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教育事业收到的慈善捐款已经超过了五千万美元。”我说。
我在翻阅晚报上的花边新闻，杰夫·彼得斯正在把烟丝塞进他的烟斗里。
“要说这种事儿，”杰夫说，“可是大有文章，足可以在慈善事业数学班上进行一番讨论。”
“你这是话里有话吧？”我问道。
“没错，”杰夫说，“我还没有告诉过你，我和安迪·塔克做过慈善家的事吧？那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时在亚利桑那州，安迪和我赶着一辆双马货车，在基拉山区勘探银矿。我们找到了矿苗，以两万五千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图森那边的人。我们把他们给的支票拿到银行兑了银币，一千块装成一袋。我们把银币装上货车，往东走了一百多英里，乐晕了的脑袋才恢复了神智。你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财务年报，或是听一位演员说他的薪金时，两万五千美金好像并不算多。可是当你掀开货车的车篷，用鞋跟踢踢装满银币的口袋，听到叮叮当当的碰撞声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家通宵营业的银行，现在刚好是十二点。
“第三天，我们到了一座整洁美丽的小镇，可算是天工造化，兰德-麦克内莱的杰作也不过如此。小镇坐落在山脚下，繁花似锦，草木葱茏。两千多名居民热情好客，生活悠闲。小镇的名字好像是佛罗勒斯维，那里还没有被铁路、跳蚤或者东部的游客所污染。
“我和安迪把钱存进当地的希望储蓄银行，联名开了一个账户，然后就在天景客栈开了个房间。晚饭过后，我们点上烟斗，坐在走廊上抽烟。就在那个时候，我产生了创办慈善事业的念头。我想，每一个当过骗子的人迟早都会产生这种念头的。
“当一个人从公众身上诈骗了相当可观的钱财时，他就不免有些胆怯，总是琢磨是不是该吐出一部分。如果你仔细观察，注意他的善举，你就会发现，他们一般都是在设法把钱还给受过他坑害的人。就拿张三来举个例子吧。张三靠卖油给那些通宵达旦攻读政治经济学和研究托拉斯企业管理的穷学生聚敛了百万家财，所以他就把昧心钱捐给大学和专科学校。
“再说李四，他的财富是从那些靠卖劳力混饭吃的普通工人身上搜刮来的，他怎么把那笔昧心钱退还一部分呢？
“‘啊哈，’李四说，‘我还是借教育的名义来做这件事儿吧。我剥了劳动人民的皮，’他自言自语，‘但俗话说得好，一好遮百丑嘛。’
“于是他捐了八千万美元，建造了一座图书馆，那批带着饭盒来盖图书馆的工人便得到了些许好处。
“‘有了图书馆，图书到哪儿去弄呢？’读者们的问题接踵而至。
“‘我才不管呢！’李四说，‘我已经捐了图书馆给你们，图书馆不是盖好了吗？要照你们那么说，如果我捐赠的是钢铁托拉斯的优先股股票，难道你们还指望我把股票里的水分也盛在刻花玻璃瓶里一起端给你们吗？简直岂有此理！’
“不说别人的事儿了，我刚才说过，有了那么多钱，叫我也想玩玩慈善事业了。我和安迪有生以来头一次搞到那么一大堆钱，终于可以停下来想想这些钱究竟是怎么得来的。
“‘安迪，’我说，‘我们现在有钱了，虽说没有多到一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步，但是以咱们要求不高的标准来说，我们已经可以算是富得流油了。我觉得咱们也应该为人类做些什么。’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杰夫，’安迪回答说，‘过去那么长时间，我们总用各种小伎俩坑蒙拐骗，从推销自燃的赛璐璐硬领，到在乔治亚州倾销霍克·史密斯竞选总统的纪念章。只要不让我在救世军里敲钹打镲，或者用贝蒂荣人身测定法来教圣经班，我倒愿意做些慈善事业，尝试一下。’
“‘我们做些什么呢？’安迪说，‘给穷人施粥舍饭，还是寄一两千块钱给乔治·科特柳？’
“‘这都不行，’我说，‘做普通的慈善事业，我们的钱未免太多了，但要补偿咱们以往的欺骗罪行，这些钱又不够。所以，我们还是找些折中的办法。’
“第二天，我们在佛罗勒斯维镇上遛弯儿时，看见一座小山顶上有一栋红砖砌成的大房子，好像没人住。镇上的居民告诉我们，那是几年前一个矿主建造的住宅。等到新屋落成时，矿主发现只剩下两块八毛钱来做室内装修了，一时伤心，把那点钱买了威士忌，然后从屋顶纵身跃下。他的遗骸就安葬在他跳下去的地方。
“我和安迪一见到那座房子，就不约而同地有了办法。我们可以把房子修缮一番，安上电灯，买来些黑板擦，聘上几位教授，再在草坪上立一只铸铁狗，再立上赫拉克勒斯和约翰教父的塑像，就在那里，开办一所世界上最好的免费教育机构。
“我们同佛罗勒斯维镇上的一些知名人士商谈，他们对此事都极为赞成。居民们在消防队为我们举办了一个宴会，我们破天荒地以进步与文明事业的资助人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安迪就埃及南部地区的灌溉问题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宴会上的留声机和菠萝汁都沾上了我们道德的气味。
“安迪和我马上着手，开始操办我们这项慈善事业。镇上凡是能够分辨出哪个是锤子哪个是梯子的人，都被我们请来修整房屋，把它分隔成一间间教室和报告厅。我们打电报从旧金山订购了一车皮的课桌、足球、数学课本、笔架、字典、教授椅、石板、人体骨骼模型、海绵、二十七套四年级学生穿的防雨布学士服和学士帽等等，另外还开了一张没有列出物品名的订单，凡是一流大学所需要的零星杂物统统都要。我还自作主张，在订货单上添了‘校园’和‘课程设置’两项，但是不学无术的电报员肯定是搞错了，货物运到的时候，我们在其中找到了一听青豆罐头和一把马梳。
“在周报刊出我和安迪的铜版照片时，我们又打电报给芝加哥的一家职业介绍所，要求他们立即装运六名教授，费用按当地价格算。一名教英国文学，一名教现代废弃语言学，一名教化学，一名教政治经济学——民主党党员优先，一名教逻辑学，还要一名需懂绘画、意大利语和音乐，并持有工会会员证的。由希望储蓄银行担保薪水的发放，薪额从八百块到八百块零五毛不等。
“好啦，我们终于万事俱备。学校大门上刻了如下字样：‘世界大学：彼得斯及塔克赞助并拥有’。日历上的九月一日被划去之后，来到学校的人便络绎不绝。第一批是从塔克森搭乘每周三班的快车来到的教职员工们，他们大多年纪轻轻，戴着眼镜，一头红发，带着一半为了前途、一半为了混饭吃的想法。安迪和我把他们安置在佛罗勒斯维镇上的居民家里，然后等学生们到来。
“学生们成群结队地来了。我们先前在各州的报纸上刊登了招生广告，现在，看到全国各地反应如此迅速，我们深感欣慰。响应免费教育号召的，一共有二百一十九个身强力壮的家伙，年纪最小的十八岁，最大的已经长满了络腮胡子。他们把佛罗勒斯维搞得乌烟瘴气，面目全非。简直分不清它到底是哈佛，还是三月开庭的戈德菲尔茨。
“他们挥舞着世界大学深蓝和浅蓝两色的校旗，在街上来来往往，倒确实把佛罗勒斯维变成了一个繁华热闹的地方。安迪在天景客栈的阳台上向他们发表了一番演说，全镇万人空巷，举镇欢庆。
“大约过了两星期，教授们便解除了那帮学生的武装，把他们赶进了课堂。我确信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做慈善事业更让人心情愉快的了。我和安迪都买了真丝高筒大礼帽，装模作样地躲着佛罗勒斯维公报的两个记者。那家报馆还派了专人，一看到我们上街就拍照，每星期在‘教育新闻’专栏刊登我们俩的照片。安迪每星期在大学里演讲两次，等他说完，我就站起来讲一个笑话。有一次，公报居然把我的照片登在亚伯拉罕·林肯和马歇尔·皮·怀尔德中间。
“安迪对慈善事业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不亚于我。为了使大学兴旺发达，我们常在半夜醒来，交换新的想法。
“‘安迪，’有一次我对他说，‘有一件事咱们忽略了，孩子们该有自己的宿舍。’
“‘宿舍是什么东西？’安迪问道。
“‘哦，当然是可以在里面睡觉的东西了，’我说，‘各个学校都有的。’
“‘哦，你说的是睡衣吧。’安迪说。
“‘不是睡衣，’我说，‘我说的是宿舍，宿舍就是宿舍。’但我始终没法让安迪明白，因此我们最终也没有订购。当然，我说的宿舍是各个学校都有的，学生们可以一排排地睡在里面的长卧室。
“不用说，先生，世界大学大获成功！我们的学生来自五个州和其他地区，佛罗勒斯维因此而迅速兴盛了起来。一家新的打靶游乐场、一家当铺和两家酒店随即开了张。孩子们编了一支校歌，歌词是这样的：
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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