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旅行中我应邀去一位富裕的地主和猎人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格××家赴宴。他的村子坐落在离我当时所住的小村子约莫五俄里的地方。我穿上燕尾服——我劝任何人出门的时候，即使是去打猎，也要穿上这种服装——就到亚历山大·米海雷奇家去了。宴会定于六点钟开始；我五点钟到达时，在那里碰到了许许多多穿制服、便服和其他很难说出名称的衣服的贵族。主人亲切地接待了我，又立刻跑到餐厅仆役的房间里去了。他在等候一个重要的官员，心情有些激动，这和他在社会上和财富上所处的独立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亚历山大·米海雷奇从未结过婚，也不喜欢女人；来他家聚会的都是单身汉。他生活阔绰，他把祖传的府邸加以扩建，并装修得富丽堂皇，每年从莫斯科订购一万五千卢布的酒，向来受到极大的尊敬。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早就退休，没有获得任何头衔……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硬要请一位当官的客人光临，并且从举行盛宴的这天一大清早起就激动不已呢？这正如我熟悉的一位法院检察官在有人问及他是否接受人家自愿奉送的贿赂时所说的：只有天知道。
同主人分开后，我便到各个房间去走走。客人我几乎全不认识；已有二十来个人围着牌桌在打牌。在这些朴烈费兰斯的爱好者当中有两个军人，气度不凡，只是有些衰老，还有几个文官，领带打得又高又紧，染了色的八字胡垂挂下来，只有性格果断、心地善良的人才这般打扮（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一本正经地理着牌，对于走到身边来的人，头也不转动一下，只是斜着眼看看他们）；有五六个县里的官吏，一个个大腹便便，胖乎乎的手汗津津的，两条腿规规矩矩的，动也不动一下（这些绅士说话时轻声细语，和蔼可亲地向各方面扮着笑脸，把手里的牌紧靠着胸衣拿着，出王牌的时候也不敲响桌子，而是把牌作弧形轻轻地抛到绿呢桌面上，收拢赢来的牌时发出一种轻轻的、极有礼貌的嚓嚓声）。其余的贵族或坐在长沙发上，或成群挤在门口和窗户旁边；有一个已经不年轻、容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打着哆嗦，红着脸，忸怩不安地在肚子前面把玩着他的表坠，虽然没有人注意他。有几个绅士穿着莫斯科裁缝——终身行会师傅菲尔斯·克留欣做的圆摆燕尾服和格子西装裤正毫无顾忌、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并随意转动着他们那油光闪亮的秃头；一个高度近视、浅色头发、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头到脚一身黑色装束，看样子有些腼腆，但在那里不以为然地冷笑着……
然而我已经感到有些寂寞，突然有个名叫沃伊尼岑的人来到我跟前，他是个学业没有完成的年轻人，寄住在亚历山大·米海雷奇家里，是他家的……说不准是他家的什么人。他打枪打得非常好，又善于训练猎犬。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属于这样一种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在每一次考试时往往“装木头人”，也就是对教授的问题一言不发。为了追求音节的美妙，人们称这些先生为“蓄络腮胡子的人”（可见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譬如，让沃伊尼岑去应试。在叫到他的名字之前，沃伊尼岑端端正正、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这时他却浑身上下热汗淋漓，慢慢地、毫无目标地向四周环视一下，站起身来，急急忙忙地把纽扣一直扣到制服上面，侧着身挤到考试桌前。“请拿一张试题，”教授很愉快地对他说。沃伊尼岑伸出手去，手指战战兢兢地碰到那一叠试题。“请不要挑选，”一个外来的但很容易激动的小老头，其他系的教授，突然愤恨起这个不幸的蓄络腮胡子的人，声音颤抖着对他说。沃伊尼岑乖乖地顺从自己的命运，取了一张试题，出示了号码，便走到窗口坐下，等待前面的考生回答完问题。沃伊尼岑坐在窗口，眼睛盯着试题，只是偶尔像刚才一样慢慢地向四周环视一下，但肢体却一动不动。可是这时前面的考生回答完了问题，教授们按照他的才能，对他说了一句：“很好，您可以出去了，”或者甚至是：“很好，好极了。”这回叫到沃伊尼岑了；沃伊尼岑站起来，步履坚定地走到考试桌前。“请把试题念一下，”教授对他说。沃伊尼岑双手把试题拿到鼻子底下，慢慢地念着，又慢慢地放下双手。“好吧，请回答，”还是那位教授懒洋洋地说，他把身子往后一靠，把双手抱在胸前。考场里像坟墓一样寂静。“您怎么了？”沃伊尼岑一声不吭。外系来的小老头焦躁起来。“您说话呀！”我那位沃伊尼岑还是一声不吭，仿佛吓呆了。他那剃得光光的后脑勺一动不动地徒然对着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那外系来的小老头的眼珠子几乎要弹出来：他恨透了沃伊尼岑。“这太奇怪了，”另一个会考人说，“您怎么像哑巴似的站着，您回答不出，是不是？不然，您就说呀。”“请允许我另拿一张试题，”不幸的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教授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好，请吧，”主考人挥了一下手，回答。沃伊尼岑又拿了一张试题，又坐到窗口，又回到考试桌前，又像死人一样一声不吭。外系来的小老头恨不得把他整个儿生吞下去。最后教授们把他赶出去，给他打了个零分。您以为现在他至少会跑出去离开了吧？没有这回事！他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临走的时候还大声感叹：“唉，挨了一顿骂！这叫什么考试！”这一天他就整天在莫斯科闲逛，有时抓抓自己的头皮，痛苦地咒骂自己这种无能的命运。自然，书本他连碰也不碰，到了第二天早晨，又演出了同样的一幕。
现在就是这个沃伊尼岑来到我跟前。我和他聊聊莫斯科，聊聊打猎的事。
“您愿意不愿意，”他突然轻声对我说，“我介绍您认识本地一个最俏皮的人？”
“那就劳驾了。”
沃伊尼岑把我领到一个小个子、留着高高的额发和胡髭、穿着咖啡色燕尾服、系着花领带的人跟前。他那肝火旺盛、机灵善变的面相的确显示出他的聪明和刻薄。那瞬息万变、辛辣讽刺的冷笑不断扭歪他的嘴唇；一双眯细的黑眼睛从不整齐的睫毛底下露出粗鲁的神色。他身边站着一个地主，那地主身材胖大，态度随和，一副甜蜜相——十足是个甜得发腻的人——还是个独眼。他在小个子说出俏皮话之前已先笑了，仿佛快活得全身都酥软了似的。沃伊尼岑把我介绍给这位爱说俏皮话的人，他叫彼得·彼得罗维奇·鲁皮欣。我们认识以后互致了最初的敬意。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我一位最好的朋友，”鲁皮欣抓住那甜滋滋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声音对我说。“别固执了，基里拉·谢利法内奇，”他说，“不会把你吃掉的。来吧，”他继续说，而这时手足无措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已经在笨拙地鞠躬了，那样子就像是肚子掉了下来似的。“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贵族。他五十岁以前身体极好，忽然想起要治眼疾，结果把一只眼睛给弄瞎了。后来他给自己的农民治病，也得到了同样的成绩……不过，当然啰，他们对他还是忠心耿耿……”
“您这个人真是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喃喃地说，并且笑了起来。
“您说下去啊，我的朋友，喂，说下去啊，”鲁皮欣接着说，“您这个人哪，恐怕要当选法官了，要选上了，您等着瞧吧。到那时，当然会有陪审员来帮您出主意的；不过，您还是要出面的，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哪怕说说别人的见解也好。弄得不巧省长来了，他会问：法官为什么说话结结巴巴的？那么，譬如说，就会有人告诉他：他得了麻痹症；省长就会说：给他放放血吧。您处于这样的地位，一定会同意，碰到这种事，会感到很不体面的。”
甜滋滋的地主笑得前仰后合。
“您看他笑的，”鲁皮欣继续说，幸灾乐祸地看着基里拉·谢利法内奇颤动的肚子，“他怎么能不笑呢？”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他吃得饱饱的，身体又好，没有孩子，不需要拿农奴去抵押，还为他们治病，老婆傻头傻脑。（基里拉·谢利法内奇稍稍扭过身子，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仍在哈哈笑着。）我也要哭，我老婆跟一个土地测量员跑了。（他咧开嘴笑着。）您不知道这件事？怎么会！她就这么打定主意，私奔了，还给我留下一封信：亲爱的，她说，彼得·彼得罗维奇，原谅我；我被爱情陶醉了，和我的心上人走了……而土地测量员之所以吸引她，只是因为他不剪指甲，穿着紧身裤。您感到奇怪吗？您会说，这个人真坦率。我的上帝！我们草原上的兄弟说话就是这么直截了当。不过我们还是走到旁边点好……干吗跟未来的法官站在一起……”
他挽住我的手，我们一起走到窗前。
“这儿的人都认为我是个俏皮的人，”谈话中他对我说，“您别相信这些话。我只不过是个不满现实的人，要大声骂人；因此我无拘无束。实际上，我为什么要跟人家客客气气呢？对别人的意见我看得一钱不值，我也不想得到什么好处；我是个恶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恶人至少不必动脑筋。这有多么快活，您真不会相信……您看，譬如说，您看看我们的主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奔忙，干吗呀，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扮笑脸，一会儿浑身冒汗，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却让我们饿肚子？这有什么稀罕——不过是个当官的罢了！瞧，瞧，他又在奔忙了，还瘸着腿呢，您看。”
于是鲁皮欣尖声笑了起来。
“只有一点不足，没有太太们，”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是个单身汉的宴会，要不然我们这些弟兄就快活了。您看，您看，”他突然大声喊叫起来，“科泽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子男人，蓄着大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眼就看得出是到过外国的……他总是姗姗来迟。我告诉您，他是个傻瓜，就像商人的一对马，您要是看见过就好了，他跟我们这帮人说起话来是多么客气，对我们那些如饥似渴的母亲和女儿们的恭维话又表现得气度不凡！……他有时也说几句俏皮话，尽管只是顺路来这里歇歇脚；可他是怎么说俏皮话的！就像钝刀子割绳索一模一样。他看我不顺眼……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于是鲁皮欣向公爵跑去。
“您看，我的仇人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身边对我说，“您看见了吗？那个面孔棕黄色、头上长着硬毛的胖子，喏，就是那个手里抓着帽子、沿着墙壁走过来、像狼一样东张西望的人。我曾经把一匹价值一千卢布的马以四百卢布的价钱卖给他，这个不声不响的家伙现在却有权利来轻视我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在早晨喝茶前或吃午饭以后，你对他说：您好，可他却回答：什么事？您看，一位高级官员来了，”鲁皮欣继续说，“一位退休的高级文官，破产的高级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女儿，一座患瘰疬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错了……不过，您是懂得的。啊！建筑师也到这儿来了！一个德国人，蓄着唇髭，可是业务一窍不通，真是咄咄怪事！……不过，他又何必精通业务呢？他只要收受贿赂，替我们这些柱子贵族多竖几根柱子就行了！”
鲁皮欣又哈哈大笑起来……但突然一种兴奋的激动情绪传遍了整座屋子。一位显贵驾临了。主人急忙向前厅奔去。几个忠实的家人和殷勤的客人也跟着奔去……热烈的谈话声变成柔和愉快的絮语声，宛如春天的蜜蜂在蜂房里发出的嗡嗡声。只有一只不肯安静的黄蜂——鲁皮欣，和一只耀武扬威的雄蜂——科泽尔斯基没有压低自己的声音……瞧，蜂王——那位显贵终于进来了。人心都向着他飞去，坐着的身子也欠起身来；甚至那个廉价向鲁皮欣买了一匹马的地主，甚至那个地主也低下下巴，抵住胸膛。那位显贵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威严：他频频仰起头，似乎在向别人点头致意，说了几句赞许的话，每说一句话，首先总要用长长的鼻音“啊”一声；他极其愤怒地看看科泽尔斯基公爵的胡子，向拥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产高级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这位显贵已经两次表示他很高兴，他赴宴没有迟到——所有的人便向餐厅走去，大人物走在前面。
无须向读者详细描述，怎样把那位显贵安排在首席，高级文官和省首席贵族之间——这位首席贵族神情轻松而庄重，和他那浆硬的胸衣、宽大的背心和装着法国烟草的圆形鼻烟壶十分相称；主人怎样张罗、奔走、忙活，敬客，顺路对着那位显贵的脊背微笑，像个小学生似的站在屋角，急匆匆喝下一小盆汤或吃下一块牛肉，管家怎样端上一条口里衔着一束花、长一俄尺半的大鱼，一些穿制服的仆役怎样板着面孔、阴沉着脸缠着每一个贵族，一会儿要给他们斟马拉加葡萄酒，一会儿要给他们斟干马德拉葡萄酒，几乎所有的贵族，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怎样像尽义务似地勉强干了一杯又一杯，最后，人们怎样嘭嘭响地打开香槟酒，举杯互祝健康：所有这一切，读者想必都了如指掌了。但我觉得特别精彩的是那位显贵在众人高高兴兴地洗耳恭听的时候亲口讲述的一段趣事。有一个人，大概是那位破产的高级文官，他很熟悉最新的文学动态，提到了女性的一般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对，对，”那位显贵接着说，“这话说得对。对年轻人就应该严加管教，要不然他们一看见女人的裙子就会神魂颠倒。”（所有的客人脸上都掠过一阵孩子般快乐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目光里甚至闪烁着感激之情。）“因为年轻人都很懵懂。”（这位显贵强调了“为”字，想必是为了表示他的权威，有时要改变单词通行的重音。）“就譬如说我的儿子伊凡吧，”他继续说，“这个傻瓜只有二十岁，可他却突然对我说：‘爸爸，让我结婚吧。’我对他说：‘傻瓜，你先得谋个差事……’嘿，他又是失望，又是流泪……可是我……不理他……”（这位显贵说出“不理他”这句话似乎不是从嘴里，而是从肚子里说出来的；他沉默了一下，对身旁的高级文官威严地看了一眼，而且把眉毛高高扬起，高得让人无法想象。高级文官愉快地向一侧点点头，极快地眨巴着瞧着显贵的那只眼睛。）“结果怎样呢，”那位显贵又说了起来，“现在他自己写信给我，说，爸爸，谢谢您教导了我这个傻瓜……可见，事情就应该这样处理。”所有的客人当然完全同意那位显贵的见解，而且似乎因为得到满足和教导而活跃起来……宴会结束后，来客都站起来，走到客厅去，发出较响然而还是不失体面，似乎在这种场合下能够容许的喧闹声……坐下来打牌。
我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关照我的马车夫明天早上五点钟给我套好马车，就去睡觉了。但是就在这一天里，还有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等着我去认识。
由于来客很多，谁也不可能单独睡一个房间。亚历山大·米海雷奇的管家把我带进一个绿莹莹的潮湿的小房间，那里已住着一个脱光了衣服的客人。看见我进来，他立即钻进被子里，把被子一直盖到鼻子上，在松软的绒毛褥子上翻腾了一会儿才安静下来，接着便从他那棉布睡帽的圆帽圈底下满怀戒心地注视着我。我走到另一张床（房间里共有两张床）跟前，脱了衣服，便躺到潮湿的被褥里。邻床的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向他道了晚安。
过了半个钟头。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睡着：一连串不必要的朦胧念头就像扬水机上上下下的吊桶似的一个接一个无休无止、顽固而单调地来到我的脑子里。
“您好像睡不着吧？”我的邻床说。
“是啊，”我回答，“您也睡不着吧？”
“我始终没睡着。”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地就迷糊过去了；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既然您不想睡觉，那您干吗躺到床上去？”
“那您叫我干什么呢？”
我没有回答邻床的问话。
“我觉得奇怪，”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说起来，“为什么这儿没有跳蚤。那么什么地方才有呢？”
“您好像在可怜它们，”我说。
“不，不是可怜。但我喜欢一切都合乎逻辑。”
“原来如此，”我想，“他用的是什么词儿啊。”
邻床又沉默了下来。
“您愿意跟我打赌吗？”他突然高声说。
“赌什么事？”
邻床开始让我感兴趣了。
“唔……赌什么事？就赌这件事：我相信，您把我当做傻瓜了。”
“没有的事，”我吃惊地嘟囔着。
“把我当乡下人，当大老粗了……您承认吧……”
“我还没有认识您的荣幸，”我不以为然地说。“您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怎么能！就凭您说话的声音：您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我……可我完全不是您想象中的那种人……”
“请听我说……”
“不，b您/b听我说。首先，说法语我不比您差，说德语甚至比您好；其次，我在国外待了三年，光在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先生，我能背诵歌德的作品；此外，我曾长期恋着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后我娶了一位患肺病的小姐，她虽然掉了头发，人品却极好。可见我可以跟您平起平坐；我不像您认为的那样，是个乡下人……我也经常痛苦地反省，我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
我抬起头，以双倍的注意力看看这个怪人。在夜灯幽暗的光线下，我勉强看清了他的面貌。
“喏，您现在就在看我，”他理理睡帽，继续说，“您大概在问自己：今天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他？我告诉您，您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说话没有提高声音；因为我躲在别人后面，站在门背后，跟谁都没有讲话；因为管家端着盘子从我旁边经过时预先把臂肘抬得和我的胸口一样高……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我穷，其次，我与世无争……您说句实话吧，您是不是没有注意到我？”
“我确实没有这种荣幸……”
“不错，不错，”他打断我的话，“这我知道。”
他抬起身子，把手抱在胸前；他的睡帽的长长影子折射到天花板上。
“请您坦率地说，”他突然侧目看了我一眼，又说，“您一定觉得我是个很古怪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怪物，或者也许更坏；也许您以为我是假装的怪人吧？”
“我还是要再次表示，我对您不了解……”
有一瞬间，他低下了头。
“为什么我要跟您这位素不相识的人突然间谈这些话呢？——上帝，只有上帝知道！（他叹了一口气。）并非因为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您和我，我们都是正派人，也就是说，都只管自己的事：您和我，我和您，都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这样？但我们两人都睡不着……那为什么不聊聊天呢？我很有兴致，这在我是很难得的。您也看得出，我很怕难为情，我怕难为情，并非因为我是个外乡人，没有一官半职，是个穷人，而是因为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可是有时候，我心境很好，这种偶然发生的情况我自己既不能决定，也不能预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不怕难为情了，譬如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哪怕让我面对面和达赖喇嘛坐在一起——我还会向他要一点鼻烟嗅嗅呢。可是，也许您想睡觉了吧？”
“相反，”我连忙回答，“跟您聊天我很愉快。”
“您的意思是说，我让您感到愉快……那就更好了……既然这样，我就告诉您，这儿的人都称我为怪物，也就是说，那些在闲聊中偶然提到我名字的人都这样称呼我。‘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的命运。’他们想侮辱我……啊，我的上帝！要是他们知道……我之所以被人家议论，就因为我一点也不怪，我无非是有点出格，譬如说，现在我在和您谈话，就是有点出格。可是这种出格无伤大雅，这是最平常的、根本不值一提的怪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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