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一直在干些什么？”
他能想象自己在说，“各种各样的事儿，”并说了出来。
“那你现在在干哪种哪样的事儿？”
“学习法律。”
“法律！”沃尔特说，“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法律，我们早就是贵族了。还有庄园。在这一带有很多的庄园。”
他想，这一点说来倒是有趣。如果通过打架、大叫大嚷以及比别人块头大、有力气、更大胆、更无耻就可以成为贵族，那么，沃尔特的确应该是贵族。但事情还不仅如此；沃尔特认为他有这种资格。他小时候听到过无数次：克伦威尔家族曾经很有钱，我们拥有过庄园。“什么时候？在哪儿？”他常常问。沃尔特就说，“北部的一个地方，在那边！”并因为他顶嘴而朝他大吼。他父亲在告诉别人弥天大谎时，不喜欢别人怀疑。“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败落到这一步了呢？”他会问，而沃尔特就说，是因为律师和骗子，那些律师全是骗子，把土地从别人的手里偷走。懂不懂随你，沃尔特会说，反正我是不懂——而我并不傻，小子。就因为我在所谓的公地上放羊，他们竟敢把我拽上法庭，罚我的款！既然人人都有份，那儿就该是我的公地。
这又怎么可能，既然家里的土地是在北部？说这话毫无意义——事实上，从沃尔特的拳头里吸取教训是最快的方式。“但是难道没有钱吗？”他会追问，“钱都去哪儿了？”
只有一次，沃尔特在清醒的时候，似乎说过几句真话，而且说得很在理：我想，他说，我想是我们把它败掉了。我想，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了。我想，财富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再来。
许多年来，他常常想起这个问题。在回帕特尼的那一天，他问过他，“如果克伦威尔家曾经富有过，如果我去把剩下的东西找回来……你会满意吗？”
他用的是安慰的语气，但是你难以安慰沃尔特。“哦，是呀，我猜再跟别人分享？你跟那该死的摩根，你们真是够热乎的。那是我的钱，如果人人都有份的话。”
“那会是家族的钱。”他心里想，我们这是干什么，见面不到五分钟就吵，为并不存在的财富争执不休？“你现在有了个孙子。”接着，他声音不大地加了一句，“你绝对不许靠近他。”
“哦，我早就有了，”沃尔特说，“孙子们。她是什么人？某位荷兰姑娘吗？”
他跟他说起了丽兹•维基斯，因而也承认他早已回到英格兰，在这里娶妻生子。“给自己捞了个有钱的寡妇，”沃尔特嘲笑道，“我想，这比回来看我更重要。一定是的。我想，你大概以为我死了。律师，对吧？你一贯都很多话。掴你嘴巴都止不住。”
“但上帝知道你试过。”
“我想，你现在不会承认干过铁匠活了。也不会承认给你叔叔约翰打杂或者在萝卜皮上睡觉的事儿。”
“天啊，爸爸，”他说，“在朗伯斯宫，他们不吃萝卜。莫顿红衣主教吃萝卜！亏你想得出来！”
当他年龄很小，而他叔叔约翰为大人物当厨师的时候，他经常跑到朗伯斯的宫邸，因为那里更可能填饱肚子。他总是在最靠近河边的那个门口转悠——当时莫顿还没有修建那座气派的大门——看着他们进进出出，询问他们是谁，下一次再根据他们衣服的颜色以及画在盾牌上的动物和其他东西来辨认他们。“别老站在那儿，”人们朝他喊道，“去找点儿活干。”
除他之外，其他的孩子都在厨房里找活儿干，做些杂事，他们的小手指忙着为鸟儿脱毛，为草莓去蒂。每到用餐时间，府里的官员们就在厨房外的过道上排成一队，把桌布和各种调料逐一送进去。他叔叔约翰负责称量食物，如果分量或大小不对，就扔进篮子留给下人。那些称量过关的食物，每送进去他都会计数；而他站在他叔叔身边，装成他的助手，就这样学会了数数。各种肉和奶酪、腌制的水果和喷香的薄脆饼进了大厅，送上大主教的餐桌——当时他还不是红衣主教。残羹剩菜撤回来后，被分成几份。最好的给厨房的员工。剩下的送往济贫院、医院，或打发门外的乞丐。不适合给他们的则交往更下一层，填进孩子和猪的肚子里。
每天早晚的时候，孩子们都在后楼梯奔上跑下地挣口饭吃，他们将啤酒和面包送到楼上的食柜里，为年轻的绅士们准备好。那些年轻人是红衣主教的侍从，都有良好的出身。他们侍候在餐桌旁，因此与一些大人物关系密切。他们听那些人高谈阔论，从中不断学习。如果不在餐桌旁侍候，他们就在阅读音乐大师或其他大师的大部头作品，那些大师说的是希腊语，手持花束和香盒在主教府踱来踱去。有人指着一位侍从告诉他：那是托马斯•莫尔先生，连大主教自己都说，他已经是学富五车，而且性格风趣讨人喜欢，将来肯定会成为大人物。
有一天，他送来一条全麦面包，放进食柜，然后留在那儿不走，托马斯先生说，“你怎么还不走？”但是并没有扔东西砸他。“那本大书里有什么？”他问，托马斯先生笑着回答，“文字，文字，仅仅是文字而已。”
有人说，莫尔先生今年十四岁，即将去牛津。他不知道牛津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想去或只是受人派遣。孩子可以受人派遣；而托马斯先生还不是大人。
十四是七的两倍。我七岁了吗？他问。不要只说“对”。告诉我是不是。他父亲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凯特，给他编个生日吧。跟他怎么说都行，但是让他安静下来。
每当他父亲说，我讨厌看到你，他就离开帕特尼去朗伯斯。每当约翰叔叔说，我们这一周帮手很多，魔鬼会为游手好闲的人找事儿做，他就动身回帕特尼。有时他会得到一个礼物带回家。有时是一对腿被绑在一起、张着红喙的鸽子。他沿河岸走着，一边在头顶挥舞着鸽子，使它们显得像在飞翔一般，直到有人朝他喊叫，住手！他做任何事情，总是会惹得别人喊叫。约翰说，你调皮捣蛋，动不动就跟人顶嘴，总是出现在你不该出现的地方，都让人见怪不怪了！
在厨房过道旁边一间寒冷的小屋里，有个名叫伊莎贝拉的女人，负责制作杏仁蛋白小糖人，以供大主教和他的朋友们晚饭后游戏之用。有些糖人是英雄，如亚历山大国王和凯撒国王。有些是圣人；我今天制作的是圣托马斯，她说。有一天，她制作了不少小动物，给了他一只狮子。你可以吃掉它，她说；他宁愿保存起来，但伊莎贝拉说它很快就会破碎。她说，“你难道没有妈妈吗？”
从出自伙房的写有小麦粉或干豆子、大麦、鸭蛋等的字迹潦草的货物单上，他学会了认字。在沃尔特看来，能够认字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占那些不能认字的人的便宜；出于同样的目的，一个人还应该学会写字。所以，他父亲将他送到了神父那里。但他总是犯错误，因为神父们有些很奇怪的规定；他应该专程来上课，而不是在干别的事情时顺道而来，书包里不能装有癞蛤蟆，不能装着没有磨好的小刀，身上不能有被某扇门划伤或撞伤的痕迹——他常常闯进那些名叫沃尔特的门里。神父们朝他怒吼，忘了让他吃饭，于是他又去了朗伯斯。
每当他回到帕特尼，他父亲就说，我的天啊，你都去哪儿了：除非他在里屋，正在哪位后妈的身上忙乎。有些后妈呆的时间太短，等他回家时，他父亲已经跟她们告吹，将她们赶了出去，但凯特和贝特会跟他说起她们，一边乐得大笑。有一次，他身上又脏又湿地回来，当天的后妈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还想把他踢到院子里。
有一天快到家时，他发现第一只贝拉躺在街上，还看出谁也不想要它。它的体型跟一只小耗子差不多，而且又惊又冷，甚至都没有哀叫。他用一只手将它抱回家，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小块用蒿叶包着的奶酪。
那只狗死了。他姐姐贝特说，你可以再找一只。他到街上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狗倒是有。但它们都有主人。
从朗伯斯到帕特尼，路上的时间可能很长，有时他会吃掉礼物，如果是熟食的话。但如果得到的只是一棵白菜，他就会将它一路滚着踢着，直到彻底踢烂。
在朗伯斯时，他常常跟在管理员的身后，他们说出一个数字，他就记在心里；于是大家说，如果你没有时间写下来，就告诉约翰的侄子好了。对于订购的任何东西，他只要朝袋子看过一眼，就会提醒他叔叔检查一下，看是否缺斤少两。
在朗伯斯时，到了傍晚，如果天色还亮，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已经洗刷干净，孩子们就会到外面的碎石地上踢足球。他们的叫声升到了半空。他们骂骂咧咧，互相冲撞，有时拳脚相加，甚至用嘴巴咬，直到有人高喊要他们停下。楼上敞开的窗户里，年轻的绅士们正用他们学会的尖嗓门在认真地合唱。
托马斯•莫尔先生的面孔有时也会出现。他朝他挥手，但托马斯先生望着下面的孩子们，并没有认出他。他一视同仁地微笑着；那只学者特有的白皙的手把百叶窗拉了下来。月亮升起来了。侍从们各自上了自己的小床。厨房的杂工则用粗麻布将自己一裹，在炉边席地而卧。
他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踢球的孩子们静静地站在那儿，抬头仰望。正是暮色苍茫之际。有支竖笛吹出了尖而细的音符，在空中回荡。一只乌鸫听见了，在水闸旁的灌木丛中跟着唱了起来。有位船夫在河面上吹起了口哨，与之应和。
1527年：红衣主教刚从法国回来，就马上开始筹备宴会。法国大使将会出席，以便将协议确定下来。他说，款待这些先生要用最好的东西。
国王一行于8月27日离开波利欧。过了不久，亨利接见了回国的红衣主教，这是六月初以来两人第一次会面。“你会听说国王接见我时很冷淡，”沃尔西说，“但我可以告诉你并非如此。她——安妮小姐在场……这没错。”
从表面上看，他的出国之行收效甚微。红衣主教们不愿到阿维尼翁与他会晤：他们借口说，不想顶着酷热去南方。“不过现在，”他说，“我有了一个更好的计划。我会请求教皇再给我派一位使节，我要在英格兰审理国王的案件。”
您在法国的时候，他说，我妻子伊丽莎白去世了。
红衣主教抬起头来。他的双手猛地捂住胸口。他的右手向下移到自己佩戴的十字架上。他问是怎么回事。他听着。他的拇指抚摸着上帝受难的身体：一遍又一遍，仿佛从中可以吸取勇气。他低下头，喃喃道，“我主所爱……”他们静静地坐着。为了打破沉默，他开始向红衣主教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他几乎不需要打听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所使用的策略。红衣主教答应帮忙资助一支法国军队，该队伍将开往意大利，设法把皇帝赶出去。而与此同时，不仅失去了梵蒂冈以及教皇领地，而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美第奇亲友被赶出佛罗伦萨的教皇，则会对亨利国王感激不尽。不过，说到与法国恢复长期邦交——他，克伦威尔，与他城里的朋友一样心存怀疑。如果你到过巴黎或鲁昂的街上，看到一位母亲用手拽着自己的孩子，口里说，“别嚎了，否则我找个英国人来治你，”你就很容易相信，两国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只是一种形式，为时不会长久。英国人一旦离开自己的岛国，就展现出巨大的破坏才能，为此他们永远不会得到原谅。英国军队所过之处，总是一片狼藉。他们仿佛是有系统地做出有悖于骑士规范的所有行为，并违犯所有的战争法。打仗不算什么；留下印记的是他们在打仗间隙的所作所为。他们行军途中对方圆四十英里的地方抢掠奸淫。他们烧毁田中的作物，还连人带房一起焚烧。他们接受钱物的贿赂，如果在某地扎营，就让当地民众为没有被骚扰的每一天进行补偿。他们杀死神父，将他们扒光衣服吊在集市上。就像异教徒一般，他们对教堂大肆洗劫，将圣杯装进行李，用宝贵的书籍生火做饭；他们毁掉文物，将祭坛清洗一空。他们找到死者的亲属，要活人为死者付赎金；如果活人无力支付，他们就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焚烧尸体，没有仪式，没有任何祈祷，就像处理病牛的尸体一样处理这些死者。
尽管如此，国王们可能会互相原谅；民众却很难做到。这句话他没有对沃尔西说出口，等待着他的坏消息已经够多了。他不在时，国王已经派出自己的特使前往罗马秘密协商。红衣主教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不过当然毫无作用。“可是，如果国王不跟我开诚布公，对我们的目标就毫无助益。”
他以前从没遇到这种两面手腕的行为。事实上，国王明白自己的案子在法律上处于弱势。他明白这一点，却不愿意明白。在他的思想中，他已经让自己相信他从未结婚，所以现在能随意婚娶。不妨这么说吧，他的意志相信了，但他的良心没有信服。他了解教会法规，对以前不了解的内容现在也烂熟于心。作为弟弟的亨利原本是为教会抚育培养的，以便担任教会内的最高职务。“如果国王陛下的哥哥亚瑟还活着，”沃尔西说，“那么，红衣主教就会是国王陛下，而不是我了。哦，这念头真棒。你知道吗，托马斯，自从……我想是自从上船之后，我就一天也没有休息过了。自从在多佛启程，我晕船的那天起。”
他们曾经一起跨越过海峡。红衣主教躺在下面，呼天喊地，而习惯了航行的他则将时间花在甲板上，画着船帆和索具，或者画装有假想的索具的假想的船，并想让船长相信——“请别介意，”他说——有一种方法可以航行得更快。船长想了片刻，说，“等你装备了一艘自己的商船时，你就可以那么干了。当然，所有基督徒的船只都会以为你们是海盗，所以，如果遇到麻烦，可别指望得到帮助。水手们都不喜欢新事物。”
“别的人也一样，”他说，“就我看来都一样。”
英格兰不可能有新事物。会有旧事物以新的形象出现，或者新事物假装成旧事物。为了受到信任，新人必须为自己编出一个古老的门第；像沃尔特的一样，或者进入古老的家族效命出力。别打算单干，否则别人会认为你们是海盗。
今年夏天，红衣主教重新踏上旱地之后，他想起了那次航行。他等待着敌人来到身边，等待着交手的开始。
但此时此刻，他下楼来到厨房，想看看他们在准备什么拿手好戏，好赢得法国特使的好感。他们已经做好圣保罗教堂的甜面模型上的尖塔，但制作十字架和上面的小球时却遇到了麻烦。他说，“用杏仁蛋白软糖做些小狮子吧——红衣主教想要。”
他们翻了翻眼睛，说，难道没完没了了吗？
他们的主人从法国回来之后，脾气一直不好。让他抱怨的不只是公开的失败，还因为幕后见不得人的把戏。有人印发讽刺和诋毁他的材料，他刚刚将它们全部买下，新的一批就在街上出现。法国的所有窃贼似乎都朝他的行李车涌来；在贡比涅时，尽管他派人日夜守卫着他的金器，还是发现有个小男孩在后楼梯溜上溜下，将盘子偷给一个训练过他的大盗。
“后来怎么样了？您抓到他了吗？”
“大盗被处以枷行。小男孩逃走了。接着有天夜里，有个坏蛋溜进我的房间，在窗户旁刻了一样东西……”第二天早晨，透过薄雾和细雨，初升太阳的一缕亮光映照出一个绞刑架，红衣主教的一顶帽子挂在上面晃荡着。
又是一个潮湿多雨的夏天。他可以发誓根本就没有晴朗过。收成要遭殃了。国王和红衣主教交流着治病的药方。国王一旦打个喷嚏，就会放下国事，给自己开出轻松一天的处方，奏奏乐，或者——如果雨停了的话——在花园里散散步。到了下午，他和安妮有时会避开众人，闭门不出。已经有了传言，说她允许他脱掉她的衣服。每天傍晚，好酒会驱除寒意，然后安妮会阅读《圣经》，向他指出一些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晚饭之后，他开始胡思乱想，说法国国王可能在笑话他；皇帝可能也在笑话他。天黑之后，国王就为相思所苦。他心情忧郁，有时让人无法接近。他喝很多酒，睡得很沉，孤枕独眠；一觉醒来时，由于他很健壮，而且还年轻，他又变得乐观，头脑清晰，做好了迎接新的一天的准备。在大白天里，他的目标又有了希望。
红衣主教即使生病也不会停止工作。他只是继续坐在桌子旁，打着喷嚏，全身酸疼，口里咕咕哝哝地抱怨着。
如今回想起来，不难看出红衣主教的失宠是起于何时，但当时却并不容易。回首过去，就会想起在海上的情景。地平线令人晕眩地一起一伏，海岸线消失在迷雾之中。
到了十月，他的两位姐姐以及茉茜和乔安拿出他亡妻的衣服，将它们细致地剪成新的式样。没有任何浪费。每一小块好布都改成了别的东西。
圣诞节时，宫廷里唱着：
正如冬青树长成青翠，
颜色从来不变，
我心如是，一如既往，
对姑娘你真情直到永远。
冬青树长成青翠，常春藤也一样，
尽管冬天里风寒且狂。
正如冬青树长成青翠，
常春藤也一样，
当百花不见踪影
新树的叶儿落尽，
冬青树青翠如常。
***
1528年春：和蔼可亲、不修边幅的托马斯•莫尔缓缓走过来。“正好是你，”他说，“托马斯，托马斯•克伦威尔。我正好想见你。”
他和蔼可亲，总是和蔼可亲；他的衬衣领很脏。“你今年要去法兰克福吗，克伦威尔先生？不去？我还以为红衣主教会派你去交易会，打入那些异教徒书商里去。他花了不少的钱来买他们的书，但诋毁他的潮流屡堵不止。”
在攻击路德的小册子中，莫尔称那位德国人为臭大粪。他说他的嘴巴就像世界的肛门。你不会想到这种话会出自托马斯•莫尔，但事实却是如此。只有他才使拉丁文变得这么粗俗。
“异教徒们的书，”克伦威尔说，“其实不关我的事。国外的异教徒会在国外得到处理。教会是世界性的。”
“哦，可一旦这些圣经学者到了安特卫普，你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啊！没有主教，没有大学，没有适当的学术中心，没有适当的官方部门来阻止所谓译本的扩散，在我看来，那些圣经译本都居心不良，有意误导民众……不过当然了，这些你知道，你在那儿呆过一些年。有人说，现在在汉堡又发现了廷德尔的译本。如果看到他，你能认出他来，对吧？”
“伦敦主教也能认出来。您自己可能也一样。”
“没错。没错。”莫尔思索着。他咬着嘴唇。“嗯，你会跟我说，追查伪译本不是律师的职责。可我希望能找到途径，以起诉教友们发表煽动言论，你明白吗？”他用了“教友们”这个词；这是他的小玩笑；语气中充满了鄙夷。“如果有反政府罪，我们的协议就能起作用了，我可以将他们引渡过来。让他们在更严格的法庭体系中对自己负责。”
“您在廷德尔的书里找到煽动言论了吗？”
“啊，克伦威尔先生！”莫尔搓着双手。“我欣赏你，真的欣赏你。现在我体会到肉豆蔻被碾压时的反应了。换了一个平庸的人——一个平庸的律师——就会说，‘我读过廷德尔的书，觉得里面没有问题。’但克伦威尔可不会上当——而是把球又踢给了我，反而问我，您读过廷德尔的书吗？我承认读过。我研究过这个人。我给他的译本挑过毛病，逐字逐句地挑过。我当然读他的作品，是的。我得到了许可。我的主教许可了。”
“《次经传道书》里说，‘摸过沥青之人必会脏手。’除非他的名字叫托马斯•莫尔。”
“你瞧，我就知道你也读《圣经》！一准会这样。如果神父在听忏悔，听到淫邪的事情，难道神父就因此变得淫邪吗？”为了转移注意力，莫尔取下帽子，心不在焉地在手里叠着；帽子对折起来；他那双明亮、疲惫的眼睛朝四周扫视了一番，仿佛他会受到各方的反驳。“我还相信，对红衣主教学院的那些年轻神父，约克红衣主教自己也许可他们阅读分裂教派的小册子。也许他把你包括在他的许可范围之内。对吧？”
把自己的律师包括进去未免奇怪；但话说回来，律师干的也全是奇怪的事情。“我们兜了一圈又回来了，”他说。
莫尔朝他一笑。“哦，这毕竟是春天。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围着五月柱跳舞了。是出海航行的好天气。你可以借此机会做一点羊毛生意，除非你现在只想拔人身上的毛了？如果红衣主教要你去法兰克福，我想你会去吧？如果他想拆除某座小修道院，因为他觉得它有不小的捐赠，因为他觉得僧侣们年老体衰——上帝保佑他们——而且有些神志模糊；因为他觉得粮仓已满，池塘里鱼虾充足，牛羊肥壮，而修道院长又老又瘦……去吧，托马斯•克伦威尔。东南西北都行。你和你的小徒弟们。”
如果说这些话的是另一个人，他很可能会拳脚相向。可说这些话的是托马斯•莫尔，到头来则以共进晚餐的邀请而结束。“上切尔西来吧，”他说，“那儿的交谈很精彩，我们希望你去锦上添花。我们的饭菜很简单，但很不错。”
廷德尔说，在上帝的眼中，厨房里洗盘子的孩子与布道坛上的传道士和加利利岸边的使徒一样让人喜爱。他想，也许我不会提起廷德尔的观点。
莫尔拍拍他的胳膊。“你没有再婚的打算吗，托马斯？没有？也许是明智之举。我父亲总是说，挑选一位妻子就像把手伸进一只装满蠕动的动物的袋子，里面鳗鱼和蛇的比例是1∶6。抓出鳗鱼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您父亲结过……嗯……三次婚吧？”
“四次。”他笑了。这是真正的笑容。让他的眼角堆起了皱纹。“为你祈祷，托马斯，”说完，他慢慢地走了。
莫尔的第一任妻子死后，尸骨还未寒，她的继任者就进了家门。莫尔原本会成为神父，但是，人的肉体将容易造成麻烦的需求向他呼吁。莫尔不想成为不称职的神父，因此成了一位丈夫。他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但她十七岁的姐姐尚未出嫁；他娶了姐姐，以免她的自尊受到伤害。他并不爱她；她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他希望这种情形能得到改善，但看来没有如愿。他要她背诵布道文，但她牢骚满腹，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无知；他把她送到她父亲家里，她父亲建议揍她一顿，她吓坏了，发誓再也不会抱怨。“她的确再也没有抱怨了，”莫尔总是说，“不过也没有学会任何布道文。”莫尔似乎对这种协商很满意：从各方面保住了荣誉。那个冥顽不化的女人给他生了孩子，当她二十四岁那年去世时，他娶了一位城里的寡妇，年纪不小，顽固的性格也颇有了年头：又是一个不会认字的女人。就是这样：如果你放任自己，一定要找个女人一起生活，那么，为了你的灵魂起见，你应该找一个你真正不喜欢的女人。
教皇应沃尔西的要求派到英格兰来的坎佩吉奥红衣主教，在当神父之前已经结婚。这使得他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在阻挠国王心愿这一旅程的下一个阶段，可以为沃尔西——对婚姻问题他当然没有任何经验——提供协助。尽管帝国军队已经撤离罗马，一个春天的谈判并没有产生任何确切的效果。斯蒂芬•加迪纳已到罗马，带有红衣主教的一封称赞安妮小姐的信，想打消教皇可能产生的心理——以为国王选择自己的新娘是率性而为，心血来潮。写那封信时，红衣主教坐在那儿斟酌了很久，一一列举她的品德，在自己的手上写着。“女性的谦逊……贞洁……我能说贞洁吗？”
“最好要说。”
红衣主教抬起头。“知道吗？”他迟疑着，又回头看那封信。“应该很能生养吧？嗯，她家的人都很能生养。是教会的可爱而忠诚的女儿……说一句也许是题外话……有人说，她让人在房间里摆放法文圣经，还让侍女们阅读，不过，我对此事也没有确切的了解……”
“弗朗索瓦国王允许有法文圣经。我想，她是在那儿学的圣经。”
“啊，但是女人，你瞧。女人读圣经，这是另一个受到争论的问题。她知道马丁教友是怎么看待女人的地位的吗？他说，如果我们的妻子或女儿在分娩时死去，我们不应该悲哀，因为她只是在履行上帝赋予她的职责。马丁教友很严厉，很难以对付。不过也许她并不是个读圣经的女人。这也许是对她的诽谤。也许她只是对神父们失去了耐心。但愿她不要把自己的难题都怪到我的头上。不要怪罪我太多。”
安妮小姐让人给红衣主教捎来了友好的口信，但他觉得她不是出于真心。沃尔西曾说，“如果我看出国王的婚姻真有宣布无效的可能，那么，我会亲自去梵蒂冈，切开自己的血管，让他们蘸着我的血书写那些文件。如果安妮知道这一点，你觉得她会满意吗？不，我想不会，可如果你见到博林家的任何人，主动跟他们提一提。顺便说一下，我想你认识一位叫翰弗里•蒙茂斯的人吧？在廷德尔逃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之前，是他让廷德尔在他家里藏了半年。他们说他还在送钱给他，但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怎么知道送到哪儿呢？蒙茂斯……我只是顺口提起他的名字。因为……嗯，我为什么要提起呢？”红衣主教闭上眼睛。“因为我只是顺口提提而已。”
伦敦主教已经把自己的监狱装满了犯人。他把路德教徒和分裂派教徒关在纽盖特监狱和舰队监狱，与普通罪犯关在一起。他们会呆在那里，直到放弃信仰并公开悔罪。如果他们恢复之前的信仰，就会被烧死；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蒙茂斯的家被突然查抄时，里面没有任何可疑书籍。几乎就像事先有人通风报信。没有任何可以表明他与廷德尔及其朋友有牵连的书或信件。不过，他还是被关进了伦敦塔。他家里人惊恐万分。蒙茂斯温和慈祥，是一位大布商，在自己的同业公会乃至整个城市都口碑很好。他爱护穷人，即使生意不好，也买他们的布，以便织工们不至于失业。关押的目的无疑在于整垮他；等他出狱时，他的生意已经摇摇欲坠。由于缺乏证据，他们不得不释放他，因为你无法拿炉子里的一堆灰烬做文章。
如果依托马斯•莫尔的意思，蒙茂斯自己也会变成一堆灰烬。“还没来看我们吗，克伦威尔先生？”他说，“还在地下室里吃光面包吗？来吧，我的嘴巴虽然不饶人，但不会针对你。我们得成为朋友，你知道。”
听起来像是威胁。莫尔摇着头慢慢走开，一边说，“我们得成为朋友。”
灰烬，光面包。红衣主教说，英格兰一直是个痛苦的国家，是一个被排斥、被抛弃的民族的家园，这个民族在为自己的救赎而缓缓地努力，这个民族承受着上帝降临的特殊苦难。如果英格兰受到上帝的诅咒，或者中了某种邪恶的魔咒，那么，这种诅咒或魔咒似乎一度被魅力四射的国王及其魅力四射的红衣主教所破解。但那些魅力四射的黄金年代已经结束，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里，大海将会封冻；亲眼见过的人将会终生难忘。
乔安与她丈夫约翰•威廉逊以及女儿小乔安——孩子们都叫她乔，他们觉得她太小，不用叫全名——一起搬进了奥斯丁弗莱的房子里。克伦威尔家的生意需要威廉逊帮忙。“托马斯，”乔安说，“你现在做的到底是什么生意？”
她以这种方式把他留下来说话。他说，“我们的生意是让别人致富。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而约翰就是要帮我使用这些方法。”
“但约翰不用跟红衣主教大人打交道，对吧？”
有传言说，关于红衣主教关闭的修道院，已经有人——有影响的人——向国王抱怨，而国王则向沃尔西有过抱怨。他们不关心红衣主教对相关资产的妥善利用；他们不关心他的学院，不关心他资助的学者和他正在建立的图书馆。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从那些战利品中分一杯羹。由于他们被撇在该事件之外，便假装相信僧侣们已经衣不蔽体，在大路上伤心痛哭。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被调往其他的地方，调往管理得更好的更大的修道院里。有些年轻人倒是被打发走了，他们对这种生活没有使命感。询问他们时，他常常发现他们一无所知，这对修道院宣称要成为学术之光的传播体是一种讽刺。他们可以结结巴巴地说出一段拉丁文祈祷词，但是如果你说，“好的，再告诉我它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说，“意思，先生？”仿佛在他们看来，语言与意思只是松松垮垮地系在一起，随便一拉就会断开。
“别人说什么你不用担心，”他对乔安说，“一切由我负责，我一个人负责。”
红衣主教十分傲慢地听取了那些怨言。他在自己的文件夹里严肃地记下抱怨者的名字。接着，他从文件夹里取出那张名单，苦笑着交给他的亲信。他唯一关心的是他的新建筑，以及让他的旗帜飘扬，让砖墙上饰有他的纹章浮雕，还有他的牛津学者；他从剑桥挖了一批最有前途的年轻博士，送到红衣主教学院。复活节前出了一点麻烦，院长发现有六位新人藏有不少禁书。务必把他们关起来，沃尔西说，把他们关起来，跟他们讲道理。如果天气不是太热或总是下雨的话，我可能会亲自过来跟他们讲道理。
跟乔安解释这些毫无用处。她只想知道她丈夫不会被那些蜚短流长所中伤。“我想，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的眼睛望向半空。“最起码，汤姆，你看起来一直像是知道。”
她的声音，她的脚步，她抬起的眉毛，她明朗的笑容，这一切都让他想起丽兹。有时候他转过身，以为丽兹进了房间。
这种新的格局让格蕾丝感到不解。她知道她妈妈的第一任丈夫叫汤姆•威廉斯；他们在家庭祷告中会提到他。那么，威廉逊叔叔是他的儿子吗？她问。
乔安想尽力跟她解释。“别费口舌了，”安妮说。她敲敲自己的脑袋，那可爱的小手指从帽子上的小珍珠上弹回来。“迟钝，”她说。
后来，他告诉她，“格蕾丝不是迟钝，而是太小。”
“我从来不记得我有那么蠢过。”
“他们都很迟钝，除了我们？是这样吗？”
安妮的表情在说，差不多是这样吧。“人干吗要结婚？”
“为了可以生孩子。”
“马不结婚。但是有马驹。”
他说，“多数人觉得这能让他们更幸福。”
“哦，是这样，”安妮说。“我可以自己挑丈夫吗？”
“当然，”他说；意思是在一定程度上。
“那我就挑雷夫。”
有一分钟，一共有两分钟的时间，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出现转机。但他转念一想，我怎么能要求雷夫久等？他需要建立自己的家。就算从现在起再过五年，安妮仍然会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新娘。
“我知道，”她说，“而时间过得很慢。”
的确如此；人们似乎总是在等待着什么。“你好像都考虑好了，”他说。你不必告诉她，把这个埋在心里，因为她知道这样做；你不必用大多数女人所要求的转移话题和表示反对的小手段来让这个小姑娘跟你聊下去。她不像一朵花，一只夜莺：她像……像一个商人冒险家，他想。只需看你一眼，就能看穿你的意图，于是手掌一拍就做成一桩生意。
她取下帽子；她的手指捻弄着小珍珠，又拉起自己的一缕黑发，拉得长长的，直到显不出波浪。她拢起其他的头发，扭了扭，再绕在自己的脖子上。“我可以绕两圈，”她说，“如果我的脖子再细一点的话。”她听起来很苦恼。“格蕾丝认为我不能嫁给雷夫，因为我们是亲戚。她认为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所有人肯定都是亲戚。”
“你跟雷夫不是亲戚。”
“你肯定吗？”
“我肯定。安妮……把帽子再戴上。你姨妈会怎么说呢？”
她做了个鬼脸。模仿她的乔安姨妈的样子。“哦，托马斯，”她喃喃道，“你总是这么肯定！”
他抬手掩住自己的笑意。一时间，乔安似乎不那么令人担心了。“把帽子戴上，”他温和地说。
她把帽子压在自己的头上。她是那么小，他想；不过她更合适戴头盔。“雷夫是怎么来这儿的？”她说。
***
他是从埃塞克斯来这儿的，因为他父亲当时刚好就在那里。他父亲亨利是爱德华•贝尔纳普爵士的管家，而爵士是格雷家的表亲，因此也与多塞特侯爵攀上了亲戚，侯爵又是沃尔西的保护人——红衣主教当时还是牛津的学者。哦，没错，都是裙带关系。事实上，他回到英格兰才刚刚一两年，似乎就与红衣主教有了密切的联系，虽然他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大人本人；他，克伦威尔，当时已经是个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人。他为多塞特家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诉讼。老侯爵夫人让他到处为她搜罗床帷和地毯。把那个送来。上这儿来。在她看来，全世界的人都得听她使唤。如果想要龙虾或鲟鱼，她就只管吩咐，如果想要好味道，她同样是只管吩咐。侯爵夫人常常抚摸着佛罗伦萨丝绸，开心得咯咯直笑。“你买到这个了，克伦威尔先生，”她常常说，“而且非常漂亮。你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想好我们怎么付钱。”
就是在履行这各种各样的职责和任务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亨利•塞德勒，并同意把他儿子接到他家中。“把你知道的都教给他，”亨利说，他的语气有点担忧。他做好了安排，在去他负责的地区办完事情之后，顺道来接雷夫，但不巧那天碰上了坏天气：道路泥泞，大雨倾盆，乌云从海岸边滚滚而来。当他一身泥水地赶到他家门口时，才两点刚过不久，但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亨利•塞德勒说，你不能留下来吗，没等你赶到伦敦，可能就关城门了。他说，我今晚得尽量赶回去。我要上法庭，再说还要打发多塞特夫人的债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塞德勒太太担心地看看外面，又看看自己七岁的儿子：她现在要与他分别，把他交给天气和旅途。
这并不残酷，而是很正常。但雷夫身材太小，他几乎觉得有些残酷了。他的小卷发刚刚剪过，姜黄色的头发立在头顶上。他的父母跪下来拍着他。接着，他们用一层层的厚衣服将他裹了又裹，全身上下严严实实，以至于他的小身材臃肿起来，像一只小木桶。他看着外面的大雨，心里想，有时候，我本该跟别人一样干爽暖和；可为什么他们能做到，我却永远做不到呢？塞德勒太太跪在地上，双手捧住儿子的脸。“记住我们跟你说的一切，”她低声道，“要祷告。克伦威尔先生，请一定要他祷告。”
她抬起头时，他看到她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还看到孩子也无法忍受，正在那一堆厚衣服里全身发抖，马上就要号啕大哭。他自己披上斗篷。一阵雨点飞溅起来，给这一幕进行了洗礼。“嗯，雷夫，你看怎么样？如果你是个男子汉的话……”他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孩子把自己的手放了进去。“我们看看能走多远行吗？”
他想，我们行动要快，好让你不回头。门开了，交加的风雨将父母逼到一旁。他把雷夫抱上马鞍。大雨呈水平方向朝他们袭来。到达伦敦市郊时，雨停了。他当时住在芬丘奇街。在门口，有个仆人伸出胳膊，准备接过雷夫，可是他说，“我们这些溺水的人要守在一起。”
孩子沉沉地睡在他的怀里，瘦小的身体缩在七层湿透的毛料衣服里。他让雷夫站在火旁；蒸汽从他身上袅袅升起。温暖让他醒了过来，他抬起冻僵的小手指，开始试着脱去那一层层的衣服。这是什么地方，他用清醒、礼貌的语气说。
“伦敦，”他说，“芬丘奇街。家。”
他拿出一条亚麻毛巾，从他脸上轻轻擦去一路旅行的痕迹。他擦擦他的头。雷夫的头发一束束地竖了起来。丽兹走了进来。“天啊：这是孩子还是刺猬？”雷夫朝她转过脸去。他微微一笑，站在那儿睡着了。
***
当汗热病在1528年的这个夏天卷土重来时，人们又像去年那样说，只要不去想它，你就不会得病。但怎么可能不想呢？他把几个小姑娘送出了伦敦；先安置在斯特普尼的家里，后来送得更远。这一次宫廷里有人传染。亨利从一个狩猎营地转到另一个狩猎营地，想躲过疫病。安妮被送到了赫弗。汗热病是在那儿的博林家里爆发的，那位小姐的父亲最先病倒。他活了下来；她姐姐玛丽的丈夫死了。安妮也病了，但据说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已经痊愈。不过，还是可能毁掉女人的容貌。你不知道该为什么样的结果而祈祷，他对红衣主教说。
红衣主教说，“我在为凯瑟琳王后祈祷……也在为亲爱的安妮小姐祈祷。我在为弗朗索瓦国王在意大利的军队祈祷，祈祷他们取得胜利，但不要是太大的胜利，好让他们记得还需要他们的朋友和盟友亨利国王。我在为国王陛下和他的所有议员、为地里的牲口、为教皇和罗马教廷祈祷，但愿他们的决定受到上天的指引。我在为马丁•路德、为所有受他的异端邪说蛊惑的人、为所有跟他战斗的人，尤其是兰卡斯特郡的大法官、我们亲爱的朋友托马斯•莫尔祈祷。尽管有违所有的常识和眼前的实际，我还在祈祷有个好收成，祈祷雨能够停止。我为所有的人祈祷。我为所有的事祈祷。身为红衣主教就是这样。只有当我对上帝说，‘嗯，关于托马斯•克伦威尔——’上帝才回答我，‘沃尔西，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吗？’”
当汉普顿宫出现传染时，红衣主教将自己与外界隔离了开来。只有四位仆人可以接近他。等他重新露面时，看上去真像是一直都在祈祷。
当姑娘们在夏末回到伦敦时，已经长大了一些，格蕾丝的头发由于日晒而颜色稍稍变浅。她在他面前有些胆怯，他心里想，不知道现在看到他，她是否只会想起那天晚上，当她听说她妈妈死后，他送她上床的情景。安妮说，明年夏天，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宁愿跟你在一起。城里的疫病已经结束，但红衣主教的祈祷效果却各不相同。收成非常糟糕；法军在意大利节节溃败，他们的指挥官染病身亡。
秋天来了。格利高里要回到他的老师那儿；他看得出他不情不愿，尽管他对格利高里的了解其实很少。“怎么了？”他说，“有什么问题吗？”孩子不肯说。跟别人在一起，他总是开朗活泼，但在他父亲面前，他却戒备而礼貌，仿佛要在两人之间保持正式的距离。他对乔安说，“格利高里是害怕我吗？”
像针尖刺进帆布一般，她飞快地扭头看他。“他不是僧侣，干吗要怕你？”接着，她的语气有所缓和。“托马斯，他怎么会怕你呢？你是一位和蔼的父亲；事实上，我都觉得你太和蔼了。”
“如果他不想回他的老师那儿，我可以送他去安特卫普，到我的朋友斯蒂芬•沃恩那儿。”
“格利高里绝对成不了商人的。”
“是呀。”你无法想象他跟福格尔家族的某个代理人或某位暗自窃笑的美第奇职员就利率问题谈成生意。“那么，我该拿他怎么办呢？”
“我来告诉你怎么办——等他准备好后，给他结一门好亲事。格利高里是一个绅士。这一点谁都能看出来。”
安妮迫切地想开始学希腊文。他在考虑由谁来教她最好，并询问其他人的意见。他想找一个意气相投的人，一个他可以在饭桌上交谈的人，一个可以住在他家里的年轻学者。对于给他儿子以及外甥们请的老师，他感到后悔，但眼下不想让他们调换。那家伙喜欢争吵，当然，的确发生过一件不成体统的事情——由于他喜欢点支蜡烛在床上看书，不知道是哪个小子让他的房间着了火。“不会是格利高里，对吧？”他当时说，心里也一直这么希望；那位老师似乎以为他拿这件事情当玩笑。而且他不断地给他寄来一些他觉得已经付过的账单；我需要一个家庭会计了，他想。
他坐在桌旁，面前堆着厚厚一叠从伊普斯维奇和红衣主教学院送来的图纸和方案，还有工匠们为沃尔西的建设计划提出的报价和账单。他端详着手掌上的一道疤痕；早年烫伤的疤痕，形如麻花状。他想起了帕特尼。想起了沃尔特。想起了受惊的马战战兢兢移动的脚步，以及酿酒厂的气味。想起了朗伯斯的厨房，还有总是送鳗鱼来的那个蓬头散发的小男孩。他记得曾经拽着那孩子的头发，把他的头按进一桶水里，捂了好一会儿。他想，我真的干过这种事吗？真不明白是为什么。红衣主教也许说得没错，我真是罪不可恕。疤痕有时会痒；硬得像一枚骨刺。他想，我需要一个会计。我需要一位教希腊语的老师。我需要乔安，可谁说我需要就能要到呢？
他打开一封信。是一位名叫托马斯•伯德的神父写来的。他需要钱，而红衣主教似乎欠他一笔钱。他把事情记了下来，准备去查一查并把钱还掉，然后又拿起信。信里提到了两个人，两位学者，克勒克和萨姆纳。他知道这两个名字。是六位大学教师、藏有路德著作的牛津学者之二。红衣主教当时说，把他们关起来，跟他们讲道理。他手里拿着信，转开了视线。他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它的影子正在墙上移动。
他开始读信。写信的人说，克勒克和萨姆纳已经死了。红衣主教应该了解。由于没有其他的安稳之处，院长认为只能把他们关在学院的地下室里，那里又深又冷，原本是存放鱼肉的地方。即使在那种寂静、隐秘、寒冷的所在，夏天的疫病还是盯上了他们。他们死在黑暗之中，没有任何神父到场。
我们一整个夏天都在祈祷，但祈祷得还是不够。红衣主教会不会是完全忘记了他的异教徒？我得去告诉他，他想。
这是九月份的第一周。他压抑的痛苦变成了愤怒。但他能拿愤怒怎么办呢？同样得压抑下去。
不过，当终于迎来新的一年时，红衣主教说，托马斯，我该给你什么样的新年礼物呢？他说，“把小比尔尼给我吧。”不等红衣主教回答，他又接着说，“大人，他已经在塔里关了一年。伦敦塔会让所有的人感到恐惧，而比尔尼胆子很小，身体瘦弱，而且我担心他们对他很严厉，大人，您还记得萨姆纳和克勒克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大人，动用您的权力，写写信，必要的话向国王请求。放了他吧。”
红衣主教靠在椅背上，双手指尖相接。“托马斯，”他说，“我亲爱的托马斯•克伦威尔。很好。但比尔尼神父必须回到剑桥。他必须放弃去罗马找教皇、要教皇改变思维方式的打算。梵蒂冈有非常深的地下室，他一旦到了那里，我的胳膊再长也够不着了。”
“您连自己学院的地下室都够不着，”这句话到了他的嘴边，可他又咽了回去。允许他说些怪话——偶尔调侃几句——是红衣主教对他小小的纵容。他总是乐于得到最新的禁书，并用饰带点缀封面，以及了解德国商人聚居地斯蒂尔亚德的各种传言。他喜欢拿一两本书翻一翻，或者晚饭后来一场争论。但在红衣主教面前，任何有争议的话题都必须用最委婉、像头发丝一般柔软的语言一层层地包裹起来。表达任何危险的见解时，也必须用几串笑声、几次道歉来遮遮掩掩，乃至于到头来，这种见解变得像你背后的靠垫一样膨胀而无害。诚然，听到地下室里的死亡事件时，红衣主教大人也曾伤心落泪。“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说，“那些优秀的年轻人！”
近几个月来，他动不动就落泪，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泪水不再真诚；事实上，此时此刻，他就抹去了一滴泪水，因为他知道那个故事：格雷会堂里的小比尔尼，那个说波兰语的人，无功而返的送信人，目瞪口呆的孩子，伊丽莎白•克伦威尔的面孔以及她那僵直、严肃的遗体。他从桌子那边探过身来，说，“托马斯，请不要绝望。你还有孩子。也许有朝一日，你会希望再婚。”
他想，我是个谁也安慰不了的孩子。红衣主教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宝石在日光下闪烁，显得深不见底：像血泡一般的石榴石，闪着银光的绿松石；还有散发着黄灰色光芒的钻石，像猫的眼睛。
他永远也不会跟红衣主教说起跟玛丽•博林那一幕，虽然肯定会有这种冲动。沃尔西可能会笑话他，他可能成为笑料。他得断章取义地把信息透露给他。
1528年秋：他进宫为红衣主教办事。玛丽朝他跑来，她拎着裙子，露出一双漂亮的绿色丝袜。她妹妹安妮在追赶她吗？他等在那儿想看个究竟。
她猛然停下脚步。“哦，是你！”
他原以为玛丽并不认识他。她一只手撑住墙板喘息着，另一只手扶在他肩上，仿佛他也是墙壁的一部分。玛丽还是非常迷人；皮肤白皙，五官秀美。“今天早上，”她说，“我舅舅。我舅舅诺福克。他为你大发雷霆。我问我妹妹，那可怕的家伙是什么人，她说——”
“是那个看起来像一面墙的人？”
玛丽的手拿开了。她咯咯一笑，脸红了起来，胸脯轻微起伏着，努力止住喘息。
“诺福克大人发什么牢骚了？”
“哦……”她的一只手像扇子似的给自己扇着。“他说，红衣主教呀，教皇使节呀，只要我们这儿有红衣主教，英格兰就绝对不会有开心的时候。他说约克红衣主教在洗劫贵族家庭，他说他恨不得一手遮天，而让那些贵族像小学生一样匍匐上前挨鞭子。不过我说的这些你不必在意……”
她看上去很柔弱，还在娇喘吁吁：但他的眼睛告诉她说下去。她发出一声轻笑，说，“我弟弟乔治也大发雷霆。他说约克红衣主教出生于一家专门收容穷人的医院，他还雇佣了一个在阴沟里出生的人。我父亲说，得了，我亲爱的孩子，说清楚点儿你也不会有损失：我想，不完全是阴沟，而是一个酿酒商家的院子里，因为他显然不是绅士。”玛丽退开一步。“你看起来像是绅士。我喜欢你的灰色丝绒，你是在哪儿弄到的？”
“意大利。”
他得到了提拔，不再是一面墙。玛丽的手又悄悄探了回来，入迷似的抚摸着他。“你能帮我买点儿吗？尽管对一个女人来说，颜色也许素淡了些？”
对寡妇来说并不素淡，他心里说。这个念头可能表现在他的脸上，因为玛丽说，“是呀，你瞧。威廉•凯里不在了。”
他垂下头，表现得非常得体；玛丽让他感到害怕。“宫廷上下都很悲伤，都想念他。你自己肯定也一样。”
她叹了口气。“总体而言，他是个好人。”
“您当时肯定很不容易。”
“由于了解法国是什么样的情形，国王把心思转到安妮身上时，以为她可能会接受……某种地位，在宫廷里。还在他的心里，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说他愿意放弃所有别的情妇。他写了很多信，亲手写的……”
“是吗？”
红衣主教总是说，你永远不可能让国王亲手写信。哪怕是给另一位国王。哪怕是给教皇。即使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是的，从去年夏天起。他总在写信，而且有时候，在原本该署亨利国王之名的地方……”她拿起他的手，让它掌心向上，再用自己的食指在上面画了一个形状。“在本该署名的地方，他画了一颗心……并且把他们两人的首字母写在里面。哦，你不要笑……”她自己也掩不住笑意。“他说他在受煎熬。”
他很想说，玛丽，那些信，你能帮我把它们偷来吗？
“我妹妹说，这儿不是法国，我也不像玛丽你这么蠢。她知道我是亨利的情妇，也看到了我现在的下场。她从中吸取了教训。”
他几乎屏住了呼吸：不过她现在已经不管不顾了，一定得一吐为快。
“告诉你吧，就算要赴汤蹈火，他们也会结婚的。他们已经发过誓。安妮说她一定要得到他，她才不管凯瑟琳或所有的西班牙人是不是在海上并且淹死。只要是亨利想要的，他就一定会得到，而只要是安妮想要的，她也一定会得到，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了解他们两人，还有谁比我更了解呢？”她的眼神柔和起来，泪水盈眶。“正因为这样，”她说，“我才想念威廉•凯里，因为现在她成了一切，而我则像残羹剩饭一般在晚餐后会被扫地出门。我既然没有了丈夫，他们就可以对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父亲说我是一张要吃饭的嘴，而我舅舅诺福克则说我是婊子。”
倒好像其中没有他的功劳似的。“你缺钱吗？”
“哦，是的！”她说，“是的，是的，是的，可是没有任何人甚至想到这一点！以前没有任何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有孩子。这你知道。我需要……”她用手指按住自己的嘴唇，不让它颤抖。“如果你见过我儿子……嗯，你以为我为什么给他取名为亨利呢？国王原本会认他为子，就像他认了里奇蒙那样，但是她不让。他对她言听计从。她想自己给他生个王子，所以不愿让我的儿子留在他的育儿室里。”
红衣主教得到过报告：玛丽•博林的孩子是个健康的男孩，长着一头金红色的头发，胃口很好。她还有个女儿，年龄稍大一点。不过在这种环境下，女儿不太令人关注。他说，“你儿子现在多大了，凯里夫人？”
“到三月份三岁。我女儿凯瑟琳五岁了。”她又一次按住自己的嘴唇，显出几分愕然。“我忘了……你妻子去世了。我怎么能忘了呢？”你怎么会知道的呢，他心里说，可她马上做出了回答。“凡是为红衣主教工作的人，安妮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她问一些问题，还把答案写在一个本子里。”她抬起头来望着他。“你有孩子吗？”
“是的……你知道吗，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将一边肩膀靠在墙上，她也朝他稍稍凑近，两人的神色可能也有所缓和，从平常勇敢面对的痛苦，转为丧亲的同病相怜。“我有个儿子，比较大了，在剑桥他的老师那儿。还有个小女儿，叫格蕾丝；她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虽然我没有……我妻子相貌一般，而我呢，你也看到了。我还有个女儿安妮，她想学希腊语。”
“天啊，”她说，“对女人而言，你知道……”
“是呀，可她说，‘凭什么托马斯•莫尔的女儿就该智慧过人？’她掌握了很多精彩的词语。而且出口就是。”
“你最喜欢的是她。”
“她外祖母跟我们住在一起，还有我妻子的妹妹，可这不是……对安妮来说，这不是最好的安排。我原本可以把她送到别的什么人的府上，可那样的话……嗯，她的希腊语……而且我也就不能经常见到她了。”好久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对沃尔西之外，他似乎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这么多。他说，“你父亲应该为你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我会请红衣主教跟他谈谈。”红衣主教会很乐意的，他心里想。
“可我需要一位新丈夫。好让他们不再骂我。红衣主教能帮人找丈夫吗？”
“红衣主教无所不能。你想要什么样的丈夫呢？”
她沉吟片刻。“他得愿意照顾我的孩子。能对抗我的家人。能好好地活着。”她的双手指尖相触。
“你还应该要求他年轻英俊。不是请求，不是寻找。”
“是吗？我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妹妹所受的教育跟你可不同，他想。“在约克宫的化装舞会上，还记得吗……你扮演的是美貌女神，还是善良女神？”
“哦……”她笑了，“那——应该是——七年前吧？我记不清了。我参加的化装舞会太多了。”
“当然，你仍然既美貌又善良。”
“我以前唯一关心的就是那些。成天化妆打扮。不过我记得安妮。她当时扮演的是坚韧女神。”
他说，“她的这一美德可能会经受考验。”
坎佩吉奥红衣主教从罗马带着阻拦的指令来到了这里。阻拦和推迟。要竭尽全力，但避免做出评判。
“安妮总是在写信，或者在自己的小本里写着什么。她总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看到我父亲，她就朝他竖起一只手掌，不敢出声说话……而一看到我，她就拿手掐我。就像……”她用左手的手指比划了一个掐的动作。“就像这样。”她的右手指抚摸着自己的喉咙，然后停在锁骨之上那搏动的小凹窝处。“在这儿，”她说，“有时候都青紫了。她想让我变得难看。”
“我会跟红衣主教反映的，”他说。
“拜托你一定，”她等待着。
他得走了。他还有事情要做。
“我只想跟博林家一刀两断，”她说，“还有霍华德家。如果国王肯承认我的儿子，事情会不一样，可鉴于目前的现状，我再也不想参加什么化装舞会呀，宴会呀，或打扮成美德什么的。他们根本就没有美德。全部是做秀。既然他们不想了解我，我也不想了解他们。我宁愿做乞丐。”
“其实……事情不至于到那种地步，凯里夫人。”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我想要一个让他们感到不安的丈夫。我想嫁给一个让他们害怕的男人。”
她蓝色的眼睛突然一亮。计上心头。她把一只手指停留在她十分羡慕的灰色丝绒上，柔声说，“不是请求，不是寻找。”
让托马斯•霍华德做舅舅？让托马斯•博林做父亲？跟国王到头来成为连襟？
“他们会杀了你的，”他说。
他觉得不应该就此多说：只是陈述事实。
她笑了起来，然后咬了咬嘴唇。“当然。他们当然会的。我在想些什么呀？不管怎么说，我很感激你，为你已经做出的事情。为今天上午的短暂的安宁……因为当他们在为你的事大喊大叫时，就不会为我的事大喊大叫。有朝一日，”她说，“安妮会希望跟你谈谈。她会派人去请你，而你会受宠若惊。她会派给你一件小差事，也可能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因此，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你可以听听我的建议。转过身去，走另一条路吧。”
她吻了吻自己的食指尖，然后用指尖碰了碰他的嘴唇。
红衣主教当天晚上不需要他，所以他回到奥斯丁弗莱的家中。他打算与博林家的所有人都保持距离。对一个曾经做过两任国王的情妇的女人，也许有些男人会着迷，但他不是那种人。他想到了那位安妮妹妹，不明白她何以会关注起他；也许她得到了某些信息，通过托马斯•莫尔所谓的“你们的福音派兄弟会”，不过这还是令人费解：博林一家似乎不像是常常会考虑自己灵魂的人。诺福克舅舅有神父来为他代劳。他讨厌各种思想，从来都不读书。乔治弟弟感兴趣的是女人、打猎、服装、珠宝以及网球。而托马斯•博林爵士，那位风度翩翩的外交家，则只对他自己感兴趣。
他很想把发生的事情跟谁说一说。可是他无人可说，于是告诉了雷夫。“我看是您想象出来的，”雷夫表情严肃地说。乍一听说那颗心里的首字母的故事，他睁大了浅色的眼睛，不过丝毫都没有笑。他只是对求婚之事难以置信。“她肯定有别的意图。”
他耸了耸肩；很难看出是什么意图。“诺福克公爵会像恶狼似的扑向我们，”雷夫说，“他会冲过来，放火烧了我们的房子。”他摇了摇头。
“但掐人呢，这是什么意图？”
“自我保护。很显然，”雷夫说。
“没准会引发问题。”
“现在谁也不会注意玛丽。”接着他又略带责备地说，“除了您之外。”
由于教皇的使节已经到达伦敦，安妮•博林的准王后宫只好解散。国王不想让事情搅在一起；坎佩吉奥红衣主教来到这里，是为了解决他对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姻的疑虑，他会强调，不管他对安妮小姐怀着怎样的感情，都完全是两码事。她被送往赫弗，她姐姐也陪同前往。有消息传回伦敦，说玛丽已经怀孕。雷夫说，“恕我冒昧，先生，您确定当时只是靠在墙上吗？”已故丈夫的家人说不可能是他的孩子，而国王也说与他无关。看到人们毫不迟疑地认为国王是在撒谎，真是可悲。安妮是怎么想的呢？在被送离宫廷的这段日子里，她会有时间消气的。“玛丽会被掐得全身青紫的，”雷夫说。
全城的人都跟他津津乐道，不知道他对此是否很有兴趣。这让他感到悲哀，感到怀疑，让他对博林家的人感到不解。对自己与玛丽之间的事情，他现在有了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想起来他就全身起鸡皮疙瘩——如果他当时觉得受宠若惊，真的动了心，如果他答应了她，那么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再次当上父亲，可那个孩子却丝毫不像克伦威尔家的人，而是酷似都铎家族。作为一种计策，你还真得佩服。玛丽看上去也许像个玩偶，可她并不蠢。当她露出绿色的长袜沿着走廊跑来时，她还具有捕获猎物的敏锐的目光。对博林家的人而言，别人都是供他们利用的，用完了就弃置一边。别人的感受，或者声誉、姓氏都一文不值。
想到克伦威尔家也有姓氏，或者有需要保护的声誉，他不禁笑了。
事情虽然闹得沸沸扬扬，最后却不了了之。也许是玛丽弄错了，还可能是有人蓄意编造；天知道，那家人是自作自受。也许她的确怀了孕，但孩子没保住。风波渐渐平息，没有定论。没有孩子。就像红衣主教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童话里所说的，自然本身很怪异，女人都是蛇，想出现就出现，想消失就消失。
凯瑟琳王后有个孩子就消失了。嫁给亨利的头一年里，她流产了，但医生们说，她怀的是双胞胎，红衣主教自己也记得在宫里看到她穿着宽松的衣裙，脸上泛着神秘的笑容。然后她闭门待产；过了一段时间，当她重新露面时，穿的是束腰的裙子，肚子平平的，没有孩子。
这肯定是都铎家族的特色。
没过多久，他听说安妮成了她姐姐的儿子亨利•凯里的监护人。他心里想，不知道她是打算毒死他，还是吃掉他。
1529年新年：史蒂芬•加迪纳在罗马，代表国王向克雷芒教皇发出某种威胁；威胁的具体内容没有透漏给红衣主教。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克雷芒教皇也容易惊慌失措，所以，史蒂芬先生的一番添油加醋让他一病不起，也就不足为怪。人们说他可能活不长了，而红衣主教的人则在欧洲四处打探消息，清点人数，他们的钱袋开心地叮叮作响。如果沃尔西成了教皇，国王的问题就可以迅速得到解决。对可能升职之事，他偶尔也咕哝几句；红衣主教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它五月的花环，爱它婉转的鸟鸣。在噩梦中，他看到了那些身材粗短、杀人如麻的意大利人，看到了绞索如林，尸横遍野。“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托马斯。你可以站在我身边，如果那些红衣主教想行刺我，你就可以飞快出手。”
他想象着自己的主人身上插满匕首的情景，就像圣塞巴斯蒂安身上插满了箭一样。“教皇为什么一定得住在罗马呢？什么地方这样写着？”
红衣主教的脸上慢慢浮上了笑容。“把圣座搬回来。怎么就不行呢？”他喜欢大胆的计划。“不能把它搬到伦敦吧，我想？如果我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把教廷设在朗伯斯宫……不过老渥兰可真是能活，他总是碍我的事……”
“大人可以搬到您自己的教区呀。”
“约克太远了。你看，我能不能把教廷设在温彻斯特？那是我们英国的古都，而且离国王更近。”
那会成为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政体呀。国王与教皇——同时也是他的大法官——共进晚餐……国王是不是得给他递餐巾，得先招待他？
克雷芒身体康复的消息传来时，红衣主教没有说，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只是说，托马斯，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得让使节法庭开庭了，再也不能耽搁了。他说，“去帮我把一个叫安东尼•博恩斯的人找来。”
他抱着双臂站在那儿，等待着进一步的明确指令。
“去怀特岛看看。把威廉•托马斯爵士也给我带来，我想你可以在卡马森找到他——他年纪大了，所以，交待你的人动作慢一点。”
“我雇的人没有动作慢的。”接着，他又点点头。“不过您的意思我明白。要保住证人的性命。”
关乎国王大事的庭审时间越来越近。国王准备表明，凯瑟琳王后在嫁给他时已经不是处女之身，因为她早已跟他哥哥亚瑟圆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正在召集侍候过他们的所有随从，不管是在他们于贝纳德城堡度过的新婚之夜，还是在宫廷于当年十一月迁往的温莎城堡，直至后来他们被派去受封为威尔士亲王和王妃的勒得洛。沃尔西说，“托马斯，亚瑟如果还活着，年纪就该跟你差不多。”那些随从，那些证人，在年龄上起码大了一代人。而且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准确地说，是二十八年。他们能记得那么清楚吗？
根本就不该走到这一步——不该这样有伤体面地公之于众。坎佩吉奥红衣主教恳求过凯瑟琳，请她遵从国王的意愿，承认自己的婚姻无效，然后去修道院隐居。当然可以，她和颜悦色地说，她愿意去当修女：只要国王愿意去当僧侣。
与此同时，她还提出了使节法庭不应该审理这个案件的原因。首先，罗马方面尚未决定。其次，她说自己是个陌生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家；几十年来，她一直非常了解英国政策的各种变化，可她对此有意忽略。她说，法官们对她有偏见；她显然有理由这么认为。坎佩吉奥把自己的手按在胸口上，向她保证说，哪怕是有性命的危险，他也会做出公正的判断。凯瑟琳觉得他跟他的使节同行关系过于密切；在她看来，任何人只要是跟沃尔西相处过一定的时间，就不再有公正可言。
谁在为凯瑟琳当顾问呢？是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你知道那家伙让我受不了的是什么吗？”红衣主教说，“他一身的皮包骨。我讨厌你那位瘦骨嶙峋的教士。这让我们其他的人显得很难看。显得……满身是肉。”
当国王和王后被传唤到贝克法亚斯的两位红衣主教面前时，沃尔西穿着质地上好的红色法袍，显出的正是一副满身是肉、颇有气派的样子。大家都以为凯瑟琳会派来一位代理人，可是她却亲自到场。全体主教都悉数出席。国王听到叫自己的名字，便用饱满洪亮、发出回声的嗓音回答，那声音从他佩戴着珠宝的宽阔的胸脯里传出来。如果可能的话，他，克伦威尔，会建议偶尔插个手势，或者嘟哝几句，或者低个头承认法庭的权威。在他看来，多数的谦恭都是做作；但做作可以赢得人心。
大厅里挤满了人。他和雷夫远远地站在一边观看。后来，在王后陈述——有人发现少数人哭了——完毕，他们出了大厅，来到阳光下。雷夫说，“如果我们站得近一点的话，也许就能看到国王是否敢正视她的眼睛。”
“是呀。大家需要知道的其实就是这一点。”
“很抱歉要这么说，可是我相信凯瑟琳。”
“嘘。不要相信任何人。”
有什么东西挡住了阳光。是史蒂芬•加迪纳，阴沉着脸，紧蹙着眉，那副尊容并没有因为罗马之行而有任何改善。
“史蒂芬先生！”他说，“回家之旅怎么样？两手空空地回来，总是很郁闷的，对吧？我一直都为你感到难过。我想你已经尽力了，虽然没什么收获。”
加迪纳的脸阴沉得更厉害了。“如果本法庭不能满足国王的愿望，你的主人就会完蛋了。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为你感到难过了。”
“你才不会呢。”
“我才不会，”加迪纳承认道，接着往前走去。
王后没有再露面，避开了诉讼程序中令人难以启齿的那一段。她的律师替她进行了辩护；她曾经告诉过她的告解神父，在与亚瑟共度的夜晚，他从来没有动过她的身体，她已经允许神父将她的告解开封，将她的话公之于众。她已经向最高法庭——也就是上帝的法庭——倾诉；难道她会撒谎，让自己的灵魂下地狱吗？
另外，还有一点大家都记忆犹新。亚瑟去世之后，她被介绍给未来的新郎——起码是老国王，或者是年轻的亨利王子——时，都是以处女的身份。他们原本可以找个医生来，给她检查一下。她也许会害怕，也许会哭泣；但是她会服从。也许时至今日，她反而宁愿当时曾经那样；宁愿他们找来了一位有着一双冰冷的手的陌生人。不过他们根本就没有要求她证明自己所说的话；也许当时的人们没有这么不顾羞耻。教皇特许她嫁给亨利，对于她是/或者不是处女这两种情形，都能说得过去。文件的西班牙语文本与英语文本并不一样，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地方，关注那些条条款款，研究那些白纸黑字，而不是在法庭上为一片薄膜和床单上的几点血迹而争执不休。
如果他是王后的顾问，哪怕她大吵大闹，他也会要她出庭。因为如果当着她的面，那些证人还会说出他们在她背后说的那些话吗？那些人老态龙钟，满头白发，人人都清楚地记着一肚子的往事，她会无颜面对他们；但是他会让她礼貌地问候他们，并且说过去了这么多年，她简直完全认不出他们；然后问他们是不是有了孙儿孙女，夏天的高温是不是可以缓解他们上了年纪后身体的酸痛？更加无地自容的会是他们：在王后真诚目光的久久注视之下，他们难道不会犹豫，不会畏缩吗？
由于凯瑟琳不在，庭审便成了一场低级的娱乐活动。什鲁斯伯里伯爵出庭了，他曾经在博斯沃思与老国王交战过。他回忆起自己早年的新婚之夜，他当时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跟亚瑟王子一样；以前从来没有过女人，他说，但还是对他的新娘尽了丈夫的本分。在亚瑟的新婚之夜，他和牛津伯爵一起将王子送往凯瑟琳的房间。是的，多塞特侯爵说，我当时也在场；凯瑟琳躺在床上，盖着被单，王子上了床，睡到了她的身边。“谁也不愿发誓说陪着他们上了床，”雷夫小声说道，“不过我感到纳闷，他们怎么没有找到这种人。”
法庭必须以他们第二天早晨说的话作为证据。王子从婚房出来时，说自己很渴，要安东尼•威洛比爵士要了一杯麦芽酒。“我昨晚在西班牙，”他说。这是一个小孩子被叫醒之后所开的粗俗的玩笑；在这三十年里，那孩子只是一具尸体。那么年轻就死去，孤零零地走进黑暗，该有多么寂寞啊！在他位于伍斯特大教堂的墓穴里，莫里斯•圣约翰没有陪着他：还有克罗默先生，威廉•伍德尔，以及所有听到他说“先生们，有妻子真是一件快活事儿”的人，都没有去陪他。
当他们听完这一切，然后来到外面时，他感到出奇的冷。他把一只手伸到脸上，摸了摸自己的颧骨。雷夫说，“如果新郎早晨出来时说，‘白天好，先生们。什么也没干！’，那肯定是一位可怜的新郎。他在吹牛，对吧？仅此而已。他们已经忘了十五岁是什么样子。”
就在开庭的同时，弗朗索瓦国王在意大利吃了一场败仗。克雷芒教皇准备跟皇帝——也就是凯瑟琳王后的外甥——签订新的条约。此刻他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说道，“这一天真是不值。如果我们想让欧洲笑话我们，他们现在可有充分的理由了。”
他转头看看雷夫，很显然，他具体的难题就是，他无法想象任何人——哪怕是一位迫不及待的十五岁的孩子——希望与凯瑟琳亲热。那无异于跟一尊塑像交欢。当然，雷夫不曾听红衣主教说起王后以前是多么迷人。“哦，我保留自己的意见。法庭也会这样的。他们只能如此。”他说，“雷夫，你对这些事情了解得这么多。我都记不起自己十五岁的时候了。”
“是吗？您到达法国的时候，不就是十五岁左右吗？”
“没错，肯定是的。”沃尔西说过，“托马斯，亚瑟如果还活着，年纪就该跟你差不多。”他想起在多佛的一个女人，背靠着墙；想起她那纤小的、几乎一捏就碎的骨头，还有那张年轻而忧郁、苍白的面孔。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一阵迷惘；万一红衣主教的玩笑并非玩笑，万一地球上到处都有他的孩子，而他从来没有善待过他们呢？唯一可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就是：照顾好你的孩子。“雷夫，”他说，“你知道吗，我还没有立过遗嘱？我说过要立的，但一直没有动手。我想我该回家起草一份了。”
“为什么？”雷夫显得很不解，“为什么是现在呢？红衣主教会需要您的。”
“回家吧。”他握住雷夫的胳膊。在他的左侧，有一只手摸了摸他的手：用没有了血肉的手指。有个鬼魂在一旁走着：是亚瑟，坚定而苍白。他心里想，亨利国王，是你把他拉了出来；现在你再把他送回去吧。
***
1529年7月：伦敦的托马斯•克伦威尔，绅士。身体健康，记忆健全。留予其子格利高里六百六十六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以及羽毛褥垫床，长枕，黄色土耳其绸缎被，弗兰德斯工艺组合床，雕花衣柜，碗橱，银器，镀银器物及十二枚银汤匙。还有农场的租契，由执行人代为保管，直至他完全成年，在他成年之日还将得到两百英镑价值的黄金。留予执行人的数目，用以照顾他的女儿安妮和他的小女儿格蕾丝以及支付两人的嫁妆。赠予他的外甥女爱丽丝•威利费德的嫁妆；礼服、外套和马甲赠予他的几个外甥；各种家常用品、部分银器以及执行人认为她应该拥有的其他东西留给茉茜。赠给他已故妻子的妹妹乔安及其丈夫约翰•威廉逊的遗产，还有给她的女儿小乔安的嫁妆。留给仆人的钱。四十英镑平均分给四十个穷人家的女儿，在她们出嫁时给予。二十英镑用于修路。十英镑用于给伦敦监狱里的贫困囚犯提供食物。
他的遗体葬于他去世时所在的教区，或者根据执行人的意见下葬。
剩余的遗产用于为他父母做弥撒。
他的灵魂交给上帝。他的书籍留给雷夫•赛德勒。
当夏天的病疫卷土重来时，他对茉茜和乔安说，我们是不是该把孩子们送走？
朝哪个方向送呢，乔安说：不是为了反驳他，而是想知道答案。
茉茜说，有谁能跑得过它吗？她们自我安慰地认为，这种病既然去年要了那么多人的性命，今年就不会那么凶猛了；他觉得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他还觉得，她们似乎赋予了这种非人性的病疫以某种人性的——或者起码是兽性的——智力：狼下山来到羊圈，但不是在人们带着狗等待着它的夜晚。除非她们认为病疫不仅仅具有兽性或人性——认为是上帝藏在幕后——是上帝在玩起了老把戏。当沃尔西听到从意大利传来的坏消息，说克雷芒已经与皇帝签订了新的条约时，不禁垂下了头，说，“我的主人真是变化无常。”他指的不是国王。
七月的最后一天，坎佩吉奥红衣主教宣布使节法庭休庭。他说，这简直是以他人痛苦为乐的罗马假日。有消息说，国王的老朋友萨福克公爵在沃尔西面前拍了桌子，并当面威胁了他。他们都知道再也不会开庭。他们都知道红衣主教失败了。
那天晚上，与沃尔西在一起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相信红衣主教将会倒台。如果他倒了，他想，我也就一起倒了。他的名声很糟糕。红衣主教的玩笑似乎已经被具体化：仿佛他是从一条条血河中走来，身后留下的都是碎玻璃和火光，以及无数的孤儿寡母。人们说：克伦威尔呀，那是个坏蛋。红衣主教不愿谈及发生在意大利的事情，也不愿谈及使节法庭庭审的经过。他说，“听说汗热病又爆发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会死吗？我病过四次。在……大概是……我想是1518年……哦，你会感到好笑的，但事情就是那样——当我熬过来后，模样都跟费希尔主教差不多了。简直是骨瘦如柴。上帝挑中了我，差点儿要了我的命。”
“大人骨瘦如柴？”他说，想露出一丝笑容。“真希望您当时请人画了像。”
就在罗马假日开始之前，费希尔主教在法庭上说，没有任何力量——不管是人力还是神力——能够解除国王和王后的婚姻。如果他想给费希尔上一课的话，那就是教他不要信口说大话。他了解法律能够做些什么，其实跟费希尔所想的不一样。
在此之前，在今天之前的每一天，在今晚之前的每一个晚上，如果你对沃尔西说有些事情不可能，他都只会一笑置之。今天晚上，他说——当他终于能被引入这个话题时——我的朋友弗朗索瓦被打败了，我也被打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管有没有传染病，我想我可能要死了。
“我得回家了，”他说，“但您能祝福我吗？”
他跪在他的面前。沃尔西抬起手，但接着，像是忘了要干什么似的，让手悬在半空。他说，“托马斯，我还没有准备好去见上帝。”
他微笑着抬起头。“可能上帝也没有准备好要见您。”
“希望我死的时候你能在我身边。”
“但那会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日子。”
他摇摇头。“如果你今天看到萨福克冲我发脾气的样子就知道了。他，还有诺福克，托马斯•博林，托马斯•达西大人，他们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刻，期待着我的庭审的失败，而且我听说他们在编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篇文章，他们在编出各种罪状，说我如何削减贵族的势力等等——他们在编一本书，书名叫——他们会用什么书名呢？——《二十年的欺辱》？他们在酝酿一场落井下石，像酿酒一般把他们想象出来的所受的轻慢全都扔进一口大缸里，还要说成是我亲口告诉他们的实话……”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饰有都铎玫瑰的图案。
“大人您的厨房里是不会有这种大缸的，”他说。他站起身，望着红衣主教，而看到的只是更多有待去做的事情。
茉茜说，“丽兹•维基斯如果还活着，肯定不想她的女儿们在乡下被送来送去。特别是安妮，就我所知，她见不到你就会哭的。”
“安妮？”他很惊讶。“安妮会哭？”
“你是怎么想的？”茉茜有些没好气地问，“以为你的孩子们不爱你吗？”
他交给她去决定。女儿们呆在家里。这是个错误的决定。茉茜在她们的房门外挂出了汗热病的标志。她说，怎么会成这样的呢？我们洗呀，刷呀，地板也擦得干干净净，我想整个伦敦城都找不出哪一家比我们家更干净。我们也祈祷了。我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孩子像安妮那样祈祷。她祈祷的样子就像是准备上战场似的。
最先病倒的是安妮。茉茜和乔安大声呼唤她，摇晃着她，不让她睡着，因为她们说，一旦睡着就会死去。但疾病的力量比她们的更大，她躺在枕头上，精疲力竭，艰难地呼吸着，越来越深地陷入漆黑的寂静之中，只有她的手还在动，手指时而握紧，时而放松。他把那只手握在自己的手里，想让它安静下来，可它却像迫不及待地想要打仗的战士的手。
后来，她苏醒过来，要找她妈妈。她要那本写有她名字的练习本。黎明时分，烧退了，乔安如释重负地哭了起来，茉茜让她回去睡觉。安妮吃力地坐起身，清醒地望着他，笑了，叫了他一声。他们端来一盆放有玫瑰花瓣的水，帮她洗了脸；她试着伸出手指，把花瓣按进水中，于是每一片花瓣都变成了一艘运水的船，变成了一只杯子，一只芬芳的酒杯。
但太阳出来后，她又发烧起来。他不愿意那一幕重新来过，不愿意让她握拳、挥动、颤抖；他把她交到上帝的手中，请求上帝对他仁慈。他跟她说话，但她没有显出听见的迹象。他自己并不害怕传染。既然红衣主教能四次战胜病魔，我就肯定我没有危险，就算我死了，我也立好了遗嘱。他坐在一旁陪着她，眼睁睁地看着她胸口在起伏，看着她反抗但是失败。她死的时候他不在场——格蕾丝已经病了，他在送她上床。所以他正好离开了房间，当她们把他喊进来时，她严肃的小脸已经松弛下来，显得很安详。她看上去淡然而温和；她的手已经很沉，沉得他无法承受。
他走出房间；他说，“她已经开始学希腊语了。”当然，茉茜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是得了你真传的女儿。她靠在他的肩膀上，哭了起来。她说，“她既聪明又乖巧，而且你知道，她有一种独特的美。”
他心里想的却是：她在学希腊语：也许现在已经学会了。
格蕾丝死在他的怀里；她没吃什么苦，走得跟出生时一样自然。他把她轻轻地放回到潮湿的床单上：这个完美得令人无法置信的孩子，她的手指舒展着，像细嫩的白色树叶。我从来都不了解她，他心里想；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拥有她。想到某个平常的晚上，他的某种行为，他和丽兹不经思索地做过的某件事情，居然给了她生命，他一直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原来打算如果是男孩就叫亨利，是女孩就叫凯瑟琳，丽兹还说，这也是对你姐姐凯特表示敬意。但是一看到她躺在襁褓里，那么漂亮，那么十全十美，他就给她取了另一个名字，丽兹也表示同意。我们无法得到恩典。我们不配得到恩典。
他问神父，他的大女儿下葬时，能否带上那个练习本，练习本上写有她的名字：安妮•克伦威尔。神父说，这种事情他闻所未闻。他太疲惫，太愤怒，因而懒得反驳。
他的女儿们现在置身于炼狱，那是一个烧着慢火、竖着尖冰的国度。在《福音书》里，哪儿提到过炼狱呢？
廷德尔说，要保持信心、希望和爱，甚至三者兼有；但三者中最重要的是爱。
托马斯•莫尔认为这是蓄意的错译。他坚持要用“仁慈”。翻译中出了一个错，他就会把你关起来。如果你的希腊语说得不一样，他会要了你的命。
他有一次想到，不知道死去的人是否需要翻译；也许在一瞬间，在离开人世的一刹那，他们已经了解了需要了解的一切。
廷德尔说，“爱永不止息。”
转眼到了十月。像往常一样，沃尔西主持国王枢密院的会议。但米迦勒节刚刚开始，就有人在法庭上提出了反对红衣主教的动议。这一起诉获得成功。他被控动用职权。尤其是被控在国王的领土上坚持领土外管辖权——也就是说，运用他作为教皇使节的权力。他们意在表明：他是另一位国王。他简直是——一直都是——比国王还要威风。如果这是一种罪的话，他也就因此而有罪。
于是，这个王国的两大贵族，萨福克公爵和诺福克公爵，现在大摇大摆地进了约克宫。萨福克的金色胡子又短又硬，看上去像一头寻找块菌的猪；他还记得，一个红脸膛的人让红衣主教大人病倒了。诺福克面有惧色，胡乱翻动着红衣主教的物品，显然以为会找到一些小蜡像，也许是他自己的蜡像，也许上面还会扎满长针。红衣主教是因为与魔鬼签了约才能成就非凡；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克伦威尔，送走了他们。可他们再次返回。他们返回时带来了进一步的、更高级别的授权令和更重要的签名，还带来了案卷司长。他们从红衣主教这里拿走了国玺。
诺福克转头看着他，朝他飞快地、探究似的一笑。他不明白这是何意。
“过来见我，”公爵说。
“为什么，大人？”
诺福克闭上了嘴巴。他从不解释。
“什么时候？”
“不用急，”诺福克说，“等你学会讲规矩之后再来。”
这一天是1529年10月19日。
法语，指古代长剑。
指初期教会的领袖。
基督教西派教会的大斋节首日，因当日有以灰抹额以示忏悔的宗教仪式而得名。
此处是指约翰•克利特（1467—1519），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著名的学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神学家。他的父亲是亨利•克利特爵士，曾担任伦敦市长。
铸有宗教人物像、图案的硬币状金属牌，通常为天主教徒所佩戴。
即1520年6月7日至24日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英王亨利八世会晤之地，当时两王都大事铺张，尤其是法王，搭起了金锦帐篷，希望给英王强烈印象，使他同意英法两国结盟，共同对付奥地利王，以图达到法国称霸欧洲的目的。
也即本章开头所说的阿尔比娜，英格兰或不列颠的雅称。
1415年，亨利五世在法国北部阿金库尔村重创兵力数倍于己的法军。
古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王国。
当时的意大利望族，成员中有多位银行家和商人，还出过教皇和王后。
德语，“一，二，三”。
茉茜的原名mercy也有“仁慈”之意。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马基雅弗利（1461—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其代表作《君主论》建议统治者为获取和掌握权力可能必须不择手段。
伦敦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官邸。
即梵蒂冈教廷。
格蕾丝的名字grace还有“恩典”之意。
英王的私人顾问机关，也是代表王权的最高行政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