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维勒福先生对唐格拉尔夫人信守诺言，而且尤其是为了自己，他想方设法去了解德·基度山伯爵先生如何会知道奥特伊别墅那段往事的。
当天，他给一个名叫德·博维勒先生的人写信，这个人以前做过监狱督察，并跟高一级的保安局有联系；他要了解到需要的情况，那位先生要求两天时间，以便获得准确的有关情形。
两天过去，德·维勒福先生收到如下的通知：
所谓德·基度山伯爵先生这个人尤其跟外国富豪威尔莫爵士过从甚密，有时能在巴黎见到这位爵士，眼下爵士正在巴黎；这位伯爵同样跟布佐尼神甫来往密切，这位西西里教士在东方享有盛誉，做过许多善事。
德·维勒福先生回信吩咐，关于这两个外国人要立即打听到最准确的消息；第二天晚上，他的吩咐已得到执行，下面是他收到的情况：
神甫抵达巴黎刚一个月，住在圣苏尔皮斯教堂后面的一幢小房子里，这是一座两层楼房，一共四个房间，楼上两个，楼下两个，只有他一个房客。
楼下两个房间中，一个是餐室，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只胡桃木碗橱；另一个是客厅，护壁板漆成白色，没有装饰、地毯和挂钟。可以看出，神甫对自己只限于严格必需的用品。
神甫确实喜欢待在二楼的客厅里。这个客厅陈设着神学典籍和羊皮书，据他的贴身男仆说，可以看到他几个月埋首在书堆中；这个客厅实际上还不如说是个书斋。
这个男仆从门上的小窗观察来客，只要来客的面孔他不认识或者不讨他喜欢，他就回答神甫不在巴黎，许多人知道神甫常常出游，有时长期在外，会满足于这样的答复。
另外，不管神甫在不在家，在巴黎还是在开罗，他总是施舍，而小窗就用作施舍的传递窗口，仆人以他主人的名义不断分发。
另一个房间位于书斋旁边，用做卧室。一张床，不挂床幔，四张扶手椅，一张乌得勒支sup/sup黄色丝绒长沙发，还有一张祈祷跪凳，组成全部家具。
至于威尔莫爵士，他住在圣乔治喷泉街。这是一个喜欢周游世界的英国人，这些英国人在旅行中会挥霍掉他们的家产。他租下一套带家具的公寓，但难得睡在里面，每天只待上两三小时。他的一个怪癖是绝对不想讲法语，据说，他的书写文字却是极为纯粹的法语。
在这些宝贵情况送达检察官先生的第二天，有个人在费鲁街的拐角下车，走去拍一扇漆成橄榄绿的门，要见布佐尼神甫。
“神甫先生一早出去了。”仆人回答。
“我对这个答复是不会满足的，”来客说，“因为我是奉命而来的，对于派我来的那个人，主人总是在家的。请通知布佐尼神甫……”
“我已经告诉过您，他不在家。”仆人重复说。
“那么等他回来，请将这张名片和这盖封印的信转交给他。今晚八点钟，神甫先生在家吗？”
“噢！毫无疑问，先生，除非神甫先生工作，那么这就跟他出了门一样。”
“那么今晚我在说好的时间再来。”来客说。
于是他告辞了。
果然，在指定时间，同一个人坐着同一辆马车来到，这次，他不是停在费鲁街拐角上，而是停在绿门前。他敲门，仆人给他开门，他走了进去。
看到仆人对他毕恭毕敬，他明白他的信起到预期的效果。
“神甫先生在家吗？”他问。
“是的，他在藏书室工作；但在恭候先生。”仆人回答。
生客登上相当陡的楼梯。一个大灯罩将灯光集中在桌面上，而房间的其他地方则处在黑暗中；他在桌子前面看见神甫，神甫穿着教士服装，头上戴着中古时代的学究扣住脑门的那种兜帽。
“我有幸对布佐尼先生说话吗？”来客问。
“是的，先生，”神甫回答，“您就是前监狱督察德·博维勒先生以警察局长的名义派来的那个人吗？”
“正是，先生。”
“在巴黎保安局任职的一个密探？”
“是的，先生。”生客有点迟疑地回答，尤其是有点脸红。
神甫扶了扶那副大眼镜，眼镜不仅遮住他的眼睛，而且遮住他的双鬓；他坐了下来，示意来客也坐下。
“我洗耳恭听，先生。”神甫带着明显不过的意大利口音说。
“我承担的使命，先生，”来客说，他斟酌每一个字，仿佛难以吐出，“对执行的人和牵涉到的人都是给予信赖的一项使命。”
神甫欠了欠身。
“是的，”生客又说，“神甫先生，您的正直已为警察局长先生所熟知，他作为行政官员，想从您这里了解一件有关公共安全的事，我正是以公共安全的名义被派到您这里来的。神甫先生，我们不希望，不管友谊关系还是对别人的敬重，不会促使您向司法机关隐瞒真相。”
“先生，只要您迫切希望知道的事丝毫不致引起我良心的不安。我是教士，先生，比如，忏悔说出的秘密应该留在我和上帝的裁决之间，而不是在我与人间的司法机关之间。”
“噢！放心吧，神甫先生，”生客说，“我们无论如何会让您问心无愧。”
听到这句话，神甫按低他那边的灯罩，翘起反方向的灯罩，完全照亮生客的面孔，而他的面孔始终处在暗处。
“对不起，神甫先生，”警察局长的使者说，“灯光太刺我的眼睛。”
神甫把绿色纸板灯罩压低。
“现在，先生，我洗耳恭听，说吧。”
“我开门见山。您认识德·基度山伯爵吗？”
“我猜您想说扎科内先生吧？”
“扎科内！……他不叫基度山呀！”
“基度山是地名，或者不如说是岛名，而不是姓。”
“那么，好的；我们不必讨论字眼，既然德·基度山先生跟扎科内先生是同一个人……”
“绝对是同一个人。”
“我们就谈谈扎科内先生吧。”
“好的。”
“我刚才问您是不是认识他？”
“非常熟悉。”
“他是什么人？”
“他是马耳他一个富有的船主的儿子。”
“是的，我知道，人人这样说；但您明白，警方不会满足于‘人人说’。”
“可是，”神甫笑眯眯地说，“当这‘人人说’符合实情时，大家都只得相信，警方也只能像大家那样相信。”
“您对自己的话十拿九稳吗？”
“怎么！我是否十拿九稳？”
“先生，请注意，我毫不怀疑您的诚实。我是对您说：您十拿九稳吗？”
“听着，我认识扎科内先生的父亲。”
“啊！啊！”
“是的，我在孩提时有上十次跟他的儿子在造船厂里玩耍。”
“但这伯爵的头衔呢？”
“您知道，这是可以买来的。”
“在意大利？”
“到处一样。”
“他的财富据说不可斗量……”
“噢！至于这个，”神甫回答，“不可斗量用得恰到好处。”
“您是他的好友，您认为有多少财产？”
“噢！他每年收入十五万至二十万利佛尔。”
“啊！这是符合情理的，”来客说，“据说有三四百万！”
“每年二十万利佛尔收入，先生，正好得出四百万财产。”
“据说每年收入三四百万！”
“噢！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您知道他的基度山岛吗？”
“当然；凡是从巴勒莫、那不勒斯或罗马从海路前往巴黎的人，都知道这个岛，因为要从岛旁经过，能亲眼目睹。”
“据说这个地方很迷人。”
“那是一大块岩石。”
“为什么伯爵买下一个岩石岛？”
“正是为了成为伯爵。在意大利，要成为伯爵，还必须拥有伯爵领地。”
“您大概听人说过扎科内先生年轻时的冒险经历吧？”
“老扎科内先生？”
“不，儿子。”
“啊！从这时起，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我没有再见到我年轻的朋友。”
“他打过仗吗？”
“我想他当过军人。”
“在什么部队。”
“海军。”
“哦，您不是听他忏悔的神甫吗？”
“不，先生；我想他是路德教教徒。”
“怎么，路德教教徒？”
“我是说我想；我不肯定。况且，我一直认为在法国人人享有信仰自由。”
“毫无疑问，因此，眼下我们关注的决不是他的信仰，而是他的行动；我以警察局长的名义，要求您说出您所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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