩子们脱了衣服睡觉，但布票紧缺，只够解决他们的衬衣衬裤，关于被子也就始终是个梦。可现在不一样啦，都中学生啦，要去城里啦，要睡在床上啦，怎么还能像父辈一样裹着皮袍过夜呢？梁辉说：“学校可以向每个寄宿生提供一套公用被褥，再腾出两间教室作为宿舍，男生一间女生一间。”父亲简直要心花怒放了，又说起了感谢话。梁辉说：“比起你们当年给保育院的帮助，这算什么？你们是在救命啊，三年饥荒过去，那些孩子回到西宁后身体和各方面都比城里的孩子好。”又说起学杂费和伙食费。梁辉说他知道藏族人靠牛羊养活自己，拿不出钱来。学校可以考虑减免，但到底这笔钱从哪里出，还需要研究。父亲觉得人家帮了这么大的忙，解决了州县两级以及自己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添麻烦就太对不住啦，赶紧说：“那就不用研究啦，还是我来想办法。”
挂了电话，父亲大步流星来到县政府，问认识的人：旦增在不在？旦增早就由副县长提拔为县长，这时正在自己办公室召集人开会。父亲在走廊里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看见办公室的门被人打开。他逆着开会的人流走了进去，一屁股坐下，没说任何客套话，就讲起了自己的事。他说他想把学校目前的牲畜按照急用畜（奶牛和马匹）和等用畜（菜牛菜羊）分开，再把属于等用畜的牛羊包括牧放、繁殖、剪毛都抵押给县上，由县财政拿出寄宿班的学杂费和伙食费来。旦增县长说：“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过，我得跟有关部门商量一下，你等等，我就来。”旦增出去了，半个小时后进来，传达了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抵押牛羊有风险，首先无法确定谁来牧放，硬性摊派给别人的话十有八九是不尽心的，牲畜有了损失怎么办？算在学生头上，就得减少费用的支出，等于正在吃奶的牛犊子断了奶；算在县上，就是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受损，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强巴啦，你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对藏族人的事操的心比我这个藏族人还要多。你最好还是去一趟州上，沁多小学名气这么大，州上不能不管。”用不着提醒，父亲本来就是要去的。
他告别旦增，快马加鞭来到州上，径直去了王石副书记的办公室。王石说：“涉及钱财的事必须由才让州长拍板，你赶紧去，他肯定知道你在我这里，这个人心胸狭窄得很，见不得任何人靠近我。”父亲去了。才让州长说：“我也算是你的老上级了吧？你是文化人，清高得很，有什么事从来不找我。”父亲说：“没有啊，我记得沁多小学开办时，还是你剪的彩，你还批了最初的经费。”“亏你还记得，还知道州上有州长。但是后来呢，我剪彩的学校跟我没关系啦，连考了全省第一也是外面的人问起来我才知道。我打问了一下，是李志强直接把电话打给了王石，王石一声不吭就往你那里跑，眼里有没有我这个州长我就不说啦，聋子的耳朵嘛，是不是天下‘才让’一个样，沁多的才让过去的耳朵是摆设，阿尼玛卿州的才让如今整个人都成了摆设。”父亲满脸堆笑：“我检讨我检讨，州长要是给学校装一部电话，我不能说天天，一周给你汇报一次是绝对能做到的。”“你有阿尼玛卿最快的马，汇报一次能费多大劲？我知道你先找了旦增后找了王石，结果怎么样？就算他们同意，我也可以反对掉嘛。”“才让州长啦，这件事可不敢赌气，我有错我承担，千万不要转嫁到学生身上。”“学生都是藏族人，我也是藏族人，我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你一个校长无权干涉。你回吧，这件事就这样啦，我还要开会。”父亲离开时脸都气红了，指着才让州长说：“你哪里是藏族人，你不是，我找错人啦。”心说我就不信解决不了，我去找真正的藏族人。
第二天，父亲出现在角巴家的帐房里。角巴生气地说：“强巴啦，是你不对，你为什么不第一个来找我？不相信我是不是？我让桑杰办了个公社畜产品站你又不是不知道，娃娃们的学杂费和伙食费能花几个钱？学校的牛羊没处去，正好放在畜产品站委托牧养，也还是学生自己养自己嘛。”父亲听着，眉开眼笑。角巴又说：“你给西宁的学校说，藏族娃娃不吃肉不成，有了学校的牛羊，畜产品站给学校每个月送三只羊半头牛是不成问题的。”父亲一口喝光卓玛端给他的酥油茶：“角巴啦，从你嘴里出来的都是好事情，说吧说吧，一直说下去，说到明天，说上一年十年一百年，只要你不困，我就不睡觉。”角巴说：“你想听我就说，泉水越清越好，奶子越稠越好，雪山越高越好，牧草越绿越好，马越快越好，人越善越好……”父亲却高兴得顾不上听了，陶然欲醉地唱起来：
雪山，在融化成水的时候，
迎来了斯巴乔贝拉格尔，
她是开天辟地的造化神，
是我的山宗，我的先祖。
拉加啰，先祖的阿尼玛卿，
拉加啰，牧人的阿尼玛卿。
“拉加啰”是神胜利的意思，在藏族人的眼里，所有的善举、所有的喜悦、所有的好事，都是神的胜利，或者说所有做了好事的人，能带给人喜悦的人，都是神。
要去西宁上中学的消息让毕业生们兴奋不已，除了我和达娃。我一直在父亲的小学上学，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从骨子里喜欢雪山、草原、牛羊、骏马，喜欢牛粪火的映照下牛羊肉的味道、酥油茶的香气、飞来飞去的藏语、同学们的呼吸以及被酥油浸染过的一切，喜欢跟梅朵校内校外乱跑，或者去角巴家的帐房里度假，然后跟梅朵互相搂抱着一觉睡到天亮。饥荒年月过去后的一九六三年，母亲连续来了两封信要我回西宁上学。我害怕父亲硬送我回去，都跟梅朵商量好了逃向荒野躲起来的办法：带上梅朵红，我们就不怕狼啦，父亲也不会找到我们啦。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骑马去梅朵家，请角巴爷爷说服父亲不要送走我。但想好的办法都没有用上，父亲只是问我：“你想不想回西宁？”看我摇头，就给母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说了许多我继续留在草原的理由。我在沁多小学待得越久就越像一个藏族人，浑身透着酥油味不说，连高原紫外线都来关照我，皮肤渐渐变黑，胖乎乎的脸上漫漶着两坨红晕，不知道底细的人已经看不出我的汉族遗传啦。父亲去西宁办事，有时会带上我，让我去看看想念我的姥爷姥姥和母亲，但我最希望看到的还是才让。每次这么想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替姥爷姥姥和母亲说一句：“没良心的。”相比之下，才让就不是“没良心的”，他说他喜欢西宁，却又会止不住地思念草原的一切，包括阿爸和所有的亲人，也包括我。我觉得我思念他就像思念一座唯一的山，他思念我就像思念山的时候顺带想到了山脚下的一个小土堆，严重地不平衡，心里闷闷的。但一想到我有草原有梅朵，郁闷也就消散啦，心里嘴上就会止不住地唱起来：“金鞍子配的是骏马，草原配的是雪山，鲜花配的是姑娘，美丽配的是善良。”但是现在，草原就要不属于我啦，我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它啦，就像大人们经常感叹的：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我知道我还会上很长时间的学，会越上越高，也会离草原越来越远。父亲说：“你无病呻吟什么？好事情来了反而哭丧着脸，不想走也得走，以后还可以回来嘛。再说梅朵也要去，你留下来放空墙吗？”嘻，我笑了。“放空墙”就是别人靠着你，你突然躲开。我经常给梅朵放空墙，梅朵也经常给我放空墙，我看她倒下或者她看我倒下，都会哈哈大笑。我遗憾地想：要是雪山、草原、牛粪火、酥油茶也能长出腿脚，像梅朵一样同我一起去西宁就太好啦。一想到梅朵还能跟我在一起，我又高兴起来。再说梅朵一直是高兴的，我凭什么不高兴？
我们班只有一个同学始终不高兴，那就是达娃。父亲说：“我说过多少次啦，你们要听我的话。”达娃说：“老师啦，你说了那么多，我不知道听哪句话。”父亲说：“还记得那次江洋和梅朵贪玩没做作业我发脾气的事吧？我说我发誓一定要把你们一个不落地送进中学。”“记得，你打了江洋，还拔出他的藏刀割破了你的胳膊。”“记得就好，小学毕业以后必须上中学，不然的话等于学没上。”达娃委屈地说：“老师啦，这些道理你已经说过好多次啦。”“那是为什么？是你阿爸阿妈不同意？我去牧马场给他们说。”“不是啦，我是担心腿疼病犯了怎么办。”“这个好办，我们去一趟阿尼琼贡，再在曼巴跟前求些药，你带上。再说啦，西宁有大医院，你师母又是大夫，不怕的。”但是达娃仍然不高兴。父亲说：“你的风湿病已经半年没犯啦，这是眼镜曼巴的恩德，这次去你把靴子带上。”一双牛皮靴面花氆氇靴筒的靴子是达娃自己做的，她假期回牧马场的家拿来了材料和工具，就在宿舍偷偷地做，做了半年才做好。父亲见了大吃一惊：你才多大一点就会做靴子啦？达娃说阿爸十二岁就会做靴子，我已经十五啦。她打算把靴子送给父亲。父亲说我看眼镜曼巴的靴子烂啦，你还是送给他吧，他给你看病给药，没收过一分钱的报酬。达娃说可我拿什么感谢老师呢？父亲说老师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不用感谢。六年了，为了治好达娃的风湿病，父亲不知去了多少趟阿尼琼贡，起初是两个人骑着日尕，后来达娃大了，就让她骑着麦秀或者斯雄。每次去达娃都要给眼镜曼巴磕头。有一次曼巴说，给我磕头的必要没有，我是个用善心善行祈福的人，不给你看病，善心就没有啦，善行也喂掉老鹰啦，要磕就给你的老师磕，这个人，藏族娃娃的恩人是哩。但达娃从来不给父亲磕头，她知道老师需要的不是磕头，也不想把老师当成一个可以用磕头感谢的人。她不高兴的原因就是她必须听话，必须离开草原去西宁。草原有她留恋的一切，但最最留恋的是一个人——她的老师、我的父亲。
父亲带着达娃去阿尼琼贡的这天，遇到了藏羚羊的迁徙。每年这个季节，藏羚羊都会经过沁多草原，它们边走边吃着营养丰富的牧草，增加体膘，完成交配，由于猎物丰富，狼和豹子几乎不会骚扰它们。它们对骑马走来的两个人视而不见，只顾埋头吃草。一些藏野驴和马鹿伙在里面，显得更加安闲，它们集中在水分充足、地势较低的地方，贪婪地啃咬着丰富的野豌豆、肉苁蓉、锁阳、冬虫夏草、紫花苜蓿和狼尾巴草。父亲说：“其实藏羚羊是最最警觉的，它们不是不在乎我们，是因为它们知道头羊会负责大家的安危。”达娃问：“哪个是头羊？”父亲看了看，指着前面说：“草冈上仰头望着我们的那个就是，它一跑藏羚羊群就会跑，羚羊群一跑，藏野驴和马鹿就会跟着跑。”“可是头羊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跑呢？”“马鹿会告诉它，马鹿的嗅觉最灵敏，只要狼豹的味道随风飘来，它就会长鸣一声。”“老师啦，人家的头羊都会带着大家跑，你怎么就不能带着我们去西宁呢？”“我去了西宁谁来管学校？”“学校又不是你的。”“那什么是我的？”“学生才是你的。”说完这话，达娃打马就跑，她跑向了头羊。头羊跳下了草冈，转眼之间整个藏羚羊群动荡起来，藏野驴和马鹿也跟着动荡起来。轰隆隆的声音冲天而起，烟尘弥散开来，达娃不见了。父亲策马追了过去。
父亲和达娃在路过的牧家帐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到达阿尼琼贡。达娃给她的恩人眼镜曼巴献上了靴子。眼镜曼巴拿着靴子翻来覆去看着说：“牛皮鞣得这么细这么软，花氆氇选得这么艳这么绵，不是献给曼巴的吧？是女人献给男人的吧？”父亲说：“曼巴啦，你想得太多啦，是你的烂靴子启发了达娃，达娃你说是不是？”达娃不吭声。眼镜曼巴嘿嘿一笑，收了靴子，从身边的鹿皮药囊里拿了些内服外敷的药：“好好吃的要哩，你的病会好的。”达娃跪下来磕了一个头。父亲也要磕头，眼镜曼巴赶紧站起来说：“你是教娃娃们识字的人，香萨主任都高看一眼，怎么能给我磕头？”转身从案几上拿起一条哈达，挂在了父亲脖子上。父亲取下来，挂在了达娃脖子上。达娃起身过去，又把哈达挂在了雪山大地的祭坛上。
父亲和达娃离开眼镜曼巴，牵着日尕和麦秀，沿着向下盘旋的路朝阿尼琼贡外面走去，经过集体精舍时，一些彩色青稞落在了头上。他们仰头一看，只见官却嘉阿尼从高高的窗户里探出头来，笑呵呵地摇晃着一条哈达。父亲说：“阿尼啦，你好。”官却嘉阿尼说：“听说沁多小学是第一啦，又要办沁多中学啦，达娃的腿病也好啦。”父亲说：“噢呀，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快？”官却嘉说：“好事情就是一日千里的日尕，风也会凑热闹，呼呼地吹到耳朵里啦。不过恐怕连你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吧？你第一次带着达娃来阿尼琼贡时，我在你口袋里塞了一把青稞，青稞是我偷香萨主任的，我当时就说，偷来的吉祥才是真正的吉祥。我说对了吧？也不来谢谢我，还等着我给你撒青稞。你数数，我给你撒了多少青稞？”父亲笑道：“谢谢啦，一粒青稞代表一千种祝福，我们得到了多少祝福已经数不清啦。不过把我们师生两人的记性加起来，再加上树上的老鸦、房檐上的鸽子的记性，也不记得你往我口袋里塞青稞的事，只记得我第一次带着达娃来找曼巴时，你根本不在阿尼琼贡，你在保育院伺候孩子们呢。”“错了错了。”“那你说说那天达娃骑的是麦秀还是斯雄？”“我记得是斯雄，不不，是麦秀。”“我告诉你吧，既不是斯雄也不是麦秀。达娃那时还小，我骑着日尕抱着她。”官却嘉眉头一皱，气呼呼地说：“不给我面子的人不是好人，你摸一下口袋摸出一粒青稞，说这就是当年我塞给你的，能把你的嘴说烂吗？”父亲一摸口袋说：“啊嘘，我摸出的哪里是青稞，是藏红花爱吃的白砂糖。”官却嘉把哈达扔下来说：“狼咬脖子狗咬手，牛咬叶子马咬根，你该咬的不咬，不该咬的尽咬。有本事等着，我不让你尝尝我的法力就不是官却嘉阿尼，我可不管你是校长还是老师。”说着头一缩，不见了。父亲等了半天，也没见官却嘉阿尼出来，便把哈达戴在达娃脖子上说：“官却嘉是在祝福你呢，你要记住他的好。”达娃脸上没有表情，生硬地说：“噢呀，老师。”
出于在雪山大地的祭坛面前必须谦卑的原因，父亲和达娃牵着马走过了整个阿尼琼贡建筑群。可以骑马的时候父亲说：“今天的阳光这么好，达娃为什么不笑一笑？”“老师啦，心里哭的人是不能笑的，一笑就变成鬼啦。”“好好的为什么要哭？”达娃不回答，让父亲扶她上马，然后驱马跑起来。父亲跨上日尕，追了过去。很长一段路，都是达娃在前面跑，父亲在后面追。麦秀自然跑不过日尕，但父亲控制着日尕，不让它超过去。日尕埋怨地瞪着父亲：总是这样，只要跟别的马一起跑，你就不让我跑到前面去。哼——它边跑边放屁，表达着对父亲的不满。父亲说：“日尕啦，你那点心思我是知道的，不就是看着麦秀是匹母马你想逞能吗？以后吧，我会想办法给你找一匹好母马，能配得上你的，生下马驹子跟你一样优秀的。至于麦秀，虽然好，但不是最好，牧马场不会让最好的母马流走他方。”日尕咴咴地叫着，好像同意啦。突然达娃停下了，跳到地上等着。父亲忽一下超过去，又掉头回来，翻身下马：“怎么啦？”“老师啦，藏红花是大人还是孩子？”“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她当然是孩子，不是孩子怎么能上学呢？”“她要是去西宁，官却嘉阿尼会不高兴的。”“是藏红花的文化知识重要，还是阿尼的心情重要？”“阿尼的心情顶顶重要，他有法力，一想念她，她的日子就不好过啦。”“没有的事，你操的心太多啦。”“老师啦，你有没有法力？”“我哪里会有？”“那就是说你不会想我啦？”父亲一时辨不清达娃说的法力和想念是什么关系，笑笑说：“肯定会想，所有人我都会想。”达娃丢开马缰绳说：“老师啦，你是跟我的阿爸阿妈一样的人，我舍不得离开你。”说着扑到父亲怀里呜呜地哭起来，又说，“我离开阿爸阿妈没有哭，一想到离开你，我就哭啦，为什么？你说你没有法力我不信。”父亲抱着达娃，一时不知道怎么说，正在踅摸藏语汉语的词儿，就见前面草新花艳的高冈上，冒出一匹马来，是斯雄的影子，骑在上面的居然是藏红花。父亲说：“是达娃有法力，不是老师有法力，你一说藏红花，藏红花就来啦。”达娃推开父亲，擦着眼泪，愣愣地望着前面，突然说：“老师啦，藏红花要去夏瓦尼措啦，官却嘉阿尼也要去夏瓦尼措啦。”“你怎么知道？”“我跟藏红花是挨着睡的，她什么都给我说。”父亲牵马走了过去。藏红花突然缰绳一抖，双腿一敲，催马就跑。就在她跟父亲和达娃擦肩而过时，她喊一声：“老师啦，我今天晚上不回学校啦，请不要为我着急，我明天就回去。”父亲说：“你停下来慢慢说。”藏红花没有停，打着马风驰而去。
父亲第一次见到藏红花是在保育院。角巴的妻子姜毛去世后，顶替她的官却嘉阿尼继续为孩子们忙活着，感觉他是任劳任怨、默不作声的。差不多过了两个月，父亲有些过意不去，到保育院去看他，惊奇地发现：已经不是他啦，一个姑娘正在碉堡仓里取肉。问起来才知道，她叫藏红花，来自夏瓦尼措，是姐夫让她来的，已经来了二十多天。“姐夫是谁？”“官却嘉阿尼。”“阿尼结过婚？你多大啦？”“十岁啦。”藏红花说着笑了，“你是学校的老师吧？”“你怎么知道？”“姐夫说过啦。”“他为什么不让你姐姐来？十岁的孩子应该去上学。”“姐姐去年病死啦。”父亲立马赶往阿尼琼贡，责怪官却嘉让一个孩子去干那么繁重的活。官却嘉阿尼说：“不是我让她顶我的，是她自己愿意的。”“那就再顶回去，反正你在阿尼琼贡除了吃闲饭，什么也干不了。我要把藏红花领到学校念书去。”官却嘉阿尼鼻子一撮一撮地哼哼着，满脸的不愿意，但很快又想明白了，一再地问：“藏红花比别的孩子入学晚，不会学不好吧？”“有我当校长你担心什么？”“噢——呀。”他朝父亲伸了伸大拇指，当即骑马，跟着父亲去了保育院。
官却嘉阿尼从此没有离开过保育院，直到一九六三年夏天，西宁的粮食供应恢复正常，保育院搬迁而去。有件事父亲一直不理解：藏红花能够坦坦然然提到自己的“姐夫”，官却嘉却从来不说藏红花是他妻子的妹妹，明明是来学校看望她的，却装作不认识，跟这个说跟那个笑，就是不跟藏红花说笑，最后总是躲进父亲的办公室，再让父亲把藏红花带来，塞给她半包白砂糖或一块红糖。藏红花跟所有藏族人一样爱吃糖，而官却嘉阿尼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千方百计搞一点糖让她解馋。有一次他告诉父亲：“千万别说出去，糖是从香萨主任的仓廪里偷来的，主任正在追查。也不要说我来过这里，我把藏红花送进了学校。”父亲说：“为什么？她是你妻子的妹妹，你来看望她是名正言顺的。”“啊嘘，有过妻子的事就更不能提啦。”父亲说：“怕什么？已经做过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坦然面对。”他总希望官却嘉能心安理得地承认自己跟藏红花的关系，诚实而大方地来往，因为学校里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藏红花总要把糖分给别人吃，每次都会炫耀地说：“官却嘉阿尼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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