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舒宾忽然叫了一声，“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可是要给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来上一堂关于谢林的讲座呀？饶了她吧！”
“一点儿也不是讲课，”伯尔森涅夫嘟嘟哝哝地说着，涨红了脸，“我是想……”
“讲课又怎样呢？”叶琳娜插嘴道；“您和我，巴威尔·雅可夫列维奇，我们全都大大地需要讲课呢。”
舒宾瞪眼望着她，忽地迸出一声大笑来。
“您笑什么？”她冷冷地、几乎是严厉地说。
舒宾呆住了。
“得啦，别生气吧，”他停顿了一下，终于说。“是我的不是。可是，老实说，这是什么瘾头啊，我的天，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天气里，在这样的树下，怎么还有心谈哲学呢？不如谈谈夜莺，谈谈玫瑰，谈谈美丽的眼睛和青春的笑颜吧。”
“嗯，还有法国小说，和女人的打扮，”叶琳娜接了下去。
“那可不，”舒宾回答说，“要是打扮得漂亮，有什么不可以谈？”
“那可不！可是，万一别人不高兴谈女人的打扮呢？您一向自命为自由艺术家，那么，为什么要来妨害别人的自由呢？让我问问您：您的趣味既然是这些，那您为什么还攻击卓娅呢？跟她去谈打扮，谈玫瑰，难道不是特别合适？”
转眼之间，舒宾变得满脸通红，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啊，是这样的吗？”他开始说，声音颤抖着。“我明白您的用意；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是要把我撵到她那儿去。换一句话说，我在这儿是多余的？”
“我可没想撵您走。”
“您可是说，”舒宾激动地继续说，“我不配跟别人攀交情，我只配跟她比高低，我也跟那个腻人的德国姑娘一样空虚、一样愚蠢、一样浅薄。是不是呀，小姐？”
叶琳娜皱眉了。
“您往常可不是像这样说她的，巴威尔·雅可夫列维奇，”她说。
“啊，您责骂吧，只管责骂！”舒宾叫道。“是的，我不隐瞒，曾有那么一刹那，的的确确，不过是一刹那，她那鲜艳庸俗的脸庞儿……可是，如果我回敬您两句，也给您提醒提醒……回头见，”他突然加了一句，“我怕我会胡说八道起来啦。”
于是，他把已经塑成一个脑袋的黏土狠命打了一拳以后，就跑出花亭，一直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真是小孩子，”叶琳娜说着，目送着他。
“一位艺术家呢，”伯尔森涅夫默默含笑地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人们得原谅他们的任性。那是他们的特权。”
“是的，”叶琳娜回答，“可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巴威尔还不能说就有权利享受这种特权。直到此刻，他做出了什么成绩来呢？让我挽着您的手，我们沿着这林荫道走下去吧。他把我们的谈话都扰乱了。我们刚才谈的，是您父亲的著作。”
伯尔森涅夫挽住叶琳娜的手臂，傍着她走过花园，可是，那中途夭折的谈话却再也不能复活了；伯尔森涅夫于是又从头开始叙述他对于教授的事业和自己的前途的意见。他傍着叶琳娜缓缓走着，笨拙地移动着自己的身体，笨拙地挽着她的手臂，有时自己的肩甚至碰上了她的肩头，可是，却一次也不曾望她；他的话，如果还不能说完全自由地，至少也可以说是比较流畅地涌动着，谈得简单、明确，而他的眼睛，当它们徐缓地掠过树干、沙路和草叶的时候，也闪烁着从崇高的心情所生出的宁谧的感动；而他的沉静的声音，也显示着一种终于在所爱的人面前倾吐了自己的积愫的喜悦。叶琳娜非常关切地听着他，微微侧身向他，眼睛一直注视着他的面孔，这张面孔此刻已经稍显苍白；她也注视着他的眼睛，这眼睛，现在也变得温柔而且亲切了，虽然它们却闪避着她的视线。她的心灵渐渐敞开了；一种温柔、公正、善良的情感，似乎沉入了她的深心，又好像正从她的心底萌芽。
卓娅的法语变体。
巴威尔的法语变体。
原文为法文。——原注
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著有歌剧《魔弹射手》、《优兰蒂》、《奥伯龙》，这些作品确定了德意志民族浪漫派歌剧的方向。
指格朗诺夫斯基教授（1813—1855），俄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在19世纪40年代任莫斯科大学世界史（主要是中世纪史）教授，公开传播进步思想和人道主义，揭露农奴制，与当时进步思想家如别林斯基、赫尔岑等均有交往，亦为屠格涅夫的好友。
谢林（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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