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瓦蒂埃先生是一个出色的预言家，政局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发展迅速。现在人人都了解这次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的史实，这次异乎寻常的、奇迹一般的卷土重来史无前例，也许将来也不会有翻版。
路易十八仅仅软弱无力地企图躲过这摧枯拉朽的一击，他用人多疑也使他对事态缺乏信心。王权，或者不如说君主政体，由他刚刚重建，在还不稳固的基础上摇摇欲坠。皇帝仅仅一挥手，这整座由旧偏见和新观念不调和地混合而成的建筑就倒坍下来。因此，维勒福从国王那里只得到感激（这种感激眼下不仅一无用处，而且甚至是危险的），还有那枚荣誉勋位的十字勋章，他小心谨慎不显露出来，尽管德·布拉卡斯先生像国王吩咐他的那样，细心地差人寄来了证书。
当然，要是没有努瓦蒂埃的保护，拿破仑早就把维勒福革职了。在百日时期的宫廷，努瓦蒂埃权倾一时，这是由于他冒过九死一生的危险和功劳卓著。因此，正如他答应过的那样，这个九三年的吉伦特党人和一八○六年的参议员保护着不久以前保护过他的那个人。
这样，在帝国还魂的期间，维勒福的全部权力只限于用来封住唐泰斯几乎要泄露的秘密；再说，很容易预见到帝国的第二次覆灭。
只有检察官被免职，因为他被怀疑对拿破仑帝国不冷不热。
但是，帝国政权一旦重新建立，也就是说，皇帝一住进路易十八刚刚离开的杜伊勒里宫，他便从读者随着维勒福进入的那间小书房发出无数道有异议的命令。在那张胡桃木桌子上，他还找到敞开的半盒路易十八的鼻烟。马赛人不管官员们的态度如何，开始感到在南部始终没有熄灭的内战余火又要燃旺；人们的报复差不多没有超出把保王党人堵在他们家中加以嘲弄和对敢于外出的保王党人公开侮辱的范围。
那个高洁的船主，上文已经指出他属于民众一边，由于自然而然的力量转换，这时虽然还不能说很有势力——因为摩雷尔先生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就像一切靠勤奋慢慢积累商业财富的人那样，他被狂热的拿破仑党人说成是稳健派，观点过时——但还能振臂一呼，让人倾听他的要求；这个要求，读者很容易猜到，是同唐泰斯有关的。
尽管上司倒台了，维勒福却保持不倒，他的婚事虽然已经确定，却推迟到更有利的时机。如果皇帝保住帝位，热拉尔就需要另一种联姻，他的父亲会负责为他物色到的；如果第二次王政复辟把路易十八送回法国，德·圣梅朗先生的影响就像他的影响一样成倍增加，那么这一结合就比先前更加般配了。
代理检察官于是暂时成为马赛的首席法官，一天早晨，他的房门打开了，仆人通报摩雷尔先生来访。
换了别人会忙不迭去迎接船主，这样殷勤反倒表明自身的虚弱；但维勒福是一个很高明的人，他对各种事情虽然没有实际经验，却至少有善于处置的本能。他让摩雷尔先生等候一下，就像他在复辟时期所做的那样，即令他身边并没有客人，理由很简单，一个代理检察官习惯让人等候；后面的一刻钟，他用来阅读两三份政治色彩不同的报纸，然后他才吩咐把船主带进来。
摩雷尔先生原以为维勒福萎靡不振，他看见维勒福就像六个星期以前那样，就是说安宁、坚定，一派冷漠的彬彬有礼——这是分隔开上等人和下等人的所有壁垒中最难以逾越的。
他已走进维勒福的书房，深信这个法官一看到他就会发抖。恰恰相反，面对这个手肘支在办公桌上等候他的、准备审问的人，他反倒感到瑟缩发抖，万分激动。
他在门口站住。维勒福望着他，仿佛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最后，经过几秒钟的审视和沉默，高尚的船主一面把他的帽子翻过来复过去：
“我想是摩雷尔先生吧？”维勒福说。
“是的，先生，是我本人。”船主回答。
“那么请进来，”法官又说，用手做了一个保护的姿态，“请告诉我怎么会有幸接待您的来访。”
“您一点猜想不到吗，先生？”摩雷尔问。
“对，一点猜想不到；这并不妨碍我时刻准备使您愉快，如果事情在我力所能及的话。”
“这件事完全取决于您，先生。”摩雷尔说。
“那么请您说明白一点。”
“先生，”船主继续说，一面讲话一面恢复了自信，而且由于这不白之冤和立场的明晰变得坚定起来，“您记得，就在大家获悉皇上登陆的前几天，我来要求您宽恕一个不幸的年轻人，一个海员，我的三桅帆船的大副；如果您想起来的话，他被指控与厄尔巴岛有勾结，这种勾结在当时是一桩罪行，今日则是光荣。当时您为路易十八效劳，没有轻饶他，先生，这是您的职责。今天，您为拿破仑效劳，您应该保护他，这也是您的职责。因此我来向您了解他的情形。”
维勒福竭力克制着自己。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问，“劳驾请对我说出他的名字。”
“爱德蒙·唐泰斯。”
显然，维勒福宁愿在一场决斗中遭到二十五步开外的对手的枪击，而不愿面对面这样听人说出这个名字；然而，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这样，”维勒福心里寻思，“别人决不能指控我出于纯粹个人的利害关系，逮捕这个年轻人。”
“唐泰斯？”他重复说，“您是说爱德蒙·唐泰斯？”
“是的，先生。”
维勒福于是翻开放在旁边书架上的一本厚厚的登记簿，又跑到一张桌子那边，从桌子又走到案卷那里，然后回转身对着船主：
“您有把握没搞错吗，先生？”他神态极其自然地说。
如果摩雷尔更加精明，或者对这种事更有经验，他便会对代理检察官肯回答这些与他的职权完全无关的问题感到奇怪；他会寻思，为什么维勒福不打发他去查询犯人入狱登记簿、监狱长和省长。但摩雷尔由于在维勒福身上找不到恐惧不安，在一切恐惧看来不存在的情况下，他只看到对方身上纡尊降贵的模样。
“没搞错，先生，”摩雷尔说，“我没有搞错；况且，我认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已经十年了，他为我服务已有四年。我来过，您记得吗？六个星期以前，来请您开恩，就像我今天来请您对可怜的小伙子主持公道一样；您那时接待我甚至相当不客气，很不高兴地回答我。啊！因为那时保王党人对拿破仑党人是很粗暴的！”
“先生，”维勒福回答，他以通常具有的灵活镇静终于招架住了，“那时我是保王党人，我不仅认为波旁王室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而且是民族所拥戴的；但我们目睹的奇迹般的卷土重来向我证明我搞错了。拿破仑的天才战胜了，合法的君王是受爱戴的君王。”
“好极了！”摩雷尔心直口快地喊道，“您这样对我说使我很高兴，从您的话里我预测爱德蒙有好运。”
“等一等，”维勒福一面翻阅另一本登记簿一面又说，“我找到了，这是一个海员，是吗？他要娶一个卡塔卢尼亚姑娘？是的，是的；噢！现在我想起来了：这个案子十分严重。”
“怎么一回事？”
“您知道，他离开我这里以后，被押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是吗？”
“我给巴黎打了个报告；我寄走了在他身上搜到的文件。这是我的职责，您叫我有什么办法呢……逮捕他一星期后，犯人被带走了。”
“被带走了！”摩雷尔喊道，“他们会怎么处置可怜的小伙子呢？”
“噢！您放心吧。他会被遣送到弗内斯特雷尔、皮涅罗尔sup/sup、圣女玛格丽特群岛，这就是所谓流放，用的是行政术语；有朝一日，一大清早，您会看到他回来掌管帆船的。”
“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他的职位都给他保留着。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依我看，拿破仑政权的司法机构首先关切的，应是释放被保王党人的司法机构关押的人。”
“不要肆无忌惮乱指责，亲爱的摩雷尔先生，”维勒福回答，“凡事必须依法进行。关押令是从上面下达的，也必须从上面下达释放令。然而，拿破仑返回刚半个月；废除令大概也刚刚寄出。”
“可是，”摩雷尔问，“既然我们胜利了，难道没有办法加速这些程序吗？我有几个朋友，也有一些威望，我能获得一纸撤消逮捕令。”
“并没有逮捕令。”
“那么就在入狱登记簿上勾销他的名字。”
“政治犯是不进入狱登记簿的；历届政府往往都从自身利益出发，使一个人失踪而不让他留下过往的痕迹，入了册就给查考提供线索了。”
“在波旁王朝统治下情况或许是这样的，但眼下……”
“任何时代都一样，亲爱的摩雷尔先生；政府交替，一模一样；路易十四sup/sup治下装配起来的惩戒机器今日还在运转，巴士底狱sup/sup除外。皇帝在狱规方面一直比伟大的国王sup/sup所推行的更加严格；登记簿不留名的在押犯数目无法计算。”
这样善意相待足以改变一个人原来的想法，摩雷尔甚至没有怀疑。
“最后，德·维勒福先生，”他说，“您能给我什么建议，可以让可怜的唐泰斯快点回来？”
“只有一个建议，先生：向司法大臣递交诉愿状。”
作者“大仲马”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