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琳娜亲切地接待了伯尔森涅夫，可是不在花园里，却在客厅里，而立刻，几乎迫不及待地，就再一次展开了前天的谈话。客厅里只有她一人：尼古拉·阿尔吉米耶维奇早已偷偷溜掉了，安娜·瓦西里耶芙娜正躺在楼上，头上缠着一块湿头巾。卓娅坐在她身旁，裙裾叠得非常齐整，小手按在膝上；乌发尔·伊凡诺维奇也安息在顶楼上的一张宽大而舒适的、绰号叫做“催眠榻”的躺椅上。伯尔森涅夫又谈起他的父亲：那记忆，在他，是十分神圣的。那么，关于这位父亲，我们也无妨介绍一下吧。
作为八十二个农奴的所有者（这些农奴，他在死前都解放了），“明灯运动者”，哥丁根的老留学生，遗稿《精神在世界之显现或现形》的著作者（说起这部著作来，它是谢林主义、斯维登堡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极奇怪的综合）——这位父亲，在妻子刚刚死去、伯尔森涅夫还只是小孩的时候，就把儿子带到莫斯科，并且亲自从事于他的教育。他亲自给儿子准备每一节课，虽然苦心孤诣，然而，却全无成功：他是一位梦想家、学究、神秘主义者，声音沉闷而且讷于言辞，用的多是一派模糊不清的、不着边际的术语，爱用隐喻，对于自己热爱的儿子甚至也会羞怯起来。因此，儿子在上完功课之后只能干瞪着眼，毫无进展，那也并非奇怪的事了。老人（那时他已经五十岁，他结婚本来很迟）终于恍惚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于是，就把他的安德鲁沙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安德鲁沙虽然进了学校，可是，并不曾脱离父亲的监督；他父亲不断来看他，并用许多训诲和谈话把校长麻烦得要死；连教师们也被这位不速之客麻烦不堪：他不断给他们带来许多在他们看来好像天书的教育名著。甚至学生们，一见到这位老者的微黑的麻脸和他那终年如一地裹在窄小的灰色燕尾服里的瘦削身材，也全都感觉狼狈。孩子们真想不到，在这道貌岸然、从无笑颜、鹤步、长鼻的长者心里，其实对于他们每一个，几乎正和对于自己的儿子一样，也是怀着满心关切和无限疼爱的呢。有一次，他曾想对他们讲一讲关于华盛顿的事情：“年轻的学生们，”他开始道，可是，一听见他发出那古怪声音，年轻的学生们就马上跑掉了。这位忠厚的哥丁根留学生，可并不是躺在蔷薇花丛上的：历史的行进，各种问题和思想，不断将他压倒。当年轻的伯尔森涅夫入了大学以后，他也时常和儿子一同前来听讲；可是，他的健康已经开始崩溃。一八四八年的事件使他根本震动（他不得不把他的著作重新写过），而一八五三年冬，他就死去了，虽然不曾亲见自己的儿子在大学卒业，但是，却能预先祝贺他的学位，并且勖勉他终生致力于科学。“我把火炬传给你，”在临死之前两小时他对他这么说道，“我已经尽力把它握持过了，而你，愿你也不要让它熄灭，坚持到底。”
伯尔森涅夫对叶琳娜谈了许久，关于他的父亲。他在她面前所感到的不安已经完全消失了，并且，也不再那么厉害地口吃。谈话又转到了大学生活。
“请告诉我，”叶琳娜问他，“在您的同学中间，可有什么出色的人吗？”
伯尔森涅夫记起舒宾的话来。
“不，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老实跟您说，在我们中间，出色的人一个也没有。真的，哪里会有呢？据说，莫斯科大学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可是，现在却不行啦。现在，它已经不像个大学，倒像个小学呢。跟我的同学们在一起，我其实是很苦闷的，”他补充说，声音低下来。
“苦闷？……”叶琳娜低声说。
“可是，”伯尔森涅夫又说道，“我也得除开一个例外。我认识一个同学——虽然他不和我同科——他倒的确是个非凡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叶琳娜问着，感到有兴趣。
“英沙罗夫，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他是保加利亚人。”
“不是俄国人？”
“不，不是俄国人。”
“那么，他为什么住在莫斯科？”
“他到这儿来念书的。您可知道，他念书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有一个思想：解放自己的祖国。他的身世也是奇特非凡的。他父亲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商人，原籍是特尔诺沃。特尔诺沃现下不过是一个小城，可是，在往时，当保加利亚还是一个独立国的时候，它可曾做过保加利亚的首都。他在索菲亚经商，和俄国也有亲戚关系；他的妹妹，就是英沙罗夫的姑母，就嫁给基辅中学校里的历史科主任教员，现在还住在那边。在一八三五年，那就是说，十八年前，一件可怕的犯罪发生了：英沙罗夫的母亲突然不见了，失踪了；一星期以后，发现她被人杀掉了。”
叶琳娜颤抖了一下。伯尔森涅夫停住了。
“说下去吧，请说下去吧，”她说。
“据谣传，她是给一个土耳其的高级军官糟蹋了，杀掉了；她的丈夫，就是英沙罗夫的父亲，查出了实情，要为她报仇，可是，结果只能用匕首刺伤了那个军官……他给枪毙了。”
“枪毙？没有经过审判？”
“是的。那时候，英沙罗夫刚刚八岁。他被收留在邻人家里。那位妹妹听到了哥哥家里的不幸，就要把侄儿接到自己家里来。他被人送到敖德萨，从那里，转到基辅。他在基辅住了整整十二年。所以，他的俄国话说得那么好。”
“他说俄国话吗？”
“说得和你我一样好。当他二十岁的时候（那是一八四八年初），他就想要回到他自己的祖国。他到过索菲亚和特尔诺沃，走遍了整个保加利亚，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他在保加利亚住了两年，重新学习他祖国的语言。土耳其政府迫害他，当然，在那两年之间，他受的危险一定够大的了；有一次，我瞧见他颈上有一条很宽的疤痕，那一定是伤痕；可是，他总不高兴谈到这些。他有他自己特有的缄默。我设法问过他许多回——他什么也没有说。要说，也只说一般的事情。他的固执是惊人的。一八五○年他又回到俄国，来到莫斯科，为了完成他的学业，并且和俄国人多有接近，那么，等他在大学卒业以后……”
“以后怎样呢？”叶琳娜插口说。
“那就由上帝安排吧。对于未来，是不容易预测的。”
许久许久，叶琳娜没有把视线从伯尔森涅夫身上移开。
“您的话叫我很感兴趣，”她说。“他长得怎样，您这位朋友——他叫什么？……英沙罗夫？”
“我该怎么跟您说呢？依我看，他长得并不难看。不久以后，您自己会看见他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会把他带到这儿来见您的。后天他就会到我们的小村里来，还跟我同住在一幢房子里。”
“真的吗？可是他肯来看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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