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美餐所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东西都已在我们面前摆了开来：两个摆得满满的盘子，里面的东西还冒着热气；盛着水供餐后洗手用的碗；一篮子面包。那些小小的冒着热气的蛙腿在烹饪前已经用大蒜末腌过了，现在又撒上了香芹末。在祝我们胃口好之前，侍者将酒重新斟好，并警告我们盘子还很烫。雷吉斯弯下腰，深深吸了一口香气，然后用一块面包巧妙地将一条蛙腿从盘子中央移到边缘，用手小心翼翼地抓起来，端详了片刻。

“英国人真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他说完，用牙齿将蛙腿上的肉咬下来嚼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难道他们是在担心‘疯蛙病’？”他用餐巾擦了擦嘴，点点头，“肯定是这样。”

带着一份维泰勒蛙腿爱好者协会会员的自信，我开始对付我从盘子里拿起来的第一条蛙腿—又鲜滑又爽脆，浓郁的蒜香里还清晰地散发着香芹的味道。美味无比。为什么我们英国人会拒绝吃青蛙呢？英国绝对有适宜青蛙生长的气候环境，潮湿而凉爽。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对任何跳来蹦去或匍匐爬行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感吧。

“我们对蛇也没什么好感。”我说。

“咳，蛇是另一回事。”雷吉斯若有所思地吮吸着一条蛙腿，“生命的意义对于蛇而言，就在于成为大蒜的载体—这很好，但蛇肉缺少蛙肉那样的细腻。”他边说边拿起一块面包擦了擦盘子，送到嘴里，然后在碗里洗了洗手，又倒了些酒。“你觉得这里的人都是来看明天的展览的吗？”

我环顾四周，想看看周围是否有什么人的衣服上古怪地沾着鸡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从事家禽养殖业的人。但周围的人看起来都是挺正常的普通法国人，在星期六的晚上和他们的朋友、家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孩子，像成人般熟练地吃着成人的食物。对这些法国孩子在餐厅里的良好表现，我又一次感慨万千：没有发出怪声音的，没有发脾气的，没有高声尖叫着要吃三份冰激凌的。他们所表现出的耐心让我惊讶。要知道，对于一个普通的七岁孩子而言，在餐桌旁坐上两小时，简直就像一辈子那么长。

对任何问题，雷吉斯总是有答案的。“掺了水的酒。”他说，“那是秘密所在。这东西对于未成年人有很好的镇静作用。再说，这比任何甜腻且冒着泡的饮料好多了。我从六岁起就开始喝兑了水的罗讷酒。看看我。”隔着桌子，他看着我，得意地笑了起来。他的脸红红的，眼睛发着光。天知道他的肝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但至少就外表而言，他确实健康得很。

侍者拿来一瓶红酒，那是产自佳多的博纳。先看商标，再闻香味，然后尝了一小口用味蕾感受—“酒质检查。”照雷吉斯的话说—“很好。”他宣布。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那盘鸡向我们走来了。女招待将盘子端得高高的，盘子上还顶着一个大大的银质圆盖。将盘子放在桌上后，她用夸张的姿势将圆盖掀开。

“好了，先生们—奶油烩布里鸡。”她微笑地看着雷吉斯。雷吉斯俯下身子，用手掌微微地拂了拂，把从盘子里冒出的热气朝脸上扇。他的鼻子在那儿停顿了一会儿，深深地吸气，然后频频点头，再抬起头来看着女招待。

“女士，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告诉我这道菜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举起食指朝那个女招待摇晃着。“我不是要你把大厨的秘诀抖出来，只要告诉我主要的调料就可以了。”她确实这么做了，而雷吉斯一边听，一边频频发出“啊，是这样”“哦，当然”的评论。

先入锅的是一大勺黄油，然后是鸡胸肉和鸡腿、切成四瓣的大洋葱、一把切片的小白蘑菇、一些压碎了但没有剥去皮的蒜瓣，再加上一把调味用的蔬菜。当鸡肉的颜色转成深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一大杯白葡萄酒倒进平底锅里，等酒烧到差不多时，再加入半升鲜奶油。鸡要煮上半个小时，浇在盘子里的酱汁要用滤网滤过，再撒上调料，这就成了。

女招待回厨房去了。在她嘴里，这一切说起来都那么简单，好像是准备一份三明治。

我们俩一致认为这是一只做得非常成功的鸡。就像先前的那道蛙腿，鸡肉又嫩又多汁，几乎入口即化，肉中带着独特的香味，质感就像奶油一样滑。我们用老派的方法，也就是麦当劳发明以前的那个时代的方法，一言不发地慢慢品味送到嘴里的每一口。除了“愿上帝保佑厨子”以外，我们想不出有什么好说的。

女招待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两个特别干净的盘子。“看来你们挺喜欢这盘鸡的嘛！”绝对是这样，我们告诉她。“肥美”二字是我们唯一想得出来能形容这道菜的词。我们请她代我们向饲养这只鸡的农夫和烹饪这只鸡的大厨致意。另外，可能是因为心情受了勃艮第葡萄酒的滋养，我们还让她向每一个和这道菜有关的人表示感谢。

“这道菜和蛙腿比起来怎么样？”她问。

雷吉斯身体往后一靠，两个手的手指在桌面上敲打起来，思考着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让我这样说吧，”他回答，“这就好比是在比较一瓶非常好的新出产的葡萄酒和一瓶珍藏了多年、产在好年份的葡萄酒。”

女招待歪着脑袋，耸耸肩。“自然是这样的。这儿的鸡可是有‘产地证书’的。青蛙，不管烧得怎么好，总归还是青蛙。”她一边清理桌面，一边建议我们试试当地的特产奶酪，布雷斯蓝纹干酪，来配杯中的酒。奶酪味道很浓，奶香十足，含在嘴里，满嘴香味，并带出酒的味道来。这奶酪让雷吉斯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吃什么食物的重要性来。圣诞的草莓，六月的野猪，还有其他任何人工培育技术下生长出来的四季可得的东西，都是不能接受的，他挥舞着手中的酒杯说。那些东西在超市里卖卖也就算了。但真正懂行的美食家（毫无疑问是法国美食家），只吃当季的时鲜。而且如果幸运的话，就像我们在那个晚上一样，在原产地吃当地的特产。

这当然很棒，但那个懂行的美食家也得有时间、精力和金钱，旅行到东，旅行到西，品尝各地的时鲜啊，我说。但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雷吉斯向前倾过身子，眼睛在烛光的晃动中闪闪发亮。“这就对了，”他说，“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这样做—环法美食之旅。想象一下：那些出产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的小地方，我们在每一个最佳的时节出现在那里，芦笋、春天的羊肉、牡蛎……”他脸上露出的那副表情，好像是在想象即将开始的天堂之旅，直到一杯卡瓦多斯酒下肚，他才重新回到人间。一个小时后，在十二月的寒夜里，我们走在回饭店的路上，他还在唠叨着雀舌和松露的美味。

第二天早上是法国最高贵的家禽出来亮相的时候。雷吉斯和我早早赶到展览公园，等着开门。我们随第一批到来的热心观众进入了会场。展览共分两个大会场，我们走马观花地晃了一圈，发现两个会场是根据死活来分的。被阵阵的鸡叫声所吸引，我们先走进了那个展出活物的展厅。在场地的中央，小小的栅栏隔出了一个个小花园，里面还有假山石、树叶和人造草坪；而绕着墙的四周，则摆着一个个小食品摊，为饥饿的人提供点心。

雷吉斯搓了搓手，兴奋地看着那数十个摆放出来的长条桌，上面陈列着烟熏火腿、香肠、奶酪、手工家乡面包、法式馅饼和各种各样的葡萄酒，北到香槟区南到新堡出产的葡萄酒，汝拉的黄色葡萄酒、博若莱酒和更浓烈的勃艮第。一个又馋又没有原则的人绝对可以用这些免费样品把自己喂得饱饱的，雷吉斯是这样认为的。

我赶紧拉着他避开那些像举重运动员的二头肌那样粗壮的香肠，来到热火朝天的赛鸡场地。大概因为是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那些鸡有些兴奋得过了头。它们飞来蹿去，呜里哇啦地乱叫，那声音能盖过在清晨作怪的高音喇叭。假草坪上插着一块块牌子，向观众介绍这些鸡的生长过程。在中央控温的鸡卵孵化器内度过五个星期后，这些鸡就被放到室外，每只鸡平均享有至少十平方米的草地。在这些草地上，它们会度过九周到二十三周的时间，它们的食物靠大自然所赐（甲虫、爬虫、小蜗牛），再加上一点包括玉米、麦子和牛奶在内的人工饲料。接下来的几个月，就该是让它们长膘的时间了，它们被移到宽敞的大木笼子里，每天喂上两顿分量十足的饲料。显然，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鸡的肉如此肥美的奥秘。

在隔壁的一块空地上，我们就看见了这优越的饲养方法的成果。如果从没有见过它们的话，你可能很难想象一只迷人的公鸡到底长得什么样。现在，我只能尽我所能描述一番：鸡毛像雪一般洁白无瑕，鸡冠红得像火，珠子般的眼睛闪闪发光，爪子泛着蓝光。它们威严而沉着地踱步：一步步之间有所停顿，一只爪子在迈出去之后，会在空中停顿一会儿，如履薄冰似的。每只鸡的左脚上都挂着一个铝制的脚环，上面有饲养者的姓名和地址。一只走失了的布雷斯鸡绝没有可能因为身份不清而找不着主人。

我听到了一阵像是斗狗的声音，随着那声音，我们发现在这个展览会上展出的可不只是布雷斯鸡。六只三英尺高、长着黑色羽毛、雄赳赳气昂昂的火鸡，也赫然在列。它们大概是在抱怨—恐怕是因为圣诞节快来了吧—每叫一声，喉咙下的那块肉垂就愤怒地抖动起来。只要再挂上一串珍珠项链，它们就和那些抱怨英国国会上议院日益堕落的女公爵没什么两样了。它们的叫声非常奇怪，和我想象中温和的火鸡叫声完全不一样，听起来更像是一群争吵的猎犬。

雷吉斯不见了，我在人群中四处寻找。到处是种田、养鸡、做奶酪和酿葡萄酒的人，有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这些正式的服装套在了更习惯于工装裤的身体上。偶尔有时髦的光芒闪现—那是光滑的斜纹软呢、色彩艳丽的首饰、醒目的妆容、干净的鞋子、帽檐上插有野鸡毛的怪帽子。还有直接从十九世纪过来的一群穿着布雷斯地区民族服装的男男女女：小背心、马裤、长裙、烟囱帽和木底鞋，他们在吹打声中从大厅的某个角落冒了出来。

我紧紧跟在他们后面，看他们不停地摆弄自己的帽子，从那个像网球拍似的乐器里吹出音乐来。他们两人一组绕着场地一边走，一边奏着乡村音乐，音乐声中夹杂着人们的尖叫声和木屐敲打地面发出的响声。我隐约记起六十年代有一种风行一时的舞蹈，叫作放克小鸡舞。那舞蹈一定源于此地，我想。

“啊，你在这里。”听到雷吉斯的声音，我转过头去，看到他靠着一个摊位，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拿着一片香肠。“我正为你担心呢。还以为你被那些火鸡叼走了。那可是些大家伙，对不对？来，喝杯酒压压惊。”他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看在老天的份儿上，你就别看手表了好不好。你可不是在英国。”

我是不由自主，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英国人的罪恶感还是在我的身体里作怪。那种罪恶感可能是在英国酒类专卖法时代形成的，那时候，不到一定的时间，酒吧是不能出售酒精类饮料的。只有在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喝酒。“那就来一杯吧。”我回答。雷吉斯一边摇着头，一边从柜台上拿过一瓶博若莱。我们看着人群，默默地喝着各自的酒。

大厅中央，有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上面有穿着木屐的人在跳舞，他们个个把脸跳得红扑扑的。乘着他们休息的间歇，对鸡颇有研究的人依次走上台去，讨论鸡的羽毛和肉质的问题，并提醒我们大奖的获得者将得到一个精美的名牌陶瓷花瓶。这花瓶是法国总统捐献的。据雷吉斯讲，作为回报，总统先生将得到一只公鸡。这只鸡在死后一定能得一枚荣誉勋位勋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雷吉斯补充说明道，“他们不是也给了杰瑞·刘易斯一枚吗！”

我看出了雷吉斯不愿再挪窝的征兆。他的胳膊肘舒服地撑在台子上，每隔一会儿，手就充满希望地向着又一杯博若莱伸过去。非得现在把他拖走，否则我们永远也别想看全展览。他很不情愿地叹了口气，让我拉着去另外一个专门展示这些鸡死后状况的展厅。

那儿的景象让人目瞪口呆。一排接着一排弄得干干净净的裸鸡—有人告诉我们有一千多只—整齐庄严地躺在桌子上，从大厅的这一边一直延伸到大厅的另一边。公众压低了声音从它们边上走过，感觉就和在殡仪馆里差不多。人们都压低了声音讨论准备这样的一个展览要花多大的心血，语气里充满了敬畏。

每只鸡身上都裹着一层看起来像是很细很薄的棉布一样的东西。它们的脚被折叠起来塞到了肚子下面，外面的布裹得紧紧的，使这些鸡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光滑的椭圆形枕头。当然这枕头有些与众不同，一边有脖子和头伸出来。脖子故意没有拔干净，留下了一道雪白的毛。鸡似乎成了一件艺术作品，放置在雪白的垫子上—这就是看起来的外观效果。

根据不同的性别和种类，鸡的身上还有不同的装饰。母鸡身上扎了一条窄窄的粉红丝带，在胸口系成一个蝴蝶结；公鸡扎的是蓝色的带子；而火鸡则配上了一条阔边的猩红色肩带。他们都佩戴着蓝、白、红三色的布里斯奖章。就算是埃及的木乃伊，待遇可能也不及这些家伙。我很难想象把它们送进嘴里的场景，它们看起来好像更应该配上相框挂起来。

边上的小桌子旁，坐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婆婆。膝上放着一只裸鸡，她正用灵巧的双手向人们展示如何给这只鸡套上外面的那层薄纱衣。她向我们强调说，她正在熟练操作的针法叫作十字针，妇女的胸衣就是用这样的针法缝出来的。一旦作品完成，她就会把鸡浸到冷水里。这样，外面的棉布就会收缩，紧紧地贴住鸡的身体，迫使里面的鸡肉收缩，使肉的味道尝起来有明显的不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对这些高卢人为了让自己的胃得到满足而不惜花费的心血而震惊。

那个下午，在我们往回开的路上，雷吉斯不厌其烦地叙述起我们所看到的情景来，里面自然夹杂着许多沙文主义情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出这样精心饲养的鸡来，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会这样对待它们。法国的优越性再一次得到展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是多么多么幸运，能够在受上帝祝福的土地上生活。诸如此类的话，滔滔不绝。

我任由他聒噪。半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那里喋喋不休。我受够了，觉得该是让他清醒一下的时候了。我抛出了一个法国人一直以来都无法否认的传说。

故事是这样的：法国的邻居们，也就是欧洲的其他国家，对法国优厚的自然资源深感不公。最终，对法国的妒忌使他们联合到一起，派了一名代表到上帝那里去抗议。

“你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法国。”他对上帝说，“地中海、大西洋、山脉、肥沃的山谷、南部的阳光、北方浪漫的冬季，还有最优雅的语言。他们烧起菜来有最好的黄油和橄榄油，世界上品种最丰富、产量最多的葡萄酒庄，种类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还要多的奶酪—每一样东西实际上都比人们想要的还多，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国家里。这公平吗？这就是上天的公正吗？”

上帝听完抱怨，仔细考虑了一番。想过之后，他承认这番抱怨确实有一定道理。可能他是对这片叫作法国的土地过于大方了—可能实在是太大方了。所以，为了弥补这些不公平，上帝决定创造出法国人。这样，其他的欧洲人就满意了。正义得到了伸张。

雷吉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是高傲的法国人常常发出的那种意味深长的声音。“真是可笑，”他说，“我想这大概是英国人的幽默。”

“实际上，这故事可是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的。他也觉得这故事很有趣。”

他又哼了一声：“跟那些喜欢面团和酸泡菜的人有什么好讨论的？”他身子往座位上一靠，准备开始打盹。即使是他的鼾声，也隐隐包含着一股骄傲的意思。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喜欢他。

弗勒利、朱丽纳和马孔皆为法国勃艮第地区酿酒区地名。

原产地命名控制，欧洲原产地命名保护（aop）标志的一部分。

好莱坞著名喜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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