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我转过脸来，两手挥了一下。
“先生！”他喊了一声，“我认为，总的说来，只有怪人才能活在世界上；只有他们才有生存的权利。我的杯子虽不大，但我喝的是自己杯里的水，有人这么说。您看，”他低声插了一句，“我的法语说得多纯正。我认为：即使你的脑袋很大，能装下很多东西，你什么都能理解，见多识广，紧跟时代的步伐，可是你还是没有一点自己的、特别的、本身独有的东西！这不过是在世界上增加了一个装着老生常谈的仓库，又能给谁带来满足呢？不，即使你很愚蠢，但你也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应该有自己的风貌，自己特有的风貌，就是这么回事！您不要以为我对这种风貌的要求很高……才不呢！这样的怪人很多：不管你往哪儿看，到处都是怪人；每一个活人都是怪人，可我不在其中！”
“其实，”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多大的抱负啊！在出国以前和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又多么自命不凡！是啊，在国外的时候，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就像我们这种人应该做的那样，总是独来独往。我们一直在那里探索，探索，可是到头来，你看，连最简单的问题也没搞懂！”
“怪人，怪人！”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摇摇头，接着说……“人人都叫我怪人……可实际上，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在下我更正常的了。我大概生来就是一个模仿别人的人……真的！我的生活也仿佛是在模仿我研究过的各种各样的作家，我活得很累；我读过书，谈过恋爱，最后还结了婚，这一切都好像不是自愿的，而仿佛是在履行一种义务，或者在上一门课——谁搞得清！”
他从头上摘下睡帽，把它扔在床上。
“要不要我把我的生活说给您听听，”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问我，“或者，最好是把我生活中的几个特点告诉您？”
“那就请吧。”
“不，还是让我告诉您我是怎么结婚的吧。结婚原是一件大事，是每个人的试金石；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不，这种比喻太陈旧了……对不起，我要嗅嗅鼻烟。”
他从枕头底下取出鼻烟壶，打开盖子，摇着打开的鼻烟壶，又说起话来。
“先生，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请您自己判断一下，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请问，得到什么样的好处？请问，在这种百科全书和俄罗斯生活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您怎么叫我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不光是这种百科全书，而且一般说，还有德国哲学……甚至——科学？”
他在床上跳起来，咬牙切齿地小声嘟囔着：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么说，你又何必到国外去呢？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不就地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呢？这样你就可以了解生活的要求和未来，也可以明了你的所谓使命了……唉，算了，”他又换成另一种声调，仿佛在为自己辩护，并感到胆怯，继续说，“那种还没有任何圣贤在书里写过的东西，叫我们到哪儿去研究啊！我很愿意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可是它，我那宝贝，不作声。它说，您就这样理解我吧；可我没有这种能力：您就给我下个论断，给我一个结论吧……结论？——喏，有人说，这就是结论：听听我们莫斯科人是怎么说的吧：不都像夜莺一样吗？可是问题就在于，他们像库尔斯克夜莺那样啼啭着，而不像人在那里说话……于是我想啊想啊——我想：科学到哪儿都是一样的，真理只有一条——我就打定了主意，上帝保佑，到国外去，到异教徒那儿去……有什么办法呢！年轻人血气方刚，心比天高。您知道，我不愿意过早地发胖，虽然人们都说，发胖是健康的标志。再说，造物要是不给谁长肉，谁身上也不会发胖！”
“可是，”他想了想，又说，“我好像答应过给您谈谈我是怎么结婚的。那您就听我说吧。首先，我要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其次……其次，我看，我应该跟您说说我的青年时代，否则，您什么也不会明白……您还不想睡吧？”
“是的，不想睡。”
“那就太好了。您听听……隔壁房间里康塔格留欣先生那样打鼾，实在叫人无法恭维！我是不很富裕的父母所生——我说父母，是因为，根据传说，除了母亲，我还有父亲，我已经不记得他了；据说，他智力有限，鼻子很大，满脸雀斑，头发火红，用一个鼻孔吸鼻烟；我母亲的房间里挂着他的肖像，他穿着红色制服，黑领子直竖到耳朵上，相貌非常难看。我常常被带到他的肖像前去挨鞭子，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像对我说：要是他还在世，才不会对你这么客气呢。您可以想象，这对我是多大的鞭策。我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不，应该说，有过一个不中用的兄弟，后脑上生了英国病，不久便可怜地夭折了……真奇怪，英国病怎么会传到库尔斯克省的希格雷县来呢？但这无关紧要。母亲怀着一个草原上女地主的全部热望来教育我，她从我出生的那个光辉日子起就对我进行教育，一直到我满十六岁……您在听我说吗？”
“当然，您说下去吧。”
“噢，很好。我一满十六岁，母亲就立刻赶走了我那个教法语的家庭教师——从涅任希腊区来的德国人菲利波维奇；她把我带到莫斯科，给我在大学里报了名，就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万能的上帝了。事前，她把我托付给了我的亲叔叔，法院监察官科尔通-巴布尔照管，他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名声不限于希格雷县。我的亲叔叔法院监察官科尔通-巴布尔照例把我的财产侵吞得一干二净……但这也无关紧要。我进了大学——应该为我的母亲说句公道话——那时我已具备了相当良好的素质；可是我身上缺乏独特性，这在当时已初露端倪。我的童年和别的青年的童年没有任何差别：我又愚蠢，又呆板，仿佛是在羽毛褥子下面生长的，我很早就借口有一种幻想的倾向，开始背诗，装出一副愁肠百结的样子……我幻想什么呀？对啦，幻想美呀……在大学里我没有走别的路：我立刻就参加了一个小组。那时是另一个时代……但您也许不知道小组是怎么回事吧？记得席勒曾经说过：
惊醒狮子将十分危险，
老虎牙齿是莫大的祸害，
但最可怕的事情却是
一个人处于疯狂状态！
“请您相信，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他要说的是：dasistein‘小组’……是莫斯科城里的“小组”！”
“那么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呢？”我问。
我的邻床抓住睡帽，把它扣到鼻子上。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他高声说，“是这样：小组，它使一切独特的发展归于毁灭；小组，这是社交、女性和生活的丑陋的替代物；小组……啊，等一等，我告诉您，什么叫小组！小组，这是懒散，同时还是萎靡不振的生活，可人们却赋予它以理性事业的意义和外表；小组用高谈阔论代替谈话，让你习惯于徒劳无益的空谈，诱使你离开独自进行的美好工作，让你染上文学的疥疮，最后将把你的灵魂的清新和纯洁剥夺殆尽。小组，这是打着博爱和友谊旗号的庸俗和无聊，是以坦率和同情为借口，进行无休无止的争论，以实现个人的野心；在小组里，凭借每个朋友的权利，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自己肮脏的手指探进同伴的内心深处，因而无论是谁，心灵上都不可能有一个纯洁的未经触动的地方。在小组里，人们崇拜那些夸夸其谈的人、自尊心很强并自作聪明的人、少年老成的人，把那些怀着‘隐秘’思想的平庸诗人视为珍宝；在小组里，一些十七岁的年轻小伙子狡黠而故作深奥地侈谈女人和爱情，可是在女人面前，他们却噤若寒蝉，或者跟她们谈话，就像在跟书本谈话一样——而他们谈的又是些什么啊！在小组里，巧言令色、强词夺理大行其道；在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探……啊，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个魔圈，在里面毁灭的何止一个正派人！”
“啊，我看您有点夸大其词了，”我打断他的话。
我的邻床默默地看看我。
“也许是，上帝了解我的，也许是。可是我们这种人只剩下一件可以自得其乐的事，这就是夸大其词了。就这样，我在莫斯科度过了四个年头。先生，我无法给您形容这段时间过得多么快，快得多么惊人，回想起来简直让人伤心和懊恼。往往是，早晨一起床就像乘雪橇从山上往下滑一样……你睁开眼睛一看，已经滑到底了；瞧，时间已到了晚上；那睡眼惺忪的仆人把一件常礼服套在你身上，你穿戴好，步履蹒跚地到朋友家里去，抽一袋烟，喝几杯淡茶，谈谈德国哲学、爱情、精神的永恒源泉和其他漫无边际的话题。不过在那儿我也见到一些有独到见解、卓尔不群的人：有的人无论怎样折磨自己，无论怎样压制自己，他还是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只有我这个不幸的人，把自己像块柔软的蜡那样捏来捏去，我那可怜的本性却一点也不表示反抗！这时候我已经满二十一岁了。我开始管理继承下来的遗产，或者更正确地说，管理我的监护人认为应该给我留下的那部分遗产，我把全部领地交给一个获得自由的家仆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管理，到国外，到柏林去了。在国外，正如我荣幸地告诉过您的那样，我待了三年。结果怎么样？在那儿，在国外，我仍然是个毫无作为的人。首先，没什么可说的，对于欧洲本身，对于欧洲生活，我丝毫不了解；我不过是在当地听德国教授的课，读德国人写的书罢了……全部区别就在这儿。我像个修道士，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我和几个退伍的俄国陆军中尉混在一起，他们也像我一样为渴求知识而苦闷，不过他们的理解力很迟钝，又不善言辞；我还和一些从奔萨和其他农业省份来的蠢笨人家来往；我常上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杂志，每天晚上去看戏。我和当地的人很少来往；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不知怎么有点紧张，他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人来看我，只有两三个纠缠不清的犹太血统的花花公子常常到我这儿来借钱，以为俄国人容易上当。后来，也真是鬼使神差，我偶然来到一个教授家中；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他那儿去报名听课，他突然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参加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女儿，年龄都在二十七八岁，身材都那么矮矮胖胖的——上帝保佑一鼻子长得那么出色，鬈发卷成螺旋形，眼睛是浅蓝色的，红扑扑的手上长着白白的指甲。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我开始到教授家里去走走。我应该告诉您：这位教授并不笨，但是精神上似乎受过打击：在讲台上讲得有条有理，在家里说话却说不清楚，而且总是把眼镜架在额头上；不过，他是个极有学问的人……后来怎么样呢？我忽然觉得，我爱上了林亨，整整六个月里我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很少和她说话，却总是看着她；不过我常常给她读各种各样动人的作品，偷偷握住她的手，晚上和她在一起幻想，久久地凝望着月亮，不然就望着天空。而且她咖啡煮得极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只有一点使我心里发慌：在所谓无法形容的幸福瞬间，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心窝里隐隐作痛，一阵苦闷的冷颤掠过我的胸口。我终于受用不了这种幸福，逃跑了。此后我又在国外度过整整两年时间：我到过意大利，在罗马欣赏过《基督变容》，在佛罗伦萨欣赏过维纳斯；我忽然极度兴奋起来，仿佛着了魔似的；每天晚上写起诗来，开始记日记；一句话，过着和别人一样的生活。可是，只要您看一看，做个怪人是多么容易。我，譬如说，对绘画和雕塑一窍不通……我本来可以公开表明这一点……可是不，这怎么行！还是找个向导，跑去看看壁画吧……”
他又低下头，再次摘下睡帽。
“最后我回到了祖国，”他用疲惫的声音继续说，“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国外我大多沉默寡言，可是在这儿我忽然变得夸夸其谈起来，并且天知道为什么那么自命不凡。我遇到一些豁达大度的人，他们几乎把我看成天才；女士们津津有味地听着我的高谈阔论；但我不善于保持自己的声望。一天早晨，发生了针对我的谣言（我不知道是谁散播出来的：想必是某个具有男性性格的老处女——这样的老处女在莫斯科多得不可胜数），谣言发生之后便像草莓一样分蘖生须。我被缠住，很想跳出来，扯断这些纠缠不清的线，可是做不到……我便一走了之。这一次我又表现出自己是个荒谬的人；我本可以沉着冷静地等待这次攻击烟消云散，就像等待荨麻疹自己消失一样，那时那些豁达大度的人又会向我伸出双手，那些女士又会对我的言谈报以微笑……但糟就糟在我不是一个怪人。您看，我的良心突然苏醒了：我已经羞于再夸夸其谈下去，呶呶不休地谈啊谈的——昨天在阿尔巴特谈，今天在特鲁巴谈，明天在西弗采夫-弗拉日克谈，总是老一套……要是有人想听又怎么样呢？您看看这方面的一些真正的斗士吧：他们对此满不在乎，相反，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有的人二十年来就是不断地饶舌，而且谈的就是这一套……这就叫做自信和自尊！我也有过自尊心，而且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但是糟就糟在这儿，因为，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怪人，而是个中间人物：造物应该赋予我多得多的自尊心，要么干脆不给我。最初我的境况确实很困难，况且，在国外游历也最终耗尽了我的钱财，而我又不愿意娶一个虽然还年轻、而身体已经孱弱得像果子冻一样的商家姑娘，因此我便千里迢迢回到自己的村子里。”我的邻床又侧目看了我一眼，补充了一句，“有关我乡村生活的最初印象、大自然的美景、孤寂生活的宁静美妙等等，我可以略去不谈吧……”
“可以，可以，”我回答。
“再说，”说话的人又说下去，“这一切全是胡言乱语，至少我接触到的都是这样。我在乡下很寂寞，像一只被关起来的小狗，虽然，我承认，春天里第一次在归途中走过熟悉的白桦林时，由于心中存着一种朦胧的甜蜜的憧憬，我确实感到头晕目眩，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但是您也知道，这种朦胧的憧憬是永远不会实现的，相反，却出现了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譬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等等。我在庄园管理人雅科夫的协助下勉勉强强度过一天又一天，这个庄园管理人是代替从前的管家的，后来我才发现他如果不是更凶狠，至少也是个和从前的管家一样的掠夺者，此外，他那双涂焦油的长靴发出的气味也毒害了我的生活。有一次，我想起了邻近一个熟悉的人家，家中有一位退伍上校的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便吩咐套车到我的邻居那里去。这一天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过了六个月，我娶了这位上校太太的二女儿！……”
说话的人低下头，高高举起双手。
“然而，”他继续热烈地说，“我不想让您对我过世的妻子产生不好的看法。上帝保佑！她是个极高尚、极善良的人，是个懂得爱人、甘愿作出任何牺牲的人，虽然我应该向您坦白承认，如果我不曾经历丧妻之痛，今天我大概不会在这儿和您聊天，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家防霜棚里的梁木还完好无损，我曾不止一次想在那儿悬梁自尽！”
“有些梨子，”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起来，“必须在地窖里的泥土底下埋上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所谓真正的味道；我那去世的妻子看来也属于这一类生物。只有到现在我才能为她说句真正的公道话。只有到现在，譬如说，在回忆婚前我和她共同度过的那些夜晚时，我不但没有产生任何痛苦的心情，相反，我还感动得几乎要掉下眼泪。他们家并不富裕，房子是老式的木屋，但很舒适，它造在山上一座荒芜的花园和一个杂草丛生的院子之间。山下有一条河，透过浓密的树叶可以隐隐看得见。一座很大的凉台从屋子通往花园，凉台前有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的开满玫瑰花的长方形花坛。花坛的两端各种着两棵金合欢，已故的主人在它们还细嫩的时候就把它们绞成螺旋形。稍远一点，在荒芜的自生自灭的悬钩子丛中有一座凉亭，里面装饰得十分精巧，但外面却十分衰败，看着它，真能叫人心惊肉跳。凉台的玻璃门通向客厅，客厅里呈现在参观者好奇的目光前的是：每个角落里都有一个用瓷砖砌成的火炉，右边有一架破旧的钢琴，上面堆着一些手抄的乐谱，一张蒙着褪色浅蓝底白色花纹缎子的长沙发，一张圆桌，两个放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瓷器玩具和玻璃球玩具的玻璃橱，墙上挂着一幅著名的肖像画，上面画着一个胸前抱着鸽子、眼睛往上看的淡黄头发少女，桌上放着一个插着新鲜玫瑰花的花瓶……您看，我描绘得多么详细。就在这个客厅里，在这座凉台上演出了我的爱情的全部悲喜剧。这位邻居太太是个凶恶的婆娘，嗓音嘶哑而凶狠，是个蛮横而好斗的泼妇；两个女儿一个叫维拉，跟一般县城里的小姐毫无差别，另一个女儿叫索菲娅，我爱上的是索菲娅。姐妹俩另外还有一个房间，是她们的共同卧室，里面有两张简朴的木床、发黄的纪念册、木犀草香水，有用铅笔画得很糟的男女朋友们的肖像画（其中一幅某绅士的画像特别引人注意，他的脸部表情非常刚毅，上面的签名更加苍劲有力，年轻的时候曾使人对他怀有过高的期望，结果却同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许多德文书籍、干枯的花环和其他纪念品。但这个房间我难得进去，也不愿意进去：在那儿我不知为什么感到很压抑。而且——很奇怪！索菲娅使我感到最可爱的时候，是在我背对她坐着，或者在思念她或更多地想象她的时候，尤其是傍晚在凉台上。那时候，我欣赏着晚霞，欣赏着树木，欣赏着已经暗淡、但在晚霞中仍轮廓分明的细碎的绿叶；在客厅里，索菲娅正坐在钢琴前不断地弹奏着贝多芬乐曲中一个她喜欢的非常深沉的乐句；恶老太婆正坐在长沙发上安安静静地打鼾；在被晚霞照亮的餐室里维拉正准备着晚茶；茶炊奇妙地咝咝响着，仿佛为什么事感到快乐；面包撕开时发出悦耳的扯裂声，茶匙碰到茶杯时发出的叮当声；金丝雀扰人地啁啾了一整天，突然静息下来，只偶尔叽叽地叫几声，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问；从透明、稀薄的浮云中偶尔滴落稀疏的雨点……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欣赏着，感到心旷神怡，于是我又感觉到我在恋爱了。就在这种傍晚的情绪影响下，我有一次要求老太婆同意我向她女儿求婚，过了两个月，我便结婚了。我觉得，我是爱她的……到现在该知道了，而我，说实话，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爱索菲娅。她很善良、聪明、文静，有一颗热诚的心；但是不知为什么，是久居乡村的缘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在心底里（如果有心底的话）隐藏着一个创伤，或者更正确地说，有一个创伤在流血，这个创伤无法医治，而且无论是她还是我，都无法说清楚是个什么创伤。她心中的这个创伤，我当然是在婚后才逐渐捉摸到的。无论我如何为她费尽心机，一点都无济于事！我小时候养过一只黄雀，这只黄雀有一次被一只猫抓住，它给救出来了，又治好了伤，可是我这只可怜的黄雀始终不能复元；它一直闷闷不乐，慢慢变得虚弱，不再鸣啭了……结果，有一天夜里，一只老鼠钻进开着的鸟笼，把鸟喙给咬掉，它终于一命归天了。我不知道现在是哪一只猫抓住了我的妻子，她也同样闷闷不乐，慢慢变得虚弱，像我那只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候她自己显然也想振作一下，到新鲜空气里，到阳光下，到自由天地里去纵情驰骋一番，她试了试，又缩成一团了。她说她是爱我的：好几次向我保证，她再没有别的愿望——呸，见她的鬼去吧！——说着，她的眼睛就失去光芒了。我暗自思忖，是不是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到处打听，结果一无所得。好吧，现在您就自己去判断吧：如果是个怪人，他就会耸耸肩膀，叹一两口气，照旧生活下去；可我不是个怪人，便想要悬梁自尽。老处女的那一套习惯已深深扎根在我妻子心中——她离不开贝多芬、夜晚的娱乐、木犀草香水、和朋友们通信、纪念册等等，对于任何别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主妇的生活，她无论如何不能习惯；至于沉浸在无名的烦恼中，每天晚上唱《别在黎明时唤醒她》，这对于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来说实在是太可笑了。
“就这样，我们过了三年幸福生活；第四年索菲娅第一次分娩时死了，说来也真奇怪，我好像早就预感到，她不会给我生一男半女，给世界增添一个新的居民。我还记得她落葬时的情形。那时是春天。我们教区的教堂又小又旧，圣像已经发黑，墙上光秃秃的，地上的砖头好几处已经破裂；每一个唱诗班席位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圣像。棺材抬进来，安放在圣幛中门前正中的位置上，罩上褪色的盖棺布，周围摆着三个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老态龙钟、脑后留着一根小辫、腰间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腰带的教堂职员在诵经台前悲痛地喃喃诵读着经文；一个教士，也是个老人，面相和善、老眼昏花，穿着绣黄色花纹的紫色教袍，兼任着助祭的角色主持着仪式。窗子敞开着，窗外满是垂桦的新鲜嫩叶在摇曳，发出簌簌的响声；青草的芳香一阵阵从院子里飘进来；蜡烛的红色火焰在明媚的春光里变得黯淡了；麻雀在整个教堂上空叽叽喳喳地叫着，偶尔有一只燕子飞进来，在教堂圆顶下发出响亮的叫声。为数不多的几个农民正在为死者虔诚祈祷，他们那长着栗色头发的脑袋在飞扬着金黄色尘埃的阳光里迅速地起伏着，一缕淡蓝色的烟正从香炉的洞眼里袅袅上升。我望着妻子的遗容……我的上帝！即使是死亡也不能使她得到解脱，不能治愈她的创伤：她的神情还是那么病恹恹的，显得胆怯、隐忍——即使进了棺材似乎还是那么郁郁寡欢……我的心在痛苦地流血。她是个很善良很善良的人，但是对她来说，死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说话的人双颊涨得通红，眼睛却黯淡无光。
“我终于，”说话的人又说了起来，“摆脱了妻子亡故后的沉痛，想去干一番所谓的事业。我在省城里谋得一个差事，但是在公家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感到头痛得厉害，眼力不济，当时正好另有一些原因……我便离了职。我本想到莫斯科去，可是，首先，手头拮据，其次……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与世无争。这种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是突然产生的，可又不是偶然的。我在精神上早就与世无争了，但头颅还是不肯低下来。我认为我思想感情上的谦让是受了乡村生活和不幸遭遇的影响……另一方面，我早就发现，几乎所有的邻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起初还因为我有学问、去过外国以及受过教育等其他因素而敬重我，现在不但对我已经完全看惯，甚至开始用粗暴或轻慢的态度对待我，不肯听完我说的道理，对我说话也毫不客气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新婚的第一年里，我由于无聊而尝试过文学创作，甚至寄过一部作品到杂志社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我收到编辑一封很有礼貌的信，信中说我的智慧不应该遭到拒绝，但缺的是才华，可是文学所需要的只是才华。此外，我听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不过是个很善良的年轻人，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对我发了几句议论，说我是个毫无出息、胸无点墨的人。但是我那一厢情愿的盲目性还继续存在着：您知道，我不愿意自己打自己‘耳光’；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事情是这样的：县警察局长到我这儿来，目的是提醒我注意，在我的领地上有一座桥塌了，但这座桥我是绝对没有能力修造的。这位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用一块咸鱼下了一杯伏特加，用长辈的口吻责备我的疏忽，不过，他为我设身处地想了想，劝我吩咐农民在那儿堆上一些粪肥了事，接着，他抽起烟斗来，把话题转到即将进行的选举上。当时有一个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谋取省首席贵族这一荣誉职务，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空谈家，外加是个受贿者。况且，他既没有多少财富，又没有什么地位。我说出了对他的看法，语气也非常随便：说实话，我很看不起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看看我，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温和地说：‘唉，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这样的人不是你我应该议论的，我们哪儿配？……还是安分守己些吧。’‘得了吧，’我没好气地回答，‘我和奥尔巴萨诺夫先生之间有多少差别啊？’县警察局长从嘴里取下烟斗，瞪大眼睛，忍不住扑哧一笑。‘嘿，你真会说笑话，’最后，他噙着眼泪说，‘你怎么说出这种笑话来……啊！你算老几啊？’一直到他临走时，他还在不断地嘲笑我，有时还用胳膊肘碰碰我的身体，对我说话也称‘你’了。他终于走了。我已经忍无可忍，肺都差一点要气炸了。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次，在镜子前站住，久久地看着自己狼狈的脸，慢慢吐出舌头，苦笑着摇摇头。我恍然大悟：我清楚地看到，比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个多么空虚、渺小、无用、平庸的人！”
说话的人停了一下。
“伏尔泰的一部悲剧里，”他又沮丧地说下去，“有个绅士因为不幸到极点反而感到高兴。虽然我一生里没有发生过什么悲剧，但说实话，我也尝过这种滋味。我体验过冷酷的绝望后那种带着酸楚的狂喜；我体会过整个上午不慌不忙地躺在床上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与时刻的那种甜蜜——我还不能一下子做到与世无争。您就实实在在地替我想一想吧：贫困把我困在可恨的乡村里；没有产业，没有职务，没有文学——一切都与我无缘；我不和别的地主往来，书也使我感到厌烦；至于那些不断甩着鬈发、狂热地侈谈‘人生’、患着水肿病、多愁善感得几成病态的小姐，自从我不再对她们高谈阔论，也不迷恋她们之后，她们已对我不感兴趣了；我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我就开始……您说怎么着？我就开始到邻居家去串门。我仿佛一心一意要自暴自弃，故意招惹各种琐细的屈辱。吃饭时人们故意不给我斟酒送菜，冷漠而傲慢地对待我，最后竟完全不理睬我。人们不让我参与谈话，而我故意在屋角里附和最愚蠢的饶舌者的意见，这种人若当年在莫斯科是会非常高兴吻我脚上的灰尘和大衣的衣角的……我甚至不愿想到自己常常在别人的冷嘲热讽中苦中作乐……算了吧，我孑然一身，冷嘲热讽又算得了什么！一连好几年我一直这样立身处世，到现在我还是采取这种态度……”
“这也太不像话了，”隔壁房间康塔格留欣先生像说梦话似的声音在嘀咕，“是哪个傻瓜半夜三更还在聊天？”
说话的人连忙钻进被窝里，怯生生地露出头来看看我，伸出一个指头对我发出警告。
“嘘……嘘……”他嘴里发出嘘声，仿佛向康塔格留欣发出声音的方向表示歉意和赔礼，恭恭敬敬地说：“是，是，对不起，先生……他要睡觉了，他必须睡觉了，”他又低声继续说，“他必须养精蓄锐，哪怕为了明天吃东西时胃口同样好。我们没有权利打扰他。况且，我想对您说的话好像都说了；您大概也想睡觉了。祝您晚安。”
说话的人极快地翻过身去，把头埋在枕头里。
“至少我想请教，”我问，“您贵姓……”
他立即抬起头来。
“不，看在上帝的分上，”他打断我的话，“您别问我，也别向别人打听我的姓氏。让我在您的心目中永远成为一个不知姓氏的人，一个受命运压制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况且，我是个平庸的人，也不配拥有一个独特的姓氏……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那就叫我……叫我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吧。这样的哈姆雷特，任何一个县都有很多，只是您没有碰到罢了……再见。”
他又钻进羽毛被里，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唤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间里。他在拂晓前就离开了。
————————————————————
意为世袭贵族。因为俄文“柱子”一语另有“世代相传”一义，此处是文字游戏。
引自莱蒙托夫诗《遗言》。
原文为法文。
指软骨病，佝偻病。
原文为德文。
原文为德文。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的作品。
作者“屠格涅夫”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