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读者们，打猎的主要好处之一是使您乘上马车，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这对于一个赋闲的人来说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不错，有时候（特别是在雨季里）在乡间道路上奔波，进入“未开垦的处女地”就不太愉快，那时你得不时停下来，拦住碰到的随便哪个庄稼汉，问他：“喂，朋友，到莫尔多夫卡怎么走？”到了莫尔多夫卡，你又得向一个懵懵懂懂的农妇打听（所有的雇工都下地去了）：到大路上的客栈远不远？怎么走？接着，当你赶了十来俄里路，出现在你面前的却不是客栈，而是地主家的破烂村子胡多布勃诺沃，还把一大群猪吓得够戗——它们都齐耳朵藏在街道当中的深褐色泥浆里，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人来惊扰它们。走过摇摇晃晃的小桥，往峡谷底下驶去，涉过沼泽地里的小溪，也很不愉快。整整一昼夜行驶在一片浅绿色汪洋般的大路上，或者，愿上帝保佑你，一连几小时陷在泥泞里，这时大路边的彩色里程标上一边标着22，另一边标着23，这种情况也很不愉快。一连几个礼拜尽吃鸡蛋、牛奶和人们啧啧称赞的黑麦面包，也很不愉快……但是所有这些不便和艰难都因为另一种好处和满足而得到补偿。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在说了上面这些情况以后，已经没有必要再向读者细说五年前在集市最红火的时候我是怎样来到列别江的了。我们这些猎人常常在某一天早晨从自己或多或少是祖传的领地动身，本打算第二天傍晚回到家里，但是由于不断地射猎田鹬，便越走越远，最终来到了富饶的伯朝拉河岸边；况且，任何一个喜欢枪和狗的人都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动物——马的热烈崇拜者。就这样，我来到了列别江，在旅馆住下，换了一身衣服，便往集市走去。（旅馆的伙计，一个又高又瘦的二十来岁小伙子已经用他那带着鼻音的甜腻男高音告诉我，说某团的马匹采购员、某公爵大人就在他们这个旅馆下榻，说来了许多绅士，每天晚上都有茨冈人在这里唱歌，剧场里正上演《特瓦尔朵夫斯基老爷》，还说马的价钱都很高，不过上市的马都很好。）
集市广场上停着一排排看不到尽头的大车，大车后面则是各种各样的马匹：有大走马、养马场的马、比秋格马、拉大车的马、驿马和普通的农家马。有些养得膘肥体壮、光滑闪亮的马，按照毛色归类，盖着各种颜色的马衣，缰绳留得短短地拴在高高的大车上，它们怯生生地斜眼望着后面它们的主人马贩子手中那非常熟悉的鞭子。一些由草原贵族从一二百俄里外赶来的地主家的马匹，在一个衰老的马车夫和两三个脑子不灵活的马夫监视下，晃着长长的脖子，跺着脚，百无聊赖地啃着木桩子。一些黄褐色的维亚特卡种马紧紧地挤在一起。臀部宽大、尾巴成波浪形、脚上毛茸茸的大走马，有灰色带黑圆斑点的、乌黑的、枣红的，都像狮子一样，神色庄重、纹丝不动地站着。一些行家怀着敬意站在它们面前。在大车形成的街道上聚集着各种身份、各种年龄、各种外貌的人：穿蓝色长袍、戴高筒帽子的马贩子们狡黠地细心观察着，等待着顾客；鼓眼睛、鬈头发的茨冈人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看看马齿，抬抬马腿和马尾巴，喊叫着，骂骂咧咧着给人做中介，抓阄，或者死乞白赖地缠住某个戴制帽、穿海狸皮军大衣的马匹采购员。一个健壮的哥萨克高高地骑在一匹脖子像鹿一样细的瘦马上，要“全套”，也就是说连同马鞍和笼头一起卖掉那匹马。一些穿着腋下已经破烂的皮袄的庄稼汉拼命钻进人堆里，几十个人一起挤向一辆套着“试用”马的大车，或者在路边，靠着某个机灵的茨冈人的帮助，与人讨价还价弄得精疲力竭，他们彼此击了上百次掌，各人坚持自己的价钱，而这时候，作为他们讨价还价的对象，一匹身上盖着破草席的劣马却在那里眨巴着眼睛，就像事情与它无关似的……确实，将来由谁来鞭打它，对它来说还不是一样！几个染着唇髭、神情庄重的宽额头地主戴着波兰四角帽，穿着厚呢长外衣，只套着一只袖子，正降低身份，和几个戴绒毛帽子和绿色手套的大肚子商人交谈。一些不同部队的军官也在那里挤来挤去，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胸甲骑兵，是个德国人，正冷静地问一个瘸腿的马贩子：“这匹栗色马要卖多少钱？”一个十九岁模样的淡黄头发骠骑兵正在为他那匹干瘦有劲的溜蹄马物色一匹拉套马；一个车老板，头戴插孔雀毛的平顶帽，身穿褐色呢上衣，窄窄的绿腰带里揣着一副皮手套，正在物色一匹辕马。一些马车夫在为自家的马匹编尾巴，把马鬃打湿，向绅士们提出有礼貌的忠告。买卖已经成交的人按照各自不同的境况，正分别赶往大酒馆或小酒店……而所有这些奔忙、叫喊、折腾、争吵、和解、骂街和欢笑都是在齐膝深的泥泞里进行的。我想为我那辆四轮轻便马车买三匹耐用的马，因为我那几匹马快不中用了。我找到了两匹，而第三匹还没有挑选好。吃过了那顿我不想加以描写的午饭（埃涅阿斯深知，回忆已经过去了的痛苦是多么不愉快），我便到一家所谓的咖啡馆去，那里每天晚上都聚集着马匹采购员、养马场主和其他来客。在弥漫着烟草灰色烟雾的台球房里有二十来个人。这里有穿着匈牙利骑兵式上衣和灰色西裤的年轻地主，他们留着长长的鬓发，唇髭上抹着油，无拘无束，正傲慢而肆无忌惮地四处张望；一些穿哥萨克式上衣、脖子奇短、眼睛浮肿的贵族也在这里烦人地哼哼着；商人们坐在一旁，正如俗话所说的，靠边站站；几个军官在那里随意交谈。某公爵是个二十二岁光景的年轻人，正在那里打台球。他神情愉快，有点目空一切，穿着敞怀的常礼服、红色绸衬衫和肥大的丝绒灯笼裤，正在和一个退伍的陆军中尉维克多·赫洛帕科夫打台球。
退伍陆军中尉维克多·赫洛帕科夫是个三十岁模样、肤色黝黑、个子瘦小的人，长着黑头发、褐色眼睛和一只往上翘的蒜头鼻子，他是选举和集市的热心观众。他走路的时候总是边走边跳，神气活现地挥动着他那双弯成圆形的手臂，歪戴着帽子，卷起军装的袖子，露出灰蓝色细棉布里子。赫洛帕科夫先生善于巴结彼得堡富家子弟，和他们一起抽烟、喝酒、打牌，跟他们称兄道弟。他们凭什么喜欢他，这事颇为令人费解。他既不聪明，也不滑稽，当个丑角都不合格。不错，他们随随便便和他友好地交往，把他看成一个善良而不务正业的人，和他来往了两三个礼拜，然后便突然不理睬他，而他也不理睬他们。赫洛帕科夫中尉的特点是在一年，有时是两年期间里，不管恰当不恰当，总说同一个口头语，这句口头语并无可笑之处，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听了都要发笑。八年前，不管到哪里，他都要说：“向您表示敬意，衷心感谢您。”他当时的那些保护人每一次都会捧腹大笑，并要他一再说“向您表示敬意”；后来他又用了一句相当复杂的话：“不，您可是太那个了，盖斯格赛——结果当然是这样，”这句话同样得到辉煌的成功；过了两年，他又想出了一句新的俏皮话：“涅武性急巴，上帝的仆人，用羊皮缝上，”等等。您瞧怎么着！这句并不出彩的话竟给他带来吃的、喝的和穿的。（他的财产早就挥霍净尽，现在全靠朋友接济。）请注意，除此之外，他是绝对不会有别的任何用处的。不错，他每天能抽一百袋“茹可夫”烟，打起台球来，能把右腿抬得比头还高，瞄准的时候，总是拼命移动手里的台球杆，当然，对于这种优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他也很会喝酒……不过在俄罗斯凭这一点并不能显得出类拔萃……总之，对于我来说，他之所以能得逞，完全是个谜……只是有一点：他很谨慎，他从不泄露别人的家丑，不说别人一句坏话……
“唉，”看见赫洛帕科夫的时候，我心里想，“现在他的口头语是什么啊？”
公爵打中了白球。
“三十比零，”一个脸色黝黑、眼睛下面呈铅灰色、害肺病的记分员叫道。
橐的一声，公爵把一个黄球打入边袋。
“好！”坐在屋角一张摇摇晃晃的独脚茶几旁的一个胖商人从丹田里发出一声喝彩，他刚叫过就觉得难为情。幸而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松了一口气，捋捋大胡子。
“三十六比零，”记分员用鼻音喊了一声。
“怎么样，老弟？”公爵问赫洛帕科夫。
“怎么样？那还用说，流……氓，简直是个流……氓。”
公爵噗哧笑了起来。
“什么，什么？再说一遍。”
“流……氓！”退伍陆军中尉得意地重说了一遍。
“瞧，又是一句口头语！”我想。
公爵把一个红球打进袋里。
“唉！不是这样打，公爵，不是这样打，”一个眼睛发红、鼻子很小、脸像熟睡中的婴儿的淡黄头发小军官突然喃喃地说，“不是这样打……应该……不是这样打！”
“怎么打呢？”公爵回过头去问他。
“应该……这样……用碰两面台框的打法。”
“是吗？”公爵喃喃地说。
“怎么样，公爵，今晚到茨冈人那儿去吗？”感到难为情的年轻人连忙接着说。“斯捷什卡要唱歌呢……伊柳什卡……”
公没有回答他。
“流……氓，老弟，”赫洛帕科夫狡黠地眯起左眼嘀咕了一句。
公爵哈哈大笑起来。
“三十九比零，”记分员高喊。
“零……等着瞧吧，看我把这个黄球……”
赫洛帕科夫移动着台球杆，瞄准了一下，可是打滑了。
“唉，流……氓，”他气恼地叫了一声。
公爵又大笑起来。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赫洛帕科夫不想再重复这句话：他想卖一下关子。
“您滑了一杆，”记分员说。让我给您的球杆涂一些白粉……四十比零！”
“对啦，诸位先生，”公爵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但是并不专门看着哪一个，“你们等着瞧吧，今天在剧场里一定要叫韦尔任比茨卡娅出场。”
“当然，当然，一定要叫韦尔任比茨卡娅出场……”几个以能回答公爵的话为莫大荣幸的绅士争先恐后地叫起来。
“韦尔任比茨卡娅是个极出色的女演员，比索普尼亚科娃好多啦，”屋角里一个蓄小胡子、戴眼镜、一副寒酸相的人尖声说。一个可怜虫！其实他心里魂牵梦萦的是索普尼亚科娃，可是公爵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来人哪，拿烟斗来！”一个身材高大、相貌端正、气宇轩昂的绅士，从各种迹象看是个赌棍，把下巴压在领带上说。
跟班跑着去拿烟斗，他回来时报告大人，说马车夫巴克拉加有事求见。
“噢！这样吧，让他等一等，给他送点伏特加去。”
“遵命。”
后来有人告诉我，巴克拉加是个年轻、漂亮、极受宠爱的马车夫，公爵喜欢他，送马匹给他，和他赛马，整夜整夜和他在一起玩乐……这位公爵从前是个浪荡子，挥金如土，现在您可认不出他了……现在他浑身洒满香水，衣冠楚楚，好神气！他政务繁忙，主要是处事谨慎！
可是烟草的烟雾熏得我眼睛发痛。我最后一次听完赫洛帕科夫的喊叫和公爵的哈哈大笑以后，便起身回房间去了。房间里有一张有弯曲高靠背、铺着鬃垫、窄小而且已经压瘪了的长沙发，我的跟班已替我铺好了被褥。
第二天，我到各家马店里去看马，先从有名的马贩子西特尼科夫家看起。我跨过便门，走进一个撒着沙土的院子。马厩敞开的门前站着老板本人，他年纪已经不轻，高大而肥胖，穿着高翻领的兔皮袄。他看见我，便慢慢地向我走来，双手把帽子举过头顶，拖长声音说：
“啊，欢迎光临。您大概是来看马的吧？”
“是啊，来看看马。”
“请问要什么马？”
“让我看看您有些什么马吧。”
“遵命。”
我们走进马厩。几只白色小狗从干草堆上站起，摇着尾巴，向我们跑来；一只长胡子的老山羊不高兴地走到一旁去；三个穿着很结实却满是油污的皮袄的马夫默默地向我们鞠躬。左右两边，在做得高出地面的马栏里站着近三十匹马，这些马都照料得很好，洗刷得很干净。横木上一群鸽子在飞来飞去，咕咕叫着。
“您需要什么样的马：是拉车用还是作种马用？”西特尼科夫问我。
“既要拉车又要作种马。”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马贩子一字一顿地说，“彼嘉，把银鼠拉出来让这位先生看看。”
我们走到院子里。
“要不要从屋里端条板凳出来？……不要？……那就请便。”
马蹄在地板上橐橐地敲着，鞭子啪地响了一声，彼嘉，一个麻脸、肤色黝黑、四十岁模样的汉子牵着一匹体态相当匀称的灰色公马从马厩里跑出来，他让马直立起来，牵着它在院子里跑了两圈，灵巧地让它站在展示的地方。银鼠伸展着身子，呼地打了一声响鼻，甩起尾巴，把头转动了一下，瞟着我们。
“一匹训练有素的马！”我想。
“放开它，放开它，”西特尼科夫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您看怎么样，行吗？”最后他问我。
“这匹马不错，但前腿不很有劲。”
“腿非常好！”西特尼科夫很自信地驳回我的话，“您再看看……臀部……像一座炕，简直可以睡觉。”
“蹄腕骨太长。”
“一点也不长——您说话可得凭良心！让它跑，彼嘉，跑快步，快步，快步……别让它大跑。”
彼嘉又牵着银鼠在院子里跑了一阵。我们都不吭声。
“好吧，把它牵回去，”西特尼科夫说，“把雄鹰牵出来给我们看看。”
雄鹰是一匹毛色像甲虫一样的荷兰种黑色公马，臀部下垂，精瘦强壮，看来比银鼠要强些。它是属于爱马的人所说的那种“能砍，能劈，能俘虏”的马，也就是说，跑的时候，前腿总是向左右两边撇，而很少向前跑。中年商人更喜欢这种马，因为它们的步态很像手脚麻利的伙计那种矫健的步伐；饭后出去兜风，让这种马单独拉车是不错的。它们拉车的时候显出一种得意洋洋的样子，弯着脖子，尽心竭力地拉着粗糙的轻便马车，车上载着吃得饱得不想说话的车夫、因患胃灼热而郁郁寡欢的商人和穿浅蓝色绸外衣、戴紫色头巾的虚胖的老板娘。雄鹰我也拒绝了。西特尼科夫又让我看了几匹……我终于看中了一匹沃耶伊科夫种的灰斑公马。我忍不住满意地拍拍它的鬐甲。西特尼科夫立刻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怎么样，它拉车拉得好吗？”我问。（谈论大走马的时候一般不说“跑”得好不好。）
“拉得好，”马贩子平静地回答。
“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啰。喂，库齐亚，把追风套上车。”
驯马师库齐亚是个行家，他驾着马车在街上从我们面前来回跑了两三次。马跑得很好，步伐不乱，臀部不耸动，举步自如，尾巴扬起，是一匹阔步马。
“这匹马您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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