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记得，布佐尼神甫跟努瓦蒂埃单独留在死者的房间里，老人和教士成了姑娘遗体的看守人。
或许是神甫在宗教上的劝导，或许是他温雅仁慈，或许是他有说服力的话语，使老人恢复了勇气：他同教士谈过话以后，一改早先袭上身来的绝望态度，努瓦蒂埃身上的一切都表现出极大的隐忍和平静，凡是记得他对瓦朗蒂娜有着深厚的挚爱的人，对这种平静无不大为惊奇。
德·维勒福先生从女儿死后那天早上起，就没有再见过老人。整个家彻底变了样：他雇了另一个贴身男仆，也替努瓦蒂埃雇了另一个仆人；有两个女仆伺候德·维勒福夫人：所有仆人，直至门房和马车夫，都换了新面孔，他们可以说挺立在这幢该诅咒的房子的几个主人之间，隔断了他们之间本来已经够冷淡的联系。况且，三天之内就要开庭，维勒福关在自己的书房里，带着狂热的活力准备对杀害卡德鲁斯的凶手的公诉状。这件案子就像跟基度山伯爵有关的所有事件一样，在巴黎上流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证据并不是很令人信服的，因为这证据建立在一个濒死的苦役犯所写的几个字上，这个苦役犯是他指控的犯人以前的苦役监同伴，很可能出于怨恨或报复才指控同伴的：这个法官的感觉倒是已经形成；检察官最终确立了这个可怕的信念；贝内德托是有罪的，他要从这次艰难地取得的胜利中，换取一种满足自尊心的快乐，唯有这种快乐才能唤醒一点他冰冷的心的纤维。
维勒福想把这件案子列为即将到来的刑事审判的第一桩，由于他持续不断的工作，案子就要预审了；因此他不得不比以前更加行动隐蔽，以避免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多得惊人的要求，比如有的人想得到旁听证。
可怜的瓦朗蒂娜葬入坟墓以后还不久，家里的悲哀还恍如隔日，所以，看到那个父亲如此严肃地投身到职责中，也就是说投身在他能消除忧伤的唯一消遣中，没有人感到奇怪。
在贝内德托接待贝尔图乔第二次拜访的翌日——贝尔图乔要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谁。这是个星期天，维勒福只见了他父亲一次：当时，法官疲惫不堪，下楼来到花园里，在无情的想法压抑之下显得阴沉、佝偻，活像塔基尼乌斯sup/sup用手杖打掉最高的罂粟花的头一样，德·维勒福先生用手杖击掉了蜀葵长长的奄奄一息的枝茎；这些蜀葵挺立在小径旁，宛如刚逝去的季节里灿烂的花朵的幽灵一样。
他已不止一次走到花园尽头，就是那个面临荒废的园圃的铁栅边，他总是从同一条通道返回，重新迈着同样的步履，以同样的动作散步，这时，他的目光机械地投向屋子，他听到他的儿子从寄宿学校回来，在他母亲身边度过星期天和星期一，发出吵闹的嬉笑声。
这时，他在一扇打开的窗口看到努瓦蒂埃先生，后者让人把扶手椅推到窗前，为了享受落日余晖；还很热辣辣的阳光在向牵牛花凋残的花朵和覆盖阳台的爬山虎的红叶致意。
老人的目光可以说对准维勒福看不真切的一点上。努瓦蒂埃的目光是如此充满仇恨、粗野、急不可耐，以致善于捕捉这张非常熟悉的脸的一切表情的检察官，离开了他所走的那条路线，想看看这呆呆的目光究竟落在谁的身上。
于是他在几乎落光叶子的椴树丛之下，看到了德·维勒福夫人，她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不时中断阅读，向她的儿子微笑，或者把皮球扔回给他，而他固执地从客厅把皮球投掷到花园里。
维勒福脸色变得煞白，因为他明白老人目光的含义。
努瓦蒂埃总是盯住同一目标；但突然间，他的目光从妻子转向丈夫，于是维勒福本人要忍受这令人震骇的目光的打击了；这目光在改变了对象的同时，也改变了含义，但丝毫不减咄咄逼人的表情。
德·维勒福夫人不知道这交叉的怒火在她头上掠过，这时拿着她儿子的球，向他示意过来用吻来换球；但爱德华让母亲恳求了好一会儿；因为他似乎觉得慈母的温存不足以抵偿他要取得这种温存的麻烦。他终于下了决心，从窗口跳到一丛天芥菜和翠菊中间，额头汗水涔涔，朝德·维勒福夫人跑去。德·维勒福夫人擦拭他的额角，将嘴唇按在这无光泽的象牙色彩的脑门上，将孩子打发回去，他的一只手里拿着球，另一只手拿了一把糖果。
维勒福在看不见的引力的吸引下，就像鸟儿被蛇所吸引那样，走近屋子；随着他走近，努瓦蒂埃的目光也跟踪着他而降低，他双眸的怒火似乎达到白热的程度，以致维勒福被这团怒火舔到心里。确实可以在这目光里看到严厉的责备和可怕的威胁。这时，努瓦蒂埃的眼皮和眼睛都仰望天上，仿佛他要儿子记起一个遗忘的誓言。
“好！先生，”维勒福在院子里回答，“好！再耐心等一天；我说过的话就会兑现。”
听了这几句话，努瓦蒂埃好像平静了，他的目光冷漠地转向另一边。
维勒福动作剧烈地解开使他憋气的礼服，用一只没有血色的手去抹一下脑门，然后回到书房。
寒冷的夜平静地过去了；这幢屋子里的人都像平常一样躺下、睡着了。维勒福也像平时那样独自一个，不跟其他人同时睡下，直到清早五点钟，他还在复看预审法官们前一天所作的最后审讯记录，查阅证人的证词，把他的公诉状修饰得更为明晰，这是他生平提出的最强有力和组织得最巧妙的公诉状之一。
第二天是星期一，刑事审判的第一次庭审要在这天举行。维勒福看到苍白的昏暗的曙光出现了，淡蓝色的光线使红墨水勾画的线条倍加醒目。法官睡着了一会儿，而他的油灯发出最后的爆裂声：他醒了过来，手指潮湿血红，仿佛在血里浸过似的。
他打开窗户；一大条橙色的带子横亘在远方的天空中，将细瘦的杨树一切为二，杨树黑黝黝地投射在天际。在栗树掩映的铁栅那边的苜蓿园里，一只云雀飞上天空，唱出嘹亮的晨曲。
黎明潮湿的空气沐浴着维勒福的脑袋，使他的记忆力焕然一新。
“就是今天，”他费力地说，“今天，执掌正义之剑的人要向凡是有犯罪的地方击去。”
于是他的目光不由得去寻找努瓦蒂埃房里那扇突出的窗户，昨天他在那里看见了老人。
窗帘拉上了。
但他父亲的形象还历历在目，以致他向这扇关闭的窗户说起话来，仿佛窗打开了，他在窗口还看到咄咄逼人的老人。
“是的，”他喃喃地说，“是的，放心吧！”
他的头又耷拉在胸前，他这样垂着头在书房里踱了几圈，终于和衣倒在长沙发上，不是为了打个瞌睡，而是为了放松因疲倦，因工作过久，因寒冷彻骨而僵硬的肢体。
人们逐渐醒来。维勒福在书房里听到相继传来的响声，可以说这构成了屋子里的生活气息：门的开关声，德·维勒福夫人叫唤贴身女仆的铃声，孩子最初的喊声，像他这种年纪，起床时通常是高高兴兴的。
轮到维勒福拉铃。他的新的贴身男仆走了进来，给他拿来报纸。
同报纸一起，仆人还端来一杯巧克力。“你给我端来的是什么？”维勒福问。“一杯巧克力。”
“我没要过。是谁这样关心我的？”
“夫人；她告诉我，先生在这件谋杀案中肯定要说许多话，需要有精力。”男仆把镀金的银杯放在长沙发旁边的茶几上，茶几也一样摆满了文件。
男仆出去了。
维勒福阴沉沉地望了一会儿杯子，突然，他用神经质的动作拿起杯子，将饮料一饮而尽。简直可以说，他希望这杯饮料是致命的，他的求死是为了解脱他将要履行的比死还要艰难的责任。然后他站起来，在书房里踱步，脸上的笑容会令看到的人感到恐惧。
巧克力是无毒的，德·维勒福先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吃早餐的时候到了，德·维勒福先生没有上桌。贴身男仆走进书房。
“夫人让我提醒先生，”他说，“十点钟刚敲过，中午要开庭。”
“那么怎么样？”维勒福说。
“夫人已打扮好了：她准备停当，要问是否陪先生去？”
“去哪里？”
“去法院。”
“去干什么？”
“夫人说她很想旁听。”
“啊！”维勒福带着近乎吓人的声调说，“她想旁听！”
仆人退后一步说：
“如果先生想单独出门，我就去告诉夫人。”
维勒福沉吟了一下；他用指甲压了压苍白的脸颊，像乌木般黑黝黝的胡子显得很突出。
“告诉夫人，”他终于回答，“我想同她说话，请她在自己房里等我。”
“是，先生。”
“然后回来给我刮脸和穿衣服。”
“马上来。”
贴身男仆果然出去不久就回来，给维勒福刮脸，穿上庄重的黑衣服。
完了他说：
“夫人说她等着先生一穿好衣服就过去。”
“我这就去。”
于是维勒福腋下夹着案卷，手里拿着帽子，朝妻子的房间走去。他在门口站定一会儿，用手帕擦拭从苍白的额角上流下来的汗。
然后他推开门。
德·维勒福夫人坐在土耳其长沙发上，不耐烦地翻阅报纸和小册子，年幼的爱德华在他的母亲还来不及读完这些小册子之前就撕着玩。她已穿戴齐全，准备出门；她的帽子放在扶手椅上；她戴好了手套。
“啊！您来了，先生，”她用自然而平静的声音说，“天哪！您的脸够苍白的，先生！您还整夜工作吗？您为什么不来跟我们吃早餐？您带我走，还是我跟爱德华一起去？”
德·维勒福夫人要提出几个问题才得到一个回答；但德·维勒福先生对所有这些问题像一尊塑像那样保持冷漠和沉默。
“爱德华，”维勒福用威严的目光盯住孩子说，“到客厅去玩，我的孩子，我要跟你妈妈谈点事。”
德·维勒福夫人看到这冰冷的举止、这坚决的语气、这古怪的开场白，便哆嗦起来。
爱德华已抬起头，看过她的母亲，见她没有认可德·维勒福先生的吩咐，便又开始去割他那些铅兵的头。
“爱德华！”德·维勒福先生厉声喝道，孩子不由得在地毯上跳起来，“你听到我的话吗？去！”
这种对待非常少见，孩子站直了，脸色苍白；很难说是出于愤怒还是出于恐惧。
他的父亲走向他，拉住他的手臂，吻了吻他的额角。
“去吧，”维勒福说，“我的孩子，去吧！”
爱德华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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