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钟，阿尔贝像霹雳一样落在博尚的家里。贴身男仆已经事先得到吩咐，把莫尔赛夫领到了主人的房里，博尚刚刚洗完澡。
“怎么样？”阿尔贝问他。
“我可怜的朋友，”博尚回答，“我在等您。”
“我来了。博尚，我不必对您说，我相信您忠实可靠，心地善良，不会对任何人提这件事；不会的，我的朋友。再说，您寄给我的信是您给我表示友情的一个保证。因此，不要浪费时间说客套话了：您认为打击来自什么地方呢？”
“我马上可用三言两语，将情况告诉您。”
“好的，不过，我的朋友，您要先把那个卑鄙的叛变过程详详细细告诉我。”
于是博尚给羞愧和痛苦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年轻人讲述了事情经过，我们言简意赅地复述如下：
前天早上，这段消息不是在《大公报》，而是在另一份报纸上刊登出来，在一张众所周知、属于政府管辖的报纸中刊载出来，这就使得事情格外严重。当这则消息映入他的眼帘时，博尚正在吃早餐；他马上派人去叫了一辆带篷的双轮轻便马车，没有吃完早餐，便赶到那家报馆。尽管博尚的政见跟那个揭露情况的报纸经理截然相反，但他仍然是这个经理的挚友；这种情况是有的，甚至是常有的。
当他来到经理的办公室的时候，经理正拿着自己的报纸，好像在得意洋洋地埋头看一篇论甜菜产糖的社论，这篇文章大概是他的手笔。
“啊！正好！”博尚说，“既然您在看您的报纸，亲爱的，我就用不着告诉您，是什么事使我赶到这里来。”
“难道您恰巧支持生产甘蔗吗？”那份支持政府的报纸的经理问。
“不，”博尚回答，“我对这个问题甚至毫不关心；因此我是为别的事来的。”
“您为什么事而来呢？”
“为了关于莫尔赛夫的那则消息。”
“啊！是的，不错：难道不是怪事吗？”
“太怪了，以致我觉得您要冒造谣中伤的危险，有可能打一场得碰运气的官司。”
“绝不会的；我们收到这则消息时还附带收到所有证实这则消息的材料，我们确信德·莫尔赛夫先生会安安静静的；再说，揭露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也是为国效劳。”
博尚哑口无言。
“究竟是谁向您通风报信的？”他问，“因为我的报纸曾经率先发难，由于缺乏证据而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我们比您更有兴趣去揭露德·莫尔赛夫先生，因为他是法国贵族院议员，我们对他持反对态度。”
“噢！天哪，这很简单；我们没有追逐这则丑闻，是它找上门来的。昨天有个来自雅尼纳的人来找我们，带来那可怕的卷宗，由于我们犹豫不决，是否卷入这场揭发之中，他便向我们宣称，如果我们拒绝发表，这则消息将在另一家报纸上刊载。真的，博尚，您知道一条重要新闻的价值；我们不愿意错过这条新闻。现在这一击已经打出手去，十分厉害，直到欧洲的边缘地带都会产生反响。”
博尚明白，只有低头，别无办法，在绝望中走了出去，想派人去通知莫尔赛夫。
但他不能把下面的事写信告诉阿尔贝，因为这些事是在送信人走了之后发生的，就在当天的贵族院里，一向非常安静的议员党团显得十分激动，笼罩着动荡的气氛。人人都几乎提前到达，谈论着这个不祥的事件，它即将吸引住公众的注意，并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显赫机构最著名的议员之一的身上。
有人在低声念着这则消息，有人在评论，有人在交换对往事的回忆，进一步澄清事实。德·莫尔赛夫伯爵在同僚中本来就不讨人喜欢。正像一切暴发户那样，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保持过分高傲的态度。大贵族嘲笑他；有才干的人摒弃他；德高望重的人本能地藐视他。伯爵处于赎罪祭品的那种悲惨的绝境。一旦天主的手指把他确定为祭品，人人便都准备好大声指责他。
只有德·莫尔赛夫伯爵一个人一无所知。他没收到那份刊登诽谤消息的报纸，早上的时间，他用来写了几封信，还试骑了一匹马。
他在往常的时间到达，头颅高昂，目光倨傲，举止放肆，走下马车，穿过走廊，走进大厅，没有注意庶务人员的迟疑和他的同僚们似理非理的态度。
莫尔赛夫进来时，会议已经召开了半个多小时。
正如上述，尽管伯爵不知道发生的事，神态举止丝毫未变，但这种神态举止在大家看来却比平时更加傲慢，此刻他的出现对于嫉妒他的荣耀的所有议员来说是莫大的挑衅，以致大家认为这样极不相宜，有些人觉得是虚张声势，还有些人看做是一种侮辱。
显而易见，整个议院迫不及待要展开辩论。
可以看到人人手里都拿着那份揭露的报纸；但像通常那样，每个人都迟疑着是否承担攻击的责任。最后，有个显赫的贵族院议员，德·莫尔赛夫伯爵公开的仇敌，登上了讲台，那种庄严神态预示着大家盼望的时刻已经到来。
会场里可怕地寂静；唯有莫尔赛夫不知道大家这次对演讲者如此聚精会神的原因，而平时大家并不总是习惯如此乐意听他演说的。
伯爵平静地听过开场白，演说的人一开始宣称，他要谈一件极其严重、极其神圣、对议院来说极其重要的事，他要求他的同僚们全神贯注。
听到雅尼纳和费尔南上校这开头几个字，德·莫尔赛夫伯爵脸色变得可怕地苍白，以致全场掀起一阵骚动，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伯爵。
精神创伤有这种特点：能掩盖起来，但不会收口；精神创伤会永远痛苦，只要一被触动，就总是要流血，在心头血淋淋地张着口。
演讲人在鸦雀无声中念完这则消息，只有一阵激动扰乱全场的寂静，但演说的人一旦表示要继续发言时，激动便戛然止住了。指控者提出他的顾虑，宣称他的任务非常艰巨；他之所以挑起一场辩论，是要维护德·莫尔赛夫先生的荣誉和整个议院的荣誉，这场辩论牵涉到的总是非常棘手的私人问题。末了，他下结论时要求迅速下令进行调查，以便在污蔑之词来不及扩大之前就加以揭穿，并为德·莫尔赛夫先生复仇，恢复他在舆论界长期以来建立的地位。
面对这意料不到的临头大祸，莫尔赛夫沮丧之极，瑟瑟发抖，他用茫然的目光望着同僚们，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几句话。这种胆怯既可能出于无辜者的惊讶，也可能出于有罪之人的羞愧，使他赢得了一点同情。真正宽容的人，当他们的仇敌的不幸超过他们的仇恨的限度时，总是会变得富有怜悯心的。
议长将调查之事付诸表决；以坐下和起立的方式进行表决，最后决定进行调查。
有人问伯爵，他需要用多少时间来准备他的辩护。
一旦莫尔赛夫感到在这可怕的打击之后仍然活着，他便恢复了勇气。
“诸位议员，”他回答，“对于此刻那些隐名埋姓，无疑待在暗中的敌人对我进行的打击，绝不能留待以后加以还击；我必须立刻以雷霆来回答使我一时目眩神乱的闪电；但愿我用不着作这样的辩护，而只要抛洒热血，以便向我的同僚们证明，我能与他们并驾齐驱！”
这番话使人产生了一种对被告有利的印象。
“因此，我要求，”他说，“尽早进行调查，我会给议院提供对这次调查切实可行的一切必需的文件。”
“您确定哪一天？”议长问。
“从今天开始，我听凭议院调配。”伯爵回答。
议长摇铃。
“议院同意，”他问，“这一调查从即日开始吗？”
“是的！”全场一致回答。
议院任命了一个十二人委员会，来审查莫尔赛夫提出的文件。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确定在晚上八点钟，在议院的办公室里举行。如果要举行数次会议，将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
作出这个决定以后，莫尔赛夫要求退席；他要去整理长期以来由他搜集的文件，以便对付这场风暴，出于他狡黠的难以驯服的个性，他已预料到会掀起一场风暴。
博尚把上文我们转述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年轻人：只不过他的叙述比我们的略胜一筹，不像已经逝去的事物那样冷冰冰，而是不乏生存事物的热烈。
阿尔贝倾听的时候不时因希望、愤怒和羞耻而颤抖；因为从博尚的一番知心话中，他明白他的父亲是有罪的，他寻思，既然他父亲有罪，又怎么能证明自己无辜。
讲到这里，博尚打住了。
“下文呢？”阿尔贝问。
“下文？”博尚重复一遍。
“是的。”
“我的朋友，这个词使我既感到可怕，又感到迫不得已。您想知道下文吗？”
“我绝对要知道，我的朋友，我想从您的口中而不是别人的口中了解后来的情况。”
“那么，”博尚回答，“准备好鼓足勇气吧，阿尔贝；您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更需要勇气。”
阿尔贝用手抹抹脑门，想确定自己的力量，就像一个准备保卫自己生命的人，试了试自己的胸甲，弯一弯自己的剑刃一样。
他感到自己坚强有力，因为他把自己的激奋看成了毅力。
“说吧！”他说。
“晚上到了，”博尚继续说，“全巴黎的人都在等待事件的发展情况。许多人认为您的父亲只要一露面就能使指控土崩瓦解；也有许多人说，伯爵不会露面；有的人确定看到他已动身前往布鲁塞尔，还有的人到警察局去探问，是否当真像传闻的那样，伯爵已拿到护照。”
“不瞒您说，我竭尽全力，”博尚继续说，“让我的朋友中的一个年轻的贵族院评论员、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设法把我带进有类似专席的地方。七点钟他来找我，赶在别人到来之前，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庶务人员，他把我关在类似边厢的地方。我被一根柱子挡住，隐没在漆黑之中；我指望可以从头至尾看到并听到即将出现的可怕的场面。
“八点整，大家到达了。
“德·莫尔赛夫先生在八点钟敲到最后一下时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几份文件，他的举止显得很平静；一反常态，他的举止朴实，他的衣着讲究而严肃；他按照老军人的习惯，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
“他的出现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委员会的态度远不是恶意的，有好几个成员向伯爵走过来，跟他握手。”
一听到这些细节，阿尔贝感到自己的心都要碎裂了，在他的痛苦中掠过一丝感激的心情；他很想拥抱这些在他父亲的名誉岌岌可危的时刻表示了敬意的人。
“这时，有个庶务人员走了进来，交给议长一封信。
“‘您先讲，德·莫尔赛夫先生。’议长拆开信时说。
“伯爵开始为自己辩护，我要肯定地告诉您，阿尔贝，”博尚继续说，“他异乎寻常地雄辩和机灵。他出示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证明，雅尼纳的大臣直到咽气时都给予他完全信任，因为大臣委托他跟皇帝本人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谈判。他拿出一枚戒指，这是下命令的标志，阿里帕夏通常用这枚戒指来盖封印，帕夏给他戒指，是为了让他不论白天黑夜几点钟，哪怕是到后宫，他回来时都能直接去见帕夏。据他说，不幸的是，他的谈判失败了，待他返回保护他的恩主时，恩主已经辞世。但是，伯爵说，阿里帕夏死时把自己的宠妃和女儿托付给了他，说明帕夏是多么信任他啊。”
听到这句话，阿尔贝不寒而栗，因为随着博尚往下讲，海蒂的话便全都回到了年轻人的脑际，他想起希腊美女谈到这封信、这枚戒指，还有她被卖掉，作为奴隶被带走的全部经过。
“伯爵的讲话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呢？”阿尔贝不安地问。
“我承认，这篇讲话使我感动，同我一样，也感动了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博尚说。
“但是，议长漫不经心地把目光投向他刚收到的那封信；他看了又看，然后盯住德·莫尔赛夫先生：
“‘伯爵先生，’他说，‘您刚才告诉我们，雅尼纳的大臣把他的妻子和女儿委托给您，是吗？’
“‘是的，先生’莫尔赛夫回答，‘但是，这件事同其他的事一样，不幸在追逐着我。在我回来时，瓦齐莉吉和她的女儿海蒂已经消失不见了。’
“‘您认识她们吗？’
“‘由于我同帕夏有着亲密的关系，而且他对我的忠诚给以最高信任，所以，我有幸见过她们二十多次。’
“‘您知道一点她们的下落吗？’
“‘是的，先生。我曾听说她们潦倒困苦，或许十分贫穷。我并不富有，我的生活要经历危难，非常遗憾，我无法寻找她们。’
“议长难以觉察地皱起了眉头。
“‘诸位，’他说，‘你们已经听取了德·莫尔赛夫伯爵的辩白和解释了。伯爵先生，您能提供几个证人来证实您刚才的那番叙述吗？’
“‘唉！不能，先生，’伯爵回答，‘所有在大臣周围，在他的宫廷认识我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风吹云散了；我想，在这次可怕的战争中，劫后余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至少在我的同胞中只剩下我一个人；眼下我有阿里·泰贝林的一些信件，我已经出示给你们看了；我拥有他意志的信物——戒指，就在这里；最后，我能提供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在匿名攻讦之后，没有一个证据可以否定我的辩白的忠实可靠和我的军人生涯的纯洁无疵。’
“会场上掠过一阵表示赞同的窃窃私语声；这时，阿尔贝，如果不是突然发生变故，您父亲就胜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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